浙江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十大优势

许垚

浙江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十大优势

许垚

浙江的经济结构、产业特色、市场意识、所处阶段、发展动力、制度环境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完全可能成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路先锋”，为全国的实践提供“浙江样本”

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是中央的要求，也是浙江自身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浙江的经济结构、产业特色、市场意识、所处阶段、发展动力、制度环境都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具有天然的契合性，完全可能成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开路先锋”，为全国的实践提供“浙江样本”。

一是探索实践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一名词是去年11月由习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正式公开提出的，但对浙江而言，这个并不是新生事物，从总书记在浙江主政时期提出的“腾笼换鸟、凤凰涅槃”，到近年来浙江打出的“五水共治”、“四换三名”、七大产业、特色小镇等转型升级组合拳，实质上都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浙江之所以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表现更加稳健，说到底是转型更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更早。以“去产能”为例，浙江近三年来累积淘汰了7000多家企业的落后产能、近6万家脏乱差小作坊，特别是在去年年底成功关停杭州钢铁集团半山钢铁基地400万吨钢铁生产线，并妥善安置1.2万名人员，实现“无一人到省市区政府上访、无一起到集团公司恶性闹访、无一起安全生产事故发生”的目标，成为全国城市钢厂关停搬迁的典型，得到高层领导的肯定。

二是办法经验多。浙江探索供给侧改革的实践，也创造了许多好的办法和经验。浙江是最早探索用政府基金的形式引导发展新兴产业的省份之一，早在2009年浙江就开始尝试设立省级创投引导基金，2013年设立的省级创新强省基金，2014年设立省级信息经济创业投资基金，到2015年设立200亿元的省级政府产业基金，与社会资本合作设立子基金近140支，到去年底已经投资实体企业项目650多个，获得银行跟贷及承诺跟贷2700多亿元。又如“去杠杆”，浙江制定了《浙江银行业分类帮扶困难企业指导意见》，针对扶持类、挽救类、退出类等三类企业，推广运用延缓追偿法、授信聚拢法等“帮扶八法”，在积极稳妥“去杠杆”的实践中为全国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经验。

三是就业压力小。根据相关研究，按照钢铁行业和煤炭行业平均去产能12%测算，这一轮“去产能”将会在2-3年内导致钢铁40万人、煤炭行业60万人失业，但主要压力将集中于北方地区，尤其是华北、东北地区（如2015年河北约占钢铁产量的21%，山西约占煤炭产量的26%）。而浙江钢铁产量约占全国的4%，煤炭行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分流下岗压力不大，推进供给侧改革的阻力自然相对较小。而且，浙江作为劳动力输入大省，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长期面临的仍然是招工难、留人难等问题，2015年季均求人倍率1.5，需大于求长期存在，近年来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新产业、以新能源和新材料为代表的新技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模式、以电子商务为代表的新业态蓬勃发展，这“四新”经济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2015年末登记失业率为2.93%，比上年末下降0.03个百分点。

四是市场意识足。与需求管理政策主要强调政府宏观调控相比，供给侧改革更为强调发挥企业和创业者作为市场主体的作用，这方面浙江具有天然的优势。浙江人素有“不找市长找市场”的传统，以“四千精神”为代表的浙江人开创了草根创业的经济奇迹，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形势下，新一代创业者更具全球视野、知识密集型和环境友好型等特征，平均12个浙江人里面就有一个老板。去年6月，在全国率先推广“五证合一”登记制度，推出了多证联办、“一照多址”、“一址多照”、筹建登记等多项改革举措，2015年全省共新增市场主体177.6万户，其中企业66.7万家，日均新设市场主体数从2011年的1600余家提高到2015年的2100余家。各类众创空间达到100多家，贝壳社等14家众创空间入选首批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占全国的1/5。

五是回旋余地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绕不过去的坎，既是中央适应和引领新常态作出的重大创新，也是问题倒逼、必经关口，是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的根本之道，但短期内可能加大经济下行压力。浙江去年GDP增速为8%，高于全国6.9%的水平，在发达省份中也处于较好水平，承受“短痛”能力更强。从这几年生产总值计划指标制定情况看，2012年是8.5%，到此后逐年调整到8%以上、8%左右、7.5%左右，到2016年预期目标7%-7.5%，这本身就反映了省委省政府主动作为，没有过于关注短期经济增速的变化，而是更多重视和关注结构调整、深化改革、创新创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把注意力集中到加快转型升级上。近年来浙江经济社会仍然保持了平稳发展，而“肌体”更加茁壮健康，完全可以加快推进供给侧改革，为全国平稳发展创新发展多做贡献。

六是资本市场活。国家在2013年发布的《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提出了“四个一批”。“消化一批”需要扩大内需，在经济减速的压力下空间极为有限；“淘汰一批”是要啃掉剩下的“硬骨头”，涉及维稳等多方面压力需要破解；“转移一批”潜力有限，对外转移面临投资便利化、金融配套等制约；最为稳妥可行的是“整合一批”，即兼并重组，而资本市场为兼并重组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浙江截止到去年年底，有境内上市公司299家、居全国第二，境外上市公司80家，新三板挂牌企业442家，位居全国第五，浙江股权交易中心挂牌企业1577家，且并购较为活跃。去年前三季度全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327起，交易金额1324亿元。区域性交易市场体系也不断健全，搭建了涵盖股权、产权、金融资产、大宗商品等各类品种的交易平台体系，满足企业挂牌、股份流转、债券融资、金融资产转让等多方面需求，实现产能过剩企业“搭车发展”。

七是产业基础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做好过剩产能的减法，也要做好新兴产业的加法，“减”的归宿是腾挪出“加”的空间。浙江三次产业结构已实现从“二三一”向“三二一”的历史性跨越，2015年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提高到49.8%，高新技术产业、装备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上工业比重提高到37.2%、36.8%、25.5%，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经济成为发展新亮点，信息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占GDP的7.7%，信息化发展指数位居全国第三、省区第一。在过去10多年，中国经济处于重化工业的前期，根据国际经验，这一时期也是资源能源密集型重化工业快速发展期，而近年来中国经济开始步入重化工业后期，技术知识型重化工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交融发展，浙江经济结构的优势更加凸显，资源要素的劣势也避免了“荷兰病”的“资源诅咒”，同时由于浙江拥有阿里巴巴这样的世界性领先企业，搭上了“信息高铁”，在这样的基础上，浙江完全可以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契机，顺势而为，抢占新一轮区域竞争新优势。

八是财政实力强。“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虽然都必须依靠市场手段，但政府财政实力强是支撑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要素。“去产能”可能引致的工人下岗分流安置费、“去库存”中用到的房票、“降成本”中的地方水利建设基金减免等手段，都需要财政实力作为保障。最为典型的“去杠杆”，从字面上而言就是削减债务，而要害在于防范化解债务处置不当可能引发的系统性、区域性金融风险。就浙江而言，“去杠杆”的着力点是要化解企业资金链担保链等“两链”风险，浙江财政实力较强，去年地方财政收入居全国第五，为处理风险提供了较好的经济条件，如萧山和柯桥均设立了5亿元的企业应急转贷资金，桐乡设立了1亿元的工业企业专项应急转贷资金，较好地控制了风险的蔓延。在“降成本”方面，去年全省研发费加计扣除达281亿元，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优惠金额达96亿元。

九是制度环境好。从一定意义上，供给侧改革实质上就是改革政府公共政策的供给方式，更好地与市场导向相协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各项体制改革，减少政府直接干预，激发微观经济活力，这才是供给侧改革的真正核心和关键。浙江从201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启动权力清单、责任清单制度改革，探索开展企业投资不再审批和50天高效审批试点，制定实施非独立选址项目不再审批办法，推进企业投资项目审批高效化。去年省级实际执行的行政许可减少到283项，委托市县执行89项，全面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浙江政务服务网基本实现全省行政审批“一站式”网上运行。可以说，浙江良好的政府改革进展本身既是供给侧改革的“兵马”，也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充足的“粮草”。

十是民生短板少。相对于中西部，甚至相对于广东、山东这样的发达省份，浙江补“民生短板”的压力较小，这为浙江集中火力补科技创新的短板、补产业高端化的短板、补综合交通的短板创造了更好的条件。首先城乡差距相对较小，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10年的2.42缩小到2.07，大大低于全国2.73的水平，农民人均收入水平连续31年居全国省区第一位，2014年超过北京列上海之后居全国第二位，去年年底家庭人均年收入低于4600元的贫困现象全面消除。其次，地区发展均衡性较好，原有的26个欠发达县经济总量、财政收入和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等主要指标均已超过全国县域经济平均水平，去年成功“摘帽”，“欠发达县”在浙江已成为历史名词。再次，浙江全面小康水平高，根据国家统计局制定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测算，2014年浙江全面小康社会实现程度为97.2%，居全国各省市区第一。

作者为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处副处长、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