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怀抱谁人知*
——严复早期报刊实践活动探析（1895-1899）

惠萍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男儿怀抱谁人知*
——严复早期报刊实践活动探析（1895-1899）

惠萍

（河南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1895-1899年是严复从事报刊实践活动最活跃的几年，也是严复思想影响成型和上升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报刊实践活动基本上奠定了严复在我国思想史文化史上地位之基础。但结合时代背景，具体考察严复的个人生活遭际、文化结构、政治诉求以及经营报刊的经济收益，可知严复从事报刊实践活动的初衷并没有超出一个传统士大夫的思想之囿。其思想并没有呈现出前期激进、后期保守的变动讯息，相反却可看出他反对无序革命、坚持渐进改良的思想。

关键词：严复；《直报》；《国闻报》

①2015年4月24日，李克强总理视察严复故居时对严复的评价。见人民网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425/c1024-26902609.html

如果把严复于1895年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政论散文而蜚声士林视为严复影响中国思想界之起点的话，那么严复思想影响中国思想界已百二十余年矣。“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一来自严复创译的天演进化思想，不仅为当时正值“千年未遇之变局”的中国思想界提供了针对那个特殊社会转型期的有效解释范式——“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且还为处在“天演物竞”之场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行动指南——“成为适者”。当时人们纷纷取名“适之”、“竞存”之类便是明证。而严复晚年为自己墓碑亲笔题写的铭刻“惟适之安”既可视为严复依此理论对人类生存的终极思考：“依乎天理，是故有变境而无生灭，安时处顺，薪尽火传”［1］1104，也可视为严复留给世人最后的谆谆教诲。“民惟安生乐业，乃有以自奋于学问思索之中，而不忍于芸芸以生，昧昧以死”［1］1363。对严复本人来讲，他“既放眼世界又葆有纯正中国心”①，终生都在思考着“近之可以保身治生，远之可以利民经国”［1］5的大事，至于他的思想是激进还是保守、是进步还是落后、是现代还是传统，以及生前身后人们加之于他的毁誉都不能简单以一概之。对严复的关注和研究从他在世开始一直持续在现在，但全方位展开系统研究还是自20世纪中国改革开放始，尤以新世纪以来研究成果为最丰，专著论文不断涌现。

最近两篇严复研究的文章《突破现代性二元叙事模式：论严复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和《严复研究之检讨与前瞻》［3］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前者认为人们习惯于用现代性叙事的支配性话语，诸如启蒙-救亡、保守-进步、传统-现代之类机械教条的二元论架构来研究严复的复杂思想，因此无论是李泽厚、史华兹、皮后锋还是汪晖眼中的严复，反映的都是研究者本人的意图，结果必然是呈现一个研究者自己的严复，遮蔽甚至抹杀了严复本身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丰富性。他认为“严复既要求变法，也要求守道。守道是治本，变法是治标。严复重治本甚于治标，当然也就重守道甚于变法。”可历来的严复研究，几乎从未将之作为研究主题。后者把严复放在“晚清新学”之“侯官新学”一派，总结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术界对严复研究的三个阶段或者三种类型：以周振甫、王等为代表的一派，将严复一生分为西化维新、中西融合、复古守旧三个时期；以本杰明·史华兹等为代表的一派，带着浓重的“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其在“寻求富强”这一目的上前后具有一贯性；以大陆学者刘桂生、欧阳哲生和台湾学者林启彦、黄克武等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融互释说”，并指出这几种研究模式是分别建立在当时的社会语境和政治语境之上。基于改革开放后学术的反思与重建，严复研究的前瞻性寄希望于争取“更接近真理”的研究。走笔至此，忽然想起严复“四十不官拥皋比，男儿怀抱谁人知？”［1］361这句诗来，我们真的理解这个“尝中夜起而大哭”［1］521、后来自称“野老人”的严复吗？

正像张汝伦提到的那样，多数人一讲严复就是翻译，就是《天演论》，就是西学。其实，严复思想和影响远比这些内容复杂。其思想影响成型和上升时期当属1895年春天开始在天津《直报》发表“救亡四论”，以及1897年和友人共同创办《国闻报》再到1899年迫于形势转卖《国闻报》这一段时期，《天演论》也在其间公开发表。严复这一时期的报刊实践活动奠定了他一生的思想基调。本文尝试突破非此即彼的二元叙事模式，拟从时代背景、个人生平、文化结构、政治诉求和经济收益等方面来解析严复从事报刊实践活动的初衷和影响。

一、严复早期从事报刊活动的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际

“甲午春半，正当东事臬兀之际，觉一时胸中有物，格格欲吐。”［1］514甲午海战的失利，对于服务北洋水师学堂多年的严复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战争中去世的有他当年的同窗和他亲自调教的学生，甲午海战的失败，使清政府多年致力于海军事业的心血付之东流，也沉重地打击了国人的自信心。此时严复格格欲吐的“胸中之物”不仅仅有大清与日本决战海上而失败的屈辱，而且还夹杂着他内心些许不吐不快但又难以言明的压抑情绪。踌躇满志回国的他，仕途并不尽如人愿，先在南洋，后调至李鸿章所掌北洋。如果说严复没能正常走上科举取士的“正途”是因早年丧父而不得不中断中学习练的话，那么当他以船政学堂优秀学员毕业并出国留学，提前回国充实教员队伍的时候，还没完全意识到“科举”出身之于“仕途”的重要性。尽管1890年36岁的严复已经是北洋水师学堂的总教习，但他总有一种“不与机要”的边缘感，“兄北洋当差，味同嚼蜡”。当他明白若要在当时官僚体制里实现正常晋升必须有一个科举“身份”的时候，分别在1885年、1888年、1889年和1893年四次参加科举考试，四次均不第。如果加上第一次备考的时间，前后四次备考时间加起来至少有十年，而且是从青年到中年的十年，这对严复的打击可想而知。家庭生活因母亲和原配夫人王氏分别于1889年和1892年病逝而有大的变动，妻子病逝当年娶妾江氏。另外两个人的去世对严复的心理冲击也很大：一个是沈葆祯①“沈葆祯（1820—1879），清朝大臣，字幼丹，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进士……1866年任福州船政大臣，主办福州船政局。”见杨庆旺，哈铧：《中国军事知识辞典》，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456页。，另一个是郭嵩焘②“郭嵩焘，字伯琛，号筠仙，曾自署南岳老人，晚号玉池老人，又称养知先生。湖南湘阴人。道光进士，选庶吉士。……光绪二年十月，充当首任出使英国大臣，任驻英国公使，后又兼任驻法国公使。光绪五年因病归国，十七年（1891年）卒于家。”见郭嵩焘：《郭嵩焘全集》，岳麓书社，2013年版，第89页。。严复当年考进福州船政学堂主考官就是沈葆祯，严复以《大孝终身慕父母》一文获得了最好成绩。对严复有知遇之恩的沈葆祯，多少跟严复还有点亲戚。但严复回国不久，沈葆祯就去世了。而郭嵩焘同样对严复有知遇之恩。郭嵩焘在驻英期间经常和严复一起交流，对严复褒爱有加，属忘年交。1891年郭嵩焘去世。他去世的时候，严复写了挽联“平生蒙国士之知，而今鹤翅，激赏深惭羊叔子；惟公负独醒之累，在昔蛾眉谣诼，离忧岂仅屈灵君。”［4］家庭精神上的依靠母亲和原配夫人相继离去，事业上能够提携赏识自己的“伯乐”业已辞世，再加上四次应试不第，现实与严复对个人前途发展的期许相差很远。性情有点狂傲的严复再也平静不下了，他必须有个平台发声，把多年的观察、思考和郁积之气一股脑地都倾倒出来。血淋淋的事实促使忧心如焚的严复宁负发狂之名大声疾呼：“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1］40。于是，一个作为思想家的严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二、严复《直报》时期的报刊实践活动及其影响

严复几篇振聋发聩的政论文章发表在刚刚创刊的《直报》上，分别为1895年2月4日、5日的《论世变之亟》，1895年3与4日至9日的《原强》，1895 年3月13日、14日的《辟韩》，1895年3月29日的《原强续篇》，1895年5月1日至8日的《救亡决论》。严复在其上发表文章后，引发士林对严复的关注。严复开始由一个水师学堂的教习作为思想家登上历史舞台。有人把这段时间称作“严复的《直报》时期”①张志杭：《〈直报〉时期严复自然法则思想》，《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4年第1期。。

《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文章的发表是严复第一次借助近代出版业搭建的舆论平台发出自己的声音。今天我们仍能从这些题目上的“亟”、“决”等字眼感受到当时严复内心的焦灼。“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说不胫而走。这些文章体现出严复一贯主张的“一举足则不能无方向，一著论则不能无宗旨”［1］491的雅正原则，并且观点鲜明、感情激越、逻辑严密、论证有力。严复在这一系列政论散文中清楚地表明了他对时局的看法：变亦变，不变亦变，“中法之必变，变之而必强”。并且他认为变法之道在于把握西方“自由为体、民主为用”的精神实质，不能靠简单的移植，而是要标本兼治：“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1］14而民智、民力、民德的提高都有赖于人才的培养，因此他呼吁变法要从废除八股开始，并历数八股的“三大害”。这“三大害”恰好是造成国民素质低下的直接原因：“锢智慧”造成民智不高、“坏心术”造成民德不醇、“滋游手”造成民力不强。总之，八股使天下无人才。对此，四次应试不举的严复应该有切身之痛。针对八股取仕是“为国求才，劝人为学”的惯常说法，严复则鲜明指出“求才为学二者，皆必以有用为宗，而有用之效，征之富强；富强之基，本诸格致。不本格致，将无所往而不荒虚，所谓‘蒸砂千载，成饭无期’者矣。”［1］43也即不管是“为学”还是“求术”，当务之急是寻找救亡图存之千秋大计，一切都要本着这个目的。于是严复明确提出救亡之道在于废除八股而引进西学，他以尊民叛君、尊今叛古的精神，公开申斥历代帝王是窃国于民的大盗，主张废除八股，取消科举制。他还指出欲求中国富强，必须变法，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改革主张，为维新运动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持。

《直报》创刊于1895年1月26日，由德国人汉纳根出资创办的当时天津第二份中文报纸，是继《时报》之后、《国闻报》之前天津最有代表性的报纸，也是一份商业报纸，日出一报，周日歇刊。经查，1月26日是星期六，2月4日是星期一，也就是说《直报》创刊后一周就组到了严复的稿子，反过来也可以说严复《论世变之亟》的稿子是有备而来。但严复和《直报》是什么关系？严复此间的日记没有保存下来，尚不知严复在《直报》发表文章确切的来龙去脉，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严复和汉纳根是熟识的：据悉，汉纳根（1855-1925），德国人，陆军大尉。1879年李鸿章聘请年仅24岁的汉纳根来华做军事顾问，曾任北洋水师武备学堂骑术总教习。而严复是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汉纳根后来还有一个身份是时任天津海关税务司英籍德国人德璀琳的女婿（1905年汉纳根与其大女儿结婚），而德璀琳则是当时天津英文《中国时报》的主要出资人之一，同时办有中文《时报》，聘请英国李提摩太为主笔。《直报》在版式和内容体例上都仿照《时报》，创刊号上发表《直报说》一文言明该报秉公直书的办报宗旨：“联上下之情谊，以广中外之见闻”［5］。这份报纸在兼顾商业性广告的同时也发表一些显示中立的文章，也曾站在清政府的角度平衡在天津华洋共处的各国势力。这份报纸在1904年被袁世凯查禁，1904年改为《北洋商报》出版，8月自行停刊，1904年9月改为《中外实报》出版，直至1917年被查封而停刊。［6］这是后话。

严复在《直报》发表的文章总量并不是很多，但影响颇大。其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概括起来有三：其一是初步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思想家的严复，而严复也切身体会到了凭借媒体舆论平台传播思想、展现自己政治抱负的巨大作用；其二显示出严复作为京津一带高层知识分子的活动能力和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甚至还体现在严复在《直报》上发表的《辟韩》一文时隔两年后又转载到《时务报》上，引起张之洞的注意，并组织文章反驳之。“好者好，恶者恶”，间接起到了联络志同道合的同志关系；其三是亲身了解到了报纸传播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商业价值，为其后创办《国闻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至于后来严复于创办《国闻报》前后在《直报》上发表文章很少的原因，大概是因为毕竟还是外国人办的报纸，再后来就估计跟德国抢占胶州湾有关了。

三、严复《国闻报》时期的报刊实践活动及其影响

如果说1895年被称为严复的《直报》时期，那么从1897年10月26日创办《国闻报》中经1898年3月26日“以当初忽忽开办，成本未充，不能持久”之由假盘给日人西村博再到1899年4月29日（光绪二十五年三月二十日）真正卖于日人这不到两年的时间应该称之“《国闻报》时期”。这一时期严复主要参与创办《国闻报》（包括《国闻汇编》），不但确定了“求通”的办报方针，积极维护报纸的独立品格，还担任主笔，创作了一系列政论散文。另外这一时期严复开始翻译《天演论》等著作的一些章节，先后刊登在《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上。

（一）严复《国闻报》时期的报刊实践活动

1、参与创办《国闻报》和制定“求通”的办报方针。《国闻报》创刊于1897年10月26日（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初一日），共出日报旬报两种。日报每日印一张，计八开，用四号铅字排印，名曰《国闻报》，用毛边纸单面印刷，对折成四面，每日约八千至一万字。前四版为新闻与评论，后四版全部是广告。旬报十日印一册，约计三万言，用三号铅字排印，名曰《国闻汇编》。以下是《国闻报》章程中的内容：“（一）日报首登本日电传上谕，次登路透电报、本馆主笔人论说，次登天津本地新闻，次登京城新闻，次登保定。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营口、牛庄、旅顺、奉天、吉林、黑龙江、青海、前藏、后藏各处新闻，次登外洋新闻。至东南各省新闻，东南各报馆言之甚详，本馆一概不述。（一）日报另出附张，不取分文。先登告白，次登每日上谕，宫门抄，京外各衙门奏摺。其所印奏摺，四围留空白，以便阅报诸君将来汇齐，裁订成册。（一）毁谤官长，攻讦隐私，不但干国家之律令，亦实非报章之公理。凡有涉于此者，本馆概不登载。即有冤抑等情，借报章申诉，至本馆登上告白者，亦必须本人具名，并有妥实保家，本馆方许代登。如隐匿姓名之件，一概不登。（一）日报每月售制钱三百文，旬报每册售制钱一百五十文，一年计三十三册，定阅全年者，每分售制钱四千文。外埠寄费，按照路之远近，酌量加费。凡代本馆经件各报者，其报资按八折计算，即以二成作为代售经费。但各代卖之人，向阅报人取值。不得多于本馆所定之数。”［1］455-456

这个章程清楚地彰显出《国闻报》现代报纸的特性。首先，该章程显示出新闻的均衡性和接近性。除了东南各省报业比较发达的地方不谈，所涉新闻几乎遍布全国，和东南各省形成互补之势。在安排刊登新闻的次序时，中外新闻先中后外；国内新闻先天津本地，再京城，再其他各省，体现出新闻要求心理上的接近性。其次，该章程显示出对报纸坚持独立自由、人人平等的立场。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含冤百姓，都有不受要挟和干涉的自由，有客观真实地散布信息的自由，不得以报纸成为谋私的地方。再次，该章程表现出以读者为中心的服务意识。比如另出附张不要钱，四周留白方便读者裁顶成册。最后，本章程还强调报纸经营过程中的商业性和契约型。比如代销者的价格不能高于本馆所定的价格。

办报方针一般指报纸的发行者或主办单位在创刊时就制定下的努力方向或目标。办报方针规定了报纸的受众定位、传播偏向以及传播风格。《国闻报》在创刊伊始就声明：“《国闻报》何为而设也？曰：将以求通焉。夫通之道有二：一曰通上下之情，二曰通中外之故。”同时在旬报《国闻汇编》“叙”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意思，“相通则治进，相闭则治退”［1］456。“求通”的办报方针深深影响了《国闻报》的读者定位，《国闻报》的读者是普通商贾百姓，《国闻汇编》的读者对象则是专门的知识分子。二者刊登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老百姓和知识分子普遍关注的国际形势和国内的基本情况。除了日常民生新闻，基本上是围绕着变法图强的国内外大事。《〈国闻报〉缘起》中针对“通上下之情”和“同中外之故”又进行了一个深入的阐释。“为一国自立之国，则以通下情为要义；塞其下情，则有利而不知兴，有弊而不知去，若是者国必弱”；“为各国并立之国，则尤以通外情为要务；昧于外情则坐井而以为天小，扪而以为日圆，若是者国必危。”简言之就是要通晓国内和国际局势，因为只有如此，人们才能知己知彼。《国闻报》就是沟通上下之情、左右之况以及国内外国际大势的前提下刊登中外新闻。在“求通”的办报方针的指导下，《国闻报》刊发许多去塞求通的文章。反过来，这样的文章又决定了报纸的风格。“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共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白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人不自私，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1］45《5国闻报》“惟变惟通”的鲜明主张很快使其就成为维新变法思想的主要策源地之一。

2、坚持报纸的“独立”品格。严复给朋友写信到：“既开报馆，原于庶人不议之例不符，与其不议，不如勿开，开而议之，窃恐方今之日尚不能言者无罪也。足下以为何如？”［1］510可见严复在创办报刊之初就对报纸的“独立”品格有所思考，其内心是坚持的。比如戊戌政变爆发时，《国闻报》在9月27日（八月十二日）“国闻录要”栏目下首先以《罪人远去》为名报道康有为“于初六日在塘沽趁重庆商船赴申……至英国某公司船已开行赴香港”，然后以《视死如归》为题报道“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从容面对政变情形：“有西人自北京来传述：初六七日中国朝局既变，即有某国驻京公使署中人前往康氏弟子谭嗣同处，以外国使馆可以设法保护之说讽之。谭嗣同曰：‘丈夫不作事则已，作事则磊磊落落，一死亦何足惜？且外国变法未有不流血者，中国以变法流血者，请自谭嗣同始。’始纠数十人举事未作而被逮。闻中国国家拟即日正法以儆效尤。”［7］三-568生动呈现了谭嗣同临危不惧、宁死不屈的光辉形象。既表达了对谭嗣同慷慨赴难的敬意，也表达了对康有为临危脱逃的不满。严复一直认为康、梁太过激进，应为政变负责。

当“戊戌六君子”9月28日被处死后，《国闻报》在9月30日（八月十五日）“国闻录要”栏目下以《明正典刑》为题报道：“本馆北京访事人来函云：朝廷以康有为一案案情重大，特派军机大臣会同刑部督察院严刑审讯，此十二日谕也。当日下午在刑部南北监提集官犯徐致靖等七人严讯，于十三日请旨，午后奉笔著将参预新政之军机章京刘光第、杨锐、谭嗣同、林旭四人及已革御史杨深秀、康有为之弟康广仁一起官犯六人提赴菜市口斩决并枭首示众。此十三日下午六七点钟事也。至已革侍读学士徐致靖尚未处决，改为监斩候，至讯供情节若何，事甚机密，外人不得而知。”［7］四-2

虽然严复在创办《国闻报》的过程中体现出知识分子的小心谨慎，但关键时刻“视死如归”和“罪人远去”的报道，事关同一政治事件两个不同人物命运的报道，体现出他不畏强权、坚持自己观点的“独立”立场。这跟他私下的想法也是一致的。严复对“六君子”遇难充满理解和同情，但对康有为却颇有微词。他曾写诗《哭林晚翠》和《古意》来悼念“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林旭，也曾写信谈康有为的冒进：“平心而论，中国时局果使不可挽回，未必非对山等之罪过也。轻举妄动，虑事不周，上负其君，下累其友，康、梁辈虽喙三尺，未由解此十六字考注语；况杂已营私揽权之意，则其罪欲上通于天矣。”［1］533

3、担任主笔撰写政论散文，同时翻译《天演论》等著作的部分章节。严复在《国闻报》创办到真正转手日本人这段时间一直担任着主笔，大量政论文章也在这一时期及时发表。严复发表在《国闻报》上大量不署名的文章，以及在《国闻汇编》上发表的部分文章都显示出他阔视远想的学术视野。据王考证，严复发表在《国闻报》上的文章有27篇，①具体见王《严复在〈国闻报〉上发表了哪些论文》，《严复集》第449～450页。分别是《〈国闻报〉缘起》、《天津国闻报馆启》、《驳英〈太晤士报〉论德据胶澳事》、《论胶州章镇高元让地事》、《论胶州知州某君》、《书中国备赴美国费城商会事》、《论俄人为中国代保旅顺大连湾》、《再论俄人代守旅顺大连湾事》、《论中国阻力与离心力》、《论沪上创兴女学堂事》、《中俄交谊论》、《拟上皇帝书》、《鸦乘羊者》、《如何后患》、《本书馆译报后》、《论中国教化之退》、《有如三保》、《道学外传》、《道学外传余义》、《保教余义》、《保种余义》、《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论中国分党》、《说难》、《时务报各告白书后》、《论译才之难》、《西学门径功用》等，内容主要是对社会现实和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还包括一些关于报刊开办的一些实用性文字和人才教育、学习方法方面的文章。［1］449-450而严复这一时期翻译的《〈天演论〉悬谈》和《斯宾塞劝学篇》等也刊登在《国闻汇编》上。这一时期严复在《国闻报》和《国闻汇编》上发表出版的文章是严复天演进化思想既《直报》之后又一次系统集中的阐发。

（二）严复《国闻报》时期从事报刊实践活动的心态和影响

随着日本外务省《新闻杂志操纵关系杂纂——国闻报（在天津汉字新闻）》的披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3年影印本十卷本《国闻报》（外二种）的出版，有关《国闻报》创办的曲折历程和细节越来越多地被人所知。影印本《国闻报》还收录了孔祥吉和日本人村田雄二郎共同撰写的长文《从中日两国档案看〈国闻报〉之内幕——兼论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的新闻实践》。从目前披露的情况来看，王修植是一开始提出创办《国闻报》的人，原本是准备多方募集社会资本的，因俄国人获悉该情况后要插手《国闻报》的创办，为防止受俄国人控制，就拉严复入股迅速开张（严复所占股份比较大）。严复不但是主要出资人，还是报社主笔，最终成为决定《国闻报》办报方针和报纸风格的灵魂人物。夏曾佑是主编，王修植负责外联及销售事务。《国闻报人的隐衷——以“北洋属员”为考察线索》一文分析《国闻报》馆的创建、运作与转让的全过程，以及报馆同人与权势人物，尤其是北洋主官之间的关联说明“要纵论国是国事，在表达自由本身根本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也只能如国闻报人这样在相当程度上依附于政治势力，在各派势力的纠缠与缝隙之间，以回避、遮蔽，甚至刻意扭曲某些话题来换取对其他话题的言说空间，用‘说难’来换取有限度‘说’出来，‘说’下去的机会，哪怕是相当有限，而且随时可能失去的机会。”［8］文中对这些内容分析已经非常透彻。这里想做进一步分析的是严复这一时期所从事的报刊实践活动中所蕴含的复杂的知识分子言说心态。

1、传统知识分子在变动时期谋求政治地位的尝试。“现代报刊，自诞生那一刻起，就构成国家政治生活中重要一环，也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关联。”［9］《国闻报》的创办是严复等人在晚清变动时局下为政治上争取话语权而构筑的主要舆论平台。如前所述，甲午海战前后严复不管是事业还是家庭生活都暂时陷入情绪低落的时期。甲午战败的消息传来，激发了他内心郁积的苦闷，于是他借助《直报》一吐为快，抒发他对时局早已形成的独特看法。初次借助媒介初尝成功之后，严复应该意识到拥有国人自己舆论平台的重要性，始有创办《国闻报》之举。《国闻报》之前，已经有人开始创办属于国人自己的报纸，以梁启超、汪康年等人主办的《时务报》影响最大，严复与之都很熟悉。严复还专门写信表达自己对报纸创刊的欣喜，随信还附寄100元钱作为祝贺。很快，《国闻报》和《时务报》同声相忾、遥相呼应，形成南北共振的维新舆论重镇。严复这个维新时期崭露头角的风云人物因此而一度离政治中心很近：在士林中具有很高的威望，并受到了最高统治者光绪帝的召见。但不幸的是召见之后维新变法很快失败了，所以严复一直对“冒进”的康、梁不带好感。

从新近披露的信息来看，尽管《国闻报》是晚清维新人士的舆论平台，但它曲折复杂的办报经历也体现出晚清各帝国主义在华势力的角逐和渗透。《国闻报》创办伊始拒绝了俄国人拟注资并派驻主笔的提议，但从俄国人后来定量购买报纸以及在报纸头版刊登华俄道胜银行①近代中国第一家、也是唯一一家由清政府官方与外资合办的银行。沙俄对旧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金融机构。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成立，由俄法两国共同出资、共同管理，但支配权掌握在俄国手中。具体可参考黑龙江金融历史编写组：《华俄道胜银行在华三十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的广告来看俄国人依然通过各种资金渗透的方式试图影响《国闻报》。而《国闻报》在经营受阻时特意寻求日本人出面协助，更显示出日本人在华的势力影响（日本横滨正金银行②日本早期的外汇专业银行。1880年（光绪六年）成立，总行设在日本横滨，1893年在上海设立分行，以后陆续在中国各地设立分支机构，成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重要金融机构。具体可参考郭予庆：《近代日本银行在华金融活动横滨正金银行1894-1919》，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以及傅文龄主编：《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华活动史料》，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2012年版。的广告也一度在头版醒目位置刊登）。在华洋共处的天津，严复等人不可能不对各国觊觎中国的野心有所警惕，但迫于时事，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因此当办报刊压力重重地时候，严复开始有组织地系统翻译西方社会科学著作，希望能另辟蹊径，获取其政治利益之外的文化建树。严复在此期间翻译连载在《国闻汇编》上的《斯宾塞尔劝学篇》和《天演论悬殊》，一方面阐发了他对时局的判断，也为国人打开了一扇放眼世界的窗。严复影响最大的著作《天演论》就是在这五年间完成翻译出版的，《群学肄言》和《原富》的翻译也始于该时期，之后又翻译了《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浅说》、《穆勒名学》等，为我国现代社会科学奠定了基础。

2、传统知识分子明哲保身的心态。《国闻报》创办伊始已经设计好了相当严密的退避机制：《国闻报》以福建人李志成为名义馆主，表面上跟严复、夏曾佑、王修植等北洋属员没有任何关系；寻求外国势力的保护，馆址选在天津紫竹林海大道租界内以躲避清廷的查禁；内容方面，新闻采用“上谕恭录”以及来函照登等模式，论说概不署名。也就是说，作为《国闻报》的灵魂人物，严复“足迹未履馆门”，他们商量馆务大事也大都在王修植家，“相晤恒于菀生之寓庐”，［1］356表面上看严复好像跟《国闻报》关系最淡。严复入见光绪帝的时候，严复是欣欣然的。然而外间传说严复是《国闻报》的主笔的消息已经传到身居皇宫的皇帝耳中，光绪问起时严复仍然说“时有议论交与该报登载耳”。这充分说明严复既有有现代知识分子对思想空间相对独立的要求，也有传统知识分子摆脱不掉的对权利和政治的向往与依附，即希望一朝成名天下知、“货于帝王家”那种古代士人的最高理想。还可看出但凡在牵涉到性命前途等关键问题，严复特别善于明哲保身，显现出知识分子的特有的谨小慎微。“百日维新”失败后，严复能安然躲过一劫，除了有人特意保护外，善于自保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点同样也可从后来他虽然默认列名“筹安六君子”但却从不参加活动，从而不了了之之举可以看出。

其实，不管严复传播何种西方思想，他首先是从传统出发进而在两种思想交流碰撞中阐发自己对问题的新认识。史华兹认为“不管他对传统文化这方面或那方面的看法如何，他都不是局外旁观者。事实上，不管他对一般政治、社会问题的看法偏离传统多远，从个人生活来看，他仍然是一个传统的士大夫，社会传统观念的转变并没有深入他的骨髓。”［10］

3、传统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和新型知识分子的商业意识。严复在办报的过程中，对《国闻报》和《国闻汇编》受众的划分非常细致。《国闻报》为日报，读者对象为普通大众，因此，以新闻为主，兼登广告。根据办刊方针，主登外国新闻，次登本地新闻，再西北新闻等，因东南各省报刊比较发达，不予刊登。但因中间情况有变又加登东南各省重大新闻，放在“东南新闻”栏目下。《国闻汇编》为旬报，读者对象为有一定文化水平的知识分子。这种有区别对待的分众思想一方面体现出严复传统士大夫的精英意识，另一方面也体现出现代报业经营中商业意识。

《国闻报》从创刊第一期起就刊登大量广告说明严复等人对现代报刊商业性的重视。报纸不仅是传播思想的工具，而且是靠贩卖思想的获利之举，如果经营一直亏本，后面也没有后续资金注入的话，其经营是难以为继的。就像著译者，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报酬必然影响本人的进一步创作和劳动。严复后来在跟张元济出版图书的沟通中商量按比例抽取版税的事情也体现了此意。《国闻汇编》一开始“至重要之事，亦无论内地边地，中国外国，苟足备留存考订者，皆登之十日合印之汇编。阅兹报者，观于一国之事，则足以通上下之情；观于各国之事，则足以通中外之情。上下之情通，而后人不自私其利，中外之情通，而后国不自私其治。人不自私其利，则积一人之智力以为一群之智力，而吾之群强；国不自私其治，则取各国之政教以为一国之政教，而吾之国强。此则本馆设报区区之心所默为祷祝者也。”后来盖因“均系西儒考求治化专书义蕴宏深，体例严密，若分期排印，则今日一鳞。明日一爪，读者转不得其全书主旨之所在至汇编后半均系翻译洋报，又以先睹为快，积之一旬已成旧闻……”［7］三-493而停止了《国闻汇编》的印行。以上列举的原因固然可以成立，但根本原因还在于因销路有限而难以收回成本而停办。几个主要创办人给友人的通信中不止一次提到销路和成本的问题。这就牵涉到严复等人办报的一个主要诉求：盈利。夏曾佑给汪康年的信中提到《国闻报》真正卖给日本人时，“又陵博大胜，已到手者已万金，水师学堂总办大可不做矣。”［11］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心绪不宁，数次在给朋友比如张元济、汪康年等人的信中提到如能每月提供大致数额的费用，便放下一切专心做一不问时事的翻译者。这充分说明尽管严复在创办报纸的过程中展示出其作为独具魅力的思想家的一面，但同时也不能否认他在经营过程中颇具“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获利思想。

由于受西方现代政治学和经济学的影响，严复一改士大夫耻于言利而跟孩子们书信交流“人生之不可无财也”［1］795，加之他曾有“若自为所能为作想，只有开报、译书、学堂三事尚可奋其弩末，此事俟抵家时须与榭长从长计议也”［1］555之语，我们可以理解严复认为自己能够从事的工作也只有办报纸、翻译西书和开办学堂了。严复一生中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也确实如他所说，主要是办报纸、翻译西书和开办学堂，但无可否认的是其每一项安身立命的活动诸如办报一样，背后都有经济利益的驱使。

总之，仔细分析严复这一时期所从事的报刊实践活动和复杂心态可以看出：作为新型印刷媒介的报刊不仅是知识分子争取政治权力的平台，也是争取经济权力和文化权力的工具；而严复这一时期的思想和行为并没有超出一个传统士大夫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之囿。

四、严复思想的本源：中西兼通的知识文化结构

1895年春天之前，严复虽然在特定范围的人群里有一定的影响，但跟后来的声名远播比起来不可以道里计。在那个家国存亡危急之秋，如严复一般的人才不在少数，决定严复能够脱颖而出的还在于严复自身的文化素养和知识结构。“旧学沈沈抱根底，新知往往穷人天”是严复保存旧学、传播新知的最好写照，也可视之为严复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众所周知，严复是在国内接受过规范的学术训练后留学英国的，到欧洲后严复更是大量涉猎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书籍，掌握一手材料。他还深入当地实际生活对中西政制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比较，“尝入法廷，观其听狱”，甚至还参观过巴黎的下水道工程，用心发掘和把握西方富强的命脉。他曾用赫胥黎的话说：“读书得智，是第二手事。唯能以宇宙为我简编，各物为我文字者，斯真学耳”［1］29。严复在写给《外交报》主人的一封信中提到：“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1］561严复认为学问之道最好是本源求真，即通过自己对事物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结论，其次是借助本民族语言的书面阅读和师友的言传身教得到教益，不得已最后才是借助翻译，因为经过不同层次和国别语言的转换，翻译过来的作品离本原会越来越远。应该说严复幼年所接受的传统中学启蒙和回国后试图通过科举改变尴尬身份时严格的中学训练奠定了严复传统思想的基础。“不通古今，不足以言通贯；不通中外，不足以言融汇，非甚易事也。”［1］1103严复在融会贯通古今中外学理方面确实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引进西方学说，是为了比照中学，找出人类共同的康庄大道，即适合全人类的人间大道——“公例”。严复认为“果为国粹，固将长存。西学不兴，其为存也隐；西学大兴，其为存也章。盖中学之真之发现，与西学之新之输入，有比例为消长者焉。”［1］156因此，他认为真正的“公例”是适合全人类的，只有“邪正真妄”之分，而没有中西新旧之别。“法无新旧惟其时”［12］113，人类适用规律的不同是因为社会处在不同的阶段。因此在严复那里，从根本上借鉴西方成功的经验观照中国的社会现实，借西学之“耀”回照故林，为中学“祛蔽揭翳”是唯一理性的选择。传统士大夫情怀和深厚的西学造诣把严复推到了时代的浪尖风口。严复曾在给熊纯如的信中袒露心迹：“士生蜕化时代，一切事殆莫不然，依乎天理，执西用中，无一定死法，止于至善而已！”［1］615其实严复在参与报刊实践活动也是择其善者而从之。“稔大报一时风行……此中消息甚大，不仅振聩发聋、新人耳目而已也。不佞曩在欧洲，见往有一二人著书立论于幽仄无人之隅，逮一问世，则一时学术政教为之斐变。此非取天下之耳目知识而劫持之也，道在有以摧陷廓清、立破余地已耳”［1］505

1895年到1899年《国闻报》真正卖给日本人这五年是严复思想影响最大的五年，但从严复从事报刊实践活动的动机来看，严复思想似乎没有出现前期激进、后期保守的变动苗头，而是一以贯之的一致，那就是相信斯宾塞所谓“民之可化，不可期之以骤”，坚持渐进的改良、反对无序的革命。因此，不管把严复比附为自由主义者、功利主义者、实用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或者新权威主义者，也许他自己都不这么认为，严复内心对自己的期许应是一位学兼中西，只为明君圣人立法，善于顶层设计的王佐型人才。维新时期严复倾心写就《拟上皇帝书》，晚年他自拟的书房联语“有王者兴，必来取法；虽圣人起，不易吾言。”［12］83都隐约体现出严复以帝师自许、言关天下的情怀。这表明他对明君是很期待的，但他心中的“王者”不是封建君主，而是君主立宪制下的开明君主，因为严复相信认为国家的发展也应遵循天演进化的规律。而在严复看来，当时我国还处在“宗法而兼军国”的时期，国民的整体素质还远未达到可以实行共和的阶段。所以严复疾呼“以今日要政，统于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开民智，三曰新民德”［1］27。严复的“三民”思想在近代以来改造国民素质方面起到了纲领性的作用。

传统士大夫有“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说，严复通过《直报》、《国闻报》以及后来的翻译著作，在“立言”方面做出了超乎时代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当年严复慨叹“男儿怀抱谁人知”时并不单纯因为“四十不官拥皋比”，也不单纯因为“当年误习旁行书，举世相视如髦蛮”，而是因为空有“国士之才”而无“国士之遇”。从严复参与报刊实践活动的初衷和影响来看，不管其思想接受了多少西方理念的熏陶，他从根本上依然没有出离传统士大夫建功立业的思想之囿，他只仅只能是一位审慎的思考者而非坚定的革命者。纵观严复一生，如果再仔细悬揣严复墓碑上自提“惟适之安”的含义，我们宁愿相信严复还希冀后人在读碑时读出一点韩愈在《送李愿归盘谷序》里表达的意蕴来抚慰自己内心的孤清：“起居无时，惟适之安。与其有誉于前，孰若无毁于后；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 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严复通过墓碑呈现给世人的仍然是传统士大夫的悠悠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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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I：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16.02.009

收稿日期：2016-02-11

基金项目：本文系河南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媒介变迁与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2011021。

作者简介：惠萍（1974-），女，河南社旗人，副教授，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文学、新闻传播、编辑出版、图书评论等领域的研究。

The Treasure of a Man’s Ambition：An Analysis of Yan Fu’s Early Experiment of Newspapers（1895-1899）

Hui P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Henan University，Kaifeng 475001，China）

Abstract:The period between 1895 and 1899 was the most flourishing years of Yan Fu’s experiment of newspapers，and the essential stage for the shaping and development of Yan Fu’s thought.Yan ’s newspaper experiments in this period primarily laid the foundation of his status in China’s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history.However，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is times and through a research of his personal experience，educational background，political pursuit，and economic earnings from the running of newspapers，one can see that Yan’s original intention was nothing beyond the mind of a traditional scholar-bureaucrat.There wasn’t any information about his revolutionary idea of early period and conservative idea of later period.Nevertheless，one can observe his opposition to disorderly revolution and insistence of progressive reformation.

Key words:Yan Fu；Zhi Pao；Guo Wen P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