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风情的多重叙写
——谈陆蠡的散文创作之二

邱熠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台州 318000）

民俗风情的多重叙写
——谈陆蠡的散文创作之二

邱熠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浙江 台州 318000）

民俗是社会生活的折射，民俗风情的叙写是乡土文学作家们关注的重点。陆蠡在其创作中，将天台山的民俗风情纳入自己的视野，叙写了具有地域文化特征的民俗风情，展示了天台山民俗的丰富内涵和审美意蕴。

现代文学；民俗；陆蠡；散文创作

五四新文学运动前后，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开始倡导民俗研究。二三十年代民俗风情的叙写成为文学创作的重要内容，尤其是乡土文学作家“将书写的重点放在农民精神生活困境和苦难的揭示上”［1］，也把民俗风情描绘作为其创作的自觉行为，从鲁迅到沈从文，民俗风情在他们的笔下摇曳生姿。在这种创作氛围里，陆蠡的散文创作，把带有天台山文化特征的民俗风情纳入了他的创作视野。

一

什么是民俗？著名民俗学家高丙中教授认为：“民俗是人们日常的、年复一年的、以至代代相传的活动方式，是人们的基本活动的文化模式”［2］7，即是“群体内模式化的生活文化”［2］7。由此可见，“民俗总是靠那些强迫性和制约性的力量支配着社会成员”［3］9。民俗对一个群体的行为起着规范和约束的作用，这个群体中的每个人都必须遵循这一行为规范。

民俗包括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等三个方面的民俗。天台山因其独特的地理、历史和文化背景，形成了独特的民俗风情。从天台山走出来的陆蠡，当他创作的目光投向故乡时，民俗就成为他不可绕过的乡土记叙，无论是故乡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还是他们的精神崇拜，都在他笔下有了生动的叙写。

（一）岁时节日民俗

“所谓岁时节日民俗，是指某个族群在一年或一天当中的某个特定的时间段，这祭祀、生产、婚育、丧嫁等生产生活的重要环节谋得平安详和之兆，举行具有礼仪性、集体性和历史沿袭性的习惯性活动”［3］15。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形成了自己的岁时节日民俗，而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又有不同的岁时节日民俗，陆蠡在作品中记叙了天台山的岁时节日民俗。

散文《元宵》记叙了自己一家三口在元宵之夜看花灯的情景。不仅如此，作者还详细描述了看花灯回家后，舞狮队不请自来到家里表演、父亲给他们送上敬仪的情景。台州其他地方一般是过了正月初八就算过完了年，大家回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中，天台的习俗却是过了正月十四才算过完年，这种习俗流传至今。正月十四晚上，舞狮队往往要到或者德高望重的、或者家境殷实的、或者家有喜事的人家去表演，一是表达新年的祝福，二是讨赏。陆蠡是村子里的大学生，在外面工作刚回家不久，自然是喜事；他的父亲是地方上的绅士，在村民心中有着较高的威望，且家庭富裕，舞狮队前来贺喜讨赏是理所当然的了。从天台山的元宵习俗可以看出：岁时节日民俗具有普遍性和传承性，它使人人参与并从中得到娱乐的愉悦，而且代代相传形成习惯。

农历八月是农村最忙的时候。在天台农村的八月农忙时节，有雇佣“割稻客”的习俗。在散文《哑子》中，陆蠡对“割稻客”的习俗进行了介绍，“我们山间的农民，自己无工可做，便于稻熟时结队到四处乡间找工做帮忙”，而作品中的主人公哑子便是“割稻客”之一。当稻子收割完毕，这些“割稻客”也都揣着挣来的钱回家。“雇割稻客”的习俗已经随着科技的进步而逐渐消失了，但陆蠡笔下“雇割稻客”的习俗描写，记录了三四十年代天台农村的生产状况，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水平。

至于春节前天台人家家户户做年糕等岁时节日习俗，陆蠡在他的作品也有或多或少的介绍。年糕取其“一年比一年高”的喻意，在人们心中有着重要的位置。每到春节临近，不管贫穷与富裕、高贵与卑贱，家家户户都要捣年糕，欢天喜地地迎接新年的到来，寄托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二）禁忌民俗

“各种民俗事象，都贯穿着民俗对于世界、自我、精神、灵魂等的看法”，也体现着他们的“信仰、原始崇拜、巫术、迷信、禁忌等”［4］10。由于人们在生活中对一些自然现象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因此对这些现象所造成的结果往往怀有恐惧的心理，因而滋生了神秘的神灵崇拜，这种崇拜自然产生了一些禁忌，这些禁忌似一根绳子，羁绊着人们的行为。

散文《嫁衣》向我们讲述的是堂姐的故事。堂姐嫁到夫家不久，就遭到丈夫的遗弃。有个晚上她在寂寞中翻看自己十几年原封不动的嫁衣时，不小心打翻了手照，引起一场大火，而夫家人竟说“因为她身上不洁，冒犯了这楼居的狐仙，所以无端自焚的。”在他们眼里，狐仙具有非凡的神力，是修炼成精的妖神，万万不可得罪，否则会招来可怕的祸害。因为有了这样的禁忌，所以堂姐的夫家人就眼睁睁地看着受到狐仙“惩罚”的她被活活烧死也不去救她。

陆蠡在《元宵》提到：“在古时的乡间，是泥守着男子不屑陪女人玩的风习的。”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刻的天台人，“男尊女卑”的思想极其顽固，大男子主义使得人们把男人陪女人玩当作“没出息”看待，不符合老祖宗“礼”的要求，因此形成了“男人不能陪女人玩”的禁忌。这种受理学思想约束形成的禁忌有多种，如在《庙宿》中父亲训诫晚辈“冷庙茶亭，街头巷尾，只有要饭叫化的人，只有异乡流落的人，只有无家可归的破落户，只有远方云游的行脚僧，都在那里过夜”。等等。

另外一些禁忌是对不可知的命运的恐惧和忧虑。如《池影》中，算命先生算出这家孩子要交“落塘运”（即“溺水而亡”）。这个可怕的预测严重地影响了全家人的心理，所以家长按照算命先生的指点，带领全家老小挖了一口小水塘用以免灾。《虎》一文中，祖父把一只虎头挂在中堂禳灾避祸，邻里乡亲一有什么不顺意的事儿，也争相来借虎头镇邪消灾。比较典型的的是《谶》中，姐姐担忧病中的弟弟，用蜘蛛织网来占卜弟弟的病情，自己年纪轻轻就病殁而一语成谶，这些事情以致作者也受到这“谶”的影响，感叹：“我怕信口开河的fortune teller的唇边的惑语有时竟会幻成事实。……我也怕听在我的头顶上从寒空里投下一串乌鸦的‘哇’声。我怕听见丧夫的邻妇朝暮的啼哭。”

陆蠡的作品中所记叙的禁忌习俗，带着宗教的印记，它反映了人们面对命运无常时的惊恐，对命运的敬畏，但又想方设法避祸禳灾的积极态度，折射出天台山人的刚强、坚韧的“台州式硬气”。

（三）神话传说民俗

神话传说通过人们的口口相传，成为惩恶扬善的民俗精神。对善的肯定，对美的向往，对恶的鞭挞，对丑的摒弃，都通过神话传说来表达。虽然陆蠡在中学和大学接受了西方现代教育，但童年时生活在乡间所听到的神话传说，在记忆中依然挥之不去，成为他民俗叙写的重要元素。在他的作品中，表现这种精神生活方面的民俗比较突出的是散文《蟋蟀》、《溪》等。

在《蟋蟀》中，母亲给年幼的陆蠡讲叙了一个传说：有个书生救了蚂蚁，后因故入狱，被救的蚂蚁率领同伴搬开狱墙救出书生的故事；父亲给陆蠡讲的是，有个隋侯救了被追杀的黄雀，黄雀后来回报这人一颗无价的夜明珠。这些传说就是要告诉人们行善不杀生，日后定会得到好报。

《溪》讲述了自己的村子名为“龙头”的由来及周围环境生成的传说，娓娓道来，生动形象。而在同一篇散文中，作者叙述了村口溪边那棵老樟树受妇人们欺负，被挖了一个窟窿的情况，告诉读者“这是无知的妇女所作的伤残。她们求樟神的保佑，要给她们中了花会”，为这她们不惜向老樟树跪拜，“磕头许愿说着了之后拿三牲福礼请它，”结果却没中，于是愤怒使她们“在树根近傍凿了一个窟洞。”妇女们之所以对樟树既爱又恨，是因为相信了樟树能庇佑人的传说。

“特质生活的民俗得先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需要，但往往又与人们的‘心理活动’——即‘精神民俗’紧密联系在一起”［3］17。人们总是相信世界有超自然的力量存在，只要善待、讨好身边的花鸟虫兽，这种超自然的力量就会发挥作用，给他们带来好运，得到好报。这种“精神民俗”使得陆蠡笔下的神话传说，成了展示天台山人丰富的内心世界、体现天台山文化中宗教文化因素的载体。

（四）婚嫁民俗

婚礼是民俗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具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内涵，中国传统的婚礼有一套繁琐的程序。陆蠡没有对天台山的婚俗进行详细的描写，但在《窗帘》和《红豆》两篇散文中，简要地叙述了天台山婚礼习俗的一些环节：他和妻子燃起红烛，换上新衣，行合卺的交拜礼；结婚第二天，新娘按照习俗要穿着盛装，在房中不能出来。陆蠡以寥寥数笔介绍了别具风情的天台山婚嫁习俗，为我们了解天台山的风土人情打开了一扇窗户。

在台州农村流传着一句俗语：“表妹嫁表兄，被窝拢来紧咚咚。”由此可见，表兄妹结婚是一种常见的习俗。在《灯》一文中，“这家的舅父和舅母走进灶间来，在名份上他们是翁婆”。这里的信息非常明确：这户人家是表兄妹结婚的。在现实生活中，陆蠡的妻子余小妹就是他的姑表姐，陆蠡的侄女嫁给了他的外甥。

准备嫁妆对女儿家来说，是人生的一件大事。散文《嫁妆》中，陆蠡非常详细地记叙了堂姐从七岁绾着总角髻开始，直到出嫁这漫长的岁月里，跟随母亲刈苎、剥苎、搓苎、织苎，将自己的青春和对未来的梦想，全部织进了以苎作面料的嫁衣、蚊帐中，甚至将来孩子用的各种带子都织好了。到出嫁那天，堂姐的嫁妆“有一两百人抬的大小箱笼、被褥、磁器、银器、铜器、木器，连水车犁耙都有一份。”这些描写告诉人们：在天台习俗中，嫁女儿是怎样隆重的一件事，要嫁那些东西等，也曲折地反映出娘家希望女儿出嫁后，在夫家能够得到尊重，过上公婆喜欢、夫妻和美的日子的美好愿望。

（五）游戏民俗

流行在民间的民俗，往往通过童谣、儿歌、谚语、玩乐等游戏的形式加以表现。游戏过程有单人的，也有众人参与的，但趣味性是它的特征。

农村孩子没有什么时尚的玩具，大多就地取材，充分发挥想象力，制造出各种有趣的东西来当玩具，而且玩得不亦乐乎。《麦场》一文，陆蠡描叙了自己陪女儿游戏的情景：“你找了豌豆来了么？让我替你把豆荚作舟，嫩绿的豆便成了乘客和舟子。”“让你剪软嫩的麦梗而我替你作篮。”在游戏中教孩子唱童谣：“燕啊燕，飞过天。天门关，飞上山……”这亲子游戏中，女儿在父亲的陪伴下，感知着美好的世界，体会着创造的快乐，接受着成长的教育。

二

在文学创作中，民俗是地域文化展示的组成要素和历史载体，同时也是作家的审美取向。分析陆蠡散文中民俗风情的叙写，对于展示天台山文化，探索民俗的内涵，以及其审美意蕴，都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表现天台山的地域精神

“地方性是民俗在究竟上所显示出的特征”。“无论哪一类民俗事象都会受到一定地域的生产、生活条件和地缘关系所制约，都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地方色彩”［3］10。天台山具有佛道儒三家合一的文化特征，所以在陆蠡的散文创作中，其民俗叙写也渗透着这三家的思想。

佛教的核心是“慈悲”，体现在人们的行为上，就是不杀生、珍爱生命。陆蠡散文的民俗叙述中，通过民间传说、童年游戏等，侧面反映出佛家思想对他的影响。《蟋蟀》是较突出地反映受这种思想影响的散文。无论是母亲讲的蚂蚁救恩主的故事，还是父亲讲的黄雀报恩的故事，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宣传“因果报应”的佛家思想。它告诫人们要行善积德，以求日后甚至是来生的好报，这种思想折射的是人们的价值观。在同篇散文中，陆蠡还记叙了童年的小伙伴玩小动物的游戏，他们用线系住蝉的头颈，用头发套住蟋蟀的下颚，激怒蟋蟀与同伴相残杀。这种游戏对小动物是残忍的，陆蠡说自己从来不玩这样的游戏。这篇散文的前后两个故事对待动物态度的对比，表达了陆蠡对这种虐杀小动物的游戏是持否定态度的，他重视所有生命的存在，以慈悲为怀，不愿成为戗杀生命的刽子手。

通过神话传说表达宗教思想，在陆蠡的作品中也有体现。如《竹刀》讲述的美丽少女被山灵或河伯娶走的传说，故事发生在风景秀丽的山间，女孩又是非常的美丽。作者将自然之美和人情之美融合在一起，一切都符合道家的审美追求。

天台山是个儒家思想影响深广的地方，维护理学宗法制度，成为天台人自觉的行为。在日常生活中严格礼教秩序，遵循“礼数”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人们对“礼”不敢越雷池一步，否则就要受到众人的谴责。如在《灯》中，公婆叫儿媳妇一起坐下吃饭，儿媳妇温婉地拒绝了，因为按照礼制，儿媳妇是不能与公婆一起同桌吃饭的。《嫁妆》中，堂姐按照婚俗礼数，准备了一两百人抬的丰厚嫁妆。旧时候每一个宗族都有本族的堂号，它让本族子孙知道本族的来源，记起祖先的功德，它是文化传承和血脉传承的纽带，所以堂号在人们心中有着无上的位置。在《虎》中，陆蠡回忆父亲介意自家没有堂号，自名为“辟虎堂”。从中可以看出天台人对“礼”的尊崇，对祖先的敬重，对本族文化的高度认同。

如果说对佛教、道教的尊崇，是人们的精神信仰，那么对儒家典范的恪守，则是天台人的价值追求。这三者在天台山文化中得到有机融合，从小耳濡目染天台山文化的陆蠡，在叙写故乡的风情时，自然而然地将民俗作为展示天台山文化的途径。

（二）表现多重民俗的丰富内涵

陆蠡对天台山民俗的叙写，以不同的类别构成了独具特色的民俗内涵。

一是表现人们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陆蠡非常善于通过景物的描绘，将人物与其生活的场景融为一休，从而展示一幅幅自然美与人情美高度结合的天台山民俗画卷。“民俗风景画是一个地方、一个民族现实存在着的生活习惯、人情世态、文化气氛的一种综合构成，但在另一个更为深刻的层面上，则表现为历史传统、文化和经济形态、家族习惯乃至地理囿限等因素所形成的一种特定生活情态”［5］44。陆蠡对家乡民俗风景画有描写，展示的不仅是天台山秀美的自然风光，同时也展示了天台山淳朴的民风民情以及人们的生活状态，细致地反映了当时天台的社会生活。我们来看《溪》一段文字：“延伸到水里的石级，上上下下都是捣衣的妇女。阳光底下白的衣被和白的水融成一片。韵律的砧声在近山回响着。”这是一幅多么清丽秀美的风俗画，勤劳的乡村妇女没有“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的玉关哀怨之情，有的是水色、衣色和阳光织成一片的光亮、万山应和的韵律，这景象令人心驰神往。又如溪边垂钓，“可以披上蓑衣，戴上箬笠，斜风细雨中，把两根钓竿同时放在水里。……雨雾落水便无声了，只把水面罩上一层轻烟”。这垂钓江湖的隐者飘逸身姿，羡煞了多少红尘中人。

二是表现人们的迷信、落后、愚昧。在几千年的地域文化积淀过程和传统心理中，养成了人们对神灵的崇拜，这种崇拜虽是荒谬的，但表达了人们避灾去祸、祈福求佑的善良愿望。陆蠡对这种神灵崇拜记叙比较典型的是《溪》。文中，妇女们对老樟树先是顶礼膜拜、后挖洞泄怒的举动，让人们看到她们的愚昧无知，令人可气又可笑。《白蚁》一文中，天台人认为白蚁是“异灾”，“畏之如恶神……因之也有许多迷信……老年人真有谈蚁色变的样子”，这种恐惧心理，源于人们认为出现白蚁是家运衰落的暗示的迷信，“因为被白蚁侵入的人家，便是将要残败的征兆”，因此当家里发现白蚁时，便请捉白蚁的人大张旗鼓地将蚁穴毁掉，将白蚁烧死。很显然，白蚁的产生是自然现象，而愚昧的乡民却将它与家道命运联系在一起，其结论当然是荒唐的。

生活在天台山的人们不仅有“慈悲”、“出世”的宗教情结，也有笃信鬼怪、相信超自然力量的民俗，因而也就有了《谶》中姐姐用蜘蛛织网来占卜弟弟病情、《池影》中相信算命先生预测的事情会发生。尽管这种鬼怪现象是虚幻的，但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期待，希望通过祈求、贿赂、避禳等方式，给自己带来心理的安慰，让自己的生活趋于平安，从而增添生活的信心。陆蠡是温和宽容的，这些作品中，他没有像鲁迅先生那样以民俗为切入口，对国民性灵魂进行批判，而是通过对故乡的观照，深入了解乡民的内心世界，画出了他们精神上的愚昧无知，并对这些愚昧和落后的精神进行了揶揄。

三是揭露野蛮、残酷的现实。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妇女长期处于社会的最低层，受尽了封建伦理制度的迫害，有的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这些血淋淋的事件，有的就发生在陆蠡至亲至爱的人身上，如《嫁妆》中堂姐惨死，《庙宿》中另一位堂姐流落于破庙的凄苦生活境遇，《水碓》中童养媳的惨死，等等。陆蠡通过民俗叙写将悲剧加以揭露，无一不是在鞭挞封建制度的残暴与血腥，无不激起人们对封建制度的痛恨。陆蠡对受封建压迫的人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先生曾说：“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6］。”无论是堂姐，还是童养媳，她们面对压迫欺凌时，没有想过要为改变自己的命运进行反抗，而是任凭命运的摆布。在这些散文中，作者也揭露了乡村的无同情心、无爱心。费孝通先生也指出：“极端的乡土社会是老子所理想的社会，‘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7］堂姐他们遭受不幸时，没有人勇敢地为他们讨回公道，而是明哲保身，老死不相往来，维护既有的社会秩序，所有人都心安理得地当看客，稳稳当当地做着奴隶。

（三）表现民俗风情的审美意蕴

民俗是群体物质生活、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式，是模式化的生活文化，它必将引起作家的关注，进入作家的创作视野，产生深厚的审美意蕴，将民俗的审美取向用文字进行表达，并丰富作品的内涵。陆蠡在他的散文创作中，体现了民俗叙写的美学价值。

民俗叙写体现了文化传承的价值。民俗是一个地域固有的文化，是该地域最稳定的文化，是地域文化的基础。陆蠡笔下的民俗风情叙写，既是对天台山民俗传承的记录，也是对天台山文化的展示，蕴含着丰富的生产、生活实践和智慧，它传递了天台山人的社会心理、价值取向、审美需求、道德规范、心理状态、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等，对于弘扬地域的优秀文化有着重要的意义。如在《元宵》中，陆蠡写到家乡正月十四舞狮子的习俗，他深情地写道：“这是我们的祖先来这世间筚路蓝缕创设基业征服自然的象征，在每一个新年来示给我们终年辛苦的农民，叫我们记住人类的伟大，叫我们奋发自强。”作者在文中告诉人们：在舞狮子的习俗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过程中，尽管表演形式产生了变化，但贯穿其中的“勿忘祖先，奋发图强”的精神始终没有变化，它是宗族的图腾，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创造出更加辉煌的业绩。

民俗叙写体现了社会稳定的价值。民俗是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规则，是社会控制管理系统中的软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陆蠡所叙写的天台山民俗，同样是肯定它具有稳定社会的作用的。天台山的习俗中，家里地位最低的女人是不能与长辈、男人或客人同桌吃饭的。《灯》中写到晚饭的情景，“她的舅父说：‘一起吃了便好。’而她总是回答：‘你先吃。’她真是懂得如何尊敬长辈的。每逢别人看到这样体贴的招呼，总要说一声：‘一团和气哪。’”在这段家庭生活场景的描写中，我们看到了天台山伦理本位的民俗中对“和为贵”的推崇，对儒家文化中“长辈慈爱、儿女孝悌”的和谐家庭关系模式的认同。只有家和才能万事兴，只有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这种家庭本位为特征的、和睦为目的的习俗，是诗书文章、生活实践传承下来的风俗人情，是不可违背的道德规范，如果有人违背了这一习俗，就会被村民们认为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而加以谴责和声讨，其本人也会为不遵守习俗而感到羞耻。这种习俗世世代代沿袭下来，就自然而然地形成了尊老敬老孝老的良好风尚。

民俗叙写体现了情感渲泻的价值。在三四十年代，天台山虽然处于东海之滨，但其又地处浙闽丘陵地带，形成一个相对封闭、保守的环境。这与位于海滨的、素有“小上海”之称的海门的开放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地理环境导致了天台山人与外界接触不多，来自外界的信息少，文化娱乐活动贫乏，民俗成为他们表达自己情感、渲泻自己情绪的载体。如《元宵》中，正月十四晚上出去闹花灯、舞狮子，是村民们一项重大的娱乐活动，“外面，锣鼓的声音，闯进僻静的巷来。随着大群的孩子的戏笑”。天台有土语：“盲热闹”（“赶热闹”的意思）、“天台斜”（“凑热闹”、“盲目跟风”的意思），就反映出他们对参与娱乐活动等的强烈兴趣，所以民间习俗的群体性、娱乐性和社交性，既丰富了乡村贫乏的文化娱乐生活，又成为他们集体渲泻情感的途径。陆蠡以满怀喜悦的笔调，记叙了自己带着妻女上街看花灯时，妻子的温情脉脉与孩子的欢喜惊奇，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元宵节乡间习俗给陆蠡一家及其他村民带来的情感上的愉悦。

结语：美国民俗学家阿切尔·泰勒说：“在许多文化中民俗与文学难以区分，”“文学中包含着来自民俗的因素，”“作家们摹拟民俗［8］，”我们对陆蠡的散文从民俗的角度加以研究发现，他的作品不是简单地呈现天台山的民俗，而是隐含着作者对这些民俗的褒贬之意、价值取向和审美意蕴，从他的作品中体会到他深深的乡土情怀，可以领略到天台山悠久的民俗传统和厚实的文化积淀，也帮助我们从新的角度审视陆蠡创作的意义。

［1］黄健.“两浙”作家与中国新文学［M］.杭州：浙大出版社，2008.

［2］高丙中.中国民俗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刘军超.迟子建地域民俗文化小说的选择性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2.

［4］王燕.作为修辞的民俗：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土小说中的民俗叙事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4.

［5］赖小琼.论彭学军湘西小说的“民俗叙事”［D］.金华：浙江师范大学，2013.

［6］鲁迅.坟·灯下漫笔［M］.北京：译林出版社，2013.

［7］费孝通.乡村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8］王淑英，申长葳.试论鲁迅“小说”中的民俗意蕴［J］.鸡西大学学报，2005，8（4）：66-67.

Multiple Description of Folk Custom——Talking about Lu Li’s Prose Creation

Qiu Yi

（Faculty of Humanities,Taizhou Vocational&Technical College,Taizhou,Zhejiang 318000）

Folk custom is the reflection of social life,and the description of folk customs is the fo⁃cus of the local literature writers.In his creation,Lu Li has viewed the folk custom of Tiantai Moun⁃tain and described it with the feature of regional culture,which demonstrated the multiple implication and aesthetic connation of Tiantai Moutain custom.

modern literature;folk custom;Lu Li;prose creation

10.13853/j.cnki.issn.1672-3708.2016.05.017

2016-09-13

本文是2016年度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立项课题《陆蠡的天台山文化书写》（16GHY06）研究成果之一。

邱 熠（1965- ），女，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区人。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