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光场域与人文图景：海南东乡渔港“黄昏市场”中的社会性别

陈丽琴　张可辉



观光场域与人文图景：海南东乡渔港“黄昏市场”中的社会性别

陈丽琴张可辉

摘要：集商品交换与观光于一体的多功能场所——海南东乡渔港的“黄昏市场”作为真实的空间，是被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建构的，其反过来又建构了一定的社会性别关系。通过对商品市场与观光场域的重叠——“黄昏市场”中的性别分工、凝视中的社会性别关系建构——看与被看中的性别图景、照片中的人文之美——影像中的“黄昏市场”所塑造的性别形象等三个层面的分析，发现“黄昏市场”图景所折射出的黎族渔民的社会性别关系是在特定时空中被典型化、简约化建构的结果。但关于“黄昏市场”中的性别图景与当地真实性别关系的互动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关键词：“黄昏市场”；观光领域；社会性别

英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多琳·马西在其1984年推出的代表作《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一书中，深刻系统地探讨了空间的内涵及空间与社会结构的关系。她认为，空间不是预先存在的盛装事物的容器，它具有关系属性，“实际上是由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建构而成的，是这些关系的产物。我们主动地在生命的组织和生活中创造空间（某个时间空间，多个时间空间）。而且，我们创造空间的方式，将反过来影响社会的结构化和我们生活的结构化”。[1]1本文借助于该理论来分析海南东乡渔港的“黄昏市场”作为真实的空间，是如何被一定的社会关系所建构的，而其反过来又是如何建构一定社会性别关系的过程。

一、海南省东乡渔港“黄昏市场”的演变脉络

东乡“黄昏市场”位于海南东部临海东乡渔港，自20世纪90年代起该场所就已经存在“类集市”活动，最初是附近的渔民把家里多出的海产品拿到这块不大的空地进行买卖交易。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该镇海港开发和海港旅游业的兴起，很多游客黄昏时候来这里购买新鲜的海产品，“黄昏市场”遂声名鹊起。当地政府和渔民由此看到了商机，在当地政府的投资引导下，“黄昏市场”的规模不断扩大，现已发展成为长约一千米、宽约十米的没有固定摊位的露天集市。但它与普通的集市仍然有区别：一是它主要卖海产品，特别是渔民刚刚打捞上来的海鲜，只有少数摊位销售手工艺品或黎族民族服装；二是该市场主要在黄昏时分营业，营业时间大约是下午五点到晚上九点（冬季约下午四点就开始），因为下午四五点钟，正是渔船陆陆续续捕鱼归来的时间。二十年来，“黄昏市场”作为海产品交易市场逐渐发展成熟。

在与当地渔民商品交易的同时，游客也喜欢为摊位上的大海鱼和少见的海产品拍照，或者拍摄在集市中玩耍嬉闹的孩子。于是，游客发现除了购买海鲜之外，在傍晚时分来渔港拍照或来集市观察渔民生活也成了旅游的一部分，有的游客即使不购买海产品也愿意到此逛逛。很多游客说，逛市场的同时，还可以自然地接触当地人，看看他们的生活状态，也算“一举两得”。E. Brunner对“观光场域”定义为：“国外或本国内的观光客借由旅游到此观察与己价值认同、社会文化与生活方式相异的社区或地点都可称之为观光场域。”[2]55-70可见，“黄昏市场”已经承载了E. Brunner所定义的观光场域的部分功能，演变成了集商品交易和观光于一体的双重空间。同时，渔民也逐渐意识到游客多重目的背后的巨大商机。于是，就有一些年轻女性特意穿着当地的少数民族——黎族的服装来这里摆摊出售手工艺品或者民族纪念品。对此，摆摊的女性渔民由最开始的反感，逐渐转变为默许共存，直至发展到今天的刻意迎合。有些女性渔民也开始身穿黎族服装或佩戴民族首饰出售海鲜，尽管画风有点不伦不类，但不影响游客带着好奇、探究的目光来凝视她们。这也印证了Cohen从当地人的角度探讨观光场域是如何形成的结论：外在的经济诱因有时会促使本地人主动朝观光产业的方向发展，甚至从过去嫌弃的历史转化为自主发展观光产业的新形态经济领域。[3]22-53

可见，“黄昏市场”是在游客与当地渔民甚至政府与媒介的共谋中，由最初单一的海产品交易市场完成向集商品买卖与观光于一体的多功能转移的。在其多功能转移的演变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黄昏市场”一方面建构了游客凝视当地渔民的全新窗口；另一方面，也模糊了“黄昏市场”作为商品买卖交易经济活动的设计初衷与空间属性，演变成了当地政府、媒介、游客、渔民所共同建构的多元层次、紧密交织的物人网络。换言之，“黄昏市场”就如一个微型的社会剧场，置身于其中的游客与摆摊的渔民互为观众和演员，在看与被看中每天都上演着不同的舞台剧，演绎着“黄昏市场”复杂的物人网络关系。但是，在这热闹的舞台剧背后，到底有几分是真、几分是表演？笔者试着透过观光情境中看与被看的舞台结构，以社会性别关系镜像为分析点，再现“黄昏市场”作为空间载体在建构与被建构社会性别文化图景中的深远意义。

二、“黄昏市场”图景所折射出的社会性别关系

（一）商品市场与观光场域的重叠——“黄昏市场”中的性别分工

笔者曾多次亲临“黄昏市场”，发现在“黄昏市场”摆摊的人大多是妇女，如果有男性的话，也大多为与妻相伴摆摊的老年男性，未见有年轻或中年的男性摆摊。极少数的情况是：当有男性渔民捕获到非常大的鱼或者其他独特的海鲜时，其本人就喜欢亲自演示捕鱼的精彩过程并进行贩售，从而传达或者说是在游客面前炫耀自己的能力。换言之，女性、老人可说是整个“黄昏市场”售卖方的主体成员。因为“黄昏市场”没有固定摊位，又位于渔港海堤一边，以海堤为界限，就形成了这样一幅人文图景：海堤的一边聚集了边摆摊边照看小孩的妇女和购买海产品的人群；另一边聚集着中青年男性，他们或闲聊，或观海，或修补手中的渔网，相对于摆摊女性另成一个群体。海堤在黄昏中就像一幅帷幕，区隔村里男性/女性、捕鱼/卖鱼、不摆摊/摆摊、隐身摊后/位于摊前，形成男女二元对立的景象。

因此，展现在游客面前的渔民的性别分工是：男性出海捕鱼、挣钱养家，承担着养家糊口的“主外”角色；女性守候丈夫捕鱼归来、卖鱼收钱，承担着照顾孩子、摆摊辅助的“主内”角色。性别分工的这一幕置身在“黄昏市场”特定的时空剧中，显得和谐而安详。

（二）凝视中的社会性别关系建构——看与被看中的性别图景

任何旅游目的地都在竭力生产一种具有蛊惑性的异文化信息，并在持续的“旅游流”过程中对自身进行信息化改造，通过商业化的传播途径向外界发出旅游的要约。与此同时，游客也在自我营造一个文化他者和异文化的旅游目的地。因此，到达旅游目的地后，游客总是试图用凝视的目光找出其中的异文化元素。从而，“凝视”这个后现代理论的重要概念，就与现代旅游现象产生了诸多关联与重合，成为旅游人类学理论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工具。从凝视这个视角来审视东乡“黄昏市场”，可以揭示出更为丰富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的意义。

首先，作为凝视中看的一方——游客。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尤瑞认为，人们之所以不定期地离开日常生活地和工作地到异地去旅行，就是企图通过凝视那些与自己世俗生活完全不同的独特事物，获得愉悦、怀旧、刺激等体验，因此，旅游凝视具有反向的生活性。同时，他指出，虽然凝视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但由于游客的社会构成与旅游目的地的居民社会之间存在社会经济状况的分层，因此客观上决定了游客凝视具有支配性、变化性、社会性和不平等性等特征。[4]12处于支配地位的游客，是带着审视和挑剔的目光看渔民的。而这种凝视在某种程度上具有想象系统和现实系统的双向互动：游客在未到达旅游地之前，在想象系统中建构凝视对象；在到达旅游地之后，在现实系统中通过行动与凝视对象进行信息交流，并调整想象系统，或者通过行为反应来对现实系统进行重新建构，如游客用回头率、旅游体验的传播、消费行为等将意见反馈给凝视对象。而凝视对象也会根据凝视者的反馈来调整和重新规划自身的行为，从而满足游客的想象系统。这样，看与被看的对象在旅游实践的社会语境中，通过相互凝视调整来满足彼此的需求。在东乡“黄昏市场”中，游客首先通过网上传播的图片或者其他人的介绍慕名而来，构建了自己的想象系统；接着，游客在凝视过程中通过消费或者不消费、消费多少、选择哪个摊位进行购买来表达他们对现实系统的满意或不满意，也及时反馈给被凝视的一方——摆摊的女性。

其次，作为凝视中被看的一方——旅游地居民。当地居民在游客凝视下，有选择地改变自身行为，甚至改变族群文化，以迎合旅游者凝视所折射出来的偏好，以便换取更多的经济利益。[5]34-41在东乡“黄昏市场”中，不论是海堤外的男性，还是市场内的女性，在意识到自己成为被看的一方后，都开始注重甚至改变自身的形象。如，男性在夏天一改以前捕鱼归来光着膀子在沙地上随地乱坐的样子，变成衣着整齐、谈吐斯文的形象，随时准备迎接游客的拍照或攀谈；而市场内的女性，以前由于怕被海鲜弄脏、淋湿衣服，所以经常穿着破旧的衣服前来市场摆摊，现在则着意梳妆打扮、穿着鲜艳，以便更好地吸引游客。更为极端的例子是：由于黎族妇女绣面文身的习俗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慢慢消失，所以今天见到的黎族纹面女性，年龄大多在70岁以上，这些老年人本来是不需要在“黄昏市场”抛头露面的，但是，为了迎合市场需要，现在她们也在“黄昏市场”现身，成了坐在自家海鲜摊旁边吸引游客的道具。同时，有些年轻女性也在脸上贴一些图案，吸引游客注意自己。这些现象都是作为凝视中被看的一方，在不平等的关系中屈服与迎合于货币经济所带来的具有表演性质的改变。

有学者指出，凝视物的建构是在看与被看、政府与媒体等多方共谋下完成的，充满了制度性、现代性和市场主导性。首先，旅游开发者——政府、媒体给游客塑造了想象中的凝视对象，他们通过旅游规划、营销等调控手段，不断建构可供凝视的文化符号；游客在媒介的传播中，也会形成自己的凝视想象系统，试图在旅游过程中获得某种满足。其次，凝视对象在被看的过程中也会加深对自我形象化的预期心理与自我演示，并朝向看与被看双方认知中的固定形象不断复制和深化。这个过程依靠也重复着一整套大众游客与凝视对象都难以逃脱的制度系统和视觉束缚系统。于是，在看与被看的共谋中，东乡“黄昏市场”的性别图景呈现为：男性在市场外悠闲地喝茶聊天，偶尔和游客聊聊捕鱼的刺激与精彩，撑起外面的一片天；女性身着民族服装在市场内忙碌，在卖海鲜的间隙还追赶着乱跑的孩子，呈现出一副贤妻良母、温婉贤淑的异族风情。

（三）照片中的人文之美——影像中的“黄昏市场”所塑造的性别形象

旅游过程中，游客往往用摄影的方式记录他们的旅游经历以及他们认为有意义、重要的旅游标志物，从而使摄影行为构成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摄影作品也成为旅游行为中最重要的视觉表象形式。很多游客在光顾“黄昏市场”时，喜欢拍摄市场的人文照片或者到夕阳西下的海堤去捕捉渔民捕鱼归来的丰收图景。于是，那些记录着渔民在夕阳中捕鱼满载而归的人文景观、在海港中焦急等候丈夫归来的女性形象、在“黄昏市场”中身着民族服装演绎着民族风情的黎族女子的图片，广泛地在网上或游客中传播。如此，影像中的“黄昏市场”所塑造的性别形象是：捕鱼归来、伟岸英勇的男性，以及焦急守候丈夫归来、被动消极的女性。

众所周知，摄影是不同的人用不同的光圈、快门、滤镜来创造的美。因此，艺术的美既来源于真实生活，又有别于真实的生活。某一张照片，是以具体的时间、地点为背景的，即是在“某事某地”的特定条件下才发生的某种情景。而且，摄影作品作为一种视觉表象，由于拍摄者不同、处于不同位置、采用不同的技术等，决定了在同一个真实景物上可能创造出不同的符号文本，并且传达出的形象也可能并非人们日常生活状态的真实写照，而只是经过影像典型化、简约化建构的结果，即镜像中的人文景观不是简单的实际景物的图像再现。因此，无论是那些渔民在黄昏中捕鱼归来的摄影内容，还是女性在海港中等候丈夫归来的摄影内容，都只是表现了特定时空中的某一场景，它似乎反映了一刹那的真实，却远远没有完整地再现当地渔民的真实生活。但是，影像作为一种表达和传递信息的象征符号文本，却在不知不觉中表达和传递着某种符号意义。从象征人类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种象征符号都是由表面的象征符号和隐含的象征意义两种要素组合而成的复合体：一方面，它是人们储存意义的媒介或载体，承担着传递信息的任务；另一方面，隐藏在象征符号之中的被人们传递出来的文化信息和密码，又代表了人们对特定事物的看法和寄予的期望。前者属于象征的表层结构，后者属于象征体系中的深层结构。因此，这些拍摄于“黄昏市场”的人文镜像，表面上虽然只是当地渔民生活的一些片段，但在深层的象征意义上，却表现了男性的阳刚力量和女性的消极被动，无形中塑造着当地渔民的性别形象。

（四）“黄昏市场”图景所折射出的社会性别关系——真实还是建构

海南东乡“黄昏市场”图景中的社会性别关系到底是真实的还是建构的？真实的渔民生活是怎样的呢？其实，在传统社会中，黎族女性与汉族女性的社会角色是大不相同的。在传统的汉族社会生活中，“男主外，女主内”是普遍现象，体现为女性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从事的社会劳动也仅是辅助性劳动，而男性主宰着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活。与此情况迥然不同的是，在传统的黎族社会生活中，女性参与了几乎所有的生产活动，扮演着不亚于甚至高于男性的社会角色，“女劳男逸”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社会现象。时间转移到今天，虽然随着黎族与汉族的逐渐融合，黎族在生产方式和文化上也渐渐向汉族靠近，但据笔者对黎族居民的访谈以及在东乡观察到的情况看，黎族女性在生活中仍然扮演着非常重要的“主外”角色，在田间耕作、港口挑担的人群中都可以看到中年女性的身影，远不是游客眼中的柔弱女子形象；同样，很多男性在家中也洗碗做饭，操持家务，并不单纯是照片中那副伟岸的“主外”形象。可以说，影像中的“黄昏市场”所塑造的性别形象只是生活的艺术加工，是游客对真实生活的想象和塑造。以渔民出海捕鱼为例，摄影者只拍摄到了他们满载而归的喜悦，却忽略了他们出海的艰辛、一无所获时的沮丧、在大海中风吹雨打的飘零等真实生活的另一面。同样，游客只注意到了男人外出捕鱼、女人等候在家的性别形象，而忽视了女性在田间辛苦耕作、和男性一样承担着家庭经济来源的主要角色的现实，以及男性在家做饭、照顾孩子、辅导孩子作业的另一面生活。游客眼中的性别标志性形象和日常生活状态中的黎族渔民生活状态还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黄昏市场”所折射出的黎族渔民性别形象只是在特定环境中被典型化、简约化建构的结果。

为何游客有时即使知道摄影作品只是生活的假象，还是热衷于拍摄呢？这是因为游客并不想被动地接受旅游地的形象，而是想通过拍照、展示照片得以积极主动地参与旅游地形象的建构过程，使自己能够自由进出于现实世界和照片中所描绘的虚构世界中，并使视觉表象更加富于主体性，得以实现理想世界和现实的最大限度的结合。因此，旅游印象其实是一个通过经历的视觉表象来重构旅游目的地形象的过程。东乡“黄昏市场”中男性的伟岸、女性的守候这一性别形象，在当地政府和媒体有意识地加工和包装下，以及在游客摄影作品的佐证下，成为一幅承载着地方历史和人文风景的异域风情画并流传开来。

更主要的是，由于游客对于异域差异性的追求和想象，加之旅游策划者和媒介对于“相像”的利用和包装，使得趋于“传统”的、缺少变化的少数民族族群文化成了代表主流文化的游客向往的风景。因此，在旅游商业运营中，少数民族的女性气质被塑造成和蔼的、亲切的、温馨的、友好的，成为一种工作资源或者说是一种技巧，但这并不是女性自己的技巧，而是旅游策划者利用女性形象获益的技巧。这种技巧把女性从其两性共处的现实生活中单独剥离出来，作为被观看的最恰当的目标对象。由此，少数民族女性作为女性他者的身份和少数民族他者的身份被叠加起来。随着海南国际旅游岛发展所掀起的“民族事物”商品化的浪潮，黎族女性化和女性商品化相互配合，东乡渔港就被“黎族、女性、渔民、海港”等核心要素包装成为一个美丽的、可收集的、令人向往的旅游产品，通过一系列的象征性符号来吸引更多游客的目光。于是，在东乡“黄昏市场”的观光情境中，在看与被看舞台结构中的游客，在凝视与被凝视的过程中，既被已有的象征符号所影响，不断调整自己对既有象征符号的信息想象，进而修正眼前的图景，又通过自己及摄影作品来创造新的象征符号。

因此，东乡“黄昏市场”作为一个商品交易和观光场域的时空载体，似乎是窥探渔民生活的一扇窗口，但真实的情况是这个窗口仅仅只是折射出了渔民生活的某一场景，并且这个场景还是经过人为加工的，是渔民自己有意无意地配合着，以成为“质朴的、单纯的、奇特的他者”来增加收益的卖点。由此看来，东乡“黄昏市场”的社会性别关系是旅游经济在当地政府、媒体、游客、渔民的共谋下被“黄昏市场”这一特定的时空所建构出来的。就性别关系建构过程而言，首先是民族旅游形象标识的选择塑造了“男外女内”的性别观念，其次又通过在“黄昏市场”中所塑造的黎族渔民性别形象这一特定象征符号进行传播，进一步维持和强化了原有的性别角色分配。整体运行的逻辑是“一场从‘我在说话’变成‘话在说我’的性别文化塑造游戏……但塑造主体的意识形态话语机制并非能够永远成功下去，它所获得的只能是暂时性的主体，因为主体是在行动中形成的。这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是主体自身无法完全掌控自我，它的存在更多取决于情境；另一方面，情境想要完全控制主体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个破碎不稳定的存在”。[6]

三、“黄昏市场”中的性别图景与真实性别关系的互动

多琳·马西在其2005年出版的《保卫空间》一书中较为系统地对自己的空间哲学进行了解释，其中包括三个核心观点：第一，空间既是相互关系的产物，也同时产生一定的关系；第二，空间是多元轨迹共存的领域，在这个空间领域中同时发生着各自不同且丰富多彩的故事；第三，空间是不断被建构的并且是开放的，也就是说，一定的空间关系总是处于建构过程之中，在与外界的互动中随时都处于发展变动的状态，它会受到开放环境的影响，也会影响开放的环境，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7]16结合多琳·马西关于空间关系的建构与外界的互动理论来分析东乡“黄昏市场”性别图景的建构与真实生活的影响，笔者提出如下疑问：虽然东乡“黄昏市场”的性别图景不是真实生活的折射，而是在看与被看的凝视过程中，在特定的时空及货币经济的规训中演绎完成的，但是，“黄昏市场”的空间建构是开放和互动的，那么，从长远来看，“黄昏市场”建构的性别关系或者说是在游客眼中的性别关系会不会对真实生活中的性别关系产生影响，甚至牵动当地性别文化和社会关系的重新流动呢？或者是两者平行运行互不影响？如果两者仅仅平行运行互不影响，会不会带来游客新的流动？而这些会不会又反过来带来当地渔民的反思，进而出于经济利益的考虑对“黄昏市场”的性别关系进行重新建构？游客一方面是根据对自身的认识来理解空间中的性别影像的，另一方面又根据性别影像来形成认识自身的方式。法国著名心理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双向循环过程理论指出:“游客对影像的凝视是主动的，并且根据自身的认同来构建影像的意义；与此同时，被凝视者又根据对影像的理解来对自身的身份认同进行重新评估。”[8]14既然如此，“黄昏市场”中的性别图景与真实世界中的性别关系将怎样互动，还有待于研究者做长期而深入的调查研究。

【参考文献】

[1]（英）多琳·马西.劳动的空间分工：社会结构与生产地理学[M].梁光严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2] Brunner，Edward M.. Ethnic Tourism: One Group，Three Contexts[A]. Tan Chee-Beng，Sidney C. H. Cheung and Yang Hui. Tourism，Anthropology and China[C]. Bangkok: White Lotus，2001.

[3] Cohen，Erik. Ethnic Tourism in Southeast Asia[A]. Tan Chee-Beng，Sidney C. H. Cheung and Yang Hui. Tourism，Anthropology and China[C]. Bangkok: White Lotus，2001.

[4] Urry J.. The Tourist Gaze [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1990.

[5]刘丹萍.旅游凝视——中国本土研究[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8.

[6]孙婷婷.“封建妇女”性别刻板印象的谱系学研究[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6）.

[7]（英）多琳·马西.保卫空间[M].瑷松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13.

[8] Lacan, J.. The Mirror Stage as for Mative of Function of the I [A]. A. Easton. Contemporary Film Theory[C]. Harlow: Longman，1993.

责任编辑：董力婕

Tourism and Gender: The Dusk Market of Hainan Dongxiang Fishing Port

CHEN Liqin，ZHANG Kehui

Abstract:Firs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usk market of Hainan Dongxiang fishing port with regards to its two functions of commodity exchange and tourism. The market is based on certain gender relationship and also exert influenc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gender relationship. Through analysis of division of labor, the beauty of human culture in scenes and photos and gender images in the market, it is found that the gender relationship is typical and simple in a certain space and period. The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gender relations at the market need further study.

Key words:Dusk Market; tourism; gender

DOI:10.13277 /j.cnki.jcwu.2016.03.005

收稿日期：2016-04-15

中图分类号：C913.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3698（2016）03-0035-06

作者简介：陈丽琴，女，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张可辉，女，海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公共关系与教育政策。57022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民族旅游发展对黎族女性的影响研究”的成果，项目编号：13CMZ050；亦为海南大学博士科研启动金的资助课题，项目编号：kyqd1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