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以来中国心理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梁　昕

(云南民族大学　人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1980年以来中国心理贫困问题研究综述

梁昕

(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云南昆明650500)

摘要：贫困问题一直以来都是社会学界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但对于贫困问题的研究依然聚焦在对客观条件以及社会制度方面的分析，对于贫困人口的主体心理现象分析以及贫困心理机制的产生缘由的研究却寥若晨星。2010年以来，在经历了精神贫困、文化贫困等研究历程之后，贫困心理学逐步兴起，其相关文献也渐为可见。但依旧不见对我国贫困心理学发展及其相关研究的综述型文章。因此，本文通过对国内已有的贫困心理的研究成果进行综合与分析，以期对相关研究起到一定借鉴作用。

关键词：精神贫困； 文化贫困； 心理贫困； 贫困心理

贫困心理学在国际上已经成为贫困问题研究新的方向之一，但是在中国却依然处于刚刚兴起的阶段。自我国开始推行扶贫政策伊始，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等对贫困问题的分析就从未停止过。但研究初期主要都集中在物质贫困或者经济扶贫的问题之上，对于贫困人口的心理状态分析却寥寥无几。

我国的贫困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由概念思辨向心理机制分析转变的过程，而分析路径则由物质精神二元模式向精神、文化、心理贫困等多元分析角度发展。贫困心理学在我国贫困问题的研究中逐渐升起。但由于国内贫困心理学的研究依然处于启蒙阶段，进行贫困心理分析的专业型文献鲜少可见，仅散见于一两篇论文之中，而专门的综述型文章几乎未有。因此，有必要对国内贫困心理学的发展及其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一定的综合与分析。

一、贫困心理学研究萌芽期：2000年以前

对于农村贫困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20个世纪80年代便已有学者明确提出，“对于农民心理的研究，在我国心理领域还是一个薄弱环节。”[1]因此，以2000年为界，对于农村贫困人口的心理学研究进行梳理，在2000年以前学界对于农村人口的贫困心理研究依然处于萌芽阶段。受当时哲学意识形态和认识的影响，大多数人依然习惯用“物质”和“精神”的二元对立模式区分客观环境与主观体验。因此，当时对于贫困心理的界定更多使用的是“精神贫困”一词，少有学者直接使用“心理贫困”一词。

2000年以前，伴随着各项扶贫政策的推进和实施，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扶贫除了经济贫困之外，还存在有许多其他类型的贫困问题。他们“强烈地感觉到：不发达地区经济上的脱贫离不开精神、文化上的‘脱贫’，必须做到物质扶贫和精神‘扶贫’并重，无钱无物的单位同样可以扶好贫。”[2]因此，一些学者对农民中所存在的心理及精神方面的问题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在当时，研究的重心主要集中在对于精神贫困的现象描述、成因分析以及对策建议之上。

一些学者认为农民的贫困心理“一是资源或条件制约型贫困；二是能力制约型贫困”，[3]前者主要是因为一些贫困地区人口受经济条件所限导致的贫困，比如缺乏劳动力、自然条件恶劣、社会环境差等。而后者主要应从农民本身的思想意识入手。他们认为当时的农民受小农意识的影响，普遍存在着“命该如此”的宿命观，从而形成了大多数人的安贫守贱，懒散生活，依赖心理，这种贫困的价值观与当时的农民长期所处的社会、经济贫困环境下所形成的价值判断与价值取向有关，而这种贫困的观念是农民脱贫致富的绊脚石。[4]

同时另有一部分人认为农民物质生活的贫困以及因此相关的社会境遇、文化心理结构、人际关系、居住条件等特点，形成了农民在情感意识上，倾向性低级、稳定性低、容易消极的特点。他们认为多数贫困人口注重小节而对重大事件无动于衷，追逐暂时利益、表面利益，对新观念接受程度低，容易因环境的问题产生悲观、失望、嫉妒等负面情绪。这些情绪情感上的特点会形成主体麻木、不设法创收以脱贫致富的心理。[1]

除此以外，还有一部分学者提出，农村贫困人口除了以上的两种贫困心理之外，由于一些地方长期接受“输血式”扶贫，导致部分贫困人群存在“穷占便宜富吃亏”和“扶贫就是给钱”的占便宜的思想。由于长期接受“救济”，形成了依赖心理，形成了“等靠要”的思想，认为只要脱贫了就没有了优惠措施，从而就没有了不要付出就可以得到的金钱。最终使得一些人形成了越穷越懒、越懒越散、越散越穷的恶性循环。[2]

而形成这些心理的主要原因，当时的学者将其归结为两大因素，一为地方资源过少，二为缺乏教育资源。地方资源主要指的是帮助地方脱贫的客观物质条件。西奥多·舒尔茨认为在现代经济中，人的知识、能力、健康等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大于物质资本、劳动力数量的增加。[5]自然环境作用于人们的感觉器官，同时也会影响人的认知、情感、态度等，也影响人们对于环境的适应方式。其不仅仅制约着社会环境的发展，更是制约着人的社会心理的形成。教育资源的缺乏更是会对人的思想产生影响，科学技术的培训、人口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源的开发、社会环境的改善都离不开教育。

2000年以前对于心理贫困问题的研究，虽然已有端倪，但多依然建立在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分析的基础之上。同时其更多为对现象的总结与统计之上，其提出的解决之道也依然建立在物质基础的提高、客观环境的改善之上。且受现代化思想的影响，对于农民所拥有的各种在贫困中的心理特征更多持有一种负面的看法，对于农民所保有的传统农业社会中的一些思想和心理特征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其是落后和需要改变的。

二、贫困心理学的肇始阶段：2000～2005年

20世纪末提出了精神贫困的概念，但对于贫困的研究也多半依然停留在经济层面，远没有今时今日的多元和复杂，再加上当时的扶贫主要依然集中在绝对扶贫之上，因此对精神方面的研究总是会将其看作经济研究的附庸，而很少从其他角度对其进行独立分析和解释。[6]

自2000年以后伴随着绝对贫困现象的逐步消失，部分学者表现出了对除了因资源缺乏以外其他因素的分析兴趣，因此逐渐有社会学者提出了对于贫困的研究应有不同的划分模式，而社会学家则应该更加强调“心理、文化以及政治、制度等因素对贫困的影响。”

当时的贫困人口的心理状态研究上出现了几个主要的变化。首先，精神贫困有了较为统一的概念，即认为精神贫困就是“相对于物质贫困而言，是指人的理想、道德、信仰、价值观、风尚、习惯等精神状态、价值取向、生活观念不能满足现实生活需要，落后于社会主要物质生产方式的状态，是一个意指人的追求、信念的价值理性范畴”。[7]或者是“在特定社会环境下，社会群体或个人由于思想道德、文化知识、价值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匮乏或落后，导致在物质生活资料获取和精神生活需求方面得不到满足的生存状态”。[8]

其次，部分学者受刘易斯的影响，提出了“贫困文化”的概念。1959年,刘易斯在其所著的Five Families: Mexican Case Studies in the Culture of Poverty一书中首次提出“贫困文化”这一概念，并认为贫困者之所以贫困和其所拥有的文化——贫困文化——有关。这种贫困文化的表现是,人们有一种强烈的宿命感、无助感和自卑感;他们目光短浅,没有远见卓识;他们视野狭窄,不能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认识他们的困难。[9]

再次，学界内有了针对精神贫困和文化贫困两个概念是否有关联的讨论。有学者提出文化贫困的概念，并对文化贫困的概念重新做了界定。其认为文化的差距也是发展的差距，文化的贫困也是发展的贫困。因此，文化贫困主要是教育与科技上的贫困与落后。而贫困文化是文化贫困的直接后果。[10]另有学者认为可以将文化贫困并入精神贫困的范畴之中，并有时候进行混用。其认为“文化贫困也就是精神贫困”。[11]是某一社会群体在生活方式、思维与信仰方式以及知识、观念、习俗和技能上的滞后与缺乏现象。[12]

“贫困文化”概念的提出令许多研究贫困问题的学者发现“注重贫困的经济行为的分析，往往却忽视了贫困的主体——贫困者自身的特性和其社会文化的属性”。因为贫困是一个以人为主体的概念，因此反贫困必须首先从人开始，并深入到他们的文化中去，将其与人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相联系，才能够更好地进行扶贫。如果经济发展项目和它那里的文化、习俗和传统技能相脱节，就容易失败。[6]

总而言之，在这段时间之中对于精神贫困方面的研究依然占据贫困心理分析的主流。学者们对于精神贫困的特点、现象、成因等诸多方面进行了更深的分析。他们认为类似于精神贫困的心理现象，具有隐蔽性和非量化的特征，且是并非一朝一夕便可成形的文化结构，有其历史积弊和多样化的形式，并且不同的人群、环境表现出不同的心理贫困的独特特征[13]等等学说。同时也认为精神贫困并非后来提出的文化贫困，前者是因发展障碍和制约因素造成的贫困心理，而后者是因为长期生活在贫困亚文化之中所形成的贫困心理。[14]前者依然是因为物质贫困所导致的临时心理问题，而后者则是贫困文化的一种内化。

三、贫困心理学发展的停滞阶段：2005～2010年

2005年之后，学者们提出贫困不再是基于最低的生理需求，而是基于社会的比较，也即相对贫困。与此同时，国外的各项贫困理论逐步进入中国，为中国学者所借鉴。其中汤森的相对剥夺理论和阿玛蒂亚森的“权力”“能力”说为主要代表。

在对于贫困的概念认定上，汤森认为贫困是随着社会规范和习惯的改变而改变的，是一种相对剥夺。他认为假设穷人和其他人一样拥有某些权力，但在现实的社会制度下，达到正常社会生活水平的条件和获得参与正常社会活动的机会，都是由其所拥有的资源决定的。由于穷人缺少这些资源，他们所拥有的条件和机会就被相对剥夺了，故而处于贫困状态。因此，他提出了贫困的剥夺指标等等一系列的贫困计算方式。并且汤森认为对贫困的理解就不能仅仅只是从传统的方法出发，还要从客观的角度去界定贫困，贫困的定义中还应包括以他人或其他社会群体为参照物所感受到的被剥夺程度。因为汤森理论的引入，有学者逐渐开始注意到贫困人口本身所可能存在的主观体验。[15]

2005年初时，有学者注意到了社会变革带给贫困群体的巨大冲击。他们认为剧烈的社会变迁往往使贫困群体的社会心理常常处于激烈动荡和冲突矛盾之中。这样巨大的变迁和冲击令贫困人口产生了期望失落感、相对剥夺感以及焦虑、怀旧的心理。其群体心理表现出心理失衡、挫折感、焦虑自卑心理、自我困惑、缺乏安全感以及仇富、失落感和较为严重的交往障碍等特征。而这些负面心理特征对我国扶贫工作的推进产生一定的阻碍作用。这是在2005～2010年间对贫困人口的社会心理描述较为具体的一篇学术成果。[16]

虽然阿玛蒂亚森在其“能力方法”中强调了“物质的(客观的)和非物质的(主观的)”是促进生活质量提高的关键要素之一。但受其整体理论的影响，我国的贫困问题研究还是转向了经济学及社会学方向，因此贫困心理的研究于此逐渐裹足不前。只有少量学者依然从心理学及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对贫困和反贫困问题进行综述型关注。[17]吴胜涛和张建新在其对贫困心理研究中对国内国际的贫困心理的测量进行溯源，并在Shek的四因子模型基础上提出了中国版的贫困归因问卷(PAQ)。虽然其指出PAQ问卷在国内还无法推及整体中国人群，但却在贫困心理的定量方法之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

另一方面，文化贫困取代“精神贫困”成为当时贫困心理研究的主流。越来越多的学者借助刘易斯的文化贫困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对贫困问题中存在的心理因素进行分析，并提出“社会文化环境或自然环境变化，有助于族群成员及其社区形成‘新的反应’。而只有当一个族群中大多数成员知道和接受了这一反应，并使之成为共有的行为模式时，实际的社会文化变迁才真正发生。”因此，只有认识到“贫困文化是对其生存与发展的羁绊，并相信自己有能力挣脱它的束缚”[18]才能够从贫困之中慢慢走出来。

在文化贫困的主流下，也有少数学者从其他非主流的心理学角度对贫困现象进行解释。王章佩从消费主义中对贫困问题里的心理因素进行解读。他认为，现代社会是消费的社会，这种消费社会中也存在物质丰盛中的精神贫困以及物质匮乏者的双重贫困和物质无下限追求下的人类贫困等现象。因此，人们“既要忍受物质匮乏的苦楚，又要承受消费主义制造出的物质迷恋的焦虑”。如今我国已经出现了消费社会的影子，社会在面对消费主义侵蚀时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因此需要从物质和精神两处同时着手，才能避免消费主义带来的巨大的精神贫困的压力。[19]这一类的论文也同时拓展了贫困心理的研究路径及角度。

四、2010年至今贫困心理方面的研究

2010年之后，部分学者对贫困问题的成因及结果分析再次转向了社会心理学的方向，并将眼光主要投注在资本投入、主观感受两个方面之上。

在资本投入之上，黄英君等人综合John Scott、Amartya Sen和胡鞍钢、李春波等人对贫困的看法，认为贫困是由物质资源匮乏而致的缺少生活能力、行动能力、社会交际、自我实现以及其他基本权力进而加剧物质匮乏的一种状态。他认为社会资本作为一种影响人们行为方式的制度、关系、态度与价值观念的综合体，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仅能对贫困的某一方面起作用，如果想要预防和解决精神贫困则需要建立以社会资本投资为主导的政策体系。[20]

而在阙祥才的研究中他认为贫困的关键因素是在于人的素质，而人的素质则包括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是存在于人体中并具有经济价值的后天获得的知识、技能、健康、迁移能力、思想观念等质量性因素的综合。因此阙祥才在对人力资本与贫困问题之间的关系分析时提出，思想观念之上物质文化变迁往往快于非物质文化变迁，当两者不同步时就会产生差距，也就是“文化堕距”。贫困人口由于其缺乏市场意识、创新意识、进取精神和冒险精神等符合现代性特征的价值和观念，因此其劳动实践反而增大了贫困产生的可能性。守旧和封闭的思想观念会使劳动者在生产经营的选择上趋于保守，从而进入“落伍”之列。[21]

在对主体感受的分析之上，叶初升、高考和刘亚飞在其论文中使用经济学的“贫困陷阱”一词用以描述行为主体的悲观心理状态对贫困发生机理、发生条件以及脱贫对策所产生的影响作用。他们认为贫困主体除了家庭个体特征和经济环境特征等客观因素之外，其还存在信息获取能力的有限和因贫受挫所产生的悲观情绪。主流经济学对贫困主体行为分析时过于着眼于理性行为，而忽略了主体的主观心理对于脱贫行为的限制作用。[22]

除此之外，另有学者从农民主观幸福体验与农民纯收入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认为农民教育可及性、基础设施的完备程度可以对农民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而公共事务的发展和治理对农户主观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在其数据分析中，该学者认为教育的可及性是受农民的收入水平的限制，而教育可及性同时也对农民的主观幸福感有着制约作用。教育可及性越低——也就是经济收入水平较低的家庭——其正向的主观体验也更低。[23]

五、结语

英格尔斯在其《人的现代化》一书中指出：“落后和不发达也是一种国民落后思想心理状态。国民的思想、心理和精神被牢固地锁在传统思想意识之中，就构成了对经济发展的严重障碍。”改革开放以来，国家着力于发展经济，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单一、单向的发展模式。而这种将经济发展作为唯一的、终极性的发展目标的结果就必然造成政治改革的滞后，精神发展、社会发展的忽视。[24]东西部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发达与不发达地区之间因为长期的经济差距，逐渐导致了严重的两极分化。长期的分化则必然引发因为经济的孱弱、贫困和落后而产生的各种焦虑、自卑或急功近利的心理问题。保守而无知的农民往往不懂得如何自我调适，长此以往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心理贫困。[25]

加之因为市场经济的介入，乡村共同体的逐渐瓦解、农民原子化形式的出现最终导致了农村公共精神的式微。这种式微和消解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价值观对原有村落传统思想的一种消融与瓦解，也是一种公共道德的式微。个人主义精神被无限放大，在这种精神之下，农民日益原子化、疏离化，从而最终导致农民私人生活的异化。吴理财教授认为当农民过度重视个体利益之时，其对于社区的认同度便相应地降低了。在一个传统社区内，农民的社区认同意识较强，则更容易趋向于互惠、合作。而在一个区域解体的农村社区内，农民社区认同意识较弱，互惠互利行为发生的可能就降低了。农民几乎难以在公共事业上形成有效合作。那么当扶贫政策介入之时，就难以在农村之中推进和发展。[26]

因此，在全国基本已经消灭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的现象依然普遍存在的情况下，如何把握时间节点，努力补齐短板，科学谋划好“十三五”时期扶贫开发工作，切实做到精准扶贫，确保贫困人口到2020年如期脱贫，对于贫困心理的研究便显得刻不容缓。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归因偏差问题。基本归因偏差，又叫对应偏差(correspondent bias)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多数时候它是指人们在解释他人的行为时，过度夸大某一类型的因素，而低估其他因素的现象。在对贫困问题的心理因素方面的文献分析中，也主要体现了这样的一种倾向性。大多数的学者主要都习惯于将贫困人口的精神、心理及意识状态归因于客观条件之上，比如偏僻的地理条件、贫乏的资源禀赋、落后的教育和基础设施以及未开化的原始思想等等，却忽略了从主观意识上对于贫困人口心理的分析。虽然过去的文献中已有关于文化对贫困人群心理方面的研究，但却着重了文化对于主体的影响，却忽略了主体本身对于文化的反馈和塑造。这是值得我们注意和克服的现象。如此，在整个贫困心理的研究及文献结构上，就会逐渐完整并合理。而不会出现所谓的“归因偏差”现象，也就更加有利于国家扶贫工作的政策制定和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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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左安嵩〕

Review of the Studies on Psychological Poverty since 1980 in China

LIANG Xin

(School of Humanities, Yunn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Kunming, 650500, Yunnan, China)

Abstract:Poverty has always been a major issue in sociology. Until recently, however, the studies had been more on the objective conditions and social system of poverty, than on the psychological phenomenon and causes of the mental mechanism of the poor. Since 2010, along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research of mental poverty and cultural poverty, poverty psychology is rising, and pertinent literature increasing too. But overview papers of this type are still relatively rare.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this paper makes a review of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poverty psychology in China.

Key words:mental poverty; cultural poverty; psychological poverty; mentally poor

中图分类号:C9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6)04-0043-05

作者简介:梁昕(1980-)，女，安徽合肥人，云南民族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博士后，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扶贫和社会工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