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身人》中人与科学的多维伦理阐释

王晓惠

《隐身人》中人与科学的多维伦理阐释

王晓惠

文章分别对《隐身人》中的格里芬、肯普以及民众与科学的关系进行了探索。格里芬用“为我所用”的标准来处理自己和科学的伦理关系，表现出具有工具理性倾向的伦理意识；肯普将人类社会的仁爱投射到科学上，关注科学本身的价值，表现出人与科学“和谐共存”的价值理性认同意识；民众对科学既惧怕又渴望，显示出民众对科学的伦理意识处于非理性状态。小说以格里芬的毁灭以及肯普在众人帮助之下脱险，并成功终结格里芬的罪恶为结局，折射出小说所传递的关于人与科学关系的伦理取向：对待科学，人类需要的是肯普式的价值理性认同及基于此的人与科学和谐共存的伦理关系。只有人与科学和谐发展，人类才会拥有和平的生存空间。

《隐身人》；威尔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非理性

人与科学的关系是科幻小说永恒的话题，在表现这种关系方面，威尔斯科幻小说的成就鲜有人能够企及，他善于通过小说“将有关人类未来的幻想与对当时社会现状的批判相结合，将有关人类社会问题的思考寓于科学幻想之中”[1](P168)，表达他对身处科学时代的人类未来命运的忧思。在《隐身人》这部以隐身术为故事主线的小说中，威尔斯巧妙地描述了隐身术代表的科学与格里芬、肯普等代表的人类之间的关系，凸显出人类面对科学时表现出来的不同伦理意识。

人类应该如何发展和利用科学属于科学选择的范畴，“科学选择解决科学与人的结合问题”[2](P251)，是人类面对科学时作出的行为选择。科学与人类的结合又涉及伦理问题，不同的伦理意识决定伦理选择的不同，所以说科学选择的本质蕴含于人类的伦理选择之中。目前中外学界很少有人从伦理的视角分析小说中人类科学选择时的伦理意识，而从这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小说的真正伦理蕴义。本文将从文学伦理学批评的角度重点关注《隐身人》中人类对待科学的伦理意识差异化问题。

一、为我所用——格里芬伦理意识的工具理性倾向

格里芬通常被视为一个负面科学研究者的形象，当街被众人打死时，他被打坏的赤裸身体和愤怒失望的表情，至今仍会牵动读者的恻隐之心，使人们在气愤之余不免增添几丝怜悯。格里芬伦理悲剧发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作科学选择时一直受到“为我所用”的工具理性倾向伦理意识的支配。本文提及的工具理性指科学研究者通过实践的途径确认某种科学发明和科学技术的有用性，从而追求其最大功效，为实现科学家个人功利目的而服务。当科学发明和科学技术不再蕴含对人类的敬畏之心，而沦为实现个人功利目的的工具时，科学的想象力就会失去道德的力量，科学也就难以造福于人类和社会，缺乏正确伦理价值引导和规范的科学将与人类福祉背道而驰。格里芬的工具理性倾向意识违背了伦理道德标准，引导他作出一个又一个错误的科学选择，最终导演了他的人生悲剧。

早在决定发明隐身术时，格里芬就把隐身术当作实现他欲望的工具。小说创作正值英国社会的维多利亚晚期，工业急速发展造成贫富差距巨大，当时很多科学研究者都梦想通过科学发明来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格里芬也不例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自己可以发明隐身术，他兴奋不已，心想“我要以压倒一切的效果向世人炫耀我的工作，并一举成名”[3]（P161）。隐身术一旦发明成功，格里芬将会得到丰厚的回报，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格里芬发明隐身术不是为了研究隐身术本身的科学价值，不是为了发展科技造福人类，而是抛开科学研究者的伦理道德，把隐身术单纯作为一种实现他个人功利目的的工具。格里芬把自己和隐身术之间的关系定位为使用和被使用的关系，暴露出他在科学选择时明显的“一切皆为我用”的工具理性倾向伦理意识。

格里芬的工具理性倾向意识不仅体现在利用隐身术成名获利上，还体现在利用隐身术逃脱责罚的行为上。房东怀疑格里芬违法做活体解剖试验，并打算将他绳之以法。面对房东的纠缠和国法的威严，格里芬开始意识到伦理秩序的存在。这种意识带来的巨大恐慌让他想到逃跑。格里芬放弃先前发明隐身术的意图，决定利用隐身术将自己隐身，化解危机。格里芬将自己化身隐身人的做法再次显示出他对待科学的伦理意识具有工具理性倾向。表面上，隐身术再次沦为格里芬用来逃跑的工具，实际上，格里芬从此也沦为隐身术的工具，成为隐身术的载体。隐身术看似化解了格里芬的危机，实则将他推入更大的危机当中。

格里芬的工具理性倾向意识也表现为他利用隐身术违法乱纪、为所欲为。成为隐身人后，格里芬感觉隐身术为自己带来了超能量，他肆无忌惮地盗窃、抢劫，这些行为不仅显示出格里芬利用隐身术的工具理性意识一步步加深，更暴露出这种意识一步步将他推向罪恶的深渊。因为有了隐身术，格里芬觉得：“无论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我都不在乎。无非是脱掉衣服，隐形了事。”[3]（P209）在隐身术的帮助下，格里芬打破伦理秩序，伤害他人合法权益，与周围人的伦理矛盾日益尖锐。尖锐的矛盾进一步强化了格里芬对隐身术的工具理性意识，工具理性意识的不断强化，又加深了格里芬与周围人群的伦理矛盾，矛盾最终演变为不断升级的伦理冲突。

格里芬工具理性倾向的伦理意识极端表现为任意伤人性命。隐身人的身份暴露后，格里芬无法继续偷窃，他开始重新思索隐身术的用途是“对杀人特别有用”[3]（P217）。基于这些判断，格里芬不再利用隐身术谋利、逃脱和盗窃，而是计划利用隐身术杀人，建立恐怖统治。成为统治者，隐身术再度扮演了格里芬实现欲望的帮凶。可是格里芬的计划意外被肯普打乱，肯普悄悄通知警察来抓捕他。此时格里芬发觉自己已经被伦理秩序彻底否定和排斥，他决心利用强大的隐身术来打破现存的伦理秩序，重新建立以隐身人为核心的伦理秩序。他对肯普及伦理秩序的仇恨令他丧失了理性，作出杀死肯普的非理性选择，最终落得暴尸街头的下场。

格里芬伦理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他把科学作为“为我所用”的工具。科学的价值在于揭示事物的运行规律，指导人类尊重、认识自然规律，理解自我同宇宙的关系。然而作为科学研究者的格里芬，没有认识到科学不是满足私欲的工具，工具理性倾向意识不适宜处理人与科学之间的关系，而是贬低科学价值，践踏科学尊严，藐视科学正义，把隐身术工具化，仅仅作为实现个人功利目的的工具。格里芬没有把科学当成人类的朋友，没有理性地对待科学，没有把理性和工具理性区别开来，因而一步一步陷入困境，在违背伦理道德的不归路上越行越远。身处伦理混乱之中的格里芬不从自身找原因，却认为这是“世界发了疯的缘故”[3]（P167），可见格里芬无法理性地处理个人与科学之间的伦理关系，他在科学选择时秉承的错误伦理意识即工具理性倾向意识，使他放弃了人类伦理而接受工具伦理，这种伦理意识最终导致了他的伦理悲剧。值得注意的是，格里芬的这种工具化伦理意识正是当时工业化社会的普遍产物，彰显出工业化进程中人类的冷酷无情及其被物欲点燃的罪恶。

二、和谐共存：肯普伦理意识的价值理性认同

与格里芬不同，肯普的科学选择闪烁着人性的光芒，他对待科学的态度明显地表现出价值理性认同的伦理取向。这种价值理性认同可以理解为科学家注重科学发明和科学技术本身所能代表的价值，即是否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忠诚、荣誉等，而不是看重科学发明和科学技术带来的个人收益。这种对科学的伦理意识所关注的是从某些具有实质的、特定的价值理念角度去衡量科学发明和科学技术的合理性，比如正义是科学价值的体现、正当和无害是科学秩序的体现，尊重则体现了对科学的态度。价值理性认同意识认为只有当科学的想象力与人的敬畏之心并行不悖，其带来道德的力量才能保证科学造福于人类社会，科学发明和科学技术的价值才能真正得以体现。面对隐身术，肯普尊重其本身的价值，他把科学发明纳入人类的伦理关怀之中，不带任何功利思想，这种科学选择体现出他的价值理性认同符合伦理道德规范。

肯普反对人类利用科学满足私欲的做法显示出其对科学的尊重。作为格里芬的大学同学，肯普希望“获得皇家学会研究员的头衔”[4]（P121）这个头衔可以为他的科学研究工作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由此可见肯普对这个头衔的渴望与物欲无关。当格里芬提出要联合肯普利用隐身术建立恐怖统治时，肯普不但选择了拒绝，而且试图劝说格里芬放弃这种离经叛道的想法，肯普说：“不要变成一条独狼……想一想要是有成千上万的人帮助你的话，你能做些什么？”[3]（P219）肯普对待格里芬是一种人伦关怀，对待科学也是一种人伦关怀，他不希望科学沦为个人满足私欲的工具，更不赞同利用科学危害社会的做法。面对丧心病狂、不可救药的格里芬，肯普决定秘密通知警察来抓捕他。表面上肯普背叛了格里芬，事实上，肯普的背叛却意味着他对人类和社会的忠诚，对科学价值的尊重，体现出肯普趋于价值理性认同的伦理意识。

肯普的价值理性认同意识着眼于科学本身对人类和社会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他维护科学正义的价值理念。当肯普发觉格里芬凭借隐身术的掩护任意伤人时，他对警察局长艾迪说：“如果我们不加阻止，他会杀人，会制造恐怖。”[3]（P223）如果一种科学已经打破伦理秩序，超越法律制约，成为社会危害，那么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利用科学来抗衡科学，用道德的科学来制约和消除不道德的科学，只有这样才能阻止不道德的科学继续危害社会，科学的正义才能得以声张。肯普认为只要依靠科学的手段，就能战胜无人能敌的隐身术。根据隐身术存在的漏洞，如不能穿衣穿鞋，吃东西就显形，肯普作出了科学而周密的围堵计划。肯普选择用科学的手段阻止格里芬利用隐身术制造社会混乱、残害人类，他的科学选择坚持了社会正义和科学正义，符合伦理道德标准。依靠科学与格里芬及他的隐身术博弈，充分表现出肯普尊重和认同科学本身的价值及科学对人类社会的价值，他把对科学的关怀纳入人伦关怀的范畴之内，维护了科学的正当社会价值。

肯普对于科学始终践行着价值理性认同意识，不惜冒着生命危险来捍卫科学的公平正义。格里芬有隐身术的帮助难以抓捕，肯普决定以自己为饵，等待格里芬自投罗网。这种抓捕方式的成功几率最大，但也最危险。肯普不惜牺牲自己，也要结束格里芬的犯罪行为，肯普捍卫科学正义的决心由此清晰可见。当然这一决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肯普认为：“这是一场奇怪的游戏——但机会都在我一边。”[3]（P237）正如肯普所认为的，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格里芬利用科学危害人类社会，他的科学选择是不道德的，注定会遭到民众的唾弃和阻拦；肯普依靠了科学保护人类社会，他的科学选择是道德的，获得民众的拥护和支持。在黑尔街巷口附近，追捕场面由格里芬追杀肯普，转变成众人追杀格里芬，最后格里芬在众人的拳打脚踢和谩骂声中丧生。有了众人的帮助，肯普转危为安，而格里芬的罪恶随着他生命的结束而终结。

肯普对于科学价值的追求得到了民众的拥护，他誓死捍卫的对于科学的价值理性认同在民众中转化成正能量，成为决定正义与邪恶之间胜负的决定因素。肯普对待科学的伦理意识具有价值理性认同倾向，这是人类把人伦关怀的伦理意识延展至科学层面，使得人与科学的关系获得了不同以往的内涵，标志着一种较为理想的人与科学关系的出现。肯普的行为告诉我们，科学已在人类的生活里无处不在，它与人类的未来息息相关。人类在作科学选择时，不应该为了一己私利，而应该尊重科学的社会价值，努力实现科学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社会功能。

三、惧怕而渴望：民众伦理意识的非理性状态

有别于格里芬和肯普，对待隐身术和隐身人，小说中民众的伦理意识处于非理性状态。“非理性指一切不符合理性的价值判断”[3](P251)，是不经过逻辑思考对事物价值作出违背理性的判断。小说中伦理意识的非理性状态具体表现为民众面对隐身人时惧怕的同时又渴望拥有的非理性情感流露以及盲从的非理性选择。

首先，民众的非理性伦理意识体现为民众把隐身术看作是妖术，把格里芬看作是魔鬼的化身。他们并不认为隐身术是一项科学发明，也不认为隐身术是实实在在的科学行为，更不承认隐身人是这种科学行为的结果。民众对隐身人的恐惧，暴露出民众对科学的认知匮乏。无知导致恐惧，当民众的知识水平远远落后于科学的发展水平，民众对科学报以恐惧之心是必然的。格里芬和肯普曾用“愚蠢的魔鬼”“蠢货”“傻瓜”等字眼来形容民众，反映出当时民众有限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由于知识水平有限，民众难以理解科学，难以接受隐身术，从而决定了他们对隐身术的伦理意识处于非理性状态。

其次，民众的非理性伦理意识体现在民众对隐身术危险性的认识不足。隐身人格里芬在逃亡途中碰巧遇到一个叫威克斯迪德的人。威克斯迪德看到一根铁条悬在空中并不可理喻地游走着，他竟然跟踪了十英里。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虽然威克斯迪德不了解隐身术，但是对铁条在空中游走这一违背常理的现象没有作出理性分析，更没有意识到这个现象背后隐藏的危险，因而选择了跟踪而不是躲避。他的非理性意识源于无知，最终由于他的跟踪对格里芬构成了威胁，被格里芬杀害。

再次，民众伦理意识的非理性状态还表现在他们盲从跟风、全盘接受和响应当局关于隐身术的宣传和号召，即使那些曾与格里芬有过接触的人，也毫无自己的理性判断，完全亦步亦趋。逃亡中的格里芬在民众意识里的形象迅速转变：“在早上他还是一个神话，一种恐怖；到了下午，主要由于肯普措辞枯燥的宣言，他已被描绘成具体可感的敌人，应当加以伤害、拘捕，或者战而胜之。”[3]（P227）民众对隐身人和隐身术没有基本的自我判断，一天之中先是惧怕和恐慌，接着是憎恨和斗争，他们迅速地转变对隐身人的认识以及完全接受肯普的抓捕策略，说明民众对格里芬以及隐身术所持的非理性伦理意识。

最后，民众伦理意识的非理性状态表现在他们受到贪欲的驱使，妄图占有隐身术。小说结尾马维尔不仅用格里芬偷来的钱开了旅店，还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研究格里芬的试验日记。马维尔是一个流浪汉，文化水平有限，他却秘密把试验日记据为己有，而且还在偷偷研究，这说明他想秘密掌握隐身术。马维尔替隐身人偷过钱，尝试过别人财产轻易落入自己囊中的感觉。面对着犹如天书一般的试验日记，马维尔自言自语说：“我不会像他那样干，我会——嗯！”[3]（P263）从马维尔的话语中，我们可以判断出他研究隐身术不是为了成为科学家，而是为了做一个隐身人，可以像格里芬那样任意妄为、不劳而获。马维尔的选择代表了当时大多数民众对于隐身术秘而不宣的一种心态，这种心态最初源于贪婪的本性，显现出民众对待科学的非理性伦理意识的危险性。即便格里芬被消灭了，只要民众的贪婪本性不改，欲望不能节制，对待科学的非理性意识状态无法消弭，社会上还会出现第二个、第三个格里芬，而这也是工业化社会发展过程中难以杜绝的现象，足以令人警醒。

四、结　语

小说中格里芬的悲剧令人扼腕，民众面对隐身术的科学选择也发人深省，肯普成功终结了格里芬的罪恶则使人振奋。格里芬利用科学触犯伦理规范甚至犯罪，与他对待科学的工具理性倾向伦理意识密切相关。由于欲望不断膨胀，格里芬不断把隐身术当作满足自己欲望的工具，导致他丧失理性，作出有悖于道德的科学选择。格里芬的悲剧在于他错误地理解自我与科学的关系，疯狂固执地摈弃正确的伦理意识，在隐身术发明前后，他的科学选择始终表现出“科学为我所用”的工具理性倾向。利用科学的同时，格里芬也将自身沦为实现物欲的工具，为自己最终的毁灭挖掘了坟墓。民众非理性地周旋于自我与科学之间，惧怕、憎恨、无知、盲从和渴望，构建了他们对待科学的伦理意识的非理性状态。在人类贪婪本能的驱使下，非理性意识随时会转变为新的社会危害，为人类未来的命运埋下隐忧。肯普对待科学的价值理性认同伦理意识，促进了从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到人与科学相互依存的过渡，最终将人类社会的仁爱扩展到了科学世界，形成了人与科学相互发展、和谐共生的伦理关系。

格里芬的毁灭、威克斯迪德的被杀以及肯普在众人帮助之下脱险，并成功终结了格里芬的犯罪，折射出小说中传递出的作者威尔斯关于人类与科学关系的伦理取向：人类的科学选择，需要的不应该是格里芬的利用，也不应该是民众的非理性面对，而应该是肯普式的价值理性认同及基于此的人与科学和谐共存的科学伦理意识。“任何企图借助科学僭越伦理的尝试都终将失败。”[4](P86)人类已经进入科学时代，人与科学的和谐共存是建构人类和平生存空间的重要因素，也是人类能够拥有和谐未来的重要保障。

[1]王守仁，方杰.英国文学简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2]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3]威尔斯.隐身人[M].黄源深，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0.

[4]王晓惠.《隐身人》中的意志分析[J].外国文学研究，2015，（3）.

[责任编辑：戴庆瑄]

王晓惠，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广西南宁53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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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4-4434(2016)09-0109-04

2015年度广西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15BWW 003）和2014年度广西高校科研项目（YB2014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