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锡勤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贯通研究

柴文华，罗来玮

(黑龙江大学 a.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b.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



中国哲学研究

论张锡勤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贯通研究

柴文华a，b，罗来玮b

(黑龙江大学 a.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研究中心；b.哲学学院，哈尔滨 150080)

恩师张锡勤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家、中国伦理思想史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伦理思想史等领域成就斐然、贡献卓著。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贯通研究可以概括为“三部曲”:第一是起步阶段，以198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哲学简史》为代表；第二是成熟阶段，以198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为代表；第三是巅峰阶段，以200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为代表。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贯通研究始终是以历史唯物论为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的，具有史论结合、以史见长，全面系统、内容厚重等特点。探讨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贯通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生的学术贡献，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认识。

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

恩师张锡勤(1939—2016)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家、中国伦理思想史家，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国伦理思想史等领域成就斐然、贡献卓著。先生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其成果可以分为贯通研究、专题研究、个案研究三类。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贯通研究可以概括为“三部曲”，第一是起步阶段，以1980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哲学简史》(以下简称《简史》)为代表；第二是成熟阶段，以198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以下简称《史》)为代表；第三是巅峰阶段，以2004年出版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以下简称《史稿》)为代表。三部书展示出了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贯通研究的动态过程。探讨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贯通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先生的学术贡献，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认识。

一、《中国近代哲学简史》

《简史》虽然不足20万字，却是先生著作类的处女作。之所以把这部书称作先生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贯通研究的一个环节，是因为它在先生整个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贯通研究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它确立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大致发展阶段，即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时期、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新文化运动时期；确立了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主要代表人物，即龚自珍、魏源、洪秀全、曾国藩、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孙中山、章太炎等；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原则和评价尺度，即运用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则和方法研究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先生后来的研究成果尽管在内容上大大拓展了，但在阶段划分、人物筛选、理论立场方面与《简史》大体一致。

二、《中国近代思想史》

之所以把《史》(约43万字)称作先生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贯通研究成熟阶段的代表作，主要原因一是这部书体系更为完整、内容更为丰富，二是提出了自己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观。

(一)《史》与《简史》相比有较大的拓展和细化

从总的框架来看，增加了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洋务派、顽固派和早期维新派的思想一章，把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一节扩展为一章。从新增加的具体内容来看，主要包括汪士铎的思想、洋务派的思想、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唐才常的思想、诗界革命、史界革命、道德革命、邹容的思想、陈天华的思想、革命派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潮、蔡元培的思想、宋教仁的思想、朱执信的思想等。从原有人物和内容来看，都或多或少有所细化，如龚自珍、魏源、曾国藩、康有为、严复、谭嗣同、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陈独秀等。

(二)明确提出中国近代思想史观

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观是他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所总结出来的理论结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主题说”，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主题是“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统治，拯救、改造中国，使中国走向独立富强，使人民摆脱苦难”[1]3。这一概括符合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实际，中国近代思想家都是围绕着民族解放和中华振兴这个主题去思考问题的。

2.“寻路说”，认为谈“变”是中国近代思想界的共同话题，但由于阶级、阶层、派别的不同，人们对“病症”的诊断、“药方”的内容、蓝图的绘制是不同的，因此，“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形象一点说，可以称得上是一部先辈们寻找中国前途出路的‘寻路记’”[1]3。这个寻路历程大体经历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五四”前的新文化运动六个历史阶段，相应地出现了六种不同的社会思潮。民族危机和民族文化的危机凸显了“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时代疑问，尽管各家各派提出的方案不同，但都是在探寻民族解放和中华振兴的路径，所以先生“寻路记”的说法既准确恰当，又生动形象。

3.“斗争说”，认为中国近代思想领域的斗争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尖锐复杂，充满了变与不变的争论：“‘用夷变夏’与‘用夏变夷’之争，革新与守旧之争，革命与改良之争，体用本末之争，民主与专制之争，科学与迷信之争，对外抵抗与对外妥协之争，‘以农立国’与‘工商立国’之争，尊孔与反孔之争，新道德与旧道德之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文学与旧文学之争，新史学与旧史学之争，唯物论与唯心论之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反映论与先验论之争……”[1]4既然存在着不同的思想派别，其间的争辩是难以避免的，先生对各种争论的概括涉及政治、经济、文化、道德、教育、历史、文学、哲学等领域，较为全面。

4.“西学东渐说”，认为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国思想界的主流是学习西方，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乃是“西学东渐”史。但中国近代思想家向西方寻求真理的目的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具有浓郁的爱国情怀。中华文化曾是代表农业文明的先进文化，在历史上总是同化异族文化，没有遭遇到真正的危机。但当遇到西方近代文化以后，其落后性就凸显出来。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人走上了由被迫到自觉学习西方文化的道路。先生认为这种学习体现了爱国主义精神，的确是不刊之论。

5.“三阶段说”，认为近代中国人学习西方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从“物”的方面学习西方，主要是工艺技术、军火武器制造等，以洋务派为代表；二是从“制度”层面学习西方，包括经济体制和政治制度等，以维新派和革命派为代表；三是从“文化”方面学习西方，提倡民主主义的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以激进民主主义者为代表。“三阶段说”发轫于梁启超，先生丰富和发展了这一学说。

6.“反省说”，认为中国近代思想家用两点论看待西方文化，在主张学习西方的同时也不断反省西方文化，既看到其优长，也指出其缺陷，从而探寻一种中西融合的可能道路。先生所说的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事实，除了激进主义西化派即全盘西化论者有意回避西方近代文化的短处之外，绝大多数思想家都能反思西方近代文化，这是理智和清醒的表现。

7.“三次觉醒说”，认为“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苦难的中国人不断觉醒的历史”[1]11。在西方列强的枪炮声中，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了自己的落后，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变革，这是第一次觉醒；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发现了西方文化的矛盾和弊端，并试图对之进行改良，使其进一步完善，这是第二次觉醒；然而，前两次觉醒所实施的方案均以失败告终，“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走向了社会主义道路”[1]11，这是第三次觉醒，而且是“近代中国人新的、更伟大的觉醒”[1]11。这种观点是对国人觉醒历程的动态描述，体现了不断追求真理的自觉性。

8.“启蒙和思想解放说”，认为“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近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大变革时代，是一个启蒙和思想解放的时代，地位十分重要”[1]11。在这一时期，出现了哲学变革、道德革命、文学革命、史界革命、圣贤革命等思潮，其中最突出的是哲学变革。中国近代的思想家们一方面引进吸收西方的某些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成果，一方面批判改造中国传统哲学资源，在此基础上建构了一种不同于古代哲学的新的哲学形态，是一种新旧中西杂凑的哲学形态。中国近代的哲学变革是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提供理论支撑的，具有浓郁的现实感，这是它的优点，但同时也带来了杂乱、不成体系的缺点。与哲学变革相同步的还有道德革命，即反对中国传统道德，提倡西方以“自由”“平等”“博爱”为中心的道德理念，这对当时的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道德革命不论在破旧方面还是在立新方面都是不彻底的。中国有着自身的启蒙思想史，明清之际出现了内生的早期启蒙思潮，表现出初步的批判意识、个性意识、民主意识、科学意识。而近代则是在“西学东渐”背景下更大规模的思想启蒙，先生所说的各种变革、革命即是思想启蒙的具体表现。

三、《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

《史稿》是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拓展和提升，也是先生这方面的巅峰之作。在这部著作中，先生不仅增加了许多新内容，也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观有所补充和发展，并丰富了自己的中国近代文化史观。

(一)增加的新内容

诚如先生在《后记》中所说，《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是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础上改写、扩充而成的。原书为33节，现扩为53节，字数则由原来的40余万扩为79万。

具体来讲，增加的新内容主要包括：包世臣、姚莹等人的思想，《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对西方社会、文化的介绍，郭嵩焘的思想，冯桂芬的思想，王韬的思想，薛福成、马建忠的思想，郑观应的思想，陈炽的思想，各种“出使日记”、游记对西方社会文化的介绍，《万国公报》的基本思想倾向及其对西学的传播，“西学中源”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麦孟华的思想，宋恕的思想，何启、胡礼垣的思想，戊戌时期的文化革新，革命派的文化批判与文化建设、文化革新的继续，革命派中的国粹主义，立宪派与清政府在“立宪”问题上的争论，新文化运动对戊戌、辛亥时期思想启蒙、文化革新的继承与超越，批判、创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根本精神，民主观，科学观，道德革命，文学革命，对国民性改造的关注，等等。从增加的新内容来看，重点是早期维新派代表人物的思想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革命。由于新内容的增加，使得《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格外厚重。

(二)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观的补充发展

1.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面貌的描述。先生认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在中外思想文化史上是罕见的。因为这一时期，不仅各色西方学说思想广泛流行，而且沉寂多年的先秦诸子学、今文经学、佛学、陆王心学以及明清之际诸大家的学说也盛极一时，先后复兴。可以说是中西交汇，古今交错，异彩纷呈，思潮迭起，足以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2]4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面貌的描述是符合实际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堪与先秦和现代(1919-1949)的“百家争鸣”相媲美。

2.学习西方的“三阶段”论是相对的。对于中国人学习西方的历程，梁启超的看法得到了多数学者的认同。应当指出的是，“三阶段”的划分是相对的，是就主流而言的，我们对此不能作机械的分割。事实上，“三阶段”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的。在第一阶段，从魏源、徐继畲直到洋务派的某些成员，已经注意到西方的政治、经济制度，并程度不同地表现了向往之情。在第二阶段，严复、梁启超等人已经介绍西方的价值观念，关注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改造。而在此阶段，仍然继续从物质层面学习西方。在第三阶段，仍然继续从物质、制度层面学习西方。原因在于文化系统是一个整体，它的影响也是整体性的，中国人对它的认识不可能是单一的。[2]7-8先生对“三阶段”关系的看法是深刻的，体现了普遍联系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等基本原则。

3.转型概念的引入。21世纪前后，先生吸收了学界的一些研究成果，集中体现在引入了转型的说法。先生指出，自强是百余年来中华民族的基本出发点。所谓自强，就是通过自身的努力奋斗，使中华民族由弱变强，它是中华民族渡过难关的精神支柱。鸦片战争以后，自强是诸多政治派别的共同口号。要自强，必须变革。而变革不应是枝枝节节的“小变”，而应是全盘的“大变”。所谓“大变”“全变”就是实现社会转型，即中国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由专制政治向民主政治转型。维新派的一些思想家已经注意到，在社会转型即近代化的过程中，人的近代化至关重要。从根本上说，没有一代“新民”——近代化的新人，便不可能真正实现近代化。由此，他们又提出了提高全民素质、改造国民性的任务。[2]12先生所说的转型与现代化密切相关，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是整体性的，经济、政治、社会、人的现代化都内含其中。

4.对哲学变革的细化。先生进一步指出了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四个重要方面：一是西方近代自然科学的影响。它使中国知识分子增长了新知，扩大了视野，认识产生了飞跃。它为中国近代的哲学变革提供了科学基础，使中国哲学的物质观、天道观、变易观、认识论都发生了明显变化。二是西方哲学和社会科学对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影响更为重要、直接。它给中国思想界带来了新的世界观、方法论，新的思想资料和思维方式，新的哲学意识和观念以及新的哲学范畴、名词概念。这就为近代中国的哲学变革提供了武器和借鉴，给中国哲学输入了新的成分，带来新的生机、活力。[2]21三是中国哲学的自我更新。对中国传统哲学作清理改造、批判继承是近代哲学变革的中心一环。四是中国哲学范畴的变革。这一变革是中国哲学从古代形态向近代形态转型的重要标志。具体表现在新的范畴、概念的引进，以新的范畴、概念取代旧的，对旧范畴进行改造、充实，赋予新义等。[2]23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变革的论述已见于《史》，这里谈的更为明晰和具体。

5.对批判与革新、创新的强调。先生认为，中国近代是一个社会变革、社会转型和文化转型的时代，因此批判与革新、创新自然成为中国近代的时代精神。批判与革新、创新精神在近代被激活是时代的需要，同时它又成为推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和近代化进程的动力。“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文化史，给人以深刻印象和强烈震撼的正是这种批判与革新、创新精神。对于一个国家、民族而言，自觉的批判意识与革新、创新精神是最可宝贵的，它是社会生机与活力的源泉。”[2]25批判与革新、创新在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呈现复苏迹象。戊戌维新之后，批判与革新、创新精神被明显激活。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批判与革新、创新精神被高度弘扬，造成了更大的社会影响。中国近代思想家所从事的批判是相当深刻的，他们把一切都推向理性的审判台。这种批判的彻底性势必使革新、创新精神进一步张扬、深化。经过几代人的呼吁提倡，特别是经过几十年社会变革、文化革新的实践，批判创新逐渐成为时代精神，这是值得我们重视的。说到启蒙，过去人们往往只看到自由、平等、博爱、民权、民主观念的宣传、灌输，其实更根本的应是批判与革新、创新精神的激活和自主理性的建立。“正是这一精神的激活，长期存在于国人中的无比巨大的历史惰性才遭到猛烈冲击，古老的中国才再也无法继续维持那僵滞的旧秩序。由此，激活了中华民族的生机、活力，推动了中国近现代社会的新陈代谢，亦即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2]28但在批判与革新的实践中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偏颇。这是先生对中国近代精神新的概括，突出了批判和创新的重要价值。

(三)丰富了中国近代文化史观

1992年，先生出版《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一书，初步提出了自己有关中国近代文化史观的一些观点。先生认为，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作“革故更新”的变革，是一场旨在使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文化革新、文化重建运动。[3]这场运动是“西学东渐”的结果，有着深刻的经济、政治原因，也是出于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时代需要。这场文化革命和文化重建，从本质上说是新文化与旧文化的斗争，是一次学习西方、大规模地输入西方近代文化的运动，是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运动，是一次伟大的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不论在中国文化史上，还是在中国启蒙运动史以及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

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中，先生丰富了自己的中国近代文化史观。

1.文化转型的原因。先生认为，在中国文化史上，近代是一个文化革新、文化转型的时代。在短短的数十年间，中国的文化结构、文化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出现了“新学”、新文化。之所以如此，首先是“西学东渐”的结果。鸦片战争后西学的传入，给中国传统文化带来猛烈冲击，使之面临严重挑战。与日俱增的文化危机势必要刺激中国的先进分子寻求中国文化的出路，引发文化革新的要求。但是，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与转型，归根到底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和反映。[2]14先生对中国近代文化转型原因的探讨体现的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理路，这在《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一书中已有较为系统的论述。

2.文化转型的过程。先生指出，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是逐步深入的。大致说来，在戊戌维新之前，改革者们主要是接受西方文化，并没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方面作触动。[2]15先生辩证分析了当时流行的两个命题：一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先生指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提出，是要让人们摆正两者的关系，不致因采西学而损害中学的主导地位。不过，既然承认西学有用，并以之“为用”，就在一定范围内承认了西学的合法地位。也就是认为面对新的历史环境，中学需要西学作补充，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学在新形势下已显露了它的不足，这些又有利于接纳西学和文化革新。[2]15二是“西学中源”。先生指出，“西学中源”说认为西学源于中学，是中学在西方的流传和发展。因此，今天“采西学”乃是“礼失而求诸野”，是光复旧物。这种文化观固然是抬高中学、贬低西学，旨在维护本土文化的地位、尊严，但它又起到了消解中学与西学内在紧张的作用。“它将西学等同于中国的古学，视之为中国古学的发展，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人们接受西学。”[2]16真正意义的文化批判与重建，严格说来是始于戊戌。因为戊戌维新的目标是要实现社会转型，它自然要引发文化转型。在戊戌时期，一批维新派思想家开始触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层面。而随着戊戌思潮在“百日维新”失败后进一步深化，到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又公开提出文化革命的口号，明确主张清理批判旧文化以建立新文化。戊戌时期一些著名的维新派思想家明显表现出与传统儒学的决裂，这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先生以戊戌维新为界，以对待旧学批判程度为参照，勾勒了中国近代文化革新或转型的历程，其中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中源”的分析颇具启发意义。

3.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先生指出，在文化革新方面，存在着激进主义昂扬的现象。这里的激进主义主要指文化激进主义，对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在文化革新中激情压倒理性。这种文化激进主义发源于谭嗣同，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高潮。文化激进主义有它的合理性，它曾使文化革新具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坚决的气势，进行得相当彻底，从而使旧思想、旧观念、旧文化遭到巨大、猛烈的冲击。但它同时也滋生了文化上的民族虚无主义，这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无疑会带来不良影响。与文化激进主义相对应的是文化保守主义。文化保守主义者并不一概排拒西学，但他们又对那时越来越多的青年知识分子“心醉欧风”的倾向心存忧虑，担心日盛一日的“欧风美雨”危及中国民族文化的主导地位。他们主张在维护中国民族文化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吸取、接受西学。而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维护，也不是原封不动，不作任何触动、改造。他们也不同程度地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某些陈腐、落后，不合时代精神与需要的东西，必须予以清理、革新。至于如何改造中学，前后期的文化保守主义则有所不同。以戊戌为界，前期的文化保守主义尚只触及表层(如八股、科举、旧习俗等)，对其核心层面——纲常与孔孟之道则是维护的。而在戊戌之后，文化保守主义者对中学的批评、改造，则触及纲常、孔孟之道的核心层面。比如辛亥革命时期的国粹派即是如此。他们实际上是以改造传统的方式来维护传统。[2]20概括而言，文化激进主义更多强调的是文化的时代性和创新性而忽略文化的民族性和传承性；文化保守主义则更多地强调文化的民族性和传承性而忽略文化的时代性和创新性。文化保守主义对于文化激进主义曾起了纠偏、矫正的作用，但对西学的传播、文化革新以至社会变革的深入，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相比之下，梁启超、严复以及一些革命党人融会中西古今，反对两种倾向的主张，无疑比较正确、稳健。这种文化观，后来就发展为系统的综合创新论。”[2]20显然，先生反对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各自的偏向，而主张稳健的中西文化融合说，其中国近代文化观的实质是中西结合的综合创新论。

4.对文化革新的评价。先生认为，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使中国的传统观念发生了深刻变化，初步形成了具有近代意识的文化形态，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使中国文化的面貌为之一新，在中国文化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在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中，始终存在重“破”轻“立”，重批判轻继承的倾向。因受意识决定论的影响，许多改革者又具有文化决定论的倾向，对文化与文化革新的作用作了片面夸大。此外，那种企求速成的急躁情绪、浮躁学风在文化革新过程中也很明显。这些都对近代的文化革新、新文化的建设带来不利影响。[2]20-21先生对中国近代的文化革新持的是一种辩证的态度，既充分肯定了其在中国文化创造性转化中的重要地位，又指出它轻视继承、文化决定、企求速成等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四、几点思考

先生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贯通研究始终是以历史唯物论为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的，具有史论结合、以史见长，全面系统、内容厚重等特点。

(一)以历史唯物论为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

以历史唯物论为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书写中国思想史开始于郭湛波、侯外庐等，但这不是某个人的个性特征，而是一个时代的代征。

侯外庐领衔撰著的五卷本的《中国思想通史》从1946年开始历时10年出齐，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大部头、通史性的中国思想史，从先秦一直写到近代。该书始终以历史唯物论为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把中国思想史建立在中国社会史的基础上，以古史考证、历史分析、理论分析、阶级分析、辩证分析等为基本方法书写中国思想史。张岂之是侯外庐派的传人，1989年出版有《中国思想史》，后来又主编了9册本的《中国思想学术史》，贯彻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论。李泽厚虽然小张岂之3岁，但他在中国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出版较早，有著名的三大史论：《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出版于1979年；《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出版于1985年；《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出版于1987年。三论合之为一部中国思想史论，分之为三部断代思想史论。李泽厚是广有影响又争议颇大的人物，但从他的著述中总能感觉到历史唯物论的底蕴，即使是近年来的新著也是如此。他的中国思想史三论也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正如他自己所说：“时代所给予的时代印痕，从论点、引证到文字，毕竟无可消除。”[4]499

提到中国近代断代思想史的研究，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的郭湛波，1935年他出版有《近三十年中国思想史》，再版时接受冯友兰的建议改为《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涉及的人物有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章炳麟、王国维、孙中山、陈独秀、胡适、李大钊、吴敬恒、梁漱溟、张东荪、冯友兰、张申府、郭沫若、李达、陶希圣等，实际上是一部简要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郭湛波认为哲学的发展归根结底是被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经济形态所决定的。……就其自身的哲学方法而言……即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论。”本书“将思想史的动因归结为社会史，而不只是思想自身”[5]。新中国成立后，石峻、任继愈、朱伯崑出版有《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1955)，侯外庐出版有《中国近代哲学史》(1978)，各种斗争的味道比较浓郁。除此之外，还有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1979)、李华兴的《中国近代思想史》(1988)等。

先生比之上述提到的新中国成立后的人物年纪稍轻，但其生活的时代、著作出版的年代大体相当，其所著的《简史》《史》《史稿》虽有变化，但历史唯物论的基本立场是贯通始终的，也是自觉的。我们可以把先生称之为中国思想史研究马克思主义化阶段的杰出中国思想史家。应当说，用历史唯物论作为诠释框架和评价尺度研究中国思想史是历史的进步，马克思主义的有些观点可能过时，但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依然具有生命力，如历史分析、逻辑分析、辩证分析等方法依然是我们今天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但也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教条化的意味。

需要指出的是，20世纪90年代特别是21世纪以后，中国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这方面的代表作有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2001)、高瑞泉主编的《中国近代社会思潮》(1999)、郑大华的《民国思想史论》(2006)和《民国思想史论(续集)》(2010)、启良的《20世纪中国思想史》(2009)等，这标志着中国思想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的进一步繁荣和发展。

(二)史论结合，以史见长

先生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是历史与思想的结合，既有丰富的文献资料，又有自己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观、文化史观。先生学习历史出身，文献功底相当扎实，历史知识十分丰富，被誉为中国文化的“百科全书”。仅以《史稿》为例，涉及的重要文献有《定庵文集》《海国图志》《瀛寰志略》《天朝田亩制度》《资政新篇》《曾文正公全集》《汪悔翁乙丙日记》《李文忠公全集》《张文襄公全集》《养知书屋遗集》《史记札记》《礼记质疑》《中庸质疑》《使西记程》《郭侍郎奏疏》《养知书屋文集》《郭嵩焘日记》《校邠庐抗议》《说文解字段注考证》《显志堂诗文集》《弢园文录外编》《庸庵文编》《庸庵海外文编》《筹洋刍议》《出使四国日记》《适可斋记言记行》《文通》《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庸书》《续富国策》《乘槎笔记》《初使泰西记》《出使英、法、俄国日记》《西洋杂志》《航海述奇》《环游地球新录》《万国公报文选》《翼教丛编》《劝学篇》《康子篇》《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日本变政考》《大同书》《欧洲十一国游记》《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天演论》《仁学》《寥天一阁文》《莽苍苍斋诗》《远遗堂集外文》《饮冰室合集》《唐才常集》《经世文新编》《商君评传》《清议报全编》《宋恕集》《新政真诠》《翼教丛编》《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新民丛报》《东方杂志》《苏报》《民报》《江苏》《国民报》《醒狮》《河南》《直说》《越报》《克复学报》《女子世界》《复报》《湖北学生界》《新世纪》《中国女报》《广益丛报》《四川教育官报》《浙江潮》《游学译编》《民心》《国粹学报》《中国白话报》《童子世界》《觉民》《大陆》《小说林》《月月小说》《二十世纪大舞台》《安徽俗话报》《国粹学报》《天义报》《新世纪》《清末筹备立宪档案资料》《国风报》《中国新报》《外交报》《蜀报》《政论》《大同报》《时报》《孙中山全集》《驳康有为革命书》《国故论衡》《訄书》《建立宗教论》《五无论》《俱分进化论》《蔡元培全集》《宋教仁集》《朱执信集》《师复文存》《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鲁迅全集》《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钱玄同文集》《杜亚泉文选》《李大钊全集》《吴虞文录》《青年杂志》《新青年》《灵学丛志》《晨报》等，可见先生用功之勤，涉猎之广。

(三)全面系统，内容厚重

不夸张地说，在大陆所有对中国近代思想史贯通研究的著作中，先生的《史稿》最为全面，最为厚重。全面体现在《史稿》的分期上，鸦片战争前后时期、太平天国时期、洋务运动时期、戊戌维新时期、辛亥革命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涵盖了中国近代的所有时段。厚重不仅体现在《史稿》近80万的字数上，更体现在同类著作中难以见到的众多人物和丰富史料上，这可以说是凝聚了先生毕生的精力。

先生虽然仙逝，但他留下的包括中国近代思想史贯通研究等方面的精神遗产将永恒！

[1]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史[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8.

[2]张锡勤.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稿[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4.

[3]张锡勤.中国近代的文化革命[M].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1.

[4]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M].北京：三联书店，2008.

[5]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高瑞泉《前言》3.

〔责任编辑：巨慧慧〕

2016-06-23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研究”(2015MZD014)

柴文华(1956-)，男，安徽涡阳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博士，从事中国现代哲学、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

B26；B25

A

1000-8284(2016)09-0031-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