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与战争狂热

史桂芳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历史学研究

·牢记历史：九一八事变85周年专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的新闻报道与战争狂热

史桂芳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综合报刊、广播电台等主要媒体，发表了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认定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军队所为，认为中国人“排日”、中国军队“暴戾”，煽动国民支持政府“膺惩”中国。这样，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迅速形成席卷全国的战争狂热。这一时期的日本，且不说政府官僚、财阀，就连普通人中也不乏战争的支持者。日本新闻媒体富于煽动性的报道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战争狂热形成的最直接原因。日本媒体背离了所标榜的“不偏不倚”“客观”的宗旨，媒体人失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成为侵略战争的支持者，日本主流媒体对“举国一致”的战争狂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其教训是深刻的。

九一八事变；报纸；广播；战争狂热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事变后，日本的各大报纸、广播电台立即进行歪曲事实的报道，指责中国政府实行“排日”政策，严重“威胁”了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终于导致了中国军队“破坏”南满铁路事件的发生，呼吁国民关注前线战事的进展，做军队的后盾。在新闻媒体的煽动下，许多不明真相的日本人捐款、做慰问袋、写慰问信、到神社祈祷，以各种方式支持日军“鹰惩”“暴戾”中国，甚至有年轻人主动要求到中国东北，保卫日本的“生命线”。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出现前所未有的战争狂热绝非偶然，是日本政府长期奉行扩张政策、鼓吹“满蒙生命线论”“满蒙危机论”的必然结果，更与事变前后主要新闻媒体歪曲事实、煽动日本国民关注中国东北局势，侮华、排华报道有直接关系。研究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新闻媒体与战争狂热的关系，对于深入认识新闻媒体在战争时期的作用，揭示日本侵华战争长达14年之久的复杂原因，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20世纪30年代，广播电台和报纸几乎是日本普通百姓了解国内外形势的唯一途径。19世纪中后期，日本先后创办《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日新闻》等综合报刊，这是日本最主要的报纸，读者众多。1925年，日本成立东京放送局，广播电台每天播报国内外新闻大事， “1925年7月起，每天早晨9点到晚9点，电台播报新闻、天气预报、音乐、广播剧等，有固定节目表。1926年成立日本放送协会。到1930年代初期，日本广播电台听众超过100万人”[1]，1931年日本每百户家庭收音机拥有率达到8.3%[2]。由此可见，报纸、广播电台在日本国内的巨大影响力。鉴于搜寻电台的广播录音资料困难，本文主要以日本主要报纸为基本资料，分析日本平面媒体在侵略战争中的作用。

一、九一八事变前鼓吹“满蒙危机”

日本对中国东北早已垂涎三尺，明治维新前，改革家吉田松阴就主张“失于俄美者，取偿于鲜(朝鲜)、满(中国东北)之地”[3]，主张把从西方列强那里失去的利益，从对邻国的扩张中弥补回来。明治维新后，日本政府提出“富国强兵”政策，1872年建立陆、海军省，仿效西方国家建立起近代军事制度。日本富国强兵的一个直接目的就是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把中国东北看作实现向大陆扩张的起点。日本《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后的首任首相山县有朋在《外交政略论》中更是露骨地提出日本不仅要维护“主权线”，还要确保与之相关的“利益线”，认为“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第一守卫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第二保护利益线，不失自己有利之地位。何谓主权线？疆土是也。何谓利益线？与邻国接触之势，与我主权线之安危密切相关之区域是也。大凡为国，不可没有主权线，也不可没有利益线”[4]，认为日本的“利益线”就在朝鲜和中国的东北。甲午战争后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占据了辽东半岛，初步实现了侵占中国东北的目标。然而，由于列强的争夺与矛盾，“三国干涉还辽”，日本不得不把到嘴的辽东半岛吐出来。日本并不善罢甘休，要以“卧薪尝胆”的精神，积蓄力量，与俄罗斯再次争夺东北，并制订了十年扩军计划。1905年日俄战争结束后，日俄签订了《朴茨茅斯条约》，日本得到了原来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权益。1906年，日本在中国建立关东都督府，设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这不仅是一个经济掠夺机构，还承担着协助政府“国策”的任务。“满铁”建立后，迅速在东北扩张利益，“1930年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投资总额为14亿6845万日元，占各国总投资的73%，除去苏联在东支铁道投资的23%，那么日本计划独占了东北的投资”[5]119，而日本投资中，“满铁”占据大部分，构成“特殊权益”的核心。

1927年6月27—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关于对华政策的会议，史称“东方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华政策纲领》，提出日本在远东地区具有比列强更加特殊的地位，而中国东北对日本的发展尤为重要，要采取与中国国内不同的政策，把中国东北作为与日本利益相关的“特殊地带”，“采取与中国本土不同的政策”[6]101，认为中国如果 “万一发生动乱波及满蒙，导致治安混乱，侵害我特殊权益，无论其来自何方，我将采取断然措施”[6]102。1928年6月，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加快了解决“满蒙问题”的步伐。

1929年10月，由美国开始的经济危机迅速席卷资本主义世界。1930年春经济危机波及日本，造成日本国内生产总值锐减、企业倒闭、失业率高达15%—20%，农产品价格下跌，国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市场一派萧条，社会矛盾激化。受经济危机影响，1930年日本经营的“满铁”利润下滑，1931年更是出现了公司成立以来的首次赤字。日本政府认为“满铁”经济不振是因为中国实行了“排日政策”，鼓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利益是以巨大的生命代价得到的，是得到条约认定的权益，现在这些“合法”利益受到中国人的“破坏”，日本要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日本学者呼应政府的扩张政策，提出“中国非国论”“满蒙非中国领土”等主张，认为中国东北地区与关内有着不同的历史，本来就不是中国的领土，“支那本来就没有国境，如果按照支那统治的理论来说，不仅蒙古满洲而且世界也都是中国的领土了”[7]，从学理上支持日本政府的扩张政策。1931年1月，前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在国会发表演讲，鼓吹“满蒙是我国的生命线，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满蒙政策的危机现在比任何时候都严重”*见日本“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编《满洲国史论》，1980年，86页。，认为中国东北是日本国防、经济发展的重要地区，现在日本的“生命线”受到侵犯，应不遗余力地加以“保护”，直至诉诸武力。日本对中国东北早已垂涎三尺，“满蒙生命线”适应日本政府转移国内矛盾、解决“满蒙悬案”的需要，“满蒙生命线”这个名词一经提出，立即为各家媒体所引用，成了最时髦用语。日本的报纸、电台争相报道中国人“排日”的消息，表明日本的“生命线”受到中国的“威胁”，要不遗余力地解决“危机”。

1931年6月到7月，中国东北地区先后发生中村震太郎事件和万宝山事件，日本媒体借机大做文章，歪曲事件真相，《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日日新闻》三大报纸，都在主要版面刊发报道，认为这两个事件是中国政府“排日”“反日”政策造成的，鼓吹应该实行强硬的对华政策，“此次中村大尉事件，最近日中感情疏远，中国全国排日情绪甚嚣尘上。帝国为了保卫既得权益，军部做好了不得不以实力解决的准备”*《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9月8日。。它们还对张学良进行诽谤，说张学良就是土匪，无视日本的“合法”利益，指责东北当局对中村震太郎事件态度暧昧，认为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达成默契，实行“排日”政策，声称中国的对日政策，必然造成“日本人在满洲的生活、权益受到中国人的威胁，已经被逼得到没有退路的境地了”*《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8月28日。，言下之意，日本要不得不起而维护自己的利益了。张学良主政东北后，铺设的打通(打虎山—通辽)、吉海(吉林—海龙)两条铁路，修建的葫芦岛港口，被日本认为挑战其“特殊权益”，造成“满铁”经济不振。媒体鼓吹中国的“排日”政策造成“奉天街头阴云密布，到处是排斥日本的十字跑和诬蔑日本的咆哮。中国人对日本人的称呼也从‘大人’、‘老爷’变成 ‘先生’，现在甚至直接说‘你’。从这些小事中可以看出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变化。中国人侮日态度从上层渗透到下层民众之中”*《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8月29日。。1931年9月6日，蒋介石在国民政府纪念周发表讲话，表示在东北问题上，无论日本如何恫吓也绝不屈服。日本报刊认为蒋介石的讲话更是表明了中国坚持“排日”“反日”政策。九一八事变前，日本主要报刊“通过富有煽动性的报道，使国民感到确实存在着‘满蒙危机’，支持政府采取措施，保卫日本的利益”[8]。媒体要求国民应关注国防，认为民众与军队就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国民应做军队的后盾，一旦发生战争，实行“铳后支援”。经过新闻媒体的宣传，日本国民对东北“特殊利益”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对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社会问题的关注，实现了日本政府利用“满蒙危机”转移国内视线、缓和国内矛盾之目的。

二、九一八事变后煽动国民“铳后”支持战争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关东军一手策划和实施的。关东军自己将“满铁”线上靠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的柳条湖段铁路炸坏，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事变后，日本广播电台、主要报纸立即对事件进行报道，报纸还加印“号外”，歪曲事实，认为九一八事变是因为中国军队挑衅，炸毁了“南满”铁路，威胁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合法”权益，日本是不得已应战。“暴戾的支那兵(原文如此)炸毁满铁线，袭击我守备兵。因此，为守备队不失时机地应战，炮轰北大营的支那兵”*《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9月19日。，“本日晚十点半，在北大营西北暴戾的支那兵炸毁满铁线，并袭击我守备兵，我守备兵立即应战，炮轰北大营支那兵，并占领了北大营之一部分”*1931年9月19日《朝日新闻》朝刊。，宣称是中国军队首先破坏日本经营的铁路，主动向关东军驻东北守备队进攻，日本不得不“应战”，把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铁路说成是“暴戾”的中国军队所为，称日军炮轰北大营是不得已。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石原莞尔9月19日会见记者时，竟大言不惭地说：“我们不得不驱除群聚的苍蝇，此点各国也已承认。现今观之，因为是暴戾至极而又无知的支那兵，所以才有突然如此事态的形势。但未曾料到竟会乘夜间破坏我方铁路之铁轨，且向欲加制止之我警备兵开枪，这是何等的暴戾行动！如果国民还要空喊口号，要求忍让，日本即将灭亡。……对于疯狂进攻正义者的暴戾进行膺惩，又有何忌惮之处！”*1931年9月19日《满洲日报》号外。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要求日本停止军事行动，并成立特种外交委员会，认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为，违背了《九国公约》、国联宗旨，向国联申诉日本的侵略，期待国联和美国压迫日本撤军。日本则提出“中国只是地理名词”[9]，否认国际条约适用于中国，“中国非有组织国家，日本的行动是为了恢复中国的法律与秩序”[10]。日本报刊鼓吹日军是为了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日军击退北大营中国军队，就是使用自卫权，进入奉天城是为了满铁的运行”*《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9月21日。，声称日本为了不扩大事变，需要“在满铁沿线有日本人居住的地方驻扎军队，保护日本人生命财产不受破坏，扩大军队活动的半径”*《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9月21日。，表明日本将继续扩大战争。

由于媒体发表大量歪曲事实的报道，并有意煽动日本人的反华、仇华情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出现了空前疯狂的侵华排外狂潮。近代以来长期受“忠君”思想毒害的一些日本青年，在九一八事变后，纷纷要求参军，出征前线保卫日本的“生命线”。有日本年轻人因未能随其部队出征中国东北，认为自己不能“保卫祖国”而采取极端措施，“第8师团有两名士兵，没有能够被派到满洲而失望地自杀。大阪的一名24岁青年也因所在部队未得到‘出征满洲’的命令，愤而从新世界通天阁上跳下”[5]333。这些极端的“爱国”“报国”行为，成为各大报纸竞相报道的典型， 对年青人起了某种心理暗示和示范效应，引发更多的青年人去模仿。日本退伍军人也不甘落后，组织起“在乡军人会”，到全国各地举办演讲会、报告会，向听众讲述出征士兵在冰天雪地里为“捍卫”日本“合法”利益而浴血奋战的故事，唤起国民对九一八事变的关注。

不明真相的日本人听信了媒体歪曲事实的报道，纷纷表示做军队的后盾，主动捐款、捐物、慰问士兵家属、到神社祈祷，以各种方式支持政府“膺惩”中国的决策。日本综合性大报，都在重要的版面开设“国防捐款”专栏，每天将捐款者的姓名、职业、捐款数量等进行详细公布，还特别对幼儿捐出积攒零花钱、老人捐养老钱、普通工人、酒店服务员节衣缩食捐款等事例进行专题报道，增强轰动效应。“满洲事变突发后，南陆相、金谷参谋长的房间自不待言，连报社的桌上也堆满了从全国送来的血书、慰问袋，其中不乏中小学学生，他们把平日积攒的零用钱寄到部队。截止25日共收到慰问信2万余封，现金2千余元。”*《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9月26日。报纸还对捐款数目大或者有代表性的人物进行专访，扩大影响力。

在举国战争狂热的形势下，一向“相夫教子”的日本家庭妇女，也开始走出家门，参与各种慰问、劳军、神社祈祷等社会活动，表达对前线士兵的支持。九一八事变后，大阪成立了新的妇女团体——“国防妇人会”，妇女们表示要解除出征士兵的后顾之忧，在“铳后”为“圣战”贡献力量。1932年10月24日，日本成立了全国性妇女团体“大日本国防妇人会”，最早的日本国防妇女组织“国防妇人会”成为“大日本国防妇人会”的基础机构。“大日本国防妇人会”吸引了日本各个阶层的妇女，截至1934年底会员达到123万人。此外，九一八事变前既有的妇女团体也积极支持战争，组织规模迅速扩大，1931年初成立的爱国妇人会，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发展，会员一度增加到百万余人。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各妇女组织主要进行慰问前线士兵家属、护理伤病员、捐款、做慰问袋、写慰问信等活动，用女性特有的形式表达“爱国”情，成为日本国内“铳后支援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妇女团体要求女人应从厨房、家庭走出来，关注“国运”，为“圣战”作出自己的贡献。报纸不断报道妇女支持战争的消息，在媒体的鼓动下，有个别妇女已经不满足于一般的慰问、劳军了，要用生命表达对战争的支持。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步兵井上清一的新婚妻子井上千代子自刎身亡表示“爱国”的事件。为了使就要到中国东北作战的丈夫不要牵挂她，井上千代子写下了遗书：“唯一的愿望是能保佑大家平安，为国效力”[5]330，希望他丈夫在前线英勇杀敌。井上千代子成了“忠君爱国”的典范，她献身国家的“事迹”广为传颂，作为“昭和烈妇”被祭祀在靖国神社。在“昭和烈妇”的感染下，年青女性也按耐不住了，表示不仅要做“铳后支援”，还要到中国东北去，直接为前线士兵服务。有两名公共汽车售票员给军中将领写信：“一定要让我们去前线作战地护士”*《东京日日新闻》1931年9月26日。，直接为“国防”作贡献。

日本各大报纸、电台竞相报道前线士兵冰天雪地里与中国军队“英勇”作战、保卫“生命线”的“事迹”，各种“扬日本国威”的军国“美谈”遍布日本的各个角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在东北扶植傀儡政权，1932年初，在上海策划了“一·二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中，三个日本兵手握掷弹筒冲向中国军队的阵地，日本报纸称他们是“肉弹三勇士”，也大量报道他们以生命“报国”的“事迹”。他们的“事迹”被词曲家谱写成歌曲，在日本国内广泛传唱，成为日本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肉弹三勇士”的宣传报道，促成了新一轮 “援军高潮”。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媒体有意掩盖真相，连篇累牍地发表富于煽动性的报道，使日本国内出现了空前的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局面。一些日本人认为，中国的“排日”“反日”政策造成了“满蒙危机”，东北地方政府的基础设施建设威胁了日本的“合法”利益，九一八事变使日本面临着存亡的抉择，为了保卫“皇国”的安全，必须“膺惩”“暴戾”的中国军队，维护“生命线”。因此，他们从精神、物质两个层面支持战争。这一“援军”热潮，持续一年多的时间，助长了日本军队的气焰。无庸讳言，这也是日本继续扩张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日本媒体与侵华战争

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民众只能靠报纸、广播电台了解前线信息，而主要媒体无不鼓吹日本的“生命线”受到中国“排日”政策的威胁，煽动国民关注“满蒙特殊利益”，一旦出现危急，要在“铳后”支持，鼓吹国民与军队如同“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九一八事变后，一向标榜“不偏不倚”“客观”的日本各大新闻媒体，都不顾事实，指责中国军队“挑衅”，这其实就是一种无形的战争动员，成为战争狂热的直接原因。从日本媒体关于中国东北形势及九一八事变的报道可以看出，媒体在战争动员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应思考媒体的战争责任。

首先，媒体歪曲事实的报道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出现空前战争狂热的直接原因。如上所述，20世纪20年代中期，平面媒体、新闻广播已经成为日本人了解国内外大事的最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渠道。新闻时事是综合大报刊每天都要刊载的内容，每有重要事件发生，各大报社都会派出前方记者，抢在第一时间发出报道。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政府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度过经济危机，提出“满蒙危机”，东北成为日本各大报社关注的焦点，各大报纸派有驻中国东北的记者。1931年初，日本主要报纸都在显著位置刊登中国东北问题的报道，不惜使用大量笔墨渲染中国人“侵犯”日本以“10亿国币、20万生命”代价换来的“合法”权益的案例，认为中国人“暴戾”“野蛮”，引发日本人关注中国东北局势变化，鼓动国民的战争情绪。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日本电台、报纸众口一词，谴责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进攻日本关东军，声称关东军是不得已而反击。日本民众为这些颠倒黑白的报道所激怒，要求政府“鹰惩”中国，表示愿意“铳后”支援，做军队的后盾。于是，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开始自发地捐款、制作慰问袋，中小学生在老师的引导下，给前线将士写慰问信，从精神和物质方面支持战争。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广播电台、报纸煽动国民关注东北局势和“特殊”利益。事变发生后，又以歪曲事实的报道，诬蔑中国军队“挑衅”日本，日本战争狂热出现后，又连篇累牍地宣传各种后方支援的“事迹”，为战争狂潮推波助澜。可见，日本主流媒体是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制造者，对战争扩大负有重要责任。

其次，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各大报纸都背离了“客观、公正”的办报宗旨，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与政府沆瀣一气。19世纪中后期创刊的《东京日日新闻》等综合性报刊社，起初无不打出自由主义的招牌，注重新闻报道的客观性、公正性，与政府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但是，20世纪30年代当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并影响“满铁”利益的时候，它们都背离了曾经的宗旨，大量刊发中国人“排日”“反日”的报道，呼吁国民不能只关注眼前利益，要关心日本的“生命线”，完全站在了日本政府的立场上。九一八事变后，各大报纸立即报道中国军队“炸毁满铁”的新闻，还配以图片，掩盖事实真相。致使读者无不惊讶、愤怒，要求前线部队打击中国军队，维护日本“合法”利益。随后，各大报刊不仅报道前线战斗情况，还以大量版面报道日本各界从精神、物质方面支持战争的人和事，对“典型”事件进行跟踪报道、专门采访，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样的报道具有特别的“杀伤力”。日本媒体已经完全丧失了它所标榜的客观立场，报道失真，成为侵略战争的帮凶，更成为 “举国一致”支持战争的推进者。

其三，研究新闻媒体与战争的关系，可以使我们更加全面地分析和认识战争性质、战争责任等重要问题，从而吸取教训，避免历史悲剧重演。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80多年了，抗日战争结束也已经70多年了，但是，日本人在战争责任、历史认识等方面仍然存在着许多模糊认识，缺乏对侵略战争责任的反省，影响中日关系向前发展。日本学者研究九一八事变的成果很多，但是，多强调关东军“独走”，淡化甚至完全抹杀日本政府的责任，更缺少对媒体战争责任的反思。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历史认识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而普通日本人对历史的记忆与认识，也存在着强调战争受害、回避加害的问题。在日本的一些战争纪念馆，我们看到强调战争的惨痛和日本人的“被害”，甚至认为今天的和平是因为日本军人的勇敢牺牲，而不是法西斯被打败：“我们应该感谢特攻队员以及在各个战场上牺牲的人给今天日本带来的和平，追思特攻队员的遗德，绝不能重演战斗机上装满炸弹冲向敌机那样无视生命、无视尊严的战法了”*知览特攻和平会馆解说词。；向观众讲述日本人遭受的战争苦痛，而很少关注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各国造成的灾难：“在大战时期，包括日本士兵在内的没有享受‘恩给’人、战后被强制留在苏联、蒙古寒冷地区从事繁重劳动的人、战败后返回日本等三类人的痛苦，通过他们的经历、实物资料，向没有经历战争的一代讲述他们的痛苦，祈祷世界和平”。*《和平祈念展示资料馆馆长致辞》。日本人确实遭受了战争痛苦和灾难，但是，如果不深究造成灾难的原因，就无法真正吸取教训。还有一部分人回忆战争时，只强调原子弹给日本带来的牺牲和灾难，极力回避战争发生的原因，更闭口不谈战争的性质，不了解侵略战争给中国及亚洲邻国造成的灾难，缺乏对被侵略国家必要的了解和同情，更没有对战争责任、战争的“被害”与“加害”进行深刻反思。正如日本学者所说的，在对战争责任与性质的认识上日本与德国存在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不是程度上而是道义上、政治上的。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时，必须明确战争的性质，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指出：“历史上的战争分为两类，一类是正义的，一类是非正义的。一切进步的战争都是正义的，一切阻碍进步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11]我们要警惕少数日本政客，以文化不同为名，为战争罪犯招魂，为侵略战争翻案，挑战人类和平、正义。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新闻媒体挑动民众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日本走向全面侵华战争的重要推手，这个教训值得日本人牢记，也是全世界的负面遗产。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国内战争狂热是其政府长期进行“忠君”思想灌输、实行对外扩张的必然结果，日本媒体歪曲事实、富于煽动性的报道，是直接原因。日本各大报社成立的时候无不强调其“客观”“不偏不党”，也曾经对国内外大事有过比较客观、真实的报道。但是，在九一八事变前后，都背离了原来的宗旨，失去了最基本的是非判断与职业操守，站在了极端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成为侵略战争的助推者，这是非常值得深思的。诚然，20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国内政治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随着法西斯体制建立，政府实行了严格的舆论控制，不仅绝对禁止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传播，而且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思想也被禁止。在极端民族主义、专制政治的压力下，新闻媒体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政府扩张政策的传声筒，难以作出具有独立判断的报道。但是，不能因此而忽视新闻媒体协助侵略战争的责任，客观、真实是新闻的基础。日本新闻媒体由于背离了基本的职业操守，成为侵略战争的帮凶，这个教训值得吸取和牢记。

[1][日]大庭邦彦，长志珠绘，小林知子，编.大日本帝国时代[M].东京：小学馆，2011：220.

[2]日本放送协会放送史编修室，编.日本放送史[M].东京：1965：附录图表.

[3]日本山口县教育会，编.吉田松阴全集[M].东京：岩波书店，1934，(1)：584.

[4][日]大山梓编.山县有朋意见书[M].东京：原书房，1960：185.

[5]日本历史学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M].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56.

[6]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M].东京：原书房，1978.

[7][日]矢野仁一.近代支那论[M].京都：京都弘文堂书房，1923：102.

[8][日]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史论[M].东京：青木书店，1975：50.

[9]梁敬錞.九一八事变史述[M].台北：世界书局，1995：361.

[10][日]入江昭.太平洋战争の起源[M].蓧原初枝，译.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91：24.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75-476.

〔责任编辑：曹金钟〕

2016-07-05

史桂芳(1961-)，女，北京人，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兼任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协同创新中心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抗日战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教授，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日关系史研究。

K26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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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8284(2016)09-0194-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