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看虹摘星录》《七色魇》看沈从文思想的变化

侯迎迎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从《看虹摘星录》《七色魇》看沈从文思想的变化

侯迎迎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 200234)

摘要：《看虹摘星录》和《七色魇》是沈从文20世纪40年代的重要作品。通过对文本的阅读，可以看到沈从文思想的变化过程：由主体生命爱欲经验形式出发，从自然中明悟生命的庄严，将欣赏之爱扩大到自然之爱；因生命包含着对民族的隐忧与希望，揭示社会需要一种新的信仰和明确而单纯的大爱。因之，读者可以体会沈从文“燃烧情感以证真理的勇气和诚心”，更好地理解沈从文其人其文。

关键词：沈从文；看虹摘星录；七色魇；爱欲；自然；神性

一

20世纪40年代初，沈从文的《看虹摘星录》一经出版，就引起批评者严厉的责备和否定。许杰在《上官碧的〈看虹录〉》一文中评价道：“说穿了只是肉体的赞美，肉体的赞美而已。”[1]1948年，郭沫若撰《斥反动文艺》一文，批判沈从文的《看虹摘星录》：“作文字上的裸体画，甚至写文字上的春宫。”[2]289孙陵在《沈从文〈看虹摘星〉(节选)》中说：“完全是摹拟劳伦斯的，文字再美又有何用?几位对他要好的朋友，都为了这篇小说向他表示关心的谴责。他诚恳地接受，没有再写第二篇类似的东西。”[2]302

之后沈从文不再写此类文章，倒不是完全因为认同友人的批评建议。除了政治环境的压力，还因这种人心微妙处难以言说，说出来别人未必理解，不过当篇小说故事消遣罢了。那么，沈从文是如何看待这些文字的？他是如何处理人性的本源之一——爱欲的？这种爱欲经验对他的思想有什么影响？

爱欲是沈从文小说的主题之一。早在20世纪20年代，沈从文就在爱情题材故事中描写湘西乡下人健康的爱欲，如《雨后》《萧萧》等；20世纪30年代则批评讽刺压抑爱欲、有性无爱的都市爱情病态，如《八骏图》等；20世纪40年代的《看虹摘星录》仍然是爱欲的探索，只不过这次视角转换了，不再借助湘西传奇、乡下人恋爱或是对城里人的观察和批判，而是将解剖刀放到了自己身上，“再无什么故事比我情感上的哀乐得失经验更加离奇动人”[3]116。《梦与现实》《看虹摘星录》是沈从文探索人性爱欲的又一次尝试，他用艺术的形式描写一个人“情感发炎”的过程。文字中透露出的疯狂悦乐后的痛苦迷茫，可以看出“患者”确实渴望得到一位性心理医生的诊断。

沈从文在《水云》中说： “在极其谨慎情形中，为除去了这些人为的技巧，看出自然所给予一个年轻肉体完美处和精细处。最奇异的是这里并没有情欲，竟可说毫无情欲，只有艺术。我所处的地位完全是一个艺术鉴赏家的地位。我理会的只是一种生命的形式，以及一种自然道德的形式。没有冲突，超越得失，我从一个人的肉体认识了神与美，且即此为止，我并不曾用其他方式破坏这种神与美的印象。”[3]117“毫无情欲”在有“道德”的社会公民看来，恐怕难逃“虚伪”一词。沈从文为何认为笔下文字做到了“毫无情欲，只有艺术”？也许沈从文“乡下人”的独特视角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其中一点。

沈从文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乡下人”，他拿着乡下人的尺子来衡量人事的一切，自有其标准。“我是个乡下人，走向任何一处照例都带了一把尺，一把秤，和普通社会权量不合。一切临近我命运中的事事物物，我有我自己的尺寸和分量，来证实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我用不着你们为名叫‘社会’制定的那个东西。我讨厌一般标准，尤其是伪‘思想家’为扭曲压扁人性而定下的庸俗乡愿标准”[3]94。湘西之水哺育了沈从文的性情——崇尚自然朴素的生命和爱欲。他从不以“健康的欲念”为耻，而是歌颂肉体。真实、完美、精细的肉体本身是纯洁纯粹的，庸俗之人以“道德”诃其不净或以肮脏欲念亵渎它，这是人类的罪恶和悲哀，不是肉体的罪过。

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眼光和感情看待人事，在不作社会道德评判的基础上对爱欲进行了探讨，“美丽当永远是善的一种形式，文化的向上就是追求善的象征”[3]107。但这并不表示他认同只要是“美”的、为“爱”而做的就是合法的。沈从文的小说中毋庸置疑有显明的自然主义描写：对女主人脚趾、膝头、腿等身体部位的描绘，像绘画般地用文字细致描摹……将与女性的身体接触隐喻为阅读一本“奇书”，“正可说是一本完全图画的传奇，就中无一个文字”[3]117。在沈从文看来，这不是猥琐亵渎，而是以美的眼光发现人体完美精妙的构造，享受人体带来的美好生命体验，也是一种生命的感知方式和表达方式，“那本身的形与线即代表了最高‘德性’即神性, 人由此获得与上帝造物相通的处境”[4]。

那些把沈从文的爱欲小说当成色情文学的批评者显然是“高估”了这些作品“肉体”描写对读者心理造成的影响，这首先应当归功于沈从文在文字和形式上的“去色情化”的晦涩含蓄手法。在《复许杰》一信中，沈从文说：“如老兄所批评‘二录’，一般读者多只觉得‘还新奇’，而不大看得懂是试验用抒情诗，水彩画，交响乐，三者不同成型法，揉成一个作品的。一般批评是触不到作者意识核心的。”[5]378诗歌、绘画、音乐三者形式的糅合，诚然是一种梦的形式，也是个体生命追求抽象原则的一种形式，以此种形式尝试用文字为复杂曲折的人心人事“作曲”，确实大胆而新颖，难度很高。当然主要原因在于这中间的性欲成分远远小于爱欲成分，前提是我们承认“像爱情这样如此崇高、如此明显超越的感情，竟然与肉体的欲望不协调地捆绑在一起”[6]84。即使沈从文“就这样奇妙地将最典型的需求之乐转变为最大的欣赏之乐”[6]79，离他所谓的“毫无情欲”，还是有点距离的，尤其是身体描写最为具体刻露的《摘星录·绿的梦》。《摘星录·绿的梦》中女主人在客人离开后陷入了空虚，“什么是美？美有什么用处？真不大懂。但她这时节事实上也并不需懂。她只记起这些名辞，并不思索这些名辞”[7]198。追求肉体美的迷狂，得到肉体时的疯狂悦乐，最终结束于一片蓝焰，剩下一点灰，是虚空也是迷茫。不像《梦与现实》中的“她”那样，离不开油头粉面、无所事事的大学生，源于内心的脆弱和人性的弱点。《摘星录·绿的梦》中女主人面对的是一个有才华有情趣的高级知识分子，况且她自身也是有知识有品位的女子，她不是没有能力思索这些“名辞”的意义，而是“因为预防，相互都明白一沉默即将思索，一思索即将究寻名辞，一究寻名辞即可能将‘友谊’和‘爱情’分别其意义。这一来，情形即发生变化，不窘人将不免自窘”[3]116。此时此刻她要逃避思考，因为思考这些就会更加痛苦，考虑明白了就要做出选择。

《虹霓集》的《紫》中描写一位有着西班牙风情的漂亮女子璿青爱上了一个有婚约的男子，陷入理智与情感的挣扎。先是情感占上风，后是理智占上风。为了长久的打算，还是离开为好。在《黄》中，女子反思到自己与男子的“过往应对之间，有时便不免成为一种社交性的敷衍”[8]，最后也选择了离开。而《摘星录》中的男客人离开前说了句“感谢你”。他谢什么呢？这里的客人还是站在男性主体上来掩饰其心理：热情过后，情感趋于平静，谢谢女主人带给他的美好生命体验，短暂却永恒，让他见识了肉体中的庄严而神圣的美。而他呢，只能给他能给的，当然也获得了他所能获得的，从索取与给予中充实丰富自己的生命形式。在《水云》中，沈从文写当“偶然们”都离开了，自己“并不如一般故事上所说的身心崩毁，反而变得非常沉静。因为失去了‘偶然’，我即得回了理性”[3]126。

身为湘西之子，沈从文的血液里流淌着勇气和自负。他跟自己的朋友说：“打猎要打狮子，摘要摘天上的星子，追求要追求漂亮的女人。”[2]304同时他也自信于自己的“思想”可保他“活得有生气而不至于堕落”[9]347。身为职业作家，沈从文需要体验生命形式的多方：用“人”来教育“我”，看见了“我”，才能看见“人”，认识了“我”，才能认识“人”，更加了解人性，写出引人向善的作品，承担作家对社会的一份责任。

二

沈从文是如何看待自己的《看虹摘星录》的呢？当然，这里的《摘星录》存在版本问题。根据裴春芳的考订，“《看虹摘星录》一集的基本内容应该包括刊发于香港的《梦与现实》和《摘星录》，以及刊发于桂林的《看虹录》三篇小说，加上《看虹摘星录后记》一文，此书编辑成集大概在1944年5月”，但是这部集子并未出版[7]203。

根据金介甫《沈从文传》中的《沈从文著作年表》介绍,《看虹摘星录后记》于1943年5月24日作，重庆《大公报·文艺》第29期刊出。在后记中，沈从文认为两种人是《看虹摘星录》的理想读者：一种是批评家刘西渭和音乐家马思聪。沈从文认为他们或许可以超越世俗所要求的伦理道德价值，从篇章中看到一种“用人心人事作曲”的大胆尝试。另一种是一位医生，一个性心理分析专家，或一个教授，如陈雪屏。因为这两篇文章也许可以作为他要“知道”或“得到”的一份“情感发炎”的记录过程。这两种人也许有可能读懂沈从文的《看虹摘星录》，或能体会到《看虹摘星录》中那种音乐的形式、情感的起伏变化与音乐的节奏、形式的相和，起承转合中节奏由松到紧，逐渐失去平衡，情绪达到高潮完全失去平衡，乃至曲终节奏趋缓，情绪重新得到平衡；或能理解《看虹摘星录》中那份“情感发炎”的症状，这虽不是多数人所必经的路程，也是某些人生命发展的一种形式，且即生命最庄严的一部分，理智在情感面前完全败北的一段无悔的经历。

无论是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讲，当年那些批评者都难以接近沈从文创作的真正意图。孙陵说：“沈从文在爱情上不是一个专一的人，他追求过的女人总有几个人。”[2]304吴组缃生气地责备沈从文：“《看虹》《摘星》之类乌七八糟的小说，什么‘看虹’‘摘星’啊，就是写他跟他小姨子扯不清的事！”[10]这两个人的批评和许杰所谓“只是肉体的赞美”以及郭沫若更为严厉不公的批评——“写文字上的春宫”还不一样。后两者共同针对在战争背景下“诃肉欲不净”，而前两者却是共同指出沈从文婚外恋在社会道德上的不忠不贞，《看虹摘星录》的晦涩成了自己婚外恋的掩饰和维护。

沈从文在1976年《复许杰》一信中提到当年的事，说“因为缺少‘欣赏’基础，又不明白作者本来意图，只用世俗作文章的‘道德习惯’或‘政治要求’去判断，和作品‘隔’一层是不可免的。因之骂得再狠，也从来不加分辩，解释”[5]378。而在1943年《看虹摘星录后记》中，沈从文先是针对“诃肉欲不净”作出回应，提倡男女关系解放，人性应作正常发展；后又讲到社会只剩“道德”一名词，且混合于政治，对人性加强限制，使得艺术作品表面上都必需净化清洁，变成了虚伪呆板的混合物。多数人生活在不可想象的平凡脏污的关系里，社会习以为常，看到《看虹摘星录》时，反而声称罪过！对于不理解自己作品的那些批评者，沈从文似乎是想说的都说了，再多说也徒劳无益，他也许不指望被那些道貌岸然者所理解，而是期待未来读者可以真正理解自己的这些作品——一个人“情感发炎”时真诚、热烈而痛苦、复杂的产物。

也许再过五十年，一个年轻读者还希望从我这些仿佛艳而不庄的作品中，对于某种女人产生一个崇高优美的印象，但是作者本人却在完成这个工作时，俨然即已死去了。虽死而依旧存在，当前存在于衰弱疲乏心脏跳跃上，明日存在于故事章句段落间，未来存在于年轻男女为爱所中时的叹息与微笑里。一个人生命之火虽有时必熄灭，然而情感所注在有生命处却可以永不熄灭。[9]347

70多年过去了，读者和研究者们不断试图接近沈从文，但是沈从文仍然在那里等待真正的理解。

三

沈从文的爱欲小说不是个人化经验的写作，而是由“我”的经历书写普遍的人性，由认识自己，到认识他人。沈从文以个体生命追求抽象原则的思考形式有着不同的发展阶段，是一个不断博弈、深化，由片段逐渐构成完整的过程——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神”，以及“神”的庄严。

墙壁上一方黄色阳光，庭院里一点花草，蓝天中一粒星子，人人都有机会见到的事事物物，多用平常感情去接近它。对于我，却因为和“偶然”某一时的生命同时嵌入我记忆中印象中，它们的光辉和色泽，就都若有了神性，成为一种神迹了。不仅这些与“偶然”间一时浸入我生命中的东西，含有一种神性，即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这种简单的情感，很可能是一切生物在生命和谐时所同具的，且必然是比较高级生物所不能少的。然而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却产生了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3]120

沈从文基于主体爱欲经验，带着爱和美的眼光观看自然，阳光、花草、星子等自然景物因与“偶然”回忆相关，都若有了神性；同样，从寻常自然景物中也能回忆起“偶然”带来的美好情感体验。之后，沈从文从一切自然景物的朴素之中发现生命自足性的庄严和神圣，继而对生物的美与爱生长出宗教情绪，自己的一部分生命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失去了“我”后却认识了“人”，体会到“神”，以及人心的曲折、神性的单纯。主体情感由复杂到简单，完全融入与自然的和谐之中，在“忘我”的刹那，到达空灵的境界，重新得到“我”。

沈从文在自然和谐中得到一份明悟，得到心灵的洗涤净化，可他似乎不甘沉于这种“并不引起人对于生命的痛苦与悦乐，也不表现出人生的绝望和希望”的境界。沈从文说，“我需要一点欲念”“一点狂妄”，要体验人生命形式的多方，还有野心想要用一些新的抽象原则重建民族的品德，但“在一堆具体的事实和无数抽象的法则上，我不免有点茫然自失，有点疲倦，有点不知如何是好”[3]150。这虽然折射出沈从文思想的困境，但他对自然的认识还是不断深化和升华的。

在《七色魇》中，沈从文笔下的自然已经俨然带有一种哲理性思考的色彩。“天还是那么蓝，深沉而安静，有灰白的云彩从树林尽头慢慢涌起，如有所企图的填去了那个明蓝的苍穹一角。随即又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所抑制，在无可奈何情形下，转而成为无目的的驰逐。驰逐复驰逐，终于又重新消失在蓝与灰相融合作成的珠母色天际”[3]163。天空依然蓝，可是却深不可测，表面的沉静暗含着汹涌变幻。灰云暗蓄力量企图侵犯天空一角，却被“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所抑制”，“无可奈何”转为“无目的”的驰逐，最终混合为蓝灰模糊的一片。此时沈从文不再单纯地写自然之美，他的景物描写与当时他的不安、焦躁、痛苦、困惑、迷茫的心境相契合。现实生活中种种猥琐粗俗现象可以在抽象思考中逃避，但“耳边有发动机在高空搏击空气的声响”，“我的心，便好像被一粒子弹击中，从虚空倏然堕下，重新陷溺到更复杂的人事景象中，完全失去方向了”[3]166。在自然中发现“神性”，并不表示“自然即神”，可以从社会现实中拯救自我，原本作为逃避现实琐碎侵扰的抽象原则，在战争的轰炸声中已不能够继续提供安全的避难所。

“重新来检讨影响到这个民族正当发展的一切抽象原则，以及目前还在运用它作工具的思想家或统治者，被它所囚缚的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时，顷刻间便俨若陷溺到一个无边无际的海洋里，把方向也迷失了” 。[3]171从自然出发开始思索，理解一切生物自足的朴素之美，由此对“这个民族在忧患中受试验时的一切活人素朴的心”和“沉默中所保有的民族善良品性”还抱有希望，相信“人是能够重新创造‘神’的，且能用这个抽象的‘神’，阻止退化现象的扩大，给新的生命一种刺激启迪的”[11]362。“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明确而单纯的新的信仰，去实证同样明确而单纯的新的愿望。共同缺少的，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 。[3]190“一个民族缺少童心时，即无宗教信仰，无文学艺术，无科学思想，无燃烧情感实证真理的勇气和诚心。童心在人类生命中消失时，一切意义即全部失去其意义。”[3]180这个兼具具体和抽象两个要求的“童心”，十分重要却又十分难以达到。我们确实需要一种美和爱的新宗教来重造国家、民族的德性和人性，可这种“神之重造”，只能是沈从文的精神想象。

四

“国家不幸诗家幸”。伟大的人物需要为他所处的时代，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沈从文从主体生命爱欲形式出发，从自然中明悟生命的庄严，从欣赏之爱扩大到自然之爱，揭示社会需要一种新的信仰，一种明确而单纯的大爱。诚如张兆和所言：“他不是完人，却是个稀有的善良的人。对人无机心，爱祖国，爱人民，助人为乐，为而不有，质实素朴，对万汇百物充满感情。”[12]从沈从文的思想变化过程，我们能感受到他那“燃烧情感实证真理的勇气和诚心 ”，体味出“不折不从，亦慈亦让，星斗其文，赤子其人”这16个字的分量。

参考文献：

[1]许杰.现代小说过眼录[M].永安：立达书店,1945:6.

[2]刘洪涛,杨瑞仁.沈从文研究资料:上册[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

[3]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2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4]贺桂梅,钱理群.沈从文《看虹录》研读[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7(2):243-247.

[5]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24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6]路易斯.四种爱[M].汪咏梅，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7]裴春芳.经典的诞生：叙事话语、文本发现及田野调查[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8]青子.虹霓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37.

[9]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6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10]解志熙.爱欲抒写的“诗与真”:沈从文现代时期的文学行为叙论(下)[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2(12):53-88.

[11]沈从文.沈从文全集：第17卷[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362.

[12]沈从文 ,张兆和.从文家书:从文兆和书信选[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319.

【责任编辑郭庆林】

收稿日期：2016-01-06

作者简介：侯迎迎(1991—)，女，安徽宿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26(2016)04-003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