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媒介的传播偏向
——对伊尼斯传播偏向论的推进

2016-03-02 08:05胡晚婷
新闻研究导刊 2016年15期
关键词:偏向尼斯媒介

胡晚婷

(中原工学院,河南 郑州 451191)

论网络媒介的传播偏向
——对伊尼斯传播偏向论的推进

胡晚婷

(中原工学院,河南郑州451191)

编者按:

“社会存在于传播中”,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网络作为一种新型的信息传播媒介,以超常的魅力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网络传播更是全方位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以海量的信息资源优势及其多媒体的传播载体彻底打破了传统媒体较为单一的格局,促进了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引发了生存、生活、工作、思维、交往等一系列方式的革新。

当今,网络作为科技文明的产物,作为一把双刃剑,在促进社会进步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本期专题结合时事,就群体事件中的网民心理、群体极化现象、网络舆论传播特点等多角度对如何引领、规范网络传播进行理论性的探讨。

伊尼斯提出传播偏向论,认为传播信息的媒介有时间和空间两种偏向。传播偏向论在区分媒介偏向性时存在划分依据是符号还是介质的问题。因此,网络媒介的传播偏向性已经超出了伊尼斯的理论范围,其传播信息的特征既符合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又体现出数量——质量偏向和速度偏向。在互联网传播偏向的基础上合理发展其媒介技术有助于技术哲学理论的完善,也对网络伦理问题的解决有重要意义。

伊尼斯;网络媒介;互联网;传播偏向

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 )将媒介的传播偏向分为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两种,其研究的对象多为非数字媒介的传统媒介,如石板、纸张。由于时代的局限性,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受到当时媒介技术的局限,在划分媒介偏向的标准上有一定问题存在。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数字媒介,引领了媒介偏向论的更新和完善,笔者深受传播学先驱“传播偏向论”的启发,以互联网为数字传播媒介代表,结合媒介环境学等观点,对其传播特性和偏向进行了扩充和发生。

一、传播偏向论对于网络媒介的适用及局限

(一)媒介的发展趋势——“实在”到“虚拟”

伊尼斯的传播偏向论在研究媒介传播特性上有重大意义,媒介自古以来是人类传承文明的重要载体,媒介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化的发展趋势。“从一种传播形式主导的文化向另一种传播形式主导的文化迁移时,必然要发生动荡。”[1]这说明媒介技术的进步引领着文明的快速发展。同样,新的媒介技术使得媒介的传播偏向也有着改变和发展。

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可以归纳为一个由“实在”走向“虚拟”的过程。从原始文明时期到工业文明,人类花费的时间主要从生产变为娱乐,人类文明走向虚拟化的特点正在逐步凸显。媒介技术发展也是同样,从一开始的传播介质——石板和纸张,到通过电信号传播信息的电报的产生,媒介介质的发展也是从“实在”走向“虚拟”的,而互联网这一虚拟媒介更是符合这一发展趋势。

(二)“传播偏向论”中的问题

伊尼斯在传统媒介时代撰写了《传播的偏向》与《帝国与传播》两部著作,提出了“时间偏向”和“空间偏向”的理论。然而由于时代局限,当代新兴媒介互联网的传播偏向并未在伊尼斯研究之中。显然,虚拟的互联网媒介已经不能完全符合伊尼斯对媒介的划分标准。

在伊尼斯理论中,我们很容易看出他所研究的媒介对象并不是纯粹的被传播的信息——也就是符号本身,而更倾向于传播信息的介质,这种划分存在一定的矛盾性。例如,纸张被伊尼斯划分为空间偏向的传播介质,这种划分在印刷机普及之后显然是不全面的。正如爱森斯坦指出的:“有多少古代的珍贵著作仅以手稿形式存在时就已经试穿了呢?自从印刷术复制并分散副本以来,还有任何文稿湮灭的情况发生吗?这使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保护我们法律遗存的唯一手段是用印刷机复制许多副本。”[2]通过印刷着符号的纸张被大量复制,信息也可以达到长期保存的目的。印刷技术的普及使纸质媒介也从某种程度上具备了时间偏向的特质。但显然,这种时间上偏向的划分更多的依据了其媒介所携带符号的保存时间。

介质还是符号,这种确立传播偏向的划分依据显然自20世纪80年代印刷机兴起以来便出现了问题。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曾提出“媒介即讯息”的理论。“这一事实说明,任何媒介的‘内容’都是另一种媒介。文字的内容是语言,正如文字是印刷的内容,印刷又是电报的内容一样。”[3]媒介传递的讯息本身更具意义,信息本身的性质作为划分媒介传播偏向的依据更为恰当。但伊尼斯显然未对这两者做明确的区分和界定,这使得某些媒介在时间和空间偏向的划分上存在一定矛盾。

很显然,互联网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虚拟媒介,但其传播的信息——也就是符号——却真真实实地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因此本篇研究的重点更针对其符号的方面。

(三)互联网同时存在双重偏向

网络是具有高度空间偏向的。伊尼斯所提及的电报和广播——正如上文中提到我所研究的互联网媒介偏向更针对其承载的符号,似乎已经开始挣脱靠媒介的物理属性来判断媒介偏向的标准,这些电子媒介更多的是依赖于技术带来的传播变革。网络如今已依附于各种移动终端,手机、平板、笔记本电脑等等,只要接入互联网,它们便可以随时随地传播讯息,这与伊尼斯定义的“空间偏向”——某种媒介轻巧易于运输,适合在空间中横向传播的特点不尽相同。

同时,网络也有高度弟弟时间偏向。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人类将会发明更多耐久且便于携带的数字信息存储介质。日本已研制出可保存数据达1000年的存储介质,而这种储存介质将于2018年问世。目前大家普遍使用的硬盘,其信息理论上也是永久保存的,如果损坏也就坏在磁头驱动器上,而里面的信息可以再次恢复。现今的技术,可以将文字、影像、图片等信息通过数字压缩永久地存储在轻巧的磁盘、硬盘等存储介质中,明显符合时间偏向的特点。

二、互联网的数量——质量偏向和速度偏向

(一)数量——质量偏向性

互联网媒介技术的普及迎来了大数据时代。互联网结合了多媒体的众多特点(如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等),提供的信息方式有视觉、听觉和交互式触觉等,在信息的传播上,有着其他媒介所难以达到的巨大信息承载量。使同时能够接触到互联网媒介的用户的数量呈现出空前趋势,预计目前有全球有32亿的网民,这远远高于其他媒介的使用人数。据统计,2015年每日通过网络节点①向互联网发布的新信息量大约为1.8亿张DVD。

但在数量偏向的同时,互联网媒介传递信息的质量正在发生变化。大数据时代思维方式包括:重视数据的复杂性,弱化精确性;关注数据的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有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信息总量的变化还导致了信息形态的变化——量变引发了质变。”[4]据统计,每年至少有23万起网络诈骗案件发生,虚假信息更是泛滥成灾。信息的数量对其质量必然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假设信息的数量增加到一个临界值就会产生质变,那么这个数量必须足够多。

统计学表明,如果样本数量足够多,其符合正态分布理论,假设信息的质量为因变量,数量为自变量,当数量足够大时,因变量的值保持在一个稳定数值内。网络上的常识性谣言引起的人民动荡数案例不胜数:2011年3月的日本地震抢盐事件;2008年的柑橘滞销事件;2011年的艾滋病人滴血事件等。流言数量增长之快、范围遍及之广一度改变了人们的理性判断,但如果网民接收到的正面信息和负面信息数量持平,那么这类常识性流言造成的影响将会缩小。例如,2011年的抢盐风波,如果人们平时能接触到碘不能防辐射这样的常识性信息,那么流言作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二)速度偏向

互联网提供给我们的信息不仅仅是海量的,还是高速的。因此我们将它形容为爆炸式的。承载信息的信号在一定的媒介线路中能够更加快速的传播,这个速度被称为传播速度。“传播速度只与传播介质有关,铜线中电信号的传播速度大约为2.3×108m/s,光纤中光信号的传播速度大约为2.0×108m/s。”[5]通过宽带连接起来的整个地球不仅仅是空间上的意思,更是超越了时间的限制。

据统计,2015年平均每一秒中有以下数字产生:13472条微博,17353笔支付宝转账,16万6667条微信,340多万电子邮件,3.4万次谷歌检索请求和8500条脸书评论。这些数字证明了互联网支持所有用户在同一时间的不同操作,无数信息的收发同时完成且仅在一瞬间。

基于互联网应运而生的移动数据多媒体通讯的发展历程很好地证明了其传播的速度偏向。从2G时代开始,能够进行速度较慢的窄带数据通讯;3G主要是在2G的基础上发展了高带宽的数据通信,一般的数据通信带宽都在500Kb/s以上,不过播放高清视频较为吃力;4G是指第四代无线蜂窝电话通讯协议,是集3G与WLAN于一体并能够传输高质量视频图像以及图像传输质量与高清晰度电视不相上下的技术产品。4G系统能够以100Mbps的速度下载,比拨号上网快2000倍,上传的速度也能达到20Mbps,并能够满足几乎所有用户对于无线服务的要求。由此可见,移动通讯的发展方向朝着越来越高速前进着,互联网的速度偏向引领也影响着数字时代信息传播方式的发展趋势。

三、互联网传播偏向的研究意义

对于媒介传播偏向的研究从20世纪以来一直被学者所关注,尤其媒介环境学的学者们也更多地关注到了新媒介和新新媒介的特征及带来的影响。互联网作为目前乃至未来的主流媒介技术,其传播偏向更应被给予更多关注和研究。

(一)推动技术——科学思维的发展

互联网作为高度发达的技术产物已经充斥了进入数字化时代的社会,更是影响着人类的生产生活。互联网是典型的“人类的智力的实际应用”,[6]也是人类文明和媒介发展的必然产物。媒介自古以来是传递信息的桥梁,也是存储信息的基石,人类一直以来所追求的信息传递的速度、广度和信息保存的时效在当下已有了飞跃式的进展。但是,正如数量——质量偏向中体现出的问题,“现代技术是一种技术——科学思维的实际应用”,[6]这种思维存在一定的缺陷,这些缺陷体现在威胁我们人类价值观的技术中。

“如果我们通过一种恰当的方式,去设想一种有机的形而上学和制度框架对后现代技术意味着什么,我们首先注意到的事情,是这种技术的目的是最优化而不是最大化。”[6]互联网技术的弊端证明其发展的不完善性,后现代思维为互联网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使互联网能够更加适应未来的社会需求、成为一种“‘有机的’后现代文明”。[6]当然,互联网的发展也同时推动着技术哲学的演进。“技术实体论认为,技术构成了一个新的文化系统,将整体社会重构为一个控制对象。”[7]互联网不同于传统媒介的特点,使其建构了一个全新的思维模式,这种思维模式是对技术——科学思维的补充和发展。

(二)促进网络伦理问题的解决

现代性理论是诠释现代社会的关键——合理化(rationalization)的概念。合理化指的是技术理性作为一种文化形式的推广,尤其在引入了计算和控制技术后,社会运作和发展效率随之增加。互联网媒介技术作为现代性的互信技术之一,无疑加快着社会的发展和进一步转型。

“互联网+”的普及使传统产业重获新生,也促使着相当数目的新行业生根萌芽。同时,越来越高效的信息处理速度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网络伦理问题。

互联网功能的日益强大使得传统社会关系受到了一定冲击,“完全被信息技术支配的危险,以及置身于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所谓的‘铁笼’之中的担忧都是实际存在的”。社交媒介的产生造成了情感冷漠、海量信息的安全与产权的保障问题、虚拟空间和现实世界的融合所带来的负面效应等等网络伦理问题。这种理论上的合理化无疑减少了传统社会的规范和丰富的物质,使互联网这种媒介技术而不是人类本身掌控了社会现实问题的走向,这种趋势将使我们与世界的关系越来越弱化。人类应在发展互联网媒介技术的同时开始反思其现代性带来的问题和弊端,使之扬长避短逐步改进,真正服务于人类的交流通讯和信息传输事业。

注释:①节点:指每一台独立的网络终端,在数据和信息的传送和接收过程中起到了连接的作用。整个互联网由许许多多的网络节点组成,这些节点构成了整网络通讯线路。何道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68.

[1]哈罗德·伊尼斯(加).传播的偏向[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5:182.

[2]伊丽莎白·爱森斯坦(美).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M].

[3]马歇尔·麦克卢汉(加).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34.

[4]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M].盛杨燕,周涛,译.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12:11.

[5]郭欣.构建高性能Web站点[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9:23.

[6]费雷德里克·费雷(美).技术哲学[M].陈凡,朱春艳,译.辽宁: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165-166,169.

[7]朱春艳.费恩伯格的技术批判理论的内涵[J].东北大学学报,2008,10(5):382.

[8]沈继睿.移动互联网的技术现象学分析[J].东北大学学报,2015,17(2):114-115.

G206

A

1674-8883(2016)15-0003-02

胡晚婷(1992—),女,河南郑州人,中原工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科学传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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