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莎剧翻译分析《哈姆雷特》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

马丽盼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文学艺术研究】

基于莎剧翻译分析《哈姆雷特》在中国的传播及发展

马丽盼

(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出现，社会文化跃迁能力亦有极大提高，其中尤以莎剧传播最盛。我国自19世纪中期以来便有相当一部分优秀的翻译家着手莎剧的翻译工作，莎剧的翻译历史足有一个半世纪。可以说莎剧翻译是我国近现代翻译文学的一个典型代表，有关莎剧的翻译史，便是我国在接受国外文学时的认知变化史，是当时文化需求以及社会风貌的一个缩写。从莎剧翻译的角度来分析《哈姆雷特》在我国的传播与发展。

莎剧；外国文学翻译；哈姆雷特

人类社会的发展历史表明，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到一定时期时，必将或多或少地向周边文明传递，而其中优秀者以其所具有的深厚魅力而得到各国文明的共同认可。无论是早期中国四大发明向西方世界的流入，抑或是工业革命后莎剧的传入，均展示了优秀文明的世界传播能力。

一、莎剧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与翻译

最先将莎剧带入中国的便是西方的传教士，他们在宣扬西方宗教的同时，也将莎士比亚作品传入国内。自20世纪起，国内有关莎剧的翻译作品便从未中断过，这也表明了莎剧在我国人民心目中的认可度以及当时国内文化界对于莎剧的看重。[1]关于莎剧的最早译本，其中之一便是由上海达文社所出版的《英国索士比亚著：澥外奇谭》，而另一个则是由商务印书馆于1904年出版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该版本是由魏易及林纾共同翻译，是莎士比亚合集。[2]实际上，这两本译著都是从英国玛丽·拉姆及查尔斯·拉姆姐弟所编写的《莎士比亚故事集》翻译下来的，是对其中文言文故事的叙述。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英国诗人：吟边燕语》一书中，其将《罗密欧与朱丽叶》翻译为《铸情》，而将《威尼斯商人》翻译为《肉券》，这些译名都具有非常的传奇笔记色彩，或者是浓郁的古典主义色彩，就性质而言，其与《阅微草堂笔记》《搜神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其内容基本都是传奇故事。[3]

林纾将莎士比亚定位为诗家，但却将其所著作品归入我国的传统神怪小说之中，实属一种较为奇怪的理论。在我国，神怪小说多被作为休闲佳品，并且直至今日，此类小说依然能够获得多数读者的热爱。值得注意的是，林纾在进行莎剧翻译时，更多的是出于对莎剧中的故事内容感兴趣，在归类上，他仍然将莎剧归类于神怪小说之中，凸显了当时中国文化为主导的强硬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林纾对推动莎剧在中国的传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4]

二、朱生豪在莎剧翻译上的影响

在1921年，田汉完成了第一部以白话散文形式所发表的莎剧译作——《哈孟雷特》，自此，莎士比亚才能够被广大中国读者以戏剧家的身份所接受。在此之后，又有数种莎剧译本相继出版，然而当时国内正处于新文学运动中，因此并未出现较大影响。中国真正意义上接受莎士比亚的完整著作是由梁实秋于20世纪30年代提出的。作为我国第一个由个人翻译的《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家，其所出版的第一部译本便是《哈姆莱特》。由于梁实秋本人对于美国文学批评家白璧德十分推崇，因此其希望借助于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姆莱特来对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进行阐述，以宣扬其所坚信的普遍人性。自此以后，哈姆莱特所附带的人文主义便得以显现[5]。

1935—1944年间，贫病交加的朱生豪完成了对莎士比亚全集的译著工作。作为莎翁译著的集大成者，其在对莎士比亚作品进行翻译时获得了良好的文化背景。由于先前新文化运动的推行，使得白话文这一新型文学形式得到国民的广泛认可。因此，朱生豪在进行莎翁作品翻译时顺应了当时文化潮流的发展趋势，读者在进行阅读时也会感觉更加贴切，如此一来，便使读者群体得到了极大扩展。此时国人之思想较林纾所处的时代已有较大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为主导的思想已经有了明显动摇。尤其是在经历了列强欺辱以及新文化运动熏陶后，国人更加愿意走出原先的蒙昧，放眼世界，通过接纳西方文化以及异域文明来不断充实自己，武装自己。除此以外，朱生豪的成功还得益于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传播，使得其能够对莎士比亚的作品有更加深刻的认知。在其诸多作品中，尤以《哈姆莱特》最受欢迎，一方面是由于朱生豪本人对于莎剧翻译的准确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其对于哈姆莱特这一形象的完美诠释。哈姆莱特作为一个比较典型的人文主义思想者，包含了当时人文主义所拥有的全部思想特点，对于当时的知识分子而言，无疑是一次比较强烈的思想冲击。就当时情况而言，全世界都笼罩在“二战”的阴影之下，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也进入高潮时期，因此，哈姆莱特这一人物在形象上已不单单是莎翁戏剧中的主角，而是上升到了民族解放以及抗日斗争的高度。在这一时期，国内文学出现了极大变革，许多优秀作家创作出了关于人类本性的著作。在其作品中，人们往往需要在命运的困难中苦苦挣扎，去追寻能够实现自我救赎的道路。在那时，中国处于落后时代，不仅被列强在武力上欺辱，在文化上亦被轻视，朱生豪有感于此，决心译莎，一方面是出于自身兴趣，另一方面则是为我华夏民族争下气。朱生豪能够将莎翁著作翻译作为一项民族事业看待，足见其对于国家、民族爱之深切，在朱老心中，哈姆雷特便是如此一个与命运抗争的英雄。[6]

三、方平与“哈姆雷特”

继朱生豪之后，方平成为莎士比亚作品翻译的另一个标志性人物。1933年，方平已为古稀之年，但他仍坚持将莎翁的全部作品翻译完成，并在四年内完成了有关莎翁作品的全部译著。朱生豪在进行翻译时，更多的是凭借其本身对于莎翁的崇拜与认真钻研，是基于世界文学的广泛研究后所确立的思想体系。相较于朱生豪而言，方平在翻译上更加具有文学专业性，作为中国莎士比亚研究会会长，同时亦是世界莎协执行理事，曾被世界书局以特邀译者的身份参与到莎士比亚研究中，其译作标志着我国翻译文学的巨大飞跃，实现了莎翁翻译由非专业到专业的跨越。在其之后，关于莎士比亚作品的理解亦渐趋理性化，并上升至文学理论范畴，其改变是在特定时期下国人思想观念的改变，连带着对于莎士比亚作品的审美取向改变。

在方平所译著的《哈姆雷特》及其他莎翁作品中，更加强调的是基于莎士比亚本人的研究所获得的莎剧理解。他十分强调莎士比亚作家之外的戏剧家身份，借助于当时欧美等西方文学对于莎士比亚及其著作的研究成果，来更好地理解和翻译莎士比亚作品。因此在翻译上，相较于朱生豪要更加理性和现实，并且更加具有客观性，也更加符合莎剧本身的主旨。需要认清的是，莎士比亚本身是一个十分优秀的戏剧家，因此其作品更多的是被用于演出而创作的，并非是为了让读者伏在案前一一解读的。在莎士比亚生前，他是当时最受欢迎和认可的知名戏剧家，但其在文学史上却并没有足够高的评价，至少没有梁实秋以及朱生豪等人所推崇得那么高。实际上，梁实秋以及朱生豪等人在进行莎士比亚作品集的翻译时，更多的是抱着一种推崇的心理去进行翻译的，在翻译时也更多的是抱着文学性的思维方式进行翻译的，因此在翻译上多少会与原文有一定的冲突。直至20个世纪50年代之后，国际莎士比亚研究协会才以新的眼光和视角来看待莎士比亚作品，并以新的角度来理解它。方平先生在进行莎士比亚剧作翻译时，仅仅是将作品中所描绘的情节一一还原，并使其回到原来所在的戏剧舞台上，因此在观看其作品时，无疑是对莎翁原著的完美再现。实际上，莎士比亚作品的原型是西方传统诗剧，其基本形式便是素诗体。由于素诗体本身属于一种比较独特的文学形式，因此在我国的汉语文化中，尚无能够与之相对应的一种表达形式。在朱生豪先生的莎剧翻译作品中，其更多的是采用了新时期散文叙事的形式来进行译著编写。虽然西方的素诗体无法做到押韵，但却有其内在的独特格律，虽无韵但有律，因此是一种无韵之诗。[7]

方平先生在进行莎士比亚剧作翻译时，有其自己的一套原则，那便是尊重原文。如果原文的形式是散文，那么翻译过来的形式也同样是散文；如果原文的形式是诗体，那么翻译过来的形式便同样是诗体。在这一原则之下，方平先生所翻译的莎士比亚剧作，无论是语言节奏、语境、语气等诸多方面都无比贴合莎剧的本来面貌。而之所以能够产生此种变化，一方面是得益于方平先生自身对于莎翁及其作品研究的深入与彻底，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当时比较文学以及世界文学的发展与进步。在这情况下，人们在阅读翻译文学时亦更加重视译著本身的表达形式以及原著贴合度，其所想观看的，是原文著作的真实还原，要求不掺杂一丝一毫的译者感情的原文翻译，这对于翻译文学而言，无疑是一种巨大的进步。

如果我们能够将《哈姆雷特》这一作品放在其特定的年代背景下进行解读，则能够更符合原文的精神意义。这样可以使读者发挥更大的想象空间，提升自我调节接受程度，使人文主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产生出新的解读。

四、结论

中国读者对于《哈姆雷特》的接受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有一个十分曲折的历史过程，其间数百载，无论是时代变化抑或是思想变化，都对《哈姆雷特》的翻译与传播造成影响。翻译是不同民族文化交融的起点，翻译的水平直接影响着接受的程度。我们的翻译水平不断在提高， 给《哈姆雷特》赋予的时代和文化意义也越来越多。因此我们在主动接受外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应保持高度的敏锐性，看到其两面性，从而更好地推进我国的文化和精神文明建设。

[1] 赵星.从莎剧翻译看《哈姆雷特》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J].魅力中国, 2013,(32):74.

[2] 赵怡薇.浅析莎剧《哈姆雷特》中的语言变异及其翻译[J].现代交际,2016,(4):80-81.

[3] 于佳玉.莎剧Hamlet新译本的特色与创新性研究——以王宏印《哈姆雷特》译本为例[J]. 青春岁月,2013,(23):491.

[4] 王晓农.论莎剧复译对本土自然语言资源的吸收——以王宏印汉译《哈姆雷特》为例[J]. 世界文学评论:高教版,2014,(2):182-189.

[5] 蒋坚霞.细评莎剧《哈姆莱特》中一段独白的四种权威汉译[J].世界文学评论, 2015,(1):53-66.

[6] 谢世坚,罗丽丽.莎剧中的通感修辞及其汉译研究——以《哈姆莱特》和《李尔王》为例[J].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3):71-76.

[7] 魏贝贝.从多元系统理论看梁实秋译《哈姆雷特》的策略[J].青年文学家, 2011,(23):202.

[责任编辑 石晓博]

Analysis of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Hamlet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s plays

MA Li-pan

(SchoolofLiberalarts,GuangxiNormalUniversity,GuangxiGuilin541004)

With the emergence of western industrial revolution, its cultural transition ability has also greatly improved, especially to spread the most aspect.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in our country has quite a few excellent translators to Shakespearean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ion of Shakespeare has a century and a half history. It is concluded that Shakespearean translation is a typical representative of modern translation literature in China, the evaluation about Shakespeare, is in accepting the foreign literature history of cognitive change, was the cultural needs and social style and features of an abbrevi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kespearean translation, the spread and development of "Hamlet" in China was analyzed.

Shakespeare; Foreign literature translation; Hamlet

2016-10-11

马丽盼(1988—)，女，山西运城人，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文学、译介学研究。

I1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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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777X(2016)06-001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