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人转行的身份认同：基于社会化媒体的框架建构

李　理

(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武汉 430079)



新闻传播学研究

传媒人转行的身份认同：基于社会化媒体的框架建构

李理

(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武汉 430079)

[摘要]通过分析传媒人转行议题传播过程中框架建构的作用，考察中国新闻人怎样在社会化媒体平台上自我阐释建构身份认同及新闻职业伦理的问题。解读传媒转型下传媒人转行后如何看待身份认同的规范性角色，如何自我阐释职业困境，如何解说重构职业话语，进而强化身份认同，巩固职业正当性，策略性地回应“新媒体”的话语阐释，从而调适新的身份认同的“位置感”。

[关键词]传媒人转行； 身份认同； 框架建构

当前传媒人转行的“离职潮”源于职业理想与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再加之“新媒体 / 传统媒体”话语之间的张力逐渐凸显，因此需要通过框架建构重申职业应该承担的规范性角色，从而共同建构话语基础上的身份认同。

一、职业伦理下的传媒人转行

在2014年传统媒体广告收入跳水式下滑的背景下，2015年总编辑级别的、具有行业领军人物身份的媒体人群体离开，离职人群来自传统资深媒体采编、经营、发行、管理等多个领域，其标杆作用对于行业整体发展趋势的影响是巨大的。互联网新媒体的表象冲击、传统资深媒体曾经戴在头上的诸多光环以及职业身份认同的优越性，使得这种流动被关注的相对较多。

(一)传统媒体人离职潮的三种类型分析

回望新媒体兴盛以来的传统媒体人几次大的离职潮，可以发现离职频发与特定的历史特征和社会背景紧密相关，离职潮推动了媒体行业的发展进步，带来行业新的机会和新的气象。第一种类型的媒体人大规模离职潮发生在2000年左右，第一批新闻业务过硬并且具有一定知名度的优秀媒体人才直接出走，加入以新浪等为代表的互联网，担当起互联网新闻门户与传统媒体沟通的纽带，同时在新闻把关方面发挥作用。这些早期进入门户网站的以采编出身为主的媒体人，逐渐成为门户网站内容部门的核心负责人，并且在后续的时间里，继续从传统媒体中吸纳一批又一批的优秀媒体人。随着门户发展的日趋稳定，一批早期进入互联网新闻门户的内容高管，经过互联网公司技术、产品、运营业务的洗礼，纷纷走出去创业，包括网易帮、搜狐帮等群体，大多是来自第一批进入新闻门户的传统媒体人，而留下的核心岗位，特别是内容部门的总监以上职位，几乎都是后续几批招入的传统媒体人。第二种类型的媒体人离职潮主体是一批较为有商业头脑的采编出身的广告业务员，他们拥有与企业主之间的良好关系，离职兴办公关、广告公司，还有的加入大型企业和公关公司从事品牌以及公关业务，其核心优势在于与传统媒体业务体系的良好关系，能够将人脉资源的价值发挥到最大。第三种类型的媒体人离职潮发生在传统媒体内部经历了互联网新媒体的冲击后，收获了新思维和新理念的媒体人向企业流动。建立在web2.0的思想与技术基础上、允许用户生成内容的社会化媒体的迅猛发展，为加速媒体人离职转行创造了各种新的机会。一方面社会化媒体信息采集点的大大增加、信息制作门槛的降低、信息发布的即时性改变了原有的单向垄断的信息传播结构；另一方面社会化媒体与公关营销领域融合，又需要社会化媒体提供原创性更高、剖析更为深刻的内容。这就导致需要具备专业性素质、更了解社会化媒体特点与规律的职业化运营者，而这类运营者目前多数是由传统媒体或网络新媒体转行而来，他们不再从事单一品牌传播和公关类工作，而是已经扩展到诸如市场、运营、销售、战略、新媒体、电商等多个领域的具体工作，还有同期离职的另外一批媒体人主要围绕新媒体以及文化创意产业进行自主创业。

(二)当下媒体人转行离职潮的特殊性

当下正在发生的媒体人转行离职潮，是对于互联网社群概念有较深刻理解的传统媒体人，通过媒体从业积累下来的人脉资源，以及较强的社会资源聚合能力，通过线上产品、线下活动等多种手段，实现社群圈子的经营和打造，诸如私董会、创业新媒体、线下O2O沙龙、投融资服务等多种方式，来实现对社群的经营，将曾经作为媒体人身份积累的资源价值最大限度的变现，而对于所谓的商业模式的直接追逐并不是那么强烈。传媒人转行后的行业更依赖的是媒介素养和职业伦理。职业伦理(professional ethics)是一个行业工作人员的行为标准与道德原则，而传媒伦理本身就是一个围绕“良心”不断演绎的过程。媒体人转行既要遵守长期建立起来的一整套传统新闻媒介的从业标准和操守，又要面对转型时期对传媒伦理的激烈争议。网络新媒体的开放性，使采编流程、操作手段更加透明，让受众监督批评的分量更加凸显，注重遵循职业伦理，彰显专业规范，才能获得更多的受众认可，凸显更大的职业价值，这与创造良好传媒运行空间的努力殊途同归。对传媒伦理问题的探讨，也充满弹性诠释的空间，尤其在传统媒体和网络新媒体转型时期可以更深刻地甄别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忠诚归属。

二、建构主义视角下传媒人转行的集体行动

基于建构主义视角的集体行动研究，从强调以政治机会(political opportunity)和资源动员(resource mobilization)等理论解释集体行动的兴起和动员过程，转变到重视意义的生产与争夺在集体行动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即对行动者何以赋予自身行动以意义以及这种意义何以关涉他人的把握。[1]以传媒人从传统媒体转行进入企业微信公众号运营为例，他们自发对新闻伦理利益冲突中的“个人态度、信念、价值和社经地位”自我约束较强。这种自我约束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传统媒体工作经验所留下的职业印迹，强调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是传统媒体的优势所在，也形成了自我约束的态度认知和职业习惯。他们仍然会把自己看作是“媒体从业者”的身份认同和职业归属，仍然会将传统媒体的运作方式和操作模式带入到社会化媒体运营中，比如定期召开选题会、制定编辑方针和编辑守则等，用以强化作为媒体从业者的自我价值。正是这种对意义“诠释性”的理解，使得这种集体行动并非仅仅在结构化因素左右下自动发生，而是必须经过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积极的意义建构行动，才能生产有关现实、行动、行动者本身等的意义，从而将自身与行动诉求对象区隔开来，形塑行动的正当性基础，动员更多行动者的参与，获取旁观者的支持。[2]

(一)多元框架的策略性建构

用框架化来定义“传媒人转行”过程，强调多元行动者在此过程中的意义协商以及彼此之间策略性的互动与博弈。框架过程是通过策略性运用符号、框架、话语等进行意义建构的过程，符号资源是其中最常用的资源，其过程是高度符号化和话语化的，以此塑造的是一种框架化的、行动产生必不可缺的话语机会。“传媒人转行”框架建构通过“为什么要走？”(动机)、“走去哪？”(目标)、“如何走？”(手段)展开的场域中进行意义协商——“走还是不走？”或“该不该走？”形成“集体认同”(collective identity)，通过意义的互动、协商甚或冲突形成情感投入，对“传媒人转行”的集体认知经由行动者的符号化互动阐释。集体认同不仅关联到行动的发生，而且通过对“传媒人转行”议题传播的可见程度(visibility)、共鸣程度(resonance)及正当化程度(legitimacy)进行传播、扩散与延续。

当然忽略社会行动生产的社会情境及其对意义建构过程的形塑作用，会导致将传媒人转行的行动整合仅仅归因于符号。新的信息传播技术与社会变迁是互为形塑的关系，技术使用过程产生新的社会实践推动社会变迁。因此辨识行动发生的场域以及场域内互动的多元行动者成为建构主义集体行为研究的重点。作为“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现代传统媒体从业者，受到政治和经济的双重规约，长期从事传媒常规化的工作对如何选择事件由头，如何策划推动事件，如何让事件成为现实世界的焦点这些固化的模式更是轻车熟驾。现代社会权力的属性发生根本变化，合法化的“宏大叙事”消失后取而代之的是碎片化的语言游戏或者是用戏谑反讽编织故事的话语表演。用框架作为微观的行动者与宏观的行动场域之间的连接点，行动者即使是受到场域内机会和限制的前置作用，也可以通过可利用的或有限的符号资源建构有关其自身和所处环境的意义，展开意义的建构和协商的互动，塑造其行动的正当化基础，并通过行动本身重构行动场域的结构。这也更好地解释为何转型后的传媒人深谙其道？为何受过新闻教育或从传统媒体转行而来的传媒人反而非常清楚如何利用传统媒体所培养和浸润的媒介素养和媒体运作规律“用己之矛攻己之盾”？例如，他们充分认识到媒介要赢利必须抓住消费者的注意力以换取广告融资；为自己服务的企业拉赞助甚至花钱买粉的行为似乎是天经地义；熟练掌握事件媒介化的框架设置长期大规模的生产“传媒假事件”；用情感抒发和框架共鸣达到新闻娱乐化；热衷生产传媒假事件与其说是传媒在创造独家新闻，不如说是“传媒的懒惰”——像工厂流水生产线一样被批量和标准化生产。以上诸多也恰恰体现了媒介素养中反复强调要秉承职业道德和传媒伦理在社会化媒体迅猛发展的今天所面临的更加严峻的现实。

(二)框架化的研究方法维度

在中国微博及微信是社会化媒体的典型应用。微信公众平台是腾讯公司在微信原有功能的基础上朝着社会化媒体方向新增加的功能模块。微信公众订阅号目前有两种运营模式：一种是自主运营；一种是外包给专门从事微信运营的公司。不管采用哪种模式，微信运营的门槛相对微博更高，对运营者专业性媒介素质要求更高。因此需要专门的团队运营与管理微信公众账号，目前从事专门的微信公众账号运营者多数就是具有传统媒体或网络新媒体背景以及操作实践的媒体人转行而来。

本文采用目的性抽样的方法，首先选择社会化媒体平台——微信公众号作为检索平台，设置检索关键词为“传媒人离职”和“传媒人转行”，在检索得到的结果中抽样，从认证为媒体人或媒体圈的微信公众号用户发表的原创内容中得到322个样本。围绕“传媒人离职”或“传媒人转行”所发表微信公众号内容的主题编码为五类 ：1= 身份认同，2= 规范角色，3= 职业困境，4= 象征式调侃，5= 新媒体 / 传统媒体。其中，“身份认同”主题即传媒人转行后的职业归属，包括对职业正当性的强化；“规范角色”主题即传媒人职业的专业主义理念及职业伦理 ；“职业困境”主题是传媒人个人境遇困境及职业结构困境的描述；“象征式调侃”主题是传媒人运用另类的调侃表达方式描述职业角色或职业困境 ；“新媒体 / 传统媒体”主题是传播生态中竞合关系的描述。通过框架分析对微信公众号“传媒圈”中9条代表性内容进行话语分析，解读传媒转型下传媒人转行后如何看待身份认同的规范性角色，如何自我阐释职业困境，如何解说重构职业话语，进而强化身份认同，巩固职业正当性。

同时还采用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质化研究方法，以武汉地区“保利新青年”微信公众号运营的从业者为个案，对2015年1月至2015年5月“保利新青年”微信公众号的10位传播者分别进行了田野观察和深度访谈，得到观察日记122篇，深度访谈记录12份，共20余万字。为了保证调查的真实性，观察员并没有事先申明，只保留了事实性叙述，隐去任何主观性评价。此方法致力于提供以往使用问卷调查的量化研究所不能企及的“文本”，致力于对个案现象的“深描”，展现社会化媒体从业者伦理困境的话语建构逻辑，以及传播者在从传统媒体转行到社会化媒体的过程中面临相互排斥的多种责任要求、利益驱使或价值指向时产生的两难情境和身份认同困境。

三、传媒人转行的自我言说与集体阐释的框架建构

从2014年记者节新浪主编陈彤离职和罗昌平宣布创业、《三联生活周刊》朱伟“明天是操心的最后一天了”和《新周刊》封新城“从没想过离开，但是离开了”，再到2015年《第一财经日报》秦朔《最后一个看门狗走了》、央视张泉灵离职感言《生命后半段重来一次》以及欧阳洪亮的《靶心在哪？》，传媒人运用符号资源策略性的建构“转行”议题强化身份认同，自我言说与集体阐释在不同时间节点的多个场景中展开，交汇于微观的网络话语中，这样的阐释行为揭示出传媒人在冲突和维护固有秩序之间巩固职业正当性与权威性以及寻找自身认同的努力。

(一)“新闻理想”的神话逻辑建构

“传媒人转行或离职”在当代社会权力关系的运作中需要通过象征性符号的权力功能来完成，在“技术、商业、管制”三重冲击下迫切需要依靠建立在实质性力量基础之上的权力来正当化其职业转型。在冲突和维护固有秩序之间，媒体人通过策略性地运用“不忘初心”的“新闻理想”，缓解职业危机带来的焦虑感，重塑媒体人转行的职业正当性。(见表1)

表1

媒介伦理困境的产生有三个条件：一是行为主体面临两种以上选择，而每一种选择都有其价值支撑；二是这些价值支撑均有其正当性，相互间不断竞争；三是行为主体必须对这些价值支撑考量后做出选择。围绕“职业困境”主题展开的“新闻理想”话语建构更多的是在新闻业急剧转型下社会化媒体时代的单纯“我心澎湃如昨”的浪漫怀旧，以坚持“新闻理想”的新闻实践则得以正当化。而话语突显出的 “新闻理想”表征的是新闻场域所必需的自律性操守，正是因为丧失新闻职业自律性操守和新闻伦理，导致当下传媒人陷入职业困镜的表征以及数字化转型逻辑主导下新闻实践与其专业原则背离的内核，更严重的是由此伤及的难以重塑的新闻业权威性和公信力。

传媒人转行议题对理想主义神话的建构通过部分悬置民国时代的历史语境，回溯“一种具有乌托邦理想色泽的光彩人生”，批判当下，修补或重构专业原则，界定规范化的新闻实践标准，这一阐释过程就是区隔及建构认知框架过程。更多的传媒人对理想主义的集体记忆指向中国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003年左右的“黄金十年”——“在那时，何力主政《经济观察报》、沈灏和刘洲伟主政《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刘东华和牛文文主政《中国企业家》、胡舒立主政《财经》、李佩钰主政《中国经营报》，加上陈彤的新浪和张力奋的FT中文网，在财经报道领域名将云集，群星璀璨，大抵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为活跃和光芒万丈的时刻。”

这一“新闻理想”神话建构过程包含三大策略性意图。第一是传统新闻业日益增长的政治管制压力，以及即便是在“黄金十年” 市场化媒体与调查报道急速发展时期新闻机构也从未凭借商业化运营脱离政治场域的规制。从行为选择困境角度来看，价值选择在符合某一伦理准则的同时又违背了另一个伦理准则；在维护某一部分人利益的同时又必将牺牲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就导致了传媒人的行为选择困境。价值选择困境是行为选择困境的基础，追求新闻价值是传媒从业者的职业主义行为，是符合传媒从业者的伦理准则，越是选择具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尤其是独家新闻，越是能够得到公众的关注。

第二是巩固自身在媒介环境生态中的优势性地位，这样指涉多为知名新闻人的集体记忆的表述。“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无界不差钱”，这是商业利润优势；“我们能看到行业未来格局，视频市场之大，内容之缺，为未来做共同开发”，这是话语权力；“42岁虽然没有了25岁的优势，可是再不开始就43了。其实，只要好奇和勇气还在那里，什么时候开始都来得及”“一旦媒体产生危机，需要跳船谋生的时候，搞来搞去，发现自己还是只能做公关”，这是对受限于年龄、薪酬、经历等的风险评估。

第三是正当化其职业转型选择。有传媒人就称“理想主义这一精神家园早就难以拯救新闻业动荡的现状”。更有人认为“以理想和情怀示人，是一种手段而非一种目的”，因此更多的正当化其职业转型的策略性框架过程在于试图建立“诠释的基模”(schemata of interpretation)，认识、理解和标记周遭的世界以及阐释行为。为了更好地正当化其职业转型，动员参与者，阐释者往往会创造出一些更容易被接受的话语，“一个媒体人通过自己的内容生产然后挂上商品这条路它通。在新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已经渐成的时候，也许下一轮真正的创业机会就是踏下心来把自己像一颗种子一样摁到土里去，把自己像一个植物一样栽到花盆里面，让自己的根系在现实生活的交易当中不断延展，去吸取土地的养分，完成自己的成长”。这种有意识、有目的、策略性的达成共识的框架整合过程，仍需要解释的意义场，并非所有的行动者都会受到话语的影响，行动者仍然具备对话语的反思能力。所以通常这种话语生产是一种表演性的行为，运用这种表演性的符号更易于动员，使行动者理所当然地接受话语推及的有利于己方的意义。“无论这些论调是基于理性判断还是源于情感因素，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媒体正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你爱或不爱，它就在那里。”表演性的行为成功程度取决于行动者是否相信其“本真性”(authenticity)，而无论处于“走还是不走”的选择困境的传媒人都相信“理想主义”所包含的本真性。

(二)转行中“位置感”的首选框架设置

将身份认同的“位置感”作为“传媒人转行”的首选框架，是因为在中国新闻场域结构转型中，传媒人既作为置身结构之中的行动者，受制于束缚，又以自身的能动性参与重塑建构中的结构。传媒人策略性回应“新媒体”的话语阐释从而调适新的身份认同的“位置感”。传统媒体来自“双重售卖”的商业模式压力被广告强制性剥夺“位置感”，例如屡受诟病的报纸头版被广告绑架。随着传统媒体的式微，原本通过广告的商业利润占据优势“位置感”的传统媒体人慢慢感到由商业模式带来的优势在逐渐消退。

随之其后最重要的行动抉择就是“职业转型”。一种是积极转型的传媒人，并且致力于以行动和话语同时重构新闻场域的权力关系；一种是纠结在“走与不走”困境中的传媒人表达身份认同危机下的职业焦虑感；一种是坚定留守的守望者策略性地强调其职业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三种类型的行动者在话语阐释中都指向“位置感”。

转型后的传媒人有的处境仍然尴尬，“拿着翻几倍的工资，却仍有淡淡的忧伤”。一方面原因在于传媒人转型后的记者职业身份得不到传统媒体和社会主流的承认，另一方面转行后的传媒人不自觉地矮化自身位置，获得了经济上的优势后，在符号资本上却仍处于弱势，理所应当地承认传统媒体与权威性之间的因果关系，当然也有部分成功转型的传媒人反思这种“话语-权力”关系，试图扭转新闻场域根深蒂固的由传统媒体制定“话语-权力”关系的体系。还有的媒体人创业本身就是做传统媒体属性极强的项目，比如《21世纪经济报道》左志坚转行后的拇指阅读，中企李珉的虎嗅、财新赵何娟的钛媒体，这也印证了符号和话语对权力关系的建构作用。纠结转行的传媒人一方面阐释了“职业困境”的多元因素，另一方面愈加频繁地运用“新闻理想”这一符号资源抵御在结构化冲突下带来的职业危机感，包括: “新闻管制愈加收紧”的政治因素；“盈利危机的重压”的商业因素；“媒体转型坍塌期”的技术革新因素；“反应慢的会被漏稿整死，身体差的会被加班累死，有理想的会被领导憋死”的机构因素；新闻寻租事件频发导致的“公信力一天不如一天”的职业伦理因素；媒体人因抑郁症导致自杀频发的心理因素。而选择坚持留守的传媒人则愈加倾向于建构价值支架以强化职业自身在新闻场域的位置感。一方面将“新闻理想”没落归咎于媒介生态变迁产生的生存压力；另一方面通过发挥传统媒体的优势和正视新媒体的劣势来赢得机遇。总之，无论是坚守还是转行，还是纠结转行的这三种类型的传媒人，都在经历不同程度的身份认同危机，坚守者的压力来自于职业转型与新闻伦理，而转型者的压力来自于是否能获得职业正当性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职业尊严。

下面运用框架分析解读身份认同议题，通过分析在传播过程中不同选择的行动者(包括传统媒体人、转行媒体人和意见领袖)所使用的不同框架(见表2)，分别建构“位置感”的多元框架。对每个框架涉及的10条代表性微信公众号内容进行了范例展示。

表2

在框架建构“位置感”这一关涉身份认同议题的话语分析中，传统媒体、转行媒体人和意见领袖话语之间形成了策略性的协商，传统媒体着眼于诊断框架和预后框架，试图重塑传统媒体的主导话语。而转行媒体人和意见领袖更多倾向鼓动框架，对主流话题形成合围之势，取得象征权力的优势地位，迫使传统官方话语做出回应。其中尤为值得关注的是更具有策略性的“象征式调侃”框架，这种对职业困境的另类调侃式阐述方式，使用各种隐喻指向虽然仍是困扰传媒人各类结构性因素，但使用偏向感性的“对策建议”和“事件应对”呈现出带有表演性的特征，而社会化媒体的交互性和反智化特性更进一步强化和预设这种表演性，以期获得旁观者的共鸣。

[参考文献]

[1]Weber M. Economy and Society: An Outline of Interpretative Sociology[M]. New York: Bedminster，1921.

[2]Snow D，Benford R.Ideology，Frame Resonance，and Participant Mobilization[J].International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1988，1(1)：197-217.

〔责任编辑：王巍〕

[中图分类号]G21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1-0212-06

[作者简介]李理(1981-)，女，湖北武汉人，副教授，博士，从事传播学研究。

[收稿日期]2015-09-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