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发展：从阿马蒂亚·森的视角分析

卢文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北京 102488)



经济学研究

自由与发展：从阿马蒂亚·森的视角分析

卢文华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北京 102488)

[摘要]在结合经济学和哲学的基础上，阿马蒂亚·森提出了一种自由与发展两者紧密相连的特定的发展观，即以人为中心，发展的最高价值标准是自由。在这种发展理论框架下，人们享受他们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就是实质意义上的自由，这种自由既包括法治意义的自由，也包括政治权益，意味着每个人既享有各种机会，又享有各种选择，而发展则是扩展这种真实自由的过程。对于发展而言，自由具有价值尺度、工具理性和终极目标三方面的意义，即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以自由之尺衡量发展；自由是促进发展不可或缺的手段，以自由之手谋求发展；每个人的自由是社会的承诺，以自由之光指引发展，如此，才可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个人选择与社会选择、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的融合。

[关键词]自由;发展;可行能力;工具性;建设性

在自由与发展的关系这一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与狭隘发展观的旧范式不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其一部里程碑式著作——《以自由看待发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中阐述了实质自由是发展的首要目的，是促进发展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经济发展本质上是自由的增长，发展就是扩展自由，由此建立了全新的理论框架。这种特定的发展观,对“新常态”下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一、以自由之尺衡量发展

自由是衡量发展的尺度。森认为自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而是一种“实质自由”，即“享受人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的可行能力”，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的自由”[1]10。在对发展的阐释上，森批判了认为发展就是“国民生产总值(GNP)增长、或个人收入提高、或工业化、或技术进步、或社会现代化等”[1]3的狭隘发展观，他认为把发展的目标看作是等同于判定社会上所有人的福利状态的价值标准，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化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以人为中心，最高的价值标准就是自由。发展应聚焦于保障和扩展人类自由，贯穿于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全过程。自由与发展之间并非充满敌意，自由是发展的尺度、手段，发展也能够进一步扩展自由，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

在阐述市场与自由的关系时，阿马蒂亚·森区分了两种肯定市场机制作用的观点：一种认为市场机制下的自由交易本身就是人们的权利,而任意限制和否定人们从事交易的法律法规或制度，从“前提性效应”看，这种限制本身就是不自由的一个源泉；另一种认为市场通常增加收入和财富以及人们拥有的经济机会，限制市场机制，从“后果性效应”来看降低了效率、减少了财富创造。对于市场经济的认识，目前我国国内学者倾向于后一种认识。从“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到“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就是沿袭了这一思路。然而，森“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视角将人们对市场价值的认识从后果引导至前提，从效率引导至市场本身，即人们本身就有权利去进行自由地市场交换。如果市场和独裁都产生同样的效率结果，人们还是愿意选择市场，因为市场体制的优点绝非仅仅体现在它的产生高效率结果的能力。恰如森所举美国南部奴隶劳工体制的例子：废奴后，庄园主即使给出高于城市工人的工资水平，也不能维持原来的奴隶劳动方式下而使奴隶不逃跑了。市场的自由价值本身就值得人们珍视。

市场的发展是以货币功能和范围的拓展为基础的。在此，不能不提及西美尔在其著作《货币哲学》中的观点。他认为，平庸之极的货币促使社会文化价值的量化、世俗化和理性化，在最大程度上促进了自由与发展。历史地看，人身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实现，肇始于劳役制度的改变。在实物经济时代，统治阶层征收实物税和劳役税，劳役税的征缴是通过强迫平民从事无偿劳动，不仅在经济上给民众造成沉重负担，而且使得封建领主与领臣之间形成强大的人身依附关系，使后者没有任何自由活动的空间。这在欧洲和日本的封建史中体现得最为明显。货币经济时代来临后，一方面货币媒介让交易的标的和主体范围得到极大地拓展，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为一般等价物的衡量而更加客观化和去人格化。当货币租税决定性地取代了实物税和劳役税后，平民对上层的人身依附关系才彻底打破，服徭役的人方才获得了人身自由。可以说，个体自由是“随着经济世界的客观化和去人格化而提高”[2]，这正是保证个人自由的前提。

如果自由意味着个体性之发展，意味着自我之内核将通过自我之所有个别意志和情感来揭示出，那么自由就不是纯粹地与他人脱离干系，而是一种与他者完全确定的关系。以货币为媒介的交换制度就是将这种因个性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不确定关系转换为人对货币——这个毫无个性之物——的确定关系的制度。它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客观化，排除了主观的、人为的意志干预。这种服从于外在之物，而非臣服于他人意志之下，才会使人感到自由。然而，回到现实，我们看到对货币的限制导致了对人的自由的限制。比如房地产市场上的限购政策，限制了货币作为“一切价值的公分母”的支付功能和范围，使人与人之间“量化”和“客观化”了的确定关系不确定了。同样，从阿马蒂亚·森的“以自由看待发展”之视角来看，即使限购政策起到了抑制房价的效果，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是有悖于自由的政策。

在对自由的认识上，尽管西美尔也认为自由并不仅限于负面性的意义——不做某件事的自由，还蕴含着做某件事的自由，即正面自由。西美尔认为作为一种形式的自由是需要用切实的内容来填充的，而这却是在负面自由和作为外在之物的货币所不能承担的。因此，西美尔的自由(货币)哲学本质上是悲观主义的。与其不同，森则是个十足的乐观派，他以发展作为对西美尔的自由之形式的填充。当西美尔手举没有刻度的“自由之尺”度量货币而感叹生命空虚之时，森却拿这“自由之尺”度量去发展，从而使得“自由之尺”具有了发展的意义。

二、以自由之手谋求发展

自由是谋求发展的途径。“李光耀命题”认为，经济需求较之政治需求对于穷人更有意义，政治自由将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森指出了这些观点的错误，阐释了民主自由的重要性，同时论证了经济需求的紧迫性加强而不是减弱了政治自由的迫切性。除了满足人民的经济需要，防止重大经济灾难这些至关重要的作用外，政治自由还有建构性作用，即通过保障公开讨论、辩论、批评，以及持有不同意见有关的权利，对于产生反映社会普遍经济需求政策选择过程具有中心意义。森把扩展人们享有实质自由的能力看成是发展。在森看来，作为一种基本可行能力自由，是一种“实质自由”，即生活方式的选择自由，免于饥饿、过早死亡的自由，识文断字获得教育的自由，政治参与的自由，即经济自由*这里的“经济自由”，即指条件，经济制度上的自由；也指结果，发达的经济、人民高水平的物质生活。和政治自由。它们组成了发展过程的建构性要素，丰富了发展的过程。在这一点上，森的论述并不是太充分。森过多地强调了政治自由对经济自由的补充性，而忽略了政治自由对经济自由的阻碍性。可以想见，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在民主的政治决策过程中均有不足。

安东尼·唐斯(Anthony Downs)的《民主的经济理论》(An Economic Theory of Democracy，1957)把“理性无知”变为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要素——寻求政治的博识是非理性的，因为获得政治信息所要付出的时间及其他资源方面的成本太高，而回报却非常低廉，理性的成本收益分析结果显示寻求政治博识是不合算的。杰费里·布伦南(Geoffrey Brennan)和劳伦·洛马斯基(Loren Lomasky)在他们的《民主与决策：选举偏好的纯理论》(Democracy and Decision：The pure Theory of Electoral Preference)提出投票的“表达性”功能。正如球迷在球场的呐喊不是为了帮助自己的球队获胜——胜与不胜和他喊与不喊关系不大，而是为了向周围表达自己的忠诚或其他情感、意图。同样，公民投票，也可能并非为了帮助当局制定政策，而是为了表达他们的爱国之心、忧民之情，抑或是对某项议题的专业水平。这些表达性投票,有时难以排除个人的好恶和偏见，会让投票者感觉良好，但未必有助于科学决策。布赖恩·卡普兰(Bryan Caplan)进一步提出 “理性的胡闹”(rational irrationality)这一概念，指出选民为了满足自己的“非理性需求”而在进行政治投票时“率性而为”。恰如在随便吃的自助晚宴上，人们会吃到咽不下去为止，这时他们的消费达到了效用的最大满足点。同理，“既然错误的政治观念也是免费的，选民就会消费到他达到‘效用的最大满足点为止’，相信任何让自己感觉最好的观念。”[3]就选民个人而言，拥有“政治参与、持有异见的自由”总比没有这一自由要好。因为拥有政治自由就如同拥有经济自由一样，会拓展个人选择的范围，丰富个人发展的过程。

在政治与经济的二维空间里，显而易见的是“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好过“经济不自由+政治不自由”，无论对个人还是整体都是确定的；而要在“政治不自由+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经济不自由”之间取舍，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体都没那么确定了。如图1所示，一个国家可以沿着不同的“政治与经济的自由路线”前进，理想的路线是AB线路，然而现实是复杂的，AC、AD、AE、AF的路线也是一些国家走过的路径。尤其是对于宗教、种族、文化等高度分化的社会而言，流行的、简化了的多数民主带来的可能是社会的分裂和冲突。

图1　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之间的可能路径

抽象路径与实际路径是否相符？让我们看图2。我们将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都看成是一个国家所追求的发展结果。那么，政治自由用“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4]网站公布的各国历年调查资料中的 “公民政治权力指数”来表示(指数化处理)；经济自由用世界银行网站公布的(以本币不变价格计算的)GDP来表示(指数化处理)。把中国大陆、阿根廷、委内瑞拉、新加坡和印度、中国台湾的1972年到2013年相关数据绘制成图，可大致勾勒出六个经济体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国台湾在政治上逐渐走向自由选举，虽多次反复，但趋势没变；向上凸的图形显示经济发展结果逊于政治发展结果。阿根廷政治波动大，经济进步不足；委内瑞拉政治自由度呈下降趋势，经济进展缓慢。中国大陆、新加坡和印度三者特征明显：在政治自由上虽然发展程度不同，但基本稳定，同时三者在经济上稳步发展。其中，中国大陆政治自由进展不大，期间略有波动，但基本平稳。另外，三者在政治自由和经济成果上似乎呈现反向关系：印度政治自由程度最高，但经济发展程度最低；中国大陆则与印度相反，政治自由度最低，但经济进步最快；新加坡两项指标居中。

图2　1972~2013六个经济体的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发展图

数据来源：“自由之家”和世界银行网站

在对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的追求上，不同国家有不同的选择。森抛开政治自由是促进还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问题，而是就(政治)自由在防止经济灾难方面所具有的工具性进行论述。森以饥荒为例，他认为在粮食总量充足的情况下，“一个人未能避免饥饿，要么是因为资源禀赋向量降低；要么是因为更加不利的交换权力映射”[5]，这其实是一种资产组合的思路，所谓交换权利的映射不过是个人资产的重组而已。他虽然也认为由劳动和资产所代表的个人资源禀赋对饥饿具有影响，但更多地强调了“交换权利”这一具有政治色彩的概念，认为政治上的限制使得个人不能很好地将粮食作为其资产配置的一部分是导致饥荒的主要原因，以至于不无偏见地得出了“饥荒从来没有发生在以下国家：独立，经常举行选举，有反对党提出批评，允许报界自由报道、并可对政府政策是否正确提出疑问而不受严密审查的国家”的论断。森在形成这六个必要条件的论断的时候无疑在脑海里呈现出两类国家：一类是少数几个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另一类是积贫积弱的亚非拉国家。森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形象中简单地描画出了不发生饥荒国家的形象。个人主义方法论主导下的经济分析方法是限制理论彻底性的主要原因。个人已经在更广泛的领域与社会、国家，乃至于国际发生深度联系，国内政治自由对避免经济灾难的工具性作用大幅削弱，而国家综合能力则成为克服和解决各种经济灾难主要影响因素。一个例子是全球最大的债务国美国，并没有因为上述森的六个必要条件而避免“次贷危机”这场影响深远的经济灾难，但在解决这一经济灾难的过程中，美国国家综合能力发挥毫无疑问起了重大作用。另一个例子是希腊债务危机，多党政治的选票竞争无疑是推高社会福利、国际债务不可持续的一大诱因，同时政治纷争也是拖延债务危机及时解决的一大障碍。而且，作为欧洲小国，在强大的国际借款人的压力下，不得不接受债权人制定“大放血”式的紧缩政策，使得更多的希腊人失业、领不到足够的退休金而被迫陷于贫困。所以，政治自由既不是防止经济灾难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而国家能力则是更为值得追求的现实目标。

市场和计划是两种推动发展、增强国家能力的基本制度。从工具理性的角度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面对不同的发展条件，应该有不同的选择。如果假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有一样好的平均运行成效的话，那么计划经济既有获得成功的更大可能，也有面临更大损失的风险，如图3所示。计划经济既能“集中力量办大事、办好事”，也能集中力量把好事办成坏事，回顾苏联从成功到失败的历史，似乎也例证了这样的结论。当然，这样的论断应当基于更翔实的历史数据和逻辑推演加以严谨证明。另外，从经济政治配套相容的角度看(冒着过分简化的风险)，议会民主政治更多地与市场经济相配套，而与计划经济难；威权政治更多地与计划经济相配套，而现有与市场经济配套的；有限的政治自由对应有限的经济自由。

图3　可能的比较关系

三、以自由之光指引发展

自由是指引发展的目标。在发展的过程中，社会选择与社会价值形成以保证实质自由是森非常关注的问题，在关于“社会选择与个人行为”中，森以一种积极的自由主义路线提出“运用理性来鉴别并促进更好的、更可接受的社会”，为此分析了三种怀疑和批评观点。

第一种是个选择难题，源自阿罗的“不可能定理”。阿罗(Kenneth J．Arrow)在《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一书中，采用数学的公理化方法证明不可能通过一定的方法将个人偏好汇集成社会偏好，不存在准确表达社会全体成员的个人偏好或者达到合意的公共决策的民主决策机制。从而，社会选择与社会价值形成不可能建立在个人平等自由的基础上，即没有所谓完全的个人自由的社会，也没有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有的只是独裁或垄断。这是一个极其悲观的理论。众多学者对之批判，但在技术上都没能使之动摇。

森以扩大决策的信息基础来解决这一问题，指出事实上以多数原则为突出代表的这样一组信息基础带来的信息量是极端有限的，并不适合对福利经济学问题做出社会判断。森认为，社会偏好或社会价值的形成是一个模糊的、粗犷的、互动的过程，而不是一个精细的、微调的、准确的“社会排序”。这个过程里存在妥协、让步、信息的沟通、信息基础的扩大。最后形成的也只是局部共识，而非全局共识。关于这一点，了解阿伦·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1984)对民主模式的拓展更有利于我们社会选择和社会价值形成难题的认识。阿伦·利普哈特认为民主的模式不仅仅是以选民投票为特征的多数民主，还有一种非多数民主的形式——共识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这是一种在异质性强、多元化程度高的社会中通过广泛的权力分享来达成彼此对立的各个社会集团之间的妥协和共识，从而建立起的稳定的民主制度。阿伦·利普哈特认为多数民主模式本质在于政府是排他性、竞争的和对抗性的组织，由多数人控制并符合多数人的愿望，而共识民主是“包容、交易和妥协”的，类似“谈判式民主”(negotiation democracy)(Kaiser，1997)。共识民主尽管也承认多数人的统治好于少数人的统治，但多数原则在这里仅仅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共识民主并不满足于获得做出决策所需的狭隘多数，而是努力使“多数”的规模最大化。在共识民主模式下，规则的制定、机构的设置旨在使人们广泛地参与政府决策过程，并就政府推行的政策谋求普遍的一致。[6]在“包容、交易和妥协”的共识形成过程中，无疑扩大了社会选择的信息基础，森与阿伦·利普哈特有共通之处。

第二种怀疑观点认为实际的历史是由非有意追求的后果支配的。其中，强调“并非有意造成的后果的重要性”，持这一观点的有斯密对“看不见的手”的论述和哈耶克对“自发秩序”的阐述。自斯密对无意追求的好结果认知的开始，经济学家们都从这一维度对社会进行了考察并演化出各自的理论体系，如下表1。

表1　按“意图与结果”归类的经济学家

斯密、门格尔、哈耶克强调无意追求导致了好的结果，哈耶克更加突出强调有意追求而产生的坏结果——《通往奴役之路》，强调了自发秩序的重要性，驳斥了对待社会的工程师态度，辨别了“真与伪”两种个人主义——《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马克思看到了资本主义无意为之所导致坏的结果，认为这是资本主义的不可调和矛盾，提倡突破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变革；凯恩斯吸收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但提出了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政府宏观调控的有意干预，以避免无意追求导致的坏结果；阿马蒂亚·森认为对无意为之的好结果的强调并不能有损于人类理性的运用，重要的不是好结果不是有意追求的，重要的是无意追求的好结果是可以被合理的预期到，如市场经济里交易的达成在于各方都预期到交易完成有利于自己也对方，并基于此预期有利于各方的交易可以持续下去。

第三种怀疑论认为人类的行为动机不可能超越狭隘的自利。森在书中评价到这是缺乏依据的怀疑主义。他对此进行了阐释，他指出尽管资本主义常常被认为是基于每个人的贪欲而构建运行的一种安排，但资本主义之所以高效率运行依靠的是强有力的价值观和规范系统，而不能仅仅把主义看作是个人贪欲行为的综合体系统，否则，是对资本主义伦理的眼中低估。森从商业伦理、诚信与契约的角度正面阐释了资本主义得以成功的制度和价值基础，进而又从制度缺失和黑手党的反面角度进行论证了如空气般重要却又被忽视的资本主义成功运转的社会价值观和伦理标准。所以，森认为我们不能落入“高尚情操”驱动社会的谬误，也不能落入起反面——“低级情操”驱动社会的谬误里，社会含有各种价值观，或善或恶、或高或低，但是制定公共政策的关键因素是标榜为“社会价值”的“价值”是被权力所制定的，还是通过发挥民众的主体地位，基于自由的、民主的广泛公共交流形成的。森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公众是变革的能动的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顺从的指令听命者。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这种“自由人联合体”的终极状态不是没有过程的一步跨入和瞬间完成的，而是通过每个人的可行能力的提高和个人自由的主动拓展逐渐达到的。积跬步以至千里，通往自由之路由自由本身铺就。

[参考文献]

[1]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 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2][德]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42.

[3][美]布赖恩·卡普兰. 理性选民的神话：为何民主制度选择不良政策[M].刘艳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104.

[4]Freedom House. Freedom in the World Country Ratings (1972-2013). https://freedomhouse.org/sites/default/files/Country%20Ratings%20and%20Status%2C%201973-2014%20%28FINAL%29.xls.

[5]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论权力与剥夺[M].王宇,王文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37.

[6]阿伦·利普哈特.民主的模式：36个国家的政府形式和政府绩效[M].陈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80.

[7]马克思，恩格斯.共产主义宣言[M]. 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45.

〔责任编辑：冯胜利〕

[中图分类号]F06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8284(2016)01-0103-06

[作者简介]卢文华(1985-)，女，江西宜春人，博士研究生，从事国民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

[收稿日期]2015-0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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