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苏轼词中的归乡情结

2016-03-04 09:25杨集熠
现代语文 2016年31期
关键词:密州黄州情结

○杨集熠

试论苏轼词中的归乡情结

○杨集熠

根据苏轼的归乡词来研究苏轼的归乡情结。首先,苏轼的坎坷经历可分为五个时期:签判凤翔时期、通守杭州时期、密徐湖时期、贬居黄州时期、晚年时期。其中黄州时期为苏轼的归乡情结发生质变的重要阶段,也是其独特的人生哲学形成的阶段。根据这五个时期的归乡词,总结出各个时期归乡情结的内涵和特点,通过对比展现出苏轼归乡情结的变迁。

苏轼 词 归乡情结

以苏轼的词为依据来探究苏轼的归乡情结的原因有三:其一,归乡之情在苏轼的词中触处便生,根据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苏轼词一共三百五十首(包括编年词、未编年词、他集互见词、存疑词,不包括残句),能反映出其归乡情结的词作共有七十三首;其二,王国维《人间词话》中云:“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能所言,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1](P11)词的抒情特色在于“要眇宜修”,长于表达细微婉曲的情感,苏轼对故乡的复杂而细腻的情感能在词中更细致地表达出来;其三,“乌台诗案”后,贬居黄州的苏轼对于作诗有所顾忌,不能随意挥洒,而词仍然是他抒发个人真情实感的重要途径,因此我们能更清楚全面地观察其归乡情结的发展变化。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四川古称“西蜀”,由于地域封闭,形成了与中原迥异的文化。蜀人自古有着不愿出仕、固守乡土的文化传统,苏轼自然也是如此。“某好道,本不欲婚宦,为父兄所强,一落尘网,不能自遣,然未尝一念而忘此心也。”[2](P1415)(苏轼《与刘宜翁使君书》),苏轼八岁时跟随张道士接受了三年的启蒙教育,道家淡泊名利的思想在苏轼幼小的心灵中扎下了根。苏轼出生于书香门第,其父自不必说,苏轼自小熟读经书,正是受到中年始发奋的父亲的影响。其母程氏也是出自大户人家,知书达理,接替张道士继续苏轼的启蒙教育。苏辙的《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上说,苏轼十岁时,母亲程氏读《范滂传》慨然太息。“公侍侧曰:‘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3](P208)苏轼“奋厉有当世志”,可见是从小就树立的志向。情牵故乡,淡泊名利,却又有济世之志,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后来牵绊着苏轼一生,也是苏轼的归向情结不断变化的原因。

“洛城春晚。垂杨乱掩红楼半。小池轻浪纹如篆。烛下花前,曾醉离歌宴。自惜风流云雨散。关山有限情无限。待君重见寻芳伴。为说相思、目断西楼燕。”(《一斛珠》)[4](P6)暮春的洛阳,杨柳纷飞、池水泛起涟漪,此情此景忆起曾与亲人离别的宴席,竟醉倒在烛下花前,关隘山川也阻碍不了苏轼对家乡亲人的思恋。——这是苏轼最早流露出怀乡情绪且有编年的一首词,于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32岁的苏轼与弟子由办完父丧,离家赴京途中经过洛阳,在洛阳所作。自此,故乡之思在苏轼的词作中再未间断,归乡情结贯穿了词人坎坷沉浮一生。将结合苏轼一生各地为官的经历,根据苏轼各个时期归乡词的本质特点,将其分为五个阶段来研究其词作中终生不渝的归乡情结。

一、签判凤翔时期:“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

宋仁宗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御试制策,入三等,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苏轼在凤翔四年间的文学创作以诗歌为主,一共138首;文次之,共30篇;词的创作仅1篇。之所以将其作为研究其词作中归乡情结的第一个阶段,是因为这个阶段在苏轼人生中的特殊性。苏轼二十一岁中进士,之后由于丧母服孝数年未能上任,嘉佑六年,二十四岁的苏轼才真正戴上乌纱帽。初出茅庐的苏轼在生活内容上有了重大改变:从早期与家人悠游山水、与文友畅论古今的生活状态,变为较为复杂的人际关系、繁重复杂的公务应酬。因此,其心理状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这段时期苏轼的归乡情结的研究将以诗文为主要研究对象。138首古今体诗中,其中主动寄给苏辙或与苏辙唱和的诗就有72首,占了总数的一半。苏轼兄弟二人才华相当,而且二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非常相似,可谓是志同道合,两人不仅是血脉相连的兄弟,更是心意相通的知己。苏轼给子由的诗中,除了与之交流所见所感,更多的是抒发自己对亲人、往昔的思恋之情。诗歌的内容与苏轼南行途中所作有所不同:由一开始单纯抒发离愁别绪,到与自身岁月迟暮之感相结合,其思乡之作有了更深沉的内容。如《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首寄之》: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

归人犹自念庭帏,今我何以慰寂寞。

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

……

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

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

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5](P80)

此诗作于苏轼即将赴凤翔任时,子由送苏轼至郑州,兄弟二人依依不舍地话别。他深知“人生亦有别”,即使再亲近的人也有分别的一天,也联想到“岁月去飘忽”的未知,但年轻的苏轼对此没有更深刻的体会,与子由分别的落寞之感也只是如同那“乌帽”一般时隐时现。苏轼的主要目的是提醒子由,莫忘兄弟二人“畴昔”夜话时的约定,不要执着于功名利禄,保持本心。这首诗更多的是对兄弟的勉励,与之相比较,《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三首其一》中所表达的情感就不尽相同:

病中闻汝免来商,旅雁何时更着行。

远别不知官爵好,思归苦觉岁年长。

着书多暇真良计,从宦无功谩去乡。

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

……

此外知心更谁是,梦魂相觅苦参差。[5](P134)

病中听闻子由不能来与自己相见,苏轼感慨万千。 回想与子由分别的这一年来,公务劳形、病痛缠身、心力耗损,一年之前与子由分别时的“岁月飘忽”之感消逝于无形,岁月不再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在对亲人与家乡日笃的思恋之中,深觉“岁年长”。这不仅仅是岁月长短之别,更是苏轼心态的区别,想当初意气风发,怎会料想到如此的沧桑之感呢?所谓“岁年长”不过是苏轼经历了人生风霜之后的疲惫之感。

这段时期虽然短暂而且相对稳定,但与家人分别这一偶然的起因,令苏轼预感到前途可能并非如同设想中一般平坦,而此后的的人生道路正如苏轼所预感的那样波澜起伏。此时的归乡情结对于苏轼而言,更像是一种依恋和不适应。“吾家蜀江上,江水绿如蓝。”[5](P97)(《凤翔八观并叙·东湖》)家乡是年轻的苏轼在前行路上偶尔感到疲惫和寂寞时的一种安慰、一股动力。

二、通判杭州时期:“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

凤翔之后,苏轼被召还朝,在朝的三年是苏轼文学创作的歉收期,诗词文的创作都甚为凋落,之后苏轼第二次还朝也是如此,可见不是偶然。可能是疲于应付官场和政务无心创作,更可能是朝廷政治高压环境使得苏轼不敢创作,正如苏轼自己所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5](P2037),苏轼外放各地的坎坷经历反而是成就他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朝时期略去不表。熙宁四年至熙宁七年(公元1071年至1074年),苏轼因与掌权的变法派意见不合而自请外放,通守杭州。苏轼通判杭州包括离杭移密途中的这段时间之内,含有明确思乡、归乡之意的共有10首,节录如下:

(1)欲卷重开。读遍千回与万回。(《减字木兰花·得书》)[4](P48)

(2)一纸乡书来万里,问我何年,真个成归计。(《蝶恋花·京口得乡书》)[4](P54)

(3)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趁早。(《卜算子·自京口还钱塘,道中寄述古太守》)[4](P52)

(4)此生飘荡何时歇?家在西南,常作东南别。(《醉落魄·离京口作》)[4](P58)

(5)君梦一场,今古空名。(《行香子·过七里滩》)[4](P24)

(6)无可奈何新白发,不如归去旧青山。恨无人借买山钱。(《浣溪沙·感旧》)[4](P15)

(7)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醉笑陪公三万场。(《南乡子·和杨元素,时移守密州》)[4](P90)

(8)帝梦已遥思,匆匆归去时。(《菩萨蛮·席上和陈令举》)[4](P101)

(9)苍颜华发,故山归计何时决!(《醉落魄·苏州阊门留别》)[4](P109)

(10)故山犹负平生约。西望峨嵋,长羡归飞鹤。(《醉落魄·席上呈杨元素》)[4](P114)

初到杭州,虽说是自请外放,毕竟这是年少得意的苏轼遇到的首次挫折,再加上地方上更加杂乱的尺牍,远离亲朋师友,苏轼此时的思乡之情就如同这来自万里之外的乡书一样具体可感。苏轼思恋着故乡眉山,更牵挂着家乡的亲人,亲人的一句“何时成归计?”瞬间触动他内心归乡的愿望。“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家在西南,长作东南别”——“蜀客”与“江南”“西南”和“东南”的对比,暗含苏轼关注的是地域空间,说明此时期的归乡情结的具体内涵是对家乡的殷切思恋。从(5)和(6)两首中的“归去旧青山”和“君梦一场”,我们可以看出苏轼归乡情结中的归隐情绪已初现端倪,表现出对漂泊人生的厌倦。

(7)至(10)首是苏轼在离杭途中所作,从数量上看,苏轼在迁移途中对家乡的思恋更胜。词作中虽有“峨眉”“西汉”等代表家乡的名词,但是更多的是“归去”“故山”“故国”等模糊的字眼,苏轼在杭州三年,对杭州山水风物有了深厚的感情,此去密州,未来一片迷茫,归去家乡的愿望更加渺茫。结合其诗文可以发现,从熙宁十一月赈饥常州、润州到离开杭州赴密州任,爱民如子的苏轼对本职工作兢兢业业,却难免流露出疲累之感,“多事始知田舍好,凶年偏觉野蔬香。“归田”“陶潜”“田舍”等象征着归隐的词汇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苏轼的诗文中,苏轼的归乡情结中“归隐”的情绪就此埋下,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时强时弱,却从未消失。

“何日功成名遂了,还乡”这一句可以说是苏轼在杭州时期归乡情结的概括,苏轼此时的归乡之情蜀地指向明确,他在“功成名遂”后所要归去的是他的出生地——四川眉州。

三、知州密、徐、湖时期:“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七月,苏轼为了更接近弟弟子由所在之地济南,自请知密州,秋末离杭,于是年十二月抵密州任。苏轼在密州任共三年。密州时期一共有词18首,见其归乡情结的词有8首。如下:

(11)不如归去。二顷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减字木兰花·送东武令赵晦之》)[4](P123)

(12)故人重见。世事年来千万变。官况阑珊。惭愧青松守岁寒。(《减字木兰花·送赵令》)[4](P149)

(13)君过春来纡组绶,我应归去耽泉石。……但莫遣、新燕却来时,音书绝。(《满江红·正月十三日,雪中送文安国还朝。》)[4](P151)

(14)春来何事,故抛人别处。坐望断、楼中远山归路。(《殢人娇·戏邦直》)[4](P159)

(15)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望江南超然台作》)[4](P161)

(16)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4](P164)

(17)见说岷峨凄怆,旋闻江汉澄清。但觉秋来归梦好,西南自有长城。(《河满子·密州寄益守冯当世》)[4](P173)

(18)小舟飞棹去如梭。……济南何在暮云多。归去奈愁何。(《画堂春·寄子由》)[4](P181)

不同于风景秀丽、物产丰饶的杭州,密州地处偏僻,荒凉萧条。苏轼初到密州,一路奔波劳累,人生地不熟,思亲之情更切。偏密州又遭蝗灾旱灾,民不聊生,作为一州之长的苏轼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内心自然是双重的苦闷。初到密州,苏轼的归乡情结是以对亲人的思恋为载体的:“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江城子》)[4](P140)对亡妻的深情悼念与人生的沧桑凄凉之感相结合,读之催人泪下。

苏轼努力使自己从纷纷扰扰的尘世俗务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超然台记》)[2](P351)苏轼知道密州的生活条件不比杭州,但展现了良好的适应能力,在密州这样土地贫瘠的地方生活满一年,反而白发返黑,身体更加康健,“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4](P140)广袤而贫瘠的土地,仿佛激起了他的男儿本色,淳朴的民风也让苏轼乐在其中。从“不适”到“自适”,是苏轼每到被贬之所的必经过程。苏轼认为“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啜歠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超然台记》)[2](P351)这种超然的态度并非使他不食人间烟火,反而使他热爱生活,在贫瘠的土壤中汲取快乐。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四月苏轼调任徐州知州,元丰二年四月到任湖州知州,上任仅三月余就因“乌台诗案”被押回京。徐湖时期是苏轼继杭州之后的第二次创作丰收期,徐州时期共有词作20首,所作含有“归乡”情结的词作有7首:

(19)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4](P211)

(20)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临江仙·送王缄》)[4](P221)

(21)何时收拾耦耕身。……使君元是此中人。(《浣溪沙》)[4](P327)

(22)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南乡子·自述》)[4](P247)

(23)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永遇乐·徐州梦觉,北登燕子楼作》)[4](P270)

(24)明月多情来照户。但揽取,清光长送人归去。(《渔家傲·七夕》)[4](P272)

(25)溪山好处便为家。谁知巴峡路,却见洛阳花。(《临江仙》)[4](P288)

与密州相比,徐州的生活没有了“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壮志豪情,却多了“吾生如寄”的思虑,如《临江仙·送王缄》):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此词作于苏轼爱妻王弗死后十年,王弗之弟王缄到钱塘看望苏轼之时。所谓“忘却”只不过是将伤痛压制在心底,王缄此次前来,一下子让往日的记忆解开尘封,千里之外的故乡似乎又鲜活起来。故山虽好,但自己孤身飘零,归乡无期,俨然天涯孤客,不禁悲从中来。“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结句流露出苏轼虽然能够随缘自适,但并没有真正的心理归属感,喻有“人生如寄”之意。这样的表述在徐州的作品中屡见不鲜:“宦游到处身如寄,农事何时手自亲”(《答吕梁仲屯田》)[5](P694)、“吾生如寄耳,归计失不早”(《过云龙山人张天骥》)[5](P667)。这种思虑使得苏轼呈现出一种“老病”的心理状态,在徐州,他常常自称“老守”或“病守”,这种心理状态体现在他的文学情绪上略有消极颓废色彩,直接表现为这段时期向往“归隐”的情绪见长。比如下面这首《水调歌头·安石在东海》:

安石在东海,从事鬓惊秋。中年亲友难别,丝竹缓离愁。一旦功成名遂,准拟东还海道,扶病入西州。雅志困轩冕,遗恨寄沧洲。 岁云暮,须早计,要褐裘。故乡归去千里,佳处辄迟留。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惟酒可忘忧。一任刘玄德,相对卧高楼。

熙宁十年(1077年)苏辙来徐,与苏轼相聚,兄弟二人分别七年重聚。苏轼表示并未忘记兄弟二人年少时的承诺:初仕的苏轼与苏辙对床夜语,订下了功成名就同返故里的誓盟,“功成名遂早还乡”(《临江仙》)。在这首词中,苏轼所设想的隐退生活却不再是归还故里,而是“东还海道”。“我醉歌时君和,醉倒须君扶我”,如此无忧无虑的情景仿佛回到了儿时,二人欢乐嬉戏的时光,天真烂漫,令人动容。这既是在开解子由,也是在安慰苏轼自己,这一生归乡可能已经是奢望,但想象能和自己最亲最信任的人“东还海道”,也是很好的心理寄托。

密徐湖时期与凤翔、杭州时期相比,故乡在空间、心理距离上,都更加遥远。“故乡千里归去,佳处辄迟留”,此时苏轼的归乡情结地理指向不再明确,原来十分具体的故乡之思包含了佳处迟留、随遇而安的旷达:“何时收拾耦耕身。……使君元是此中人”“不如归去,二倾良田无觅处。归去来兮,待有良田是几时”。究其原因,固然有归隐思想进一步深化的因素,但苏轼也积极的自我调适,“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宝绘堂记》)[2](P361)所谓“寓意于物而不留意于物”与苏轼在《超然台记》中所说“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是一个意思。就拿苏轼和佛学的关系来说,苏轼喜爱佛学,但信佛而不佞佛,因此他能够从中选取有益于自己的思想,而不仅仅是停留在佛学的表面,这叫做“寓意”于佛而不“留意”于佛。因此,苏轼虽然向往隐逸生活,但是他依然可以形成出世和超然并行的人生观,并不执着与“归隐”。

苏轼的归乡情结虽有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但其本质没有变化。无论是在凤翔、杭州抑或密徐湖,苏轼的归乡情结都是以“功成名遂”为前提条件的。在苏轼的心中根深蒂固的是正统儒家“经时济世”的思想,苏轼想通过积极参政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人生价值未能实现,是苏轼不能真正归乡的主要原因。苏轼用行动证明了他的抱负:知杭州时,修苏堤,自掏腰包设置安乐坊(病坊);知密州时,上奏朝廷减免赋税,组织百姓对抗蝗灾。知徐州时,扞水抗旱、劝农耕桑,更首次开发煤田……苏轼在地方为官,政绩显著,深受各地百姓爱戴。一时的疲累可以体现在文字上,但作为一方父母官的苏轼在实际行动上从来不敢懈怠。“功成身退”,是这个时期的苏轼对圆满人生的美好设想。反之,归乡则是他实现人生“大圆满”的归处。

四、贬居黄州时期:“此心安处是吾乡”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朝廷风云变幻,新旧党争愈演愈烈,苏轼由于反对新法被划入旧党一列。苏轼作为当时有名的大文豪,虽远离朝廷,其诗文的影响力仍为变法派所忌惮。因此,新党中某些阴险之徒竭力搜罗苏轼的诗文,罗织了他诽谤朝廷和君主的罪名。刚上任湖州知州三个月,苏轼就被押至汴京御史台问审,一百多天后才结案出狱,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十二月,被贬黄州团练副使,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贬谪黄州时期,是苏轼的政治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遭遇重大挫折的时期,也是其人生态度和艺术领悟发生重大转变的时期。苏轼在黄州所填之词在六十首以上,占现存苏词的六分之一左右。可确定的表达归去之意的词作共有23首:

(26)认得岷峨春雪浪,初来,万顷蒲萄涨渌醅。(《南乡子·黄州临皋亭作》)[4](P358)

(27)走遍人间,依旧却躬耕。(《二月·江城子》)[4](P368)

(28)老去才都尽,归来计未成。求田问舍笑英豪。(《南歌子·再用前韵》)[4](P379)

(29)江边骑马是官人,借我孤舟南渡。(《渔父》)[4](P383)

(30)巫峡梦、至今空有,乱山屏簇。(《满江红》)[4](P309)

(31)归不恨开迟。迟开恨不归。(《菩萨蛮·回文。冬闺怨》)[4](P323)

(32)推手从归去,无泪与君倾。(《水调歌头》)[4](P335)

(33)江汉西来,高楼下、蒲萄深碧。犹自带岷峨云浪,锦江春色。君是南山遗爱守, 我为剑外思归客。(《满江红·寄部州朱使君寿昌》)[4](P349)

(34)五湖闻道,扁舟归去,仍携西子。(《水龙吟》)[4](P356)

(35)“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定风波》)[4](P370)

(36)自庇一身青箬笠,相随到处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浣溪沙》)[4](P377)

(37)渔父醉,蓑衣舞,醉里却寻归路。(《渔父》)[4](P380)

(38)归暮。归暮。长笛一声何处。(《调笑令》)[4](P389)

(39)归去来,谁不遣君归。……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哨遍》)[4](P426)

(40)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念奴娇·中秋》)[4](P464)

(41)冥漠重泉哭不闻,潇潇暮雨人归去。(《木兰花令》)[4](P467)

(4 2)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皋》)[4](P478)

(43)身外倘来都是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十拍子·暮秋》)[4](P478)

(44)故山空复梦松楸。此心安处是菟裘。(《浣溪沙·自适》)[4](P487)

(45)闲驾彩鸾归去、趁新年。(《南歌子·黄州腊八日,饮怀民小阁》)[4](P490)

(46)功成名遂早还乡(《临江仙·赠送》)[4](P495)

(47)江南游女。问我何年归得去。……迁客今朝始是归。(《减字木兰花》)[4](P506)

(48)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满庭芳》)[4](P527)

初到黄州,苏轼寓居定慧院,随僧居食,温饱可以解决,但苏轼强作宽慰的语句并不轻松,因为刚经历了如此重大的打击,苏轼的内心是非常绝望、痛苦、压抑的。此时他的心中又唤起了对万里之外的故乡渴望:“岷峨云浪,锦江春色。”“认得岷峨春雪浪”,故乡之思似乎随着这万里波涛,滚滚而来。人在遭遇非常大的打击之后,总是希望回到自己潜意识里最安全的地方,苏轼此时的心理就是如此,苏轼在故乡度过了他安稳、快乐的童年生活,故乡对于他而言,是最温暖的回忆。苏轼如同一只孤独的飞鸿,哀切地寻找归路。醉酒中,他的灵魂在寻觅着归路:“醉里却寻归路”,与朋友的一句闲话家常,也使他魂牵梦萦:“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衫”。无奈故乡遥远,“万里家在岷峨”,苏轼在黄州初期的归乡情结显得格外哀切。

“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与范子丰八首·其八》)[2](P1453)这段文字写于元丰年五月,苏轼由定慧院搬到临皋亭居住。语气中流露出孤寂清冷之感,“峨眉雪水”一句可以看出苏轼对故乡仍然念念不忘,苏轼此文意在表示旷达,强作宽解之语,可读来仍有凄凉之感。来到临皋亭后,“廪禄相绝,恐年载间,遂有饥寒之忧”(《与章子厚参政书二首》)[2](P1412)条件更为艰苦,因此苏轼不得不完全抛弃以前士大夫的生活方式,像他所喜爱钦佩的陶渊明一样亲自参与农事。这段时间,他居住于“雪堂”,躬耕于“东坡”,开始对人生进行思考,他开始用敞开的胸怀接触佛教禅宗和老庄哲学,以前正统儒家带给他的局限也不复存在。他希望能彻底摆脱痛苦,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努力为心灵寻找栖息之所。“渔父醉,蓑衣舞。醉里却寻归路”(《渔父》),“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临江仙·夜归临》),“身外徜来都似梦,醉里无何即是乡。东坡日月长”《十拍子·暮秋》,“便欲乘风,翻然归去,何用骑鹏翼”(《念奴娇·中秋》),这些词作,看似轻松,却包含着无尽的心酸,体现了苏轼此时复杂的心态。他渴望逃避残酷的现实,可又保持着清醒,半梦半醒,“归去”是他对现实的短暂逃离的一种手段。

经历过人生的极度苦闷,苏轼的思想境界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内心已经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此时苏轼的归乡情结已不再以具体的归乡为寄托对象,而达到了一种精神上的、一种与大自然融为一体上的“归去”,到了黄州后期,苏轼仿佛已经“开悟”,将宇宙人生的一切都已看穿看透,“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哨遍》)在真正的归乡不能实现之后,转而追求心灵的自适,达到“此心安处是吾乡”的自由境界。以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从忧患中超脱出来,得到了身心的解脱、归属与平衡。

五、晚年:归乡情结的“归处”

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谪居黄州达五年之久的苏轼奉命移汝。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年幼的哲宗即位,高太后掌握了实政大权,净费新法,往日被贬谪的旧党人物被重新启用,苏轼就这样再次入朝为官。但好景不长,哲宗亲政之后,新党再次得势,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轼调定州太守,先贬惠州,后又贬海南儋州,开始了第二次漂泊。徽宗继位后苏轼得以北返,却在途中死于常州。这段时期,苏轼虽又经历了一次大起大落,但笔者将其统称为晚年时期,因为经历了黄州之后,苏轼俨然是一位看透世事的老人,尽管仍然被命运之手推动着在风雨里飘摇,但他的心态却没有了太大的起伏,有的只是越来越浓厚的苍凉之感。苏轼晚年有关归乡的词作一共27首。

(49)北客明朝归去、雁南翔。(《南歌子·别润守许仲途》)[4](P563)

(50)买田阳羡吾将老,从来只为溪山好。……有书仍懒着。水调歌归去。(《菩萨蛮》)[4](P566)

(51)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南歌子》)[4](P568)

(52)家何在?因君问我,归梦绕松杉。(《满庭芳》)[4](P579)

(53)能使江东归老客,迟留。(《南乡子·宿州上元》)[4](P584)

(54)归去来兮,清溪无底。上有千仞嵯峨。(《满庭芳》)[4](P616)

(55)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4](P618)

(56)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如梦令·寄黄州杨使二首》)[4](P633)

(57)记取他年扶路、入西州。……余生寄叶舟。(《南歌子·湖景》)[4](P539)

(58)乘槎归去,成都何在?万里江沱汉漾。(《鹊桥仙·七夕和苏坚韵》)[4](P572)

(59)有书仍懒着,且漫歌归去。(《菩萨蛮》)[4](P579)

(60)底事区区,苦要为官去。尊酒不空田百亩,归来分取闲中趣。(《蝶恋花》)[4](P583)

(61)万里归来年愈少。……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4](P668)

(62)为向东坡传语。人在玉堂深处。……归去。归去。江上一犁春雨。(《如梦令》)[4](P695)

(63)约他年、东还海道,愿谢公、雅致莫相违。(《八声甘州》)[4](P725)

(64)浮名浮利,虚苦劳神。……几时归去,作个闲人。(《行香子·述怀》)[5](P728)

(65)动归思、回首尘寰。(《戚氏》)[4](P737)

(66)觉来满眼是庐山,……与君同是江南客。(《归朝欢·和苏坚伯固》)[4](P798)

(67)把酒凄然北望。(《西江月·中秋和子由》)[4](P803)

(68)君命重,臣节在。……吾已矣,乘桴且恁浮于海。(《千秋岁·次韵少游》)[4](P819)

(69)莫怪归心甚速,西湖自有峨眉。(《乌夜啼·寄远》)[4](P835)

(70)吟断望乡台。万里归心独上来。(《南乡子·集句》)[4](P663)

(71)归心正似三春草……怀祖已嗔文度、不归来。(《虞美人》)[4](P663)

(72)苍梧烟水断归程。……千古恨,入江声。(《江城子》)[4](P741)

(73)羁舍留连归计未。(《蝶恋花》)[4](P574)

从苏轼晚年的作品来看,此时的归乡情结,如果说有个具体的寄托的话,其中之一是“北归”,词中说:“北客明朝归去、雁南翔”(《南歌子·别润守许仲途》)、“见说东园好,能消北客愁”(《南歌子》)、“把酒凄然北望”(《西江月·中秋和子由》),苏轼从青少年时代的“奋力有当世志”,到出仕时的“致君尧舜”,至杭州时期的殷切思乡,再到密徐时期的归耕情结、黄州时期佳处迟留的顿悟,最后在晚年惠儋时期产生的北归情结,似乎走了一个圆又绕回了原点,但是北归情结的内涵中有对朝廷和政治的关怀,同时也有着随遇而安的旷达超脱。短时间内苏轼又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回到朝野,他依然坚持自己的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为民请命,结果“既不容于新党,也不见谅于旧党”,贬谪惠州、儋州,是其人生中的第二次大风浪,远迁天涯南荒,可谓悲凉,“官吏民众惊问坐何事”[5](P1775)(《十月二日初到惠州》),苏轼却淡然处之,将其在黄州时期的精气神延续了下来。苏轼在经历了黄州的磨砺之后,内心变得坚强,却没有变得冰冷,他超然于物外,却无法对人间冷眼旁观,他的内心始终有热情在涌动,这就是苏轼的可爱之处,也是他人生态度的复杂之处。但是正因为这样,他向往陶渊明的自由,却无法像陶渊明一样真正的归隐山林。

六、结语

归乡——千百年文人士子不变的情怀,在北宋文学家苏轼的身上显得那么不同。也许是坎坷漂泊的一生,也许是诗人敏感细腻的性格,归乡情结在苏轼的生命中始终未泯。但“归乡”的实质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是不同的,这个词随着苏轼经历、承受的磨难不断增添新的内涵。苏轼在凤翔、杭州时期的归乡情结在地域指向上十分明确,就是自己的出生地四川眉山。但苏轼在两地为官时的心态却很不一样,苏轼签判凤翔时,由于得到太守宋选的赏识,而且年纪轻轻就名动京师,自然是志得意满,春风得意;而苏轼自请为杭州通守,则是在遭受了政治打击之后,为避政敌锋芒而出京,不能不说是十分失落,因此,注定这两个时期的归乡情结是有区别的。苏轼在签判时期偶尔流露的思乡,是在“案牍劳形”时对以往优游岁月的怀恋,是“迎来送往”的间隙中感到初次与亲人相别的孤寂;与之相比,苏轼在杭州时期的归乡情结内涵要相对丰富,苏轼受到了人生中第一次较为重大的打击,思乡之中难免带着身世之感。杭州之后,苏轼又历任密、徐、湖各州的地方官,各地的地理环境、人情风物大不相同,相同的是,苏轼每到一处都表现了良好的“自适”能力——政绩卓著、深得民心,而且在公务之余,游山玩水,留下大量精彩的游记。看上去,苏轼似乎如鱼得水,但在这无止境的迁移中,与家乡越来越远,“归乡”遥遥无期,而苏轼的内心似乎染上风霜,年少时就在他体内蛰伏的“归隐”思想显露出来,这使得他的归乡情结不再执着地理上的家乡,多了一份旷达和超然。

黄州时期不仅仅是苏轼归乡情结的质变期,也是他人生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这都要归功于他开始自觉吸取佛道的思想养分,有意识地找寻心灵的宣泄口。使他的“归去”不再是具体的故乡,而是精神上的故乡:“有书仍懒著,且谩歌归去。”“归乡”一词对于苏轼来说已经不仅是一种情感上的依恋,还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一生追求的信仰。之后的岁月中无论“北归”还是被贬,苏轼都能从容地应对,苏轼将在黄州时期的思维方式延续了下来。

林语堂在《苏东坡传》的序文中说,苏轼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乐天派”“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6](P2)苏轼的乐天在于他善于吸取佛、道思想的精华为自己所用;在于他能够在现实与理想的矛盾中不断寻找平衡点,为自己的内心寻求一份安宁;更在于他在现实的重压之下,始终能够坚持自己的初衷,无愧于天地。

注释:

[1]王国维:《人间词话》,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版。

[2]孔凡礼:《苏轼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

[3]苏辙:《栾城集》,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版。

[4]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版。

[5]苏轼:《苏东坡全集》,珠海:珠海出版社,2009年版。

[6]林语堂:《苏东坡传》,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肖培民.试论苏轼词的出世倾向[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

[3]翟晴.儒释道三家思想对苏轼创作的影响[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

(杨集熠 湖南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4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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