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左翼作家的主体性悖论

高 山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1930年代左翼作家的主体性悖论

高 山

(淮阴师范学院 文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经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的主体性“询唤”，但是由于其小资产阶级根性，他们必须首先通过文学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建构出一种“异己”的阶级主体——无产阶级，然后才能在这种对象化过程中实现身份确认与主体建构，由此形成了左翼作家的主体性悖论。其具体体现为：左翼作家内在的“小资产阶级根性”与通过外部斗争而获得的“无产阶级意向”之间的悖论。左翼作家在自身的主体建构过程中，创造出了一种“左翼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最初形态，其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所在。因此，当下重审1930年代左翼作家主体建构过程与特征，理清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中国化的历史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学术价值。

1930年代；左翼作家；主体性悖论；历史渊源；主体建构

1930年代左翼作家大多数是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征召到无产阶级革命文学阵营中来的。详细论述他们的历史渊源，将涉及那个时期的历史叙事、个体叙事和文学叙事对中国知识分子阶层的主体定位和整体描述。这个话题的展开将是一个篇幅巨大且意义深刻的历史故事。这里由于论题及其内涵的限度，只能对它做一个简单的回顾。

一、历史渊源

“中国由贵族没落而开始形成的士大夫阶层，亦即在此处之所谓知识分子，第一、在社会上无物质生活的根基；除政治外，亦无自由活动的天地。在战国时代所出现的‘游士’‘养士’两个名词，正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游’是证明它在社会上没有根；‘养’是证明它只有当食客才是生存之道。而‘游’的圈子也只限于政治，‘养’的圈子也只限于政治。于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是政治的寄生虫，便是统治集团的乞丐。”[1](P75)正因为如此，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与其他社会阶层的人们相比经济上没有独立地位，思想上依附于统治阶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表意符号的生产主体而存在的。

在这样的政治文化与物质生态中，中国传统知识分子逐步形成了一种“依附人格”：“他们的思想未能突破儒家经典的藩篱，执著于‘代圣人立言’的传统模式，他们的行动不敢跳出‘君臣父子’的窠臼，沉湎于‘应帝王’、‘作宰辅’的治平理想；正直的胸怀、凌然的死谏与封建的愚忠可悲地掺和在一起。说到底还是一种依附人格：在帝王身上寄托治平的理想，在君臣之间实现某种权力的平衡，而从未曾想在大一统政治之外建树知识分子的独立力量”[2](P9)。

直到近代鸦片战争前后，随着清政府内部的腐败日益加深和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中国传统的士大夫知识阶层才开始了对传统文化的深度反思与批判，并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历史的主体意识：“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圣人也者，于众人对立，与众人为无尽。众人之宰，非道非极，自名曰我。我光造日月，我力造山川，我变造毛羽肖翘，我理造文字言语，我气造天地，我天地又造人，我分别造伦纪。”[3](P339)“匹夫确然其志，天子不能与之富，上帝不能使之寿，此立命之君子，岂命所拘者乎？人定胜天……祈天永命，造化自我，此造命之君子，岂天所拘者乎？”[4](P20)

他们否定了天子、上帝、圣人先验主体的地位，显示出无比强烈的自我意识和主观精神，把自我建构成为创造世界、创造历史的主体。虽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这种主体性建构只能停留在观念上，但是这种自我主体精神的极度张扬对后来者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光绪年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 若受电然”[5](P75)。

然而历史总是对身处其中的人们进行无情的揶揄。清末列强瓜分中国的外忧和清政府极端腐败的内患，使得传统社会政治秩序渐趋瓦解，旧有的世界观和价值系统也濒于崩溃，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被迫开始了艰难的自我转型；他们在汲取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成果的基础上，通过维新变法和启蒙民众，开始把自己塑造成新型的知识分子。“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辈，即生育于此种‘学问饥荒’之环境中，冥思枯索，欲以构成一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之新学派，而已为时代所不容。盖固有之旧思想，既根深蒂固，而外来之新思想，又来源浅觳，汲而易竭，其支绌灭裂，固宜然矣。”[5](P97)“不中不西，即中即西”是他们试图创立的新文化学术系统的蓝图，也是他们自我主体建构的一种理路。虽然他们对清王朝的政治体制和传统文化的弊端深恶痛绝，但是传统已经是他们血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寄希望于清王朝统治者自身“自上而下”的改革，没能走上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道路。

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更加剧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向新式知识分子转型的进程。他们一方面逐渐远离政治权力中心而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则通过对现代性知识的掌握而进驻新式的报馆、学会、学校；他们著书立说、翻译西学，尤其重要的是他们参与了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团体的建立，这一切使得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文化影响力和社会感召力。“自是启超避地日本，既作《清议报》丑诋慈禧太后；复作《新民丛报》痛诋专制，导扬革命。章炳麟《訄书》、邹容《革命军》先后出书，海内风动，人人有革命思想矣！”。[6](P382)在倡导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逐渐诞生了具有初步现代意识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在自己的经济生活、政治实践、文化创造、人格独立等各个方面都寻求着自身的历史主体地位。

辛亥革命彻底推翻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赖以安身立命的封建社会制度，但是封建传统文化仍然盘踞在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所以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进步知识分子一面在为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而努力，一面还要继续与封建传统文化作坚韧的斗争。如果说“五四”以前，总体上中国知识分子的眼光还一直紧盯着西方的器物文明、制度文明，希望能从中开出一条通向民族国家独立繁荣的道路的话，那么在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等等一连串的挫败之后，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终于把目光从外部世界转向了人的内在的精神世界。

二、自我身份的确认

鲁迅早期的思想与梁启超有一致的地方，都主张铸造国民全新的个性与自我意识：“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其若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7](P57)。而且鲁迅更极端地强调内在主体精神的作用，“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者也”[7](P55～56)。由此，鲁迅和五四时期其他进步知识分子一起开辟了一条重塑中国人主体精神的道路。

五四知识分子的历史主体地位与自我身份确认是与他们开创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史无前例的文化创造工程中，他们的主体精神得以高度彰显。然而这种主体精神的高扬却似乎注定要以个体生命的孤独体验为代价。《狂人日记》中的主人公以疯狂为代价，才看清了中国四千年来“吃人”的历史，也看清了自己也是这“食人族”中的一员。透过疯狂的眼睛和心灵，狂人看见并体验到历史与现实荒凉阴郁残忍的真相，内心无比寂寞孤独；即使这样的主体意识的觉醒也是暂时的，当他从疯狂中清醒过来时，他又重新回归到旧世界旧伦理的秩序中去“候补”了。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高喊着“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最孤立的人”，但是无论在鲁迅的小说《伤逝》《孤独者》《酒楼上》，还是在郁达夫的小说《沉沦》《茫茫夜》中，无论是在文学研究会“为人生”的文学中，还是在创造社“自叙传”抒情小说中，我们只是看到了许多“孤独者”的身影，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显示出“最强有力”的主体精神。

五四知识分子和作家在理性上宣扬科学与民主，倡导改造国民性，竭力鼓吹“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主要是为了与封建伦理道德和封建宗法制度进行斗争，为了号召更多人参与这个斗争，为此他们还找到了白话文和文学革命这两样工具；然而他们一旦进入文学创作，进入感性和情感起决定作用的审美世界，那种高扬的、积极乐观的理性精神，除了在郭沫若《女神》等少数作品中可以偶尔一见，在其他的文学作品中几乎消失殆尽。理性与感性之间的关系并非这么简单就可以分开讲，然而五四知识分子身上理性主体精神的高扬与文学创作中对象主体精神的极度孤独、苦闷之间形成的鲜明对比却是无法否认的。“孤独者”、“零余者”、“漂泊者”们陷入了“觉醒之后的苦闷”、“生的苦闷”、“性的苦闷”之中无法自拔。而这种创作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裂痕，就是五四知识分子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个性解放思想局限的具体表现。

1930年代左翼知识分子所具有的正是这样的精神谱系，他们既遗传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因：物质生活的“无根基”和政治上的“依附人格”；他们也承载着晚清至五四知识分子身上的基因突变：民主、科学、自由等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和个性解放思想。更重要的是，他们主动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来进行自我主体精神的重新塑造，虽然由于历史语境和个体遭遇等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他们无法完全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相结合的进程对他们的个体命运和文学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

左翼知识分子的诞生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息息相关的。虽然早在辛亥革命之前中国人就知道了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真正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大规模传播，并逐渐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中国革命的知识分子一开始就敏锐地把握住了马克思主义对新型历史主体的塑造这个关键问题，“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不改造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致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我们主张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8](P35)李大钊这个说法其实蕴含着对马克思主义深刻的原创性“误读”：马克思阶级斗争学说的“偏蔽”应该用人道主义加以“救正”。李大钊把意识形态的改造和经济基础的改造分开解决，不符合马克思的原意，而且确实有二元论之嫌，但是恰好能对中国当时社会历史特殊症状进行“辩证施治”。这个特殊症状就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既需要以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改造封建伦理道德，又需要以社会主义解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经济对立，以实现历史赋予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其中“物心两面的改造，灵肉一致的改造”更具有超前的历史主体塑造意识，而承担这两个改造工程重任的自然是中国进步的知识分子。

“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的主体在当时无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五四’的中心壁垒‘新青年派’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常常做了正在和封建势力斗争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9](P237)；而“以社会主义改造经济组织”的工程的主体也并非是自发的无产阶级或劳动阶级，因为按照列宁的说法，“社会主义学说则是由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和经济的理论中成长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10](P247)。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俄国革命，分明不是起于劳动阶级的自觉，分明是起于列宁等利用革命去贯彻他的波歇维克的主张。所以俄国究不能不说多仗列宁等人。中国真有这些人没有呢？我以为很明显的一件事：便是中国如有社会革命，必须有非劳动阶级的人为之指导”[11](P89)。

这个“非劳动阶级”在中国正是小资产阶级中的革命知识分子。1925年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这样分析中国的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如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层——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小商人等都属于这一类……小资产阶级的三部分，对于革命的态度，在平时各不相同，但到战时，即到革命潮流高涨、可以看得见胜利的曙光时，不但小资产阶级的左派参加革命，中派亦可参加革命，即右派分子受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左派的革命大潮所裹挟，也只得附和着革命”[12](P5～6)。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此关心的主要是谁是革命的朋友、谁是革命的敌人这个问题。不过即便如此，我们仍然可以从中得到启示。他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学生界、中小学教员、小员司、小事务员、小律师”的认定和对小资产阶级动荡的生存状况的描述，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本能，从而有利于我们对左翼作家的历史主体地位做出更合理的判断。

中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在审视着自身的生存状况，“一千九百二十年代的中国社会，正在大变转的端初；一切都从数干百年的固定地位发生动摇，一切都开始陷入了不安……在一切的中间动摇最厉害的要算知识阶级的地位，不安最厉害的要算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数千百年来巍巍然位于四民之首的‘士’的地位，因为封建制度的崩溃，完全颠覆了；数千百年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士’的平和生活，因为外国资本主义的侵蚀，完全破坏了。诗人，小说家，学士，文人，一榻括子，所谓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现在正走上恐怖不安的途上了”[13](P93～94)。

正是这些生活动荡不安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一部分，却承担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建设的重任。“新兴阶级的文艺思想，往往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集中新的队伍，克服过去的‘因袭的重担’，同时，扩大同路人的阵线”[14](P217)，在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自身转变的过程中，他们发现着、表述着自己的历史主体性特征。

三、主体性悖论的生成

左翼知识分子为了确认自己的历史身份，必须首先认清那个时代和社会。1920年代末的革命文学论争是在刚刚经历了大革命失败后正式开始的。为了考辨清楚文学与革命、文学家与革命的关系，他们把目光指向自己所处的时代。

1927年郑伯奇和鲁迅不约而同地描述了那个时代。郑伯奇说，“我们的时代，是苦闷的时代，是激动的时代，是抗争的时代，是呐喊的时代”[13](P94)；鲁迅说，“在我自己，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但这所谓大，并不一定指可以由此得生，而也可以由此得死”[15](P547)。稍后，蒋光慈更具体、更有历史感地叙述了这个时代中国社会生活的急剧变化和中国革命浪潮的风起云涌，“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因为特殊的情形，改变的太迅速了，几乎令人没有思考的余地，就从五四运动算起罢，这几年间，中国革命的浪潮，就如昆仑山巅流下来的瀑布一样，简直一日千里，不可遏制，京汉路的二七惨案，五卅惨案，香港大罢工，上海工人之占领上海……”[16](P83)，这个革命时代的重心在当时的知识分子看来就是“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力量对于他们有产阶级的斗争”[17](P19)。革命文学论争时期，参与论争的各方对那个时代都有近似的描述与认定，因为他们只有首先认清了时代所处的位置，才能为左翼作家、知识分子寻找到正确的历史主体位置。

革命文学论争者很快就发现，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对立斗争的漩涡中，他们自身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他们既不是无产阶级，也不是资产阶级。作为中国现代知识群体的一部分，他们清楚地认识到整个知识分子群体面对无产阶级革命风暴时怎样表现的“不知所措”：一部分知识阶级，被革命的浪潮完全送到坟墓里去了，他们或者完全投降反动的势力，或者装聋作哑转过身来，跳入过去粪堆，做他们所谓的“国故的运动”，一部分知识阶级，因为还保存着极端的自由主义之倾向，不愿意滚入反动势力的怀抱，但同时又不能与革命的势力接近，或者也可以说，并不能了解革命的意义……因之徘徊歧路，不知所从，此外还有一部分知识阶级，他们仍然继续追随着革命的浪潮，为光荣的奋斗，但这是极少数了。[16](P83)

这个最基本的判断标准正是革命文学论争者们为自我主体定位、对论敌攻讦的思维框架。发起革命文学论争的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的左翼作家们，当之无愧地把自己看成是无产阶级的战士、无产阶级文学的创造者。然而他们对自己的小资产阶级地位是非常清楚的，为了解决这个“出身”或“血统”问题，郭沫若、李初梨等人多次论证“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家，不一定要出自无产阶级，而无产阶级出身者，不一定会产生出无产阶级文学”，“一个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阶级的人”只要他拥有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他就可以创作出无产阶级文学。[18](P163～166)而李初梨在《自然生长性和目的意识性》中叠床架屋式繁琐论证的中心，仍然是无产阶级出身的人不一定生产出无产阶级文学。他引用列宁和考兹基关于无产阶级决不会自然获得社会主义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必须从外部注入的观点，来论证无产阶级的自然生长性和目的意识性，主要目的是为了反对鲁迅、郁达夫等人所持的无产阶级文学只有无产阶级自身才能创造的观点。他最终得到这样的结论：担任现阶段无产阶级文学任务的“只有是革命的智识阶级”，“对于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底作家的批评，只能以他的意识为问题，不能以他的出身阶级为标准”，即使有个别无产阶级出身的人创作出了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他已经不是以纯粹的劳动者的资格来参加，他已经是革命智识阶级化了”[19](P648～650)。只有经过这样繁难的逻辑推论，他们才能为自己合法地取得无产阶级代言人的资格，才能为自己创作出的作品贴上无产阶级文学的标签。

太阳社的左翼作家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观点与后期创造社非常一致，只不过态度上显得没有那么自信，“无产阶级文学的作品，虽不一定要出身无产阶级，但最低限度是要能把握得无产阶级的意识，接近无产阶级的，了解无产阶级生活状况的”，不过他们承认“中国还没有成熟的无产阶级文学”、“目前的中国作家，没有真正出身无产阶级的”[20](P524)，显示出在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比后期创造社成员有某种程度上的清醒。

参与革命文学论争的另一方，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人则坚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只有革命的无产阶级自身才能创造出来，“根本问题是在作者可是一个‘革命人’，倘是的，则无论写的是什么，用的是什么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学’。从喷泉里出来的都是水，从血管里出来的都是血”。[21](P544)，“为革命起见，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学’倒无须急急，革命人做出来的东西，才是革命文学”[21](P418)。他们还认为革命文学的倡导者和创作者都只是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朱自清虽然不是左翼文人，但是他的一段话却对我们理解这个问题有很大地帮助。他说：“我虽不是生在什么富贵人家, 也不是生在什么诗礼人家,从来没有阔过是真的；但我总不能不说是生在Petty Bourgeoisie里。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Petty Bourgeoisie 里活了三十年, 我的情调,嗜好,思想,论理,与行为的方式,都是Petty Bourgeoisie的；我彻头彻尾,沦肌浃髓是Petty Bourgeoisie的。离开了Petty Bourgeoisie,我没有血与肉。我也知道有些年岁比我大的人,本来也在Petty Bourgeoisie 里的,竟一变到Pro1etariat去了。但我想这许是天才,而我不是的；这许是投机,而我也不能的。在歧路之前,我只有彷徨罢了。”[22](P233)也就是说，作为一个特定社会阶层，小资产阶级自有其独特的生活方式、情感形式和阶级本能，这些并不能一下子就被克服。因此，左翼作家主体性悖论中所包含的小资产阶级根性必定会长期存在。

对于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我定位和左翼知识分子主体性悖论问题，瞿秋白是一个非常极端的例证。他在《多余的话》里这样描述自己内心的迷惑：“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是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这同我潜伏的绅士意识，中国式的士大夫意识，以及后来蜕变出来的小资产阶级或者市侩式的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之中，有些这样的成分：例如假惺惺的仁慈礼让，避免斗争……以至寄生虫式的隐士思想。完全破产的绅士往往变成城市的波希美亚——高等游民，颓废的，脆弱的，浪漫的，甚至狂妄的人物，说得实在些，是废物。我想，这两种意识在我内心里不断的斗争，也就侵蚀了我极大部分的精力。我得时时刻刻压制自己的绅士和游民式的情感，极勉强的用我所学到的马克思主义的理智来创造新的情感，新的感觉方法。可是无产阶级意识在我的内心是始终没有得到真正的胜利的。”[23](P701～702)作为中共早期的最高领导之一、左翼文化运动的领导者之一，瞿秋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真诚地袒露出自己内心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阶级本能，而且勇敢地承认无产阶级意识并没有以一种“新的感情，新的感觉方法”在他的内心得到真正的胜利，显示了左翼知识分子主体性悖论的深刻性、复杂性及其克服过程的艰难。

一直到延安时期，毛泽东仍然认为知识分子“灵魂深处还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王国”[24](P857)，“小资产阶级出身的人们总是经过种种方法，也经过文学艺术的方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宣传他们自己的主张，要求人们按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面貌来改造党，改造世界”[24](P875)。

总之，左翼文学论争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是左翼作家对自身主体地位的确认。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他们都承认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主体身份，同时又被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形态传唤为左翼文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主体。他们必须首先通过文学这种“审美意识形态”建构出一种“异己”的阶级主体——无产阶级，然后才能在这种对象化过程中实现自身的主体性建构。这其中无疑隐含着一种主体性悖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与他们思想中“嵌入”的无产阶级世界观之间复杂的冲突与纠葛。这种主体性悖论产生于左翼文学论争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持续的召唤和改造，也预示着未来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精神改造的命运。

“进行思考的不是人的总体，甚至也不是进行思考活动的孤立的个人，而是特定群体中的人，这个群体已经从对他们的共同处境所具有的某种典型情境所作出的无休止的系统反应中，创造出了一种特定的思想模式。”[25](P3)19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群落就是这样，在自身充满悖论的主体建构过程中，创造出了一种“左翼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模式；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美学中国化的最初形态，它既有别于经典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也有别于延安及其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的其他样式。这种“左翼马克思主义美学”形式一开始就承担着双重的美学使命：“一方面批判革命文化领导权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为革命完成后的文化重建提供新的视野”，初步显示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价值所在”[26](P3)。因此，重审1930年代左翼作家主体建构乃至整个左翼文学史，理清其对于马克思主义及其美学中国化的历史意义，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而这个思考与研究进程还远未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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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bjective Paradox of the Left-wing Writers in the 1930s

GAO Shan

(School of Liberal Arts, Huaiyin Normal University, Huai'an 223300, China)

In the 1930s, left-wing writers were subjective to the revolutionary ideology of the proletariat, but because of their petty-bourgeois nature, first of all， they had to construct a "dissident" class subject——the proletariat through the literary "aesthetic ideology" and then in this objectification process to achieve identity recognition and subject construction, thus forming a left-wing writer's subjectivity paradox. It is embodied in the paradox of the "petty-bourgeois nature" of the left-wing writers and the "proletarian intention" obtained through external struggles. In the 1930s, Chinese left-wing writers created a kind of "left-wing Marxist aesthetics" thought pattern in their own subject construction process. As the initial form of the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and Marxism aesthetics, it shows the value of Chinese Marxist aesthetics.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academic value to revisit the proces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ft-wing writers in the 1930s and to sort out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Marxism and its aesthetics in China.

1930s; left-wing writers; subjectivity paradox; historical origins; subject construction

1671-1653(2016)04-0060-06

2016-10-01

江苏省高校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SJB750005)

高 山(1970-)，男，江苏涟水人，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I207

A DOI 10.3969/j.issn.1671-1653.2016.04.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