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性言说中的生命钩沉——析宗璞《野葫芦引》的言说方式

2016-03-07 10:56赵蕾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6年1期
关键词:宗璞



诗性言说中的生命钩沉
——析宗璞《野葫芦引》的言说方式

赵蕾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0047)

内容摘要:宗璞的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中的言说方式蕴含着独特的诗性品格与精神向度,具体体现为整体文本修辞的蕴藉深厚,诗性言说中承载的诗志、诗情与诗蕴,以及气氛“缺席的在场”、人物“在场的缺席”等。以一种传统的语言感受能力来捕捉和把握宗璞言说方式的诗性品格与精神实质,可体味出宗璞的精神世界中源自传统中国的生命关怀与历史意识,以及对人类精神的深层探询。

关键词:《野葫芦引》;宗璞;诗性言说;生命钩沉

宗璞以独特的生活感受和精神向度,赋予其多卷本长篇小说《野葫芦引》一种完整、独立的诗性化言说方式,并通过具体的语言修辞呈现出来。熨帖、真挚的文字表露给人以舒心、踏实之感,字句间宛如清风徐来,轻轻拂面,却能激起层层浪花,波澜荡涤之间直抵人心灵深处,迸发出持久的震撼力与精神力量。正如索绪尔所言:“在言语中没有任何东西是集体的;它的表现是个人的和暂时的。”[1]宗璞正是以其别具一格的言语风格区别于其他作家,呈现出其在当代文坛上独特的价值和意义。以一种传统的语言感受能力来捕捉和把握宗璞言说方式的诗性品格与精神实质,能够体味出其中源自传统中国的生命关怀与历史意识,并构成连接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真实与虚幻、个人与社会的一座桥梁,令人望而兴叹,回味无穷。

一、蕴藉深厚的文本修辞

宗璞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精致细腻,洗练纯净,善于融古典诗词曲、剧本、小说等不同文体的优长于一炉。从宗璞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在整体上把握其小说语言的基础上来思考她独特的言说方式,可以体味出其蕴蓄于巧妙的文本修辞与诗性言说之中的话语蕴藉,以及渗透于字里行间的对生命本质的关怀和生命力量的感召,让读者能从语言本身有所领悟和获得。

(一)弦歌不辍的结构铺排

《野葫芦引》全篇的结构铺排与中国古典文学精神一脉相承,颇得其韵,实现着传统与现代的合理融汇。全书以六首序曲开篇,分别名曰《风雷引》、《泪洒方壶》、《春城会》、《招魂云匾》、《归梦残》、《望太平》,一方面给人以和谐、精粹的感官审美效果,另一方面则促进了全书情感的抒发与意境的创造。开篇可视为总纲,以散曲的形式定下全书的主题和情感基调,集中概括了全篇的情感发展脉络。每一句曲词都暗示着小说的一处故事情节,不仅给读者开拓了一片广阔的想象领域,也预设了读者阅读此书时应具有的情怀,即一种与危难中的祖国同风雨共存亡的国家民族意识。六首曲子的编排可谓字字细酌,句句酝酿,融汇了中国古典诗词的特点,简洁凝练而充满力度,节奏有序而不乏深刻,跳跃感强却始终被同一个情感线索维系着,含蓄、准确、生动地勾勒出一幅历史与现实交汇的场景,极富音乐性与画面感。试读《招魂云匾》中的曲句:“把招魂两字写天庭。孤魂万里,怎破得瘴疠雾浓。摧心肝舍了青春景,明月芦花无影踪。莽天涯何处是归程?”[2]P1读来有一种杜甫笔下“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怅惘,也暗示着小说中战争夺去了几个正值青春光景的年轻生命,颇得《红楼梦》中人物判词的神韵。由此可见作者古典文学的功夫之深。

业已出版的《野葫芦引》前三部《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结构大致相当,每部书有七或九章,每章一般分为三至四小节。值得注意的是,每部书在奇数章的末尾会出现一篇人物独语,如《南渡记》中《野葫芦的心》、《没有寄出的信》、《棺中人语》,《东藏记》中《炸不倒的腊梅林》、《流不尽的芒河水》、《流浪犹太人的苦难故事》、《卫凌难之歌》,《西征记》中《澹台玮军中日记》、《看那小草 听那小草》、《梦之涟漪》等。这是借鉴了剧本的表现手法,将戏剧带入写作,以人物独白来塑造人物形象,展现矛盾冲突。与剧本不同的是,这里是以书中主要人物内心独白的形式作为对本章内容的提炼与升华,更是书中人物在作者的带领下情感凝聚的制高点,人物自己在诉说着作者未说完的话,其圣洁的心灵世界直接袒露于字里行间。人物独白又根据表达情感的需要有不同的文体穿插,包括书信、日记、婴儿的歌唱、死者的诉说等。这种融入小说中独立成篇的人物独白具有独特的表达效果,无论有多少个读者,这些人物源自内心的倾诉好像都是说给一个人听的,而每一个读者都觉得自己就是这个人。如《野葫芦的心》以孟弗之给小娃和嵋讲述关于野葫芦故事的自叙口吻展开这篇内心独白,影射出作为一个历史学教授的他,因正发生在祖国土地上的战争与动荡的社会现实而引发的忧虑与不安。他通过抒发对故事中那些具有坚贞、执著秉性的野葫芦的敬佩,暗示自己赤诚、热忱的爱国之心以及甘愿为祖国付出一切的信念,表现出一种坦荡无私的文人情怀与生命价值。

每部作品的结尾又有惊喜,那便是宗璞呈现给我们的间曲,分别为《南尾》、《东尾》和《西尾》,还未出版的第四部应该会有《北尾》。间曲是对本部书内容主题的总结与情感的升华,以简洁练达的曲句收束全篇为一个完整、独立的精神世界,由博返约,控制全书的情感于一种不偏不倚、不过不及的境界,给人以“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的诗之美感。并且承上而启下,含蓄地暗示出下部书所要呈现的主题世界,筑起与之密不可分而又逐步升华的情感和意义关联。由此,整部书由于结构铺排的别具匠心而形成了巨大张力,宛如弦歌不辍,不仅体现出对生活共时性的尊重,而且全书结构的内涵与外延之间互相挤压、碰撞,迸发力量,逐渐形成一个复杂而完整的意义有机体,统一于一种节制、内敛的叙事氛围之中。

(二)沉潜深刻的人物刻画

宗璞的文字呈现出的是一份无华的朴实,一脉坚韧的背负,一种笃定而又坦荡的情怀,一片不矫情、不偏执亦不妥协的赤诚,并由此升华为聚集着强烈生命意识的历史钩沉与人道关怀。无论是对人物外貌品性的摹写,还是对人物心理流程的追溯,抑或是生活感极强的日常化语言,都能于人物刻画之中生发出蕴藉深厚的诗味,生命灵动之处凝聚着沉潜深刻的体悟与思考,捕捉到的每一个瞬间都有话要讲。

《野葫芦引》中的人物众多,但每个人物都十分鲜活,如在目前。作者对人物的外貌品性并不作过多描述,往往一语概之,点到为止,却能够抓住人物身上最聚焦的一点神韵。这一点神韵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不断蔓延开来,在高潮处凝聚成这一人物身上一束或闪亮或暗淡的光。例如对绛、碧两姐妹的刻画:“绛初精明,碧初娴静,绛初有富贵气,碧初有林下风。”[2]P34

此后绛初便带着这一“富贵气”跟随丈夫远赴重庆、美国,在战争中过着安逸舒适的日子,并且处处凭借精明照应着国内的儿女;碧初则在战争年代“南渡”、“东藏”的流亡中以娴静而充满韧性的“林下风韵”维持着一大家子的生计,她身上既具有中国传统妇女贤妻良母的传统美德,又富含战争年代赋予她的坚韧与力量,并始终在为抗战尽自己的一点绵薄之力。同是塑造女性,作者对严家妾荷珠的描写却是:“衣着颜色鲜艳,脸面却很模糊”,“睁大眼睛还是觉得她的脸很模糊”[3]P263。对这样一位以养毒虫来维持在家中的地位、处处凌驾于严家正妻素初之上、主宰严家一切的古怪而刁钻的女人,作者抓住她最显著的一点特征,因衣着的色彩过于浓重而洇了开来,变成模糊的一片。“脸面模糊”或许最能概括她华丽衣着下并不朴实的面相,所谓相由心生。

《野葫芦引》中对人物心理世界的追溯与展露也是深入人心的,让读者能够跟随作者的笔触及人物内心甚至潜意识领域,与人物的灵魂对话。《南渡记》中写到吕家老太爷以身殉国后,他的续弦夫人赵莲秀在安排老太爷后事时的心理活动:“莲秀用一条白被单盖住老人,她的手发颤,被单抖动着,她以为老人又呼吸了。掀开看过复又盖上,如此好几次。”[2]P210文字宛如奔涌着苍凉而清幽的河水,读来让人心颤。莲秀的生活世界里只有老太爷这根生命之烛,如今这唯一的光也因老太爷拒任伪职而自行熄灭了,她如同被抛进荒无人烟的黑暗山谷,耳边弥漫着凄凉的风声。她一次又一次颤抖着点燃希望的火把,幻想老人复活,带她离开那深山,可一次次的幻想很快又被现实破灭,死灰终无法复燃,她也快要化作那灰烬了。同样让人为之唏嘘感叹的还有峨向萧澂表白被拒的心理变化,作者运用大量篇幅,采取内部视点的方式,对这个性情孤傲、冷僻的姑娘的内心世界进行冷静、深入地探察。萧澂委婉地拒绝峨的表白后,峨的灵魂已经离开了她自己,徒剩一副失去意志和思想的躯壳,她的眼前出现了一片白茫茫的湖水。此后峨又看到了四次这片不断向她涌来的白茫茫的湖水,最后一次是在因她的失魂落魄而意外死去的同学仉欣雷的坟前,水波涌上来,又退去了,峨就在这坟墓中埋葬了她所执念的一切。这一片白茫茫的湖水就是峨波涛汹涌的心的隐喻,它承载着峨隐隐萌动的情愫、纯净的希望和无法承受的伤痛,承载着她想毁坏自己的念头以及接踵而至的愧疚自责,最终化为她埋葬一切过往、奔赴远方的信念。湖水虽已褪去,湖尽头的那一缕悲凉却始终留于读者心间。

宗璞的语言也总是源于生活,贴近生活常态,返璞归真的日常化叙述呈现出生活本身的灵动与多彩,诗意化的言说拉近了与读者、与现实间的距离。比如随着孟家小儿小娃的成长,宗璞把书中对他的称呼由乳名小娃变为合或者合子(小娃名孟合己),好像读者也是看着小娃长大的一样,极富亲切之感。孟樾一家初到云南时,作者描写到作为云南“人杰地灵”象征的云南孩子:“他们大都戴一个沉重的镀银项圈,挂一把小锁,好锁住他们,留在人间。一个绣花的肚兜,显出慈母的功夫,下面却光着,露出自然的伟大。”[2]P238

充满灵动性和形象感的语言在宗璞笔下汩汩而出,处处彰显着生命散发出的生机与活力,透露出对生活尚善的态度和淳朴真挚的美感,无邪的孩子也是对单纯、自然生存方式的回归呼唤。作者也善于书写下层人民平凡却不平庸的生活与志趣,如孟家的帮工柴发利,于饭食和花木都有些审美情趣;卖副食的广东挑也具有超出只是吃饱的趣味,这些不经意的人物刻画总能化平淡为深刻,微尘中见大千,于平凡中体现着富含生命力的“人味儿”,呈现出旨深意远的诗的境界,对质朴人性的赞美也寓于其中。

(三)与时代共脉搏的文字力量

宗璞的文字于精致的结构铺排与凝练的人物刻画之中总是彰显着一种崇高、深邃的文人气质以及独特战争背景赋予其中的精神向度,文字本身蕴蓄着一股强大的文士情怀与生命力量,从中折射出鲜活的历史场景与时代跳动的脉搏,平淡的故事蕴藏着丰富深沉的题旨。正如有学者所言,宗璞“语言的考究和精致,为日渐浮躁、乖戾和平庸化的时代,提供了一帖镇静剂,抚慰着骚动不宁的灵魂,呼唤着一种浩然正气和源远流长的文人情怀的归来”[4]。

独特的战争语境赋予了宗璞文字这种持久的震撼力,她善于运用文字本身的力量影射出整部作品的巨大背景和最终指向,使历史的“实”与想象的“虚”之间形成强大的张力场。整个文字风格不是“包含”而是“带动”,不是“退缩”而是勇往直前地创造无限可能性。让作品中人物首先深切感受到战争到来的是他们的家园北平的失守,作者这样描写失守后的北平城:“地安门依旧站着,显得老实而无能,三个门洞,如同大张着嘴,但它们什么也说不出来。它们无法描绘昨夜退兵的愤恨,更无法诉说古老北平的创伤。它们如同哑巴一样,不会呼喊,只有沉默。”[2]P74

这里以依旧挺立于此但失去了它原有归属的北平标志性建筑地安门,隐喻北平人内心无法言说的伤痛。一夜之间物是人非,他们只能沉默,沉默地离开被敌人的铁蹄占据了的家园,开始不知归期的流离失所。失去家园后成年人内心的沉重不言而喻,作者在这里巧妙地把视角转向孩子,从孩子的话语行为中折射出时代光影,表现战争环境对孩子心灵中本真世界的影响。玮玮、嵋和小娃平日的游戏变成了打日本人的抗战游戏,每次“打赢”、拟出歼灭敌人的战报都带给他们无限的乐趣;在即将离开方壶南下之时,嵋把最心爱的洋娃娃放在窗台上,让她帮着多看两眼这即将因战争而消失的花园。作者通过对这些生活细节的真挚描写,从孩子充满童趣但富含意味的行为和眼光中,折射出战争对小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孩子心中也深切地感受到战争带走了他们原本幸福、美好的生活,在战争的环境下成长,从小他们内心就建筑起抗击敌人、保卫国土的意志和信念,因此上大学后玮玮、嵋都勇敢地走向了战场。

小说主要展现的是高校知识分子群体在战争环境下的行为和精神世界,描写这一群体的文字语言更是饱含力量,并且散发着诗意的光芒。战时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消磨这些知识分子的意志,而是更激发了他们以知识救国、以人才救国的坚定信念。明仑大学在战乱中几次迁校,克服重重困境坚持办学,教授们用丰厚的知识学养与坚定的爱国意志为危难中的祖国培养人才,不断往前线和后方输送新鲜的血液,他们身上的精神气韵如庄子用生命的膏汁点燃丰富的思想,将自己烧尽。学生们也大都积极进取、一心报国。明仑大学迁到昆明后,条件简陋,没有宿舍,只得盖起简易的板筑房,用洋铁皮做屋顶,学生们却能从中体会出“下雨如听琴声”的境界——他们在阴影中过惯了,能在阴影中制造出光环来,支撑他们的便是同仇敌忾的共同信仰,是生命力量的厚积薄发。同时,小说于细节处往往生发出残酷战争环境下因“人”的存在而独有的温度,人性的闪光常常慰藉着彼此的心。比如写到时隔数年,嵋像雪妍几年前那样给江昉先生缝衣的细节,体现出战争虽然漫长,始终不变的却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善待,是生命之光的温柔烛照。支撑书中人物坚守苦难的,便是这样一份真情,一份挚爱,一份相濡以沫的寻常日子。在时代脉搏的跳动与文字力量的勃发中,宗璞始终坚守着对人类生命本质的钩沉与回归。

二、诗性言说中的诗志、诗情与诗蕴

袁行霈先生在《中国文学概论》中总结中国文学的特色,其中第一节就是“诗是中国文学的主流”。其中讲到诗歌对其他文学艺术的重要影响,认为中国的小说、戏剧“都有一种向诗歌靠拢的倾向,或者说有一种诗化的倾向。”[5]《野葫芦引》中有大量诗词穿插进人物对话、情节发展、环境描写之中,其中有作者的创造,也有引经据典。用诗词这种最具精炼性和概括性的文学语词反映社会生活和表达思想感情,不仅使整部作品笼罩在浓浓的诗意氛围之中,而且传达出语言深处承载的诗志、诗情与诗蕴,诗性升华之中处处体现着智性的思考;反之,作者独特的个人体悟与生命关怀,也在丰满着诗歌的血肉,实现着诗与史在字句间的切磋与碰撞。

中国文学从《诗经》开始尚有“诗言志”的传统,用诗来表达自己的志向和决心。《野葫芦引》继承了这一表现手法,书中文人常常以诗言志,以诗抒怀,以诗解忧。吕清非老人为反对在对日停火投降的协议上签名,满腹的忧愤化为两首感怀诗,字句间充满硬度,义愤填膺,诉说报国无门之痛,渴望民族救亡图存,希冀一个终不再受辱的祖国;孟弗之南下后的家书以“梦魂无惧关山锁,夜夜偕行在方壶”[2]P188两句诗作结,表达对家园的牵挂与怅惘,碧初读过几十遍后裁下这两句诗放进口袋,得空就拿出细读体味,与丈夫的心维系在一起;“既已经舆图换稿,何苦要唱后庭花?”[2]P110凌雪妍以父亲最爱的《桃花扇》中的词句劝说其在国难当头之时应走出个人安适的小天地,不能固守于已失去了灵魂的皮囊,而应积极投身于抗战大潮之中,雪妍自己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不惜毅然与家庭决裂;作品也用大量篇幅细述江昉先生如何在课堂上慷慨激昂地讲解《楚辞》中的《国殇》,借以抒发爱国之志,也激发了学生强烈的情感共鸣等等。这些情节都是人物的意志与精神以诗词为依托在语言深处的呈现,增加了整部作品廖远、深邃的文人气韵与情感力度。

西晋陆机的《文赋》又有“诗缘情”一说,诗歌因情而生,诗歌也是最能表达思想情感的语言载体。《野葫芦引》中人物内心深处的情感蕴藉也往往通过诗词歌赋来传达,这些古典的语言形式更能传神地抒写出日常生活中的情愫,人物微妙的心灵颤动也孕育于诗情的娓娓道来之中。例如《西征记》中作者巧妙地借用《木兰辞》抒写嵋从军时的情形:“‘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弗之喃喃自语。‘我不必‘市鞍马’,也不是‘替爷征’——不过,也算是代爹爹完成一个心愿吧。’”[6]P17待一年后嵋服役归来,母女俩在检点衣物时,又与木兰还家有了异曲同工之处:“‘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碧初微吟道。这旧时裳已嫌稍短,倒是颇为时髦。‘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嵋接道。这两句诗只是念念而已,她们没有镜台。母女相视而笑。”[6]P259

嵋奔赴战场的决心,父母为其身为女孩的担忧,嵋归来后全家的喜悦、欣慰以及嵋自身经战争洗礼后的成长与成熟,全都融汇进《木兰辞》的诗情之中,简约灵动的笔墨蕴蓄着一个丰富的精神世界,其中满含着力量。不论生活境遇怎样,这个文人家庭总能保持一股清贵之气与诗意的思想境界。

诗情的表达也饱含着浓郁的诗蕴,“蕴”原意是积聚、收藏,诗蕴就是诗歌中蕴蓄的深奥内涵以及留下的余味,所谓诗无达诂,言有尽而意无穷。小说中承载着无数动人情感的诗词,其中所富含的独特诗蕴总是久久萦绕在人们心头,挥之不去,每读一次都会有新的感悟,体味出新的蕴藉,也为小说语言增添了生命力。凌雪妍去世后,嵋为其做了一篇祭文,她把雪妍比做凌波微步的洛神:“洛神之美在其形,凌姊之美在其韵。奈何水花拥之,波涛载之,河伯掳之。”[3]P301

语言优美而感伤,细细体味其深意,给人“以神统形”、“得意忘言”之感。虽因嵋的过度悲伤始终未完成此篇祭文,但短短几句已然将与家庭决裂投身抗战大潮的雪妍、集世间所有美好品性于一身的雪妍、一袭白袍拥护下随江流盘旋而逝的雪妍等无数个凌雪妍形象呈现出来。合案沉思,雪妍姣好的容颜与善良无私的品性不觉于目前,脑海中不断又有新的雪妍形象随之产生,读者也不禁为之感化,不忍她年轻的生命过早离去。

三、气氛“缺席的在场”,人物“在场的缺席”

语言的形式和功能具有弹性,“汉语的词在自身的组合和上下文中的组合中有很强的形式张力”[7]。宗璞小说中的语言弹性和形式张力并不局限于某个词或句中,而是呈现于全篇诗性化的言说方式之中,具体体现为气氛“缺席的在场”与人物“在场的缺席”。

宗璞在评论英国女作家曼斯斐尔德的小说艺术时,认为以气氛、情绪感染读者,是她最突出的艺术特色。“曼的小说确有一种力量,她不是用故事传达道理,而是在有限的场景中极自然地推出生活的‘最深刻的真实’,那是她毕生追求的。她能把握特殊,所以能获得一般,创造出极富感染力的气氛。”[8]在宗璞的小说世界里,弥漫开来的气氛、情绪的感染力使言语间不断生发出耐人寻味的力量,即使不在此情此景之中,也能被一种浓郁独特的氛围笼罩着,久久无法萦怀,形成一种“缺席的在场”的氛围艺术。让人感触最深的,是孟家腊梅林的幽香致远一直氤氲在全书的字里行间,那是以嵋的眼光观察到的、并且深深植根于她心间的一幅腊梅林水墨画:“山茶花过后,腊梅开花了,花是淡淡的黄,似有些透明,真像是蜡制品。满园幽香,沁人心脾。这正是孟灵己——嵋所向往的腊梅林,在她的想象中,腊梅花下,有爹爹拿着一本书,坐在那里。”[3]P3

腊梅林作为现代性空间的一个延展在全书中存在,即使腊梅林不久便被敌人的炮弹炸毁,书中大多数场景并不发生在腊梅林,时过境迁后腊梅的余香却是“缺席的在场”,经久不散,无处不在,一直袅袅在书中人物的心间。他们经历的所有欢乐和痛苦仿佛都轻轻抚摸着腊梅林,久久回荡于枝叶间。嵋要把陆游的咏梅词“零落成泥碾作尘,惟有香如故”中的“惟”改作“仍”,什么都没有了,腊梅的香气依然存在;《东藏记》中的一篇人物独白便是以吕碧初的口吻讲述“炸不倒的腊梅林”——实则腊梅林早已成为孟家人的精神寄托,蕴蓄着一种陶渊明式的“归去来”。腊梅林的世界象征着战乱中孟家人内心深处一方神圣的净土,不论他们在现实中经历着怎样的血腥与残酷,心中总是保留着这样一片不可侵犯的圣洁,能让他们的心灵在此诗意地栖居,并永远对其心怀敬意。笼罩于全书的腊梅林幽香致远的氛围,正是书中人物心境与作家心境的生动彰显,优雅的、与道德联系着的书卷气息,以及源于生活的内在抒情性。与之相似的还有书中小孩子心中漫天萤火虫的幻想世界,那更是小孩子心中最单纯质朴的向往。萤火虫的光能照亮任何黑暗的记忆,在这样一种氛围的笼罩中,好像嵋、小娃的每次一出场,身后都有一大片萤火虫。

《野葫芦引》中人物塑造的弹性与张力体现于其“在场的缺席”。与其说是人物本身切实存在于历史场景之中,不如说是一个个纯挚、坦率心灵的诗意呈现,一个个丰满、高尚的人物底蕴与精神世界的生动彰显。人物实体仿佛已是“在场的缺席”,实则其在场与缺席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物灵魂深处散发出的至善情怀、浩然长存的精神力量能够永远在场,并弥漫于小说的字里行间。小说特别将民族国家意识糅合进人物日常生活经验之中,传达出知识分子群体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忧患意识与文人气概。抗日战争对于历史学教授孟弗之的意义,是与法西斯争夺人并抢救人的灵魂的战争,是将“人”还原为“人”的战争;他和妻子时常教育孩子,所有的艰难、逃难、轰炸、疾病没有什么不可战胜的,重要的是我们要在这其中脱出一个新的自己,其中袒露出他对人性价值与人生底蕴的深刻见解;他不畏当局迫害,时常发表大胆强烈、针砭时弊的文章,履行一个知识文人以文章救社稷的使命。这正是一个心系祖国和人民、不畏强敌、不辱使命的知识分子崇高灵魂的彰显,也体现着作者将人物的理性思辨寓于小说叙事之中的叙事态度。战争环境也历练了女性既柔软又坚韧的精神力量,小说中吕碧初、凌雪妍以及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嵋、峨、玹子等女性形象的塑造,钩沉出女性自身某种内驱力的奇遇,重重历劫、跨越、跋涉后逐渐的自我觉醒与超然释怀,尽洗铅华后的睿智与练达,以及对曾经是胆怯的继而将是率直无畏的领域的创造与涉足,她们始终在依照自己的意志成为战争前线或后方的奉献者与开拓者,从中实现了女性形象由“人”到“女人”再到“个人”的主体建构过程。

四、结语:诗性言说与历史、生命的钩沉

有学者提出文学作品实际上展开的是三种世界,作为描写对象的现象世界,符号化的艺术世界,以及作家带有超我品质的精神世界,“其中最核心的是作家的精神世界,它才是作家最内在、最珍贵、最本质的,展现的是作家在精神领域存在的方式与状态。”[9]《野葫芦引》正是通过对现象世界与艺术世界的精湛演绎,最终实现对宗璞最本色、澄明的精神世界的彰显。正如宗璞自己所言:“语言是心之声,不是形式,不是刻意追求能得到的,而是内在的修养。”[10]宗璞的文字正如她人一样,平实、饱满且深挚。

整体文本修辞的蕴藉深厚、余味深长,诗性言说中承载的诗志、诗情与诗蕴,以及呈现于环境气氛与人物性格刻画之中的语言弹性和张力,精致的笔调寓于诗性的话语表达方式之中,从中便可体味出宗璞的精神世界中源自传统中国的生命关怀与历史意识,以及对人类精神的深层探询。她始终怀抱着知识分子的独特情怀,担负着理解历史和人类的责任,以对生命的观照与钩沉为使命,用文字带领我们走在那些为保卫国土、为捍卫尊严、为拯救人民而努力的人们身旁。她的笔像影子一样追随着生命、延续着生命、倾听着生命、铭记着生命,以一种温婉的原宥向记忆中已逝去的一切伸出援助之手,试图以文字的力量钩沉在历史中逝去的生命,使其复苏、重现于现代人的心间,而不是被时间的大潮所湮没。这种毫无功利性的言语形式美感、字里行间洋溢着的生命旋律,正是使我们记住那些曾经为人类的美好而战斗的人们的一种方式。

参考文献:

[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42.

[2]宗璞.南渡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3]宗璞.东藏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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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袁行霈.中国文学概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12.

[6]宗璞.西征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7]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154.

[8]冯钟璞.试论曼斯斐尔德的小说艺术[J].国外文学,1984,(2):10.

[9]赵慧平.说宗璞小说的“本色”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2007,(6):121.

[10]施叔青.又古典又现代——与大陆女作家宗璞对话[J].人民文学,1988,(10):106.

The Memories of Life in a Poetic Expression——On the Way of Expression in Zong Pu’s Wild Cucurbit Yin

ZHAO Lei

Abstract:Zong Pu's multi-volume novel Wild Cucurbit Yin possesses a unique poetic character as well as spiritual essence. Specifically reflected in the inherent implications lining among the whole text rhetoric, the aspirations, emotions and essence of poems lying upon the poetic expression, as well as “the Absent presence” in atmosphere and “the Present Absentee” of characters creation.This thesis tries to capture the way of expression and spiritual essence in Zong Pu’s works. Thus, the thesis comes to the result that Zong Pu’s spiritual world stems from life concern and historical sense of traditional China. Besides, it sparks a deep exploration and inquiry to human spirit.

Key words:Wild Cucurbit Yin; Zong Pu; poetic expression; life memories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52(2016)01-0017-05

作者简介:赵蕾(1992—),女,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6—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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