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审美实践——基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悲剧理论

2016-03-07 10:56何晓军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2016年1期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诗学审美



《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审美实践
——基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悲剧理论

何晓军

(湘潭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内容摘要:《孔雀东南飞》作为一种悲剧性创作实践,精心营造了一场围绕焦仲卿与刘兰芝之间而展开的爱情悲剧。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则从理论上对悲剧进行了深入探究。以《诗学》的悲剧理论为基点,对《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审美实践进行剖析,既有助于挖掘《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审美内涵,又有利于检验《诗学》悲剧理论的普适性和合理性问题,从而进一步明确古典悲剧研究的言说立场。

关键词:《孔雀东南飞》;《诗学》;悲剧;审美

《孔雀东南飞》是中国乐府诗中的杰作,作为一部悲剧创作实践的长篇叙事诗,它通过色彩鲜明的人物刻画,以及跌宕起伏的情节安排,精心营造了一场围绕焦仲卿与刘兰芝之间而展开的爱情悲剧,向我们传达出了一幅极具悲剧性审美的艺术图景。而古希腊的杰出美学家亚里士多德在深入分析和总结当时文艺创作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创作了他的代表性著作《诗学》。通过《诗学》,亚里士多德一方面有效表达了自己的文艺创作理念,另一方面建构了一套系统性的美学理论体系,并长期、深刻地影响着西方文坛的悲剧理论研究和创作实践。《诗学》以探讨“悲剧”为核心,认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个部分使用;模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1]以《诗学》的悲剧理论为基点,对《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审美实践进行剖析,既有助于挖掘《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审美内涵,又有利于检验《诗学》悲剧理论的普适性和合理性问题,从而进一步明确古典悲剧研究的言说立场。

一、“灵魂”的深度建构

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艺术有六个成分,其中“情节”是最为重要的,“情节乃悲剧的基础,有似悲剧的灵魂。”[2]笔者认为,在对“情节”这一悲剧“灵魂”的深度建构中,亚里士多德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情节的完整性和结局的单一性。一方面,情节要具有完整性。他指出“情节既然是行动的摹仿,它所摹仿的就只限于一个完整的行动,里面的事件要有紧密的组织,任何部分一经挪动或删削,就会使整体松动脱节。”[3]可以看出,悲剧情节的安排并不是随意的,事件与事件之间具有连贯性和严密性,并通过对事件的有效组织,才构成了完整的情节结构。对于“完整”这一概念的含义,亚里士多德进行过深入的论述,认为事件要有“头”、“尾”、“身”,事件与事件之间的安排要符合“必然律”,事件之间要有因果联系,情节的发展还要有“承前启后”性,诗人不能随意穿插一个事件,也不能轻易删减一个必然事件。在《孔雀东南飞》中,以刘兰芝并无过错,却被婆婆百般刁难,最终焦仲卿无法保全她,刘兰芝被婆婆“遣归”开端,这是故事情节的“头”。正因为刘兰芝被“遣归”,才引发了县令和太守分别派人说媒,以及刘兰芝由拒婚、应婚和抗婚等一系列情节的发展和转变,这部分即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事件的“身”,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最后,刘兰芝在无可奈何之下被迫出嫁,而此时焦仲卿却没能理解刘兰芝的苦衷,认为刘兰芝背叛了他们之间的感情,来到刘兰芝面前责怪她,这导致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以双双殉情的悲剧形式告终,这是事件的“尾”。我们发现,《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情节环环相扣,衔接紧密,体现了悲剧情节的完整性,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情节”观十分相合。另一方面,亚里士多德认为“双重的结构”是二等的结构,悲剧的完美布局应体现在:结局的单一性。此外,在单一结局的前提下,悲剧人物的处境应该由顺利之境转向“逆境”。《孔雀东南飞》的故事情节虽然波澜起伏,富于变化,但其结局是单一的,即是以焦、刘两人双双殉情而结束。

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的情节包括三个成分,即“突转”、“发现”和“苦难”。而且,悲剧的情节有简单和复杂之分,效果好的悲剧应尽量摹仿“复杂的行动”,而“复杂的行动”与“突转”和“发现”又是分不开的。“突转”表示情节发生了转变,不再顺着原来的方向发展了,“发现”意指一个“从不知到知”的过程,即发现了以前不知道的人、事或者关系。《孔雀东南飞》中存在多处情节的“突转”,譬如焦仲卿听刘兰芝诉苦后,他到堂上恳求母亲体谅刘兰芝处境的不容易,这不仅没有得到焦母的理解,却刺激了焦母把刘兰芝赶出家门,这是一处“突转”,另外,刘兰芝在遭遇县令和太守派人提亲时,她的态度由最开始的拒婚,到“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4]这里也是一处情节的“突转”,正因为刘兰芝被逼无奈答应了这门亲事,为后文的悲剧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突转”的作用不容忽视,克利福德·利奇指出“未来的变化必须包含在悲剧之中,而陡转是一种突然的暴露,它造成一种震动效果。”[5]亚里士多德曾强调,最好的“发现”是当“突转”和“发现”同时出现的时候,笔者认为在《孔雀东南飞》中就存在一处这样的“发现”,即“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马悲哀。”[6]当焦仲卿听到刘兰芝要再嫁的消息时,非常伤心,可以说这是一种令他震惊的“发现”,与此同时,焦仲卿责怪刘兰芝,最终导致刘兰芝与他相约共赴黄泉,可以看出此处也是悲剧情节“突转”的时刻。“苦难”是悲剧情节的第三个成分,《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为爱殉情的结局无疑是苦难的,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表现苦难,它还需唤醒人的“恐惧和怜悯”,这一点《孔雀东南飞》达到了。

二、性格的审美标准

亚里士多德认为,性格因素决定着人物的品质,“性格”在悲剧艺术的六个成分里占第二位。他强调悲剧的“性格”审美需要重视四个要点,即性格要善良,性格须合适,性格要相似,性格需要一致。

悲剧人物的性格要善良。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人中间都有善良的人物,而且需要引起重视的是,善良与“抉择”相关,“抉择”善的人,其性格也就是善的。笔者认为,在《孔雀东南飞》中,虽然不同人物有着各自的性格,可能有的人的性格中还有一些缺陷,但从他们所作出的“抉择”来看,可以说他们都是善良的人。刘兰芝勤劳顾家却不幸遭遣,但她离开前与焦母道别,体现了她的知书达理。焦仲卿疼爱妻子,在为刘兰芝说情被母亲训斥之后,他一方面不想伤害母亲,另一方面他也不愿看到刘兰芝继续在家受委屈,所以他做了一个让刘兰芝暂时回家的权宜“抉择”,可以看出他是善良的。焦母专横,但她说“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7]可以看出作为一位母亲,焦母对刘兰芝不满,认为她“无礼节”,因此想要为焦仲卿寻觅一个更好的女子,这也是无可厚非的。刘兰芝哥哥的性格中有些势利的因素,但他劝妹妹改嫁到太守府上,从现实的角度来看,他只是希望自己的妹妹今后能过得更好,也不是什么罪过。既然都是善良的人,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悲剧呢?原因其实很简单,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悲剧产生的原因在于人物“犯了错误”。在《孔雀东南飞》中,焦母和刘兰芝的哥哥都犯了一个同样的错误,即没能知晓焦仲卿或刘兰芝所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

人物的性格要与人物的身份相符合。值得关注的是,在生活中同一个人物常常具有多重身份,在对人物性格进行分析时,我们需要对人物的多重身份有深刻的认识和把握。笔者认为,《孔雀东南飞》中的人物性格与人物身份是相符的,且以焦仲卿和焦母为例。作为府吏,焦仲卿在工作上恪尽职守、兢兢业业,作为儿子,焦仲卿尊重母亲的意志,践行着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的“孝道”,而作为丈夫,焦仲卿怜爱自己的妻子刘兰芝,但因在家中焦母的地位至高无上,所以焦仲卿无法保护好刘兰芝,也无法决定她的去留。可见,在扮演不同身份的角色时,焦仲卿身上所体现出的性格是与其身份相符的。伴随着身份的不同,焦母的性格也表现出多样性。作为焦家的“权威”,焦母强调自己的意志,而且不容家中的其他人违抗,作为婆婆,焦母在对儿媳不满时,找出各种理由为难刘兰芝,希望把他赶走。

“性格”要相似。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是对行动的摹仿,悲剧所摹仿的人物应该要像生活中的人,人物的性格也应与普通人的性格相似。《孔雀东南飞》把爱情、婚姻、矛盾、利益等一系列因素投放到焦、刘两个普通的家庭中,通过描绘不同人所说的语言,以及他们处理问题的方式,从而展现了一般人的性格特征。在我看来,刘兰芝母亲和哥哥的形象塑造就体现了作为一般人的不同性格。当刘兰芝的母亲知道自己的女儿因“无罪过”而被遣回家后,刘母只是陪着女儿一起悲痛,并没有过多地责怪刘兰芝,这传达出一位普通母亲对儿女的理解和包容。而且,当县令和太守派人给刘兰芝说媒时,刘母并没有马上替刘兰芝做主,也没有逼刘兰芝再嫁,而是征求刘兰芝自己的意愿,这体现了作为母亲对子女的尊重、疼爱和关心。刘兰芝的哥哥则不同,他的性格“暴如雷”,当妹妹被休在家,而此刻又有“贵人”上门提亲时,为了“攀高枝”,他不顾刘兰芝的意愿,逼她允婚。刘兰芝哥哥的行为印证了普通大众对待“权贵”的一种心态。

“性格”要一致。需要指出的是,亚里士多德所提出的“性格”一致并不是说人物只能有一种性格,而是指悲剧中的人物需要有自己的“基本性格”。人物其他方面的各种性格虽然有时会与这种基本性格产生偏离,但一定要与人物的基本性格保持总体上的一致性。笔者认为在《孔雀东南飞》中,焦仲卿和刘兰芝有两个共同的基本性格,一是重情重义,二是性格软弱。一方面,当焦仲卿送刘兰芝回家时,两人发誓永不分离,的确,焦仲卿并没有听他母亲的话娶秦罗敷,而且在得知刘兰芝再嫁的消息后马上去找她,最后为爱殉情。刘兰芝拒绝了媒人的提亲,虽然后来被逼允婚,但她看重与焦仲卿的感情,宁愿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再嫁,足见他们俩的情谊。另一方面,他们也是软弱的。焦仲卿为刘兰芝求情被母亲训斥后“默无声”,刘兰芝被其兄逼婚后答应了再嫁,这都体现出他们性格中软弱的一面。虽然他们也有过反抗,但他们的反抗是轻微的,当他们的爱情由希望变成绝望时,他们只能选择逃避,逃避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问题,而这种途径就是“殉情”。

三、悲剧的“卡塔西斯”

“卡塔西斯”并非亚里士多德首创,它其实最早出现在医学领域。自从亚里士多德强调悲剧具有“卡塔西斯”作用之后,学者们对悲剧的“卡塔西斯”含义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到“悲剧显露了它与人性未经探查的背景之间的纠葛。然而,自相矛盾的是,在人面临悲剧的时候,他同时将自己从中解脱出来。这是获得净化和救赎的一个方式。”[8]很明显,雅斯贝尔斯认为悲剧是具有“净化”作用的。朱光潜也认为“卡塔西斯”是一种“净化”,并指出“总结起来说,‘净化’一词不能理解为潜意识愿望的满足。净化只是情绪的缓和。”[9]罗念生则认为“卡塔西斯”是“陶冶”,还有学者提出“卡塔西斯”是一种“平衡协调”,强调“我们阐释的‘卡塔西斯’——一种‘平衡协调’的批评原则,套用到人性的评价、套用到叙事情感的把握、套用到伦理教育的权衡,既是理论可行的又是实际有效的。”[10]可以看出,“卡塔西斯”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它包括:净化、平衡协调、宣泄和陶冶等多重含义。

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借“怜悯”和“恐惧”促使情感达到“卡塔西斯”。在《诗学》中他对怜悯和恐惧的对象进行了说明,“怜悯的对象是不该遭受不幸而遭受了不幸的人,恐惧的产生则是因为遭受不幸的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11]在《孔雀东南飞》的悲剧创作实践中,刘兰芝和焦仲卿都是普通而又善良的人,本不该遭受不幸却遭受了不幸,引发了我们的怜悯和恐惧。一方面,引起我们“怜悯”的是:刘兰芝勤劳贤惠、知书达理,却被遣回家,即便到了哥哥家她也备受委屈,自己的婚姻不能自己做主,最后被迫答应再嫁。同样,焦仲卿没能违抗自己母亲的意愿,也无法决定自己妻子的去留,而只能伤心地把刘兰芝送回家。另一方面,刘兰芝和焦仲卿两人感情深厚却不能在一起,一个被遣回娘家,另一个则饱受相思之苦,他们的命运因受家庭和外界的介入而无法获得“自主性”和决定权,这引起了我们的恐惧之情。而当刘兰芝和焦仲卿之间婚姻再续的梦想破灭之时,他们选择了为爱殉情,情节发展至此,悲剧所激起的恐惧感达到了顶峰,给人的内心以极强的冲击。在我看来,恐惧和怜悯作为两种不同的感情,它们一方面能够单独引发悲剧的效果,另一方面它们也是相互联系的,悲剧在产生怜悯感情之际同样可能伴随着恐惧的情感。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中“怜悯”和“恐惧”太强或太弱都是不合适的,而要“适度”。试看《孔雀东南飞》,刘兰芝和焦仲卿的自尽带给我们恐惧感,但作者并没有过多地描写他们自尽时痛苦的表情和恐怖的场景,做到了“适度”。正是由于这种“怜悯”和“恐惧”的适度表达,《孔雀东南飞》才实现了悲剧的“卡塔西斯”,即平衡协调。

四、总结与反思

基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悲剧理论,笔者从“情节的深度建构”、“性格的四个审美标准”以及“悲剧的‘卡塔西斯’”这三个维度对《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审美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究。可以看出,《诗学》中关于“悲剧定义”、“情节安排”以及“性格刻画”的诸多经典内容是经得起实践的检验的,其悲剧理论的“普适性”和“合理性”在跨越了时空界限的中国悲剧性创作实践中得到了正确的印证。与此同时,借助《诗学》的丰富内涵,《孔雀东南飞》的艺术性审美价值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掘和阐释。

需要重视的是,悲剧的理论观念与创作实践并非保持着完全的一致性,理论与实践是一种有距离的结合关系,它们之间既具有“向心力”又具有“离心力”。从理论上说,《诗学》中的观点并非绝对正确,书中的一些论点也显然传达出亚里士多德思想上的局限性。譬如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性格”的时候强调“性格”要适宜,以及“性格”要相似,这是有道理的,但他同时又指出妇女不应具有勇敢和“能言善辩”的性格,这明显是有待商榷的,难道在遭遇危难的时刻,一位母亲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所表现出来的勇敢是不适合的吗?而且,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和喜剧所摹仿的人有“高贵”和“低劣”之分,可见他并没有完全摆脱当时的世俗观念。此外,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取材仅限于“少数几个家族的故事”,笔者认为其“普适性”还有待检验,因为就《孔雀东南飞》而言,诗中的悲剧人物焦仲卿和刘兰芝,他们并没有出生在名门望族,却无疑成就了一部优秀的悲剧性作品。从创作实践的角度上讲,《孔雀东南飞》故事情节的构建与悲剧的基本理论保持着一致性,传达出悲剧性美感,但有时它也会与悲剧理论产生偏离。以悲剧的“卡塔西斯”为例,亚里士多德认为“卡塔西斯”通过“怜悯”和“恐惧”而达到,笔者发现,《孔雀东南飞》通过展示刘兰芝与焦仲卿的爱情遭遇引起了人们的怜悯和恐惧,从而达到了“卡塔西斯”。但它并没有就此结束,在《孔雀东南飞》的结尾,创作者直接介入文本劝诫后世人要以此为戒,并“慎勿忘”。笔者认为这已经超出了悲剧的“平衡协调”作用,容易导致悲剧沦为道德教化的工具。

总的来说,《诗学》的悲剧理论有其“普适性”和“合理性”,但其理论的局限性也不容忽视。《孔雀东南飞》作为悲剧性创作实践,它具有多重审美价值,然而其创作中的问题也同样需要面对。以《诗学》的悲剧理论介入对《孔雀东南飞》的悲剧性审美内涵的探究,无疑能有效推动悲剧理论研究与悲剧创作实践的双重进步。

参考文献:

[1][2][3]亚里士多德.诗学[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19,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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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卡尔·雅斯贝尔斯.悲剧的超越[M].北京:工人出版社,1988:25.

[9]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91.

[10]李志雄.亚里士多德古典叙事理论[M].湘潭: 湘潭大学出版社,2009:115.

[11]Aristotle,trans.S.Halliwell. Aristotle Poetics[M].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71.

On the Tragic Aesthetic Practice in The Peacock Flies Southeast——Based on the Theory of Tragedy in Aristotle’s Poetics

HE Xiao-jun

Abstract:As a kind of tragic creation practice,The peacock flies southeast carefully builds a love tragedy centre on Jiao Zhongqing and Liu Lanzhi.Aristotle's Poetics is theoretically on the tragedy were studied.On the basis of the Poetics theory of tragedy, analyzes the tragic aesthetic practice of The peacock flies southeast, Both help to dig the tragic aesthetic connotation of The peacock flies southeast, and for inspection problem of universality and rationality of the Poetics theory of tragedy. Thereby further clarify the study of classical tragedy speech stance.

Key words:The peacock flies southeast; Poetics; tragedy; aesthetic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152(2016)01-0037-04

作者简介:何晓军(1989—),男,湘潭大学文艺学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5—1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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