舌头乐队：时间到了，继续玩吧

孙嫣然

作为一支成立于上世纪末，从新疆走出的摇滚乐队，“舌头”曾以其“生猛热烈的重型节奏”、“不知停歇的敲打与切割”、“天衣无缝的即兴”和“苦闷的歌唱”，重重敲打过中国摇滚乐坛。他们曾被崔健夸赞并邀请同台演出，此后成为了“中国摇滚乐新生代的代表之一”。

十多年后，当初的摇滚教父已再无震撼的作品，而舌头乐队却卷土重来。十几年的老乐迷们这样评价：舌头的现场仍然保持着最初的愤怒，他们从未试图向商业靠拢。

1998年春天，张晓舟传呼了吴吞的call机，请他们来广州演出。吴吞在电话里只说了两个字：行呐。于是一行人坐着硬座从北京来到广州，在黄花岗对面的一九酒吧进行他们从新疆出来之后，第一个正式的演出。

《复制者》的前奏由朱小龙的吉他动机带出来，他随着弹奏的动作甩动着长发，进入歌唱部分的时候微微一笑，转向吴吞。戴草帽的吴吞扎着个马步，用富有力量感的声音念出精悍的排比：再造一个马克思，再造一个恩格斯，再造一个尼采，再造一个鲁迅……舌头是公认的“现场之王”，乐评人张晓舟评他们的现场：“很震撼，一种疼痛、迷狂的现场体验。”

将近20年后，2015年的7月，同样是在广州，不插电舞台上，舌头的压轴歌曲毫无意外是《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吴吞蹙眉，眼神警惕，他质问草木、牛羊、大地，每一句口白都仿佛要花掉他很大的力气。口号似的呼唤到来，在五人错落不一的话语中，诗意从未如此具有力量。

从锐利嘲讽的短句转变为“金斯堡似的长诗”，舌头在不变的力量感之余，似乎多了一份温情。

张晓舟说吴吞，既是个朝圣者，也是个批判者。

“愤怒和爱，这两样东西是很难结合在一起的。而舌头是这样。”

十年休息，仍在酝酿

1994年，舌头乐队在新疆乌鲁木齐成立。三年后，主唱吴吞加入，乐队还有主音吉他朱小龙、节奏吉他李红军、贝斯手吴俊德、键盘郭大纲和鼓手李旦。同年8月，他们移师北京。

2002年，《这就是你》发行后不久，朱小龙离队去了法国，舌头乐队暂时解散，成员各自发展。

2013年，舌头回来了。除了吴吞、朱小龙、吴俊德和郭大纲，还有新加入的鼓手文烽。

在这停滞的十年里，乐队成员到底做了些什么？

吴吞将木吉他弹出了与摇滚同样的强烈与力量感，成了踽踽独行的行吟诗人，他相信原声乐器比电声乐器更具有淳朴的力量。在2008年开始的四年内，他差不多只有三首单曲流传，却受到一众好评。他给周云蓬牵头的专辑写慈善童谣《时间倒溜》;他在《一万个名字》里用随意的方式唱白话的长诗;在《喀什的天空》，他写道：“它就是你停下来的勇气，放下武器的力量。”这句正好可以形容民谣中的吴吞：当他从摇滚跨界至民谣，以诗歌代替短句，也就少了一些横冲直撞。

不排练时，吴吞每天都保持写作状态。他分别于2009和2012年出版了《走马观花集》、《没有丧失人性之前的报告》两本诗集，如今仍在不断写作。

与此同时，贝斯手吴俊德先是与吉他手朱小龙弹起了冬不拉，一起组了IZ乐队。在哈萨克斯坦语里，IZ是“脚印”的意思。十年间，IZ乐队从早期的“哈萨克民谣”和“世界音乐”转变为后来的“哈萨克工业摇滚”。

2004年，朱小龙离队，和法国女友小柯以及儿子旅居昆明，重组新乐队。

2008年，吴俊德组建了旅行者乐队，做民谣为主的世界音乐，此前还受邀在杭盖乐队当过一段时间贝斯手。旅行者乐团十分松散，比起乐团更像一个音乐厂牌。他们和许多乐手合作，一共出了四张专辑。2012年，吴俊德推出个人双张专辑《七月的天空》。

其余的成员中，鼓手李旦加入了杭盖，吉他李红军则成了瑜伽教练。

“从乐队1997年成立开始，大家没有谁说过要离开。”吴吞不愿意将2002年的决定称为“解散”，他一再强调，十年停顿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休息状态，而舌头就是他们的故乡。直到某一天——也许并不存在一个明确的契机——阳光土壤空气聚合在一起，大家觉得是时候回归了。于是，队长吴俊德给其他人打个电话：“时间到了，继续玩吧。”

2012年，舌头在丽江复出。

这意外的自由十年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收获，新舌头开始摩擦碰撞。左小祖咒提到舌头西湖音乐节的现场，说“比90年代末那阵子还要有劲儿”。

如今的阵容除了初期的四人，还有从旅行者乐团加入舌头的鼓手文烽。原来玩爵士的放克鼓手，现在改玩摇滚。独自唱歌的吴吞，和玩世界音乐的吴俊德与朱小龙，把民谣的诗意与温情带进了舌头的摇滚领地。

有人认为，摇滚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民谣继摇滚之后，正逐渐担当起叙事与抒情的重任。而舌头一致认为，二者除了演绎方式的差异，各取所需，其精神实质并无不同，民谣与摇滚的划界是“缺乏对音乐本质的认知”。

“风格是因着本能的创造，不可能一成不变，”马俊德说。除了文烽，四人均已年过四十，三人已经做了父亲。新歌里多了几分温情，这与年纪大了不无关系，不再像二十岁时依靠本能死磕。

新舌头要往哪儿走？张晓舟分析，一是旋律化的民谣，二是节奏型的摇滚。“复杂的节奏是舌头的拿手，他们很多新歌又做了节奏方面的各种尝试，但无论是节奏还是音色，还是在变来变去，好像还没找准方向。”

乐队自己似乎对未来的走向不以为意，“做乐队最可贵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是一个本能的状态，不允许去思考很多东西。”舌头经历过最好的状态，彼此轻轻松松就能碰撞出很好的东西。

但新舌头去年在宁波的录音，自己并不满意，正在重录新歌，“也许下次排练有新东西迸发出来，舌头的风格又不一样了”。

最初的愤怒

在迷笛学校的第一个冬天，他们住在学校旁边一个叫上地的地方。朱小龙找到周围的树村，一间房只要150块。他们决定住下，6个人挤在一个40平方米的房间里。

全国各地有着音乐梦想的人都聚在树村，每天弹琴喝酒聊天，无拘无束。舌头从新疆刚到北京，没什么经济能力，在北京的嚎叫酒吧、开心乐园、莱茵河声场，他们演出一场的收入是一两百块钱，勉强抵上来回的路费。

该交房租的时候他们就焦虑起来了，只能找朋友借钱。没钱买东西，村民说“那就赊着吧”。有的村民受到这些年轻人的影响，也给孩子买个鼓，跟着他们一起学。再怎么窘迫，生活还是有酒有肉的，理想是更重要的事。

在树村，焦虑和迷茫都是正常的心理状态，不知该不该放弃，也不知如何为继。队长吴俊德说，自己一直想着把乐队做出来，知道很难，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这个愿望都没有改变过。“心态没有达到特别成熟的状态的话，会有小的挫败感。但现在回看，我觉得是太开心了！投入进去就不会觉得难受，一直纠结于那些问题，那你干什么都痛苦。”

强行按下心中对未来的恐惧，向着理想孤注一掷地全情投入，不就是所谓“死磕”吗？舌头死磕的结果是杀出了一条血路，而更多的人不得不在途中折返。

2000年，树村被拆，聚集的摇滚青年要么去了霍营，要么去了通州，其余的各奔东西。树村回不去了，但它仍是摇滚乐迷心中的一个浪漫主义地标。

“怀念的只是美好的记忆，我们只是想想而已，但是不会刻意回到那个时代，那反而是一种痛苦，因为这是不可逆转的。”吴俊德说。

同期在树村的摇滚乐队还有很多。当今国内最贵的摇滚乐队痛仰也是其中之一。主唱高虎一次和吴吞在路上碰见，问能不能翻唱舌头的《复制者》，吴吞说“没问题，你再问问其他人”。

痛仰翻唱的版本做了一些改编，副歌部分“人们不用排队去交配”被高虎改写成了“威胁已被口号撕碎”，编曲上也有所调整，更符合痛仰自己的风格。吴吞说高虎表演的“状态很真挚，表达也很准确”。

因为种种机缘，许多人是先了解痛仰的版本，再认识原唱的舌头。因为这歌痛仰一唱就是好多年，舌头停滞的时候，他们也一直在演唱这首歌。前期的痛仰和舌头有一定共性，常被拿来比较。前者据说以14万出场费成为中国如今最贵的乐队。一个最简单粗暴的声音是：痛仰变了，舌头没有。

十几年的老乐迷至今仍然喜爱舌头的原因在于，舌头的现场仍然保持着最初的愤怒，他们从未试图向商业靠拢，音乐追求也并未流俗。他们的目光射向更纯粹的地方，一定程度上有意躲避着商业化的可能，这让他们的音乐无论表现形式如何变化，始终具有某种不变的使命感。

在广州方所的活动上，吴吞说了一句“成名是不值一提的”。再问起这句话时，他赶紧解释，这并不是消极地否定成名这件事。“舌头从1994年成立后不断重组，获得的名声都是乐迷给予的肯定。”

摇滚的普及度越来越高，自然伴随着乐队对商业运作规则的配合。舌头乐队的对外形象，就像吴吞那张不苟言笑的脸一样，充满了自我坚定。“商业只是运作的一部分，我们不会刻意去做。如果要为商业写歌，那要看队的风格合不合适。能做就是另外一回事儿了。做不做不重要。”

吴吞不愿说出任何偏激的言论，在这之后，他对当下这个时代给出了肯定的评价，“网络时代把大家联系得更好，每一个乐迷都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以前只能听到几个乐评和私下几个乐迷的交流，现在是一个交流的好时候。”

话虽如此，吴吞本人连邮箱都没有。有人问吴吞有没有微信，他说自己刚注册了一个，不过还没启用，因为还在研究怎么用。张晓舟觉得吴吞“可以上上网，多吸一点新时代的雾霾”。

“他们很成功么？我不认为。如果你指的是商业成功，远没痛仰谢天笑成功。”张晓舟评价舌头现在的成就，“但这不是很正常么？他们太深刻复杂了，吴吞有的歌词，乐手也难以理解。但吴吞又是个很不喜欢解释的人。他们跟受众也是保持距离的，他们不会跟你说什么一起躁起来。这种距离才是他们的魅力所在。这种距离才考验受众，也考验自己。”

摇滚未必要愤怒

2012年舌头在新疆复出时，他们浑身捆绑着绳子，黄色灯光射在烟雾缭绕的舞台，营造出显而易见的愤怒与强烈，这种情绪也燃烧到了台下，pogo的人群激烈碰撞的程度，已经超越了一般的玩乐。这样充满雄性荷尔蒙的现场让人感到危险，甚至让人有些害怕。

舌头乐队前期的专辑《油漆匠》、《小鸡出壳》和《这就是你》，对政治与人性的批判毫不遮掩。有人用揉碎的词语拼凑出含义不明的片段，隐藏起明哲保身的心思，或是干脆选择脱离现实。可舌头偏要选用尖锐的短句，以淋漓尽致的暴烈击碎一切粉饰的幻想。

崔健在1999年接受采访时直言，摇滚的作用就是“介入现实，批判现实”。他对摇滚批判精神的一再强调，也为众多乐迷的摇滚价值观打上了抹不去的烙印：摇滚乐队天然应该具有批判和愤怒的属性，否则就是背叛。

坐在酒店大堂，当被问及摇滚乐的社会意义，文烽回答，“我们写了一首批判房价的歌，你觉得有用吗？”记者试图解释这个关于“背叛”的价值观，被直接打断了：“你就说有用吗？”

摇滚乐显然无法左右现实世界，这一点90年代末的一批摇滚乐队都已经试验过，一切批评最终激起的，都仅仅是情绪上的革命热情。回顾当时的舌头，吴吞提出质疑：我们最初的反叛难道就是真正意义上反叛和愤怒吗？

在舌头这里，摇滚不必非得批判，它仅仅是一种正直的本能。

“正直”一词更侧重于“表达”这一行为本身，而不在于向社会索取一个结果。“能去做就是最大的变化。”吴吞相信，作为大环境的一部分，每个人在个体层面上的人生选择，都是改变社会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我就是个工人，但我有几个朋友一起玩玩音乐，写一首反映社会现象的歌，这就已经做得很好。要是多一些这样的人，社会的根基会慢慢改变。”

吴吞曾说，音乐本身并不会随时代变化。在人受到不同时代的影响时，音乐在人身上体现的状态就会发生改变。

从音乐市场的角度来说，现在的受众显然更习惯于接受简单直接的东西。摇滚乐倘若太过艰深，就难以唤起多数年轻人的共鸣，会面临边缘化的危险。流行的品位与标签早已悄然发生改变。在这样氛围的影响下，不少音乐人选择了对现实充耳不闻。

怎么看待如今唱口水歌的摇滚乐队？吴吞谈起了自己玩音乐前的经历。他与键盘手郭大刚都是乌鲁木齐天山下矿区长大的，朱小龙和吴俊德也曾是当地的工人。在化工厂工作时，一天要搬八吨箱子，搬完了休息时，要随时待命，甚至不能戴耳机听歌。突破重重阻力之下选择音乐，意味着对家庭和工作的背叛。

在这样的境况中，愤怒是一种本能，而摇滚乐是宣泄头脑中不满的管道。现在物质更宽裕，氛围更宽容了，要求年轻人嘶吼出夹缝中的绝望不甘，无疑是暴力扭曲的。

曾经舌头的现场经常有人打架，这样的事近年来已不再发生，演出结束后，乐队会呼吁乐迷带走地上的垃圾。

曲风变化，他们的歌却始终让人有着“尴尬”之感。从《中国龙》里的“小姐小姐亲亲我，先生先生啐啐我”，到大家都爱的“妈妈一起飞吧，妈妈一起摇滚吧”，一种令人浑身不适的感觉始终存在，因为这里头藏着的某种显眼的“错误”，正在被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尴尬不像愤怒让人抵触，也绝不绵软，它时刻提醒你直面这个世界的真相，并为其丑陋感到颤抖。

摇滚乐能改变现实吗？这是一个“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类型的问题，给出肯定回答的人，多半是心甘情愿在自己的情怀里一醉不醒。

摇滚无法直接改变现实，却可以影响听摇滚的人们。下一代年轻人，会用何种目光打量眼前的世界，不正是源于若干年前那些看似无用的呐喊吗？

“妈妈”的意象在舌头歌词里不止一次出现，在新歌直抒胸臆的呼唤中，达到讨论的高峰，这到底该如何理解？吴吞不愿意给出明确的解释。“是深层也是表面，可以扩大到任何地方——宇宙民族国家土壤，都是一样的。写的时候可能很偶然，可能我自己也不太清楚这什么意思。”

他在自己的诗歌《牛儿啊，你又在嗅草闻花》里写道：

我们的身体/孤独而纯洁/就算化成灰/也会和飘荡的雪/爆裂的雨/一起/落在那里/大地无限深情的孕育之中

这让人想起歌词中的“他们所有人站在一起，还不如一片树叶年轻”。“妈妈”之意象，也许说的就是生命本原，人类在自然面前何其卑微。这种对于纯粹的追求，也是舌头从未改变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