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一个复杂的故事

侯学宾

当我在感慨污染治理终于有效果的时候，村民们的想法和我相差千万里。新闻里面的企业转型、全民创业和供给侧改革是太过遥远的事情，最紧要的是能赚到钱养家糊口，这种朴素的想法并没有错，谁都不能要求谁必须高尚地活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广大的农村到底是变好了还是变差了，这不是一个两三句话就能说清楚的问题，我们经常在农村看到截然不同的现象。村民们变得更为富裕，但依然有人贫困潦倒；整个村庄变得更为现代化，但周遭的环境却日益恶化；妇女开始变得更有地位，但是离婚却日益增多；年轻人更为独立，但是老人却遭遇不孝和虐待；有人在赌博中倾家荡产，也有人在组织人们多行善事；手机、微信和广场舞在乡村四处可见，但是烧香拜佛和跳大神也司空见惯。

乡村社会的变迁是一个复杂的故事，复杂并不意味着不能评价，用一种居高临下和自以为是的立场去看待农村的变化并不适当，尽可能站在农村或者农村人的视角看待这些变化也许更能发现农村在转型中的巨大生命力。

赚钱养家糊口和忍受环境污染之间

春节回老家的时候，时常被人问起老家在哪里，那不过是华北平原上临近一个地级市邢台的乡村，关键是邢台在近年来实在太出名了，而出名的原因就是时常高居全国空气糟糕排行榜的前三名。农村的污染一点都不差于城市，而且不仅仅限于空气，还有水源和土壤。

每年回家，我的嗓子都要发炎，适应几天后就会正常，我时常自嘲自己的适应能力很强，也会抱怨空气污染的严重。农村环境污染问题的出现与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或者说没有经济的快速发展，环保问题不会这么严重，但是村民们的认知和我们这些“城里人”却有不小的差异。

在我小时候的记忆中，我的家乡水脉丰富，四处都是芦苇荡，村里的小河和池塘随处可见，甚至有一股泉水被称之为神泉，相传有治病祛邪的功效。四通八达的河流让家乡以盛产芦苇和席子而闻名，但是由于缺乏耕地，人们的生活水平依然挣扎在温饱线上。记得小时候为了能吃点零食或者肉，还要装病才行。时间再追溯到20世纪八十年代之前，父母一辈的人们经常是吃糠咽菜，各种野菜红薯都被拿来充饥。

环境的更迭大概开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于上游开始修建水库，火力发电厂和玻璃厂等企业也开始大量抽取地下水，整个生态环境开始发生改变，河流开始消失，底下的泉水开始干涸，芦苇荡被改造成耕地，耕地的增多逐步解决了人们的温饱问题。因为临近城市，第三产业较为迅速地发展起来，从各种养鸡场、养猪场到饲料厂、糠酸厂，这些乡镇企业为村民提供了更多务工的机会，也提供了更多的收入，但是这些企业自然迅速地占据耕地良田，不断地排放废水和废气。

在很长的时间内，村民们也不懂空气污染，更不懂废水对地下水的危害，到现在很多人依然认为雾霾就是以前的雾气。干涸的河沟成为排放废水的最便捷通道，原来的池塘成为废水和垃圾的汇聚地，甚至有人将冒着白沫的废水用来浇灌麦田，后来发现会导致麦田减产才作罢。

人们的收入在不断地提高，耕地在不断减少，村里的房子越盖越漂亮，摩托车、汽车越来越多，天空也变得越来越灰蒙蒙。事随境迁，污染也累积到一个爆发的临界点，地下水被严重污染，机井抽出的水已经发红，此时人们才发现电视上说的污染就在身边。

由于我们村在上游，受影响的是下游的村庄，既然自己不受影响，以邻为壑就觉得很正常。村民们为了维护自己做工赚钱的利益，对企业的污染漠不关心，而下游的村庄却在遭受污染后不断地举报，污染企业经常处于检查组来了就停，检查组走了就开的循环中。

一直到环境污染问题成为全国性问题，为了拱卫京都，全省范围内开始大力整治污染，关停了大量的污染企业。今年回家明显感觉到空气质量的不同，因为我嗓子竟然没有发炎，而且连续几天都出现蓝天。但是，我发现在村周围依然在继续征地，听村民讲要继续招商引资，听那些企业的名字，就知道又是那种高能耗高污染的类型。有征地就会有一笔补偿费用，有征地就会有企业入驻，有企业就有工作机会，就不用背井离乡去外地打工，当环境污染还没有迫在眉睫的时候，人们更愿意接受眼前赚钱的机会。

从水清天蓝的芦苇荡乡村变迁到企业丛立环境污染半现代化农村，村民们并没有想回到过去。我经常问村里的小学同学和左邻右舍，现在好还是过去好，有没有人愿意回到以前耕田为生的日子，大家往往在沉默一会儿后，还是坚持不愿意再回到从前，不愿意是一种态度和立场，沉默是对现在境遇的不满，这种复杂的态度也许可以解释乡村生活中的欢喜与悲伤。

当我在感慨污染治理终于有效果的时候，村民们的想法和我相差千万里，他们更在意的是将来去哪里打工，感慨着赚钱越来越不容易。新闻里面的企业转型、全民创业和供给侧改革是太过遥远的事情，最紧要的是能赚到钱养家糊口，这种朴素的想法并没有错，谁都不能要求谁必须高尚地活着。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意识到环境污染带来的危害，但是赚钱养家糊口和忍受环境污染之间的抉择，并不是一个逻辑问题，而是现实的生存问题。随着耕地的减少，村落的日益城镇化，人们的消费也日益城镇化，大部分生活都需要用钱来买，而土地的粮食生产已经不足以满足生活的需要。

改变总是在发生，也许无法改变整体的环境污染，但乡村也在日益城镇化的过程中改变着自己。

城乡人员流动带来的是那些依然居住在乡村的人在外出之后对城市生活的一种向往和学习。村里的房屋建设已经不再是单纯的三间或者六间大瓦房，而是变成了两层楼的别墅，即使是平房，房内的布局也已经开始效仿城市的三室一厅格局，有了专门的厨房和卫生间，甚至在自来水通了之后有人安装了马桶，装起了暖气。个体的居住环境在朝着更加卫生和便利的方向变化。

经济的富裕也使得人们更愿意拿出钱改变外部的环境，诸如修建道路。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对垃圾的处理，尽管在农村还没有找到更为科学的处理方式，但是已经不再是随处丢垃圾，而是集中掩埋，村里的几个干涸的大池塘成为掩埋垃圾的地方。以前四处乱挂的塑料袋明显变少，街道也更为干净卫生，这都是近两年发生的变化。但是在能够掩埋垃圾的池塘填满之后呢？谁也不知道会怎么样。

村民内心信仰的碰撞

农村的变化不仅仅体现在外部的经济发展和环境变化，还有村民内心信仰的改变。

很小的时候，我就经常看到大人们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在家烧香拜神，也记得小时候村里的大槐树下用砖头堆砌起来的小庙，里面立着神龛，不时会有人偷偷地烧香敬奉，还有信耶稣的人在周末的时候会“唱歌”，时常觉得很稀奇。

这些活动常常被认为是封建迷信，但是在如今的乡村地区，庙宇和教堂随处可见，而烧香拜神也慢慢地不再被歧视，甚至庙宇和教堂开始蜕变并发挥出乡村社会中新的社会功能，而信仰之间的冲突也开始成为乡村中的新现象。

基督教是一种外来信仰，一直在乡村都处于边缘地位。但是从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开始，基督教信仰在乡村快速传播，不仅有更多地的人开始信奉耶稣，而且教堂也出现在乡村。基督教的组织性替代了农村公共生活的缺失。在周末的时候，教徒们开始聚集在一起唱圣歌做祷告，很多原来信神的人也开始皈依基督教。于是，我们会看到同样是贴春联，基督徒家的春联都是在感谢主的恩典，甚至很多基督徒开始不接受磕头拜年的传统习俗。

基督教在农村的传播并不令人惊讶，这个宗教的组织性和入世情怀都是极为强大，令人惊讶的是本土庙宇在农村展现出的积极影响。

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各种庙宇和烧香拜神的风俗并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消失在历史变迁中，反倒更为兴盛地发展起来。这是不是移风易俗的失败呢？是不是一种“文明”的倒退呢？我觉得不是，容纳烧香拜神的庙宇并非必定就是落后的象征，因为当前乡村的庙宇已不仅仅是为人们提供一个烧香拜神的场所，也在当代农村中发挥着积极的公共功能。

在华北农村，庙宇并非佛教意义上的寺庙，里面供奉的神灵五花八门，并没有一定的神仙体系。这些神仙可能来自于远古习俗传下来的传统，也可能来自于对身边事情的美好期盼和寄托，诸如有天地庙，供奉天地，有点类似西游记中五庄观的派头，但其实就是对上天后土的崇拜；诸如财神庙、关帝庙、送子菩萨庙、土地奶奶庙等，都是与生活密切相关的神仙。这些神仙的存在也许虚无缥缈，但却被乡民所敬畏，头顶三尺有神灵，敬畏那种单纯的因果报应，不断地告诫自己要做好事。也许上天不会现世报，但是周围的村民却行使着监督的功能。尽管这种自然崇拜显得功利，但是却用另外一种形式在约束道德失范后的人心。

乡村庙宇的社会功能不仅仅作用于人们的内心，更是在为村民提供一种公共平台。在当前，各路神仙已经从砖头堆砌的寒酸场所拆迁进辉煌宽敞的庙宇，这些庙宇还为烧香拜神的人提供休息聊天的场所，有桌子板凳，有定期的轮流打扫。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人们会聚在一起交流各自的难处，寻求慰藉，也会交流各自的经历，发表对村里事务的看法，也不断地形成对各种事物认知的共识。回家后，这些信息会传播给家庭的成员，甚至有些信息或者认识会成为家庭行动的指导。在公共生活日渐缺乏的乡村，这些庙宇为村民聚会活动提供了场所。因为庙宇不仅仅局限为几间房屋，还有广阔的外部场地，这些场地成为年轻人聚会的场所，也成为广场舞的热闹场地。尤其在每年的庙会，会有盛大的庆祝，通常都是村民们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四里八村的人都会群集一起，庙宇在提供公共生活方面的凝聚功能从村内扩展到几个或者更多的乡村。更为重要的是，在社会团体缺乏的乡村，修建庙宇背后的新型乡绅开始提供政府之外的其他职能，让村民学会参与，学会共同生活，共同建设身边的乡村。

基督教和本土信仰的兴盛传播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对于本土信仰而言，在新年时节要迎来各路神仙，并从初一到初五都要上供，并烧香跪拜，祈祷全家平安发财。但是基督教有自己的一套信仰意识。两个不同信仰的家庭在联姻的过程就冒出很多的麻烦，尽管村民们不懂宗教信仰自由，但是在碰撞中总会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收获。

在结婚仪式上，本土信仰要求拜天地，要看属相是否冲突，要踩火盆，甚至进入洞房后坐在床上的方向都有讲究。但是基督教徒更愿意在教堂进行西式的婚礼，要戴戒指、穿婚纱等。结婚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儿，更牵扯到两个家庭，如何处理不同信仰的人在结婚仪式上的冲突经常为一个大难题，甚至因此导致分手的事例也为数不少。

就算结婚过门后，婆媳之间的信仰不同也往往成为生活冲突的导火索。也有些父母或者儿子儿媳会因此而不是爆发冲突。在今年过年的时候，就听我妈讲，有一户人家的婆婆就不喜欢儿媳信仰基督的做派，非要按照本土信仰的风俗过年，导致儿媳再也不进婆婆家的门，也不让婆婆看孙子。

开明的父母会将对子女的爱转化成一种容忍，不仅仅容忍信仰不同在结婚仪式上的差异，也不会容忍共同生活过程信仰不同的现实。比如在很多结婚仪式中，很多时候是中西结合，双方各退一步达成妥协，只要子女能百年好合，父母愿意将信仰降位处理。在结婚后也会分家别住，互不干涉各自的信仰。也许他们也不懂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但是生活经验让他们生发出这种朴素的信仰自由和容忍。

本土庙宇已经开始逐步摆脱封建迷信的枷锁，会有更具有组织性的庙社团体出现，信仰之间的碰撞也许会在广泛的方面展现，也许这也是培养权利思想的新的土壤。

乡村蜕变的复杂性

评判事物的好坏、优劣和前进或倒退，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所处的位置及其背后隐藏的价值立场。

乡村社会中令人困惑的现象并非只是展现在祖国大地上的某个地方，而是整个农村的缩影。农村社会的进步映射着整个社会的进步，礼乐崩坏、世风日下并非只是农村的特有现象。经济的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纠缠，物质生活的富足也伴随着对未来生机的担忧，精神信仰方面的复兴在抵抗着熟人社会中道德观念崩溃带来的影响，而宗教信仰在乡村的勃兴也制造出新的信仰冲突问题。

我们能不能将乡村的未来定格在城镇化上？能不能将村民视为被教化的群体？能不能站在城市的立场上悲叹乡村的田园风光不复存在？如果不能的话，那么我们又如何简单地判断现在农村正在变好或者变得比城市更差，这背后的更大问题可能涉及整个中国社会的转型方向，这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答案无不在折射着乡村蜕变中诸多问题的复杂性。

乡村社会的发展总是显示出顽强的生命力，不管人们是赞同还是反对，是乐观还是悲观，它在自身的运行逻辑中不断地回应着这个社会，在不断地蜕变着自己，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故事。（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供给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要，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