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申报》对“四四”儿童节报道述评

历史学研究

吕志茹，王龙腾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历史学研究

抗战前《申报》对“四四”儿童节报道述评

吕志茹，王龙腾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071002)

抗日战争爆发前，《申报》不仅报道儿童节的设立和上海市的庆祝活动，而且以此为契机，传播儿童教育新理念，也不乏对儿童节的反思，更难能可贵的是，儿童节商业广告都渗透着对儿童爱国教育的灌输。《申报》对国民政府“四四”儿童节的报道推动了儿童教育的发展，彰显了报道的时代性、教导性特征。

《申报》；儿童节；庆祝大会；儿童教育

1931年，中华慈幼协会提请上海市社会局转呈上海市政府设立儿童节，经国民政府核准，每年4月4日为儿童节。从1932年起开始在全国举行庆祝活动，党政机关主持召开儿童节庆祝大会，各社会团体、各小学校亦各自庆祝，学校放假、商店减价、分发赠品、出版特刊、公园开放、医院义诊、健康比赛、免费电影……一度热闹非凡。1937年因抗战爆发，国民政府的工作重心转移，对儿童节的庆祝日益简化。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四四”儿童节不再在大陆举行。

目前，学术界对“四四”儿童节本身已有一定研究。学者们在论述观点时，引用不少报纸史料，却未见以报纸报道为视角的考察。报纸作为重要的宣传手段，在报道儿童节、传播新式儿童教育理念以及呼应时局激发儿童抗日爱国思想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选择《申报》来研究儿童节报道情况，是由于吁请设立儿童节的中华慈幼协会位于上海，《申报》最先开始了对儿童节的报道。据笔者统计，1931年至1937年“四四”儿童节前后，《申报》关于儿童节的报道多达240多篇。从1932年儿童节庆祝活动开始举办，《申报》还在儿童节当日开设“儿童节特刊”一栏，并发表关于儿童节的时评(只有1934年例外)，在宣传儿童节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更为重要的是，当时的“上海为全国观瞻所系”[1]，在庆祝儿童节方面有典型性和代表性，既可以反映国民政府对儿童的关注与政策，又可以从侧面折射出儿童的生活教育状况。故笔者拟以1931年至1937年的《申报》为研究对象，探讨抗战前《申报》对儿童节报道的情况及特征。

一、对儿童节的设立与庆祝大会的报道

1931年4月4日起，《申报》连续两天刊登中华慈幼协会提倡设立儿童节的文章，说明倡设儿童节的原因、经过并昭告民众关注儿童。从1932年儿童节开始，每年在4月4日前后，《申报》都对当年的庆祝活动持续报道，尤其详尽地报道上海市的儿童节庆祝大会。

(一)儿童节设立的原因与经过

近代以来的中国战争不断、政局不稳，儿童的地位和生存、教育情况令人担忧，但儿童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和希望，必须给予高度重视。瑞典著名教育专家爱伦凯的一句名言——“二十世纪是儿童的世纪”[2]，发出了重新定位儿童地位的号召，当时以发展儿童福利事业为己任的中华慈幼协会自不甘落后于世界潮流。

中华慈幼协会成立于1928年4月，以“维护儿童权利，并以种种可能方法，为儿童谋幸福”[2]为宗旨，蒋介石任名誉会长，孔祥熙为理事长。1931年4月4日至5日，《申报》刊登该会提倡设立儿童节的文章，详细刊载了提倡儿童节的缘起、经过以及提倡儿童节的意义，“详为登载，以飨阅者，以资提倡”[2]。即在新节日首倡之际，加强对该节日的宣传，以吸引民众关注。

关于儿童节设立的原因，文章从节令、我国传统、国际宣言、西方国家的范例等方面论述了设立儿童节的必要性。就节令来说，“凡有令节，莫不先及儿童，尤以春季为多，旧以春季为一岁之首，儿童为人生之初，故于是时，为儿童祓除不祥，是对于儿童未有不加意维护者”[2]；就我国传统来说，“王制有慈幼之条，先哲有少让之调”[2]，我国有注重儿童事业的传统；就国际宣言来看，1925年8月，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定出了关于保护儿童权利的五条原则，中华民国派代表参加，应该积极践行；就西方国家的先例看，美国以5月1日为儿童节，英国以7月14日为儿童节，日本则以3月3日为女童节，5月5日为男童节，我国应以西方文明国家为借鉴，增进儿童幸福事业。因此，应设立儿童节以达到“引起民众注意，使人人有慈幼思想，人人负慈幼责任，并可使儿童自知所处之地位，庶扩大慈幼范围，树强国强种之基”[2]的目的，详细说明了倡设儿童节的动因。

《申报》还详细报道了倡设儿童节的经过。1931年3月7日，中华慈幼协会呈请上海市社会局转呈上海市政府设立儿童节；13日上海市社会局函知中华慈幼协会，其设立儿童节建议已转呈上海市政府，报国民政府核实；16日举行公安、教育、卫生三局及上海慈善团体联合会代表的意见会，以此事关系全国，应候国民政府明令为终；4月2日，上海市社会局函知中华慈幼协会，其建议已被国民政府知照在案，并谕知行政院照令执行；5月间，国民政府颁布《儿童节庆祝办法》，中华民国“四四”儿童节遂告设立，“以鼓舞儿童兴趣，启发儿童爱群爱国爱家庭之心理，并唤起社会注意慈幼事业为宗旨”[3]，并就各小学校、教育团体的儿童节活动做指导性规定，涉及儿童的爱国、科学、道德、健康等方面素质的培养。此外，还就儿童节奉告全国父老要“认识儿童本身、提高儿童地位”[4]。在中华慈幼协会呈请设立儿童节的过程中，北平、太原、南通等地的慈幼、儿童等有关团体热心关切与赞同，《申报》都及时给予了报道，在首倡儿童节的过程中起了先导作用。

从1931年3月7日中华慈幼协会呈请设立儿童节，到4月2日南京国民政府谕知行政院执行，至此，“儿童节名义，既经取得，惟时日匆迫，未克举行”[2]。中华慈幼协会以《申报》为传声筒，将儿童节的创设过程，“详为露示，以供周知”[2]，详细说明了该会提倡儿童节和国民政府核准设立儿童节的情况，并宣扬了该会谋儿童幸福、树强国之基的宗旨。

(二)上海市儿童节庆祝活动概况

从1932年开始，上海市儿童节庆祝活动可谓热闹非凡，《申报》均对此进行了详细报道，加强了对儿童节的宣传。通过《申报》的报道，我们不仅能看到庆祝活动的筹备状况、开会状况，还能了解与此相关的各种庆祝活动。

首先，庆祝大会筹备状况。上海市儿童节庆祝大会自1932年开始，第一届是由中华慈幼协会主办的。自第二届儿童节庆祝大会起，政府开始领导儿童节的庆祝活动。于是由上海市政府或党部牵头，教育、卫生、公安、社会四局联合组织，并邀请中华慈幼协会、儿童幸福会等社会团体参与，共同组成庆祝儿童节筹备委员会。该会在儿童节前夕，举行筹备会议，讨论职务分配、商借汽车接送儿童、赠品方法、交通和会场秩序维持、安排招待人员等重要议案，并拟定纪念办法。

其次，庆祝大会召开状况。通常情况下，上海市儿童节庆祝大会会场门外均悬挂党国旗，并挂“上海市庆祝儿童节大会”横幅，场内遍贴标语，市公安局派警员及童子军维持会场秩序，出席人员为党政机关长官和社会团体负责人。1936年庆祝大会出席人员有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教育局局长潘公展、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卫生局局长李廷安、公安局长蔡劲军及儿童幸福会钱弗公、中华慈幼协会陈铁生[5]。从出席的人员上可以看出政府对儿童节及儿童的重视。大会的一般步骤如下：1.举行庆祝仪式：奏乐、全体肃立、升旗、唱党歌、向党国旗及总理遗像行最敬礼、主席恭读总理遗嘱、静默[6]，以这种政治仪式，给儿童以庄严、可敬的国家印象，促成儿童形成爱国爱党的精神。2.由大会主席报告党政训词及儿童答词，表达国家对儿童的关爱与儿童的责任，形成国家与儿童的象征性互动。1935年儿童节庆祝大会上，潘公展代吴铁城作主席报告，指出在国难日益严重的时刻，“政府当然要设法教养你们，使你们身体、智识、道德、能力都有了基础，将来为国家挽救危险”[7]。向儿童提出为民族国家出力、随时帮助一般儿童、做全国儿童的模范三项要求。儿童答词则表示感谢和遵行指导，不辜负政府的期望。3.表演游艺节目。其中不仅有唱歌、舞蹈、话剧、乐器、足球等娱乐节目，还有庆祝胜利、青天白日满地红、锦州的号角、劝同胞莫买日货[8]及飞机表演、机关枪表演[5]等展示国家力量、一致对付敌人的节目。在愉悦身心的同时，不忘提醒儿童强国爱国。4.最后全场同呼大会口号。有诸如“儿童是新中国未来的主人翁，儿童是建设新中国的基石，儿童是复兴中华民族的生力军”[7]“谋增儿童幸福，救助贫苦儿童，锻炼儿童体格，儿童是国家的命脉，儿童是社会的中坚”[9]等口号。有时还有行政长官接见儿童，如1934年上海市长吴铁城亲自接见全市儿童[10]。1936年同样接见了儿童代表，与之握手、简单问询，向儿童代表赠送礼物等[6]。市长面对面、礼节性的致意儿童，更加表现出政府对儿童的关注。

第三，其他庆祝活动。除正式的庆祝大会外，各商店还实行特别大廉价、各医院免费检查儿童体格和布种牛痘、儿童健康比赛及演讲比赛、华界及公共租界公园儿童免费游览、各党政机关向儿童开放、国货公司儿童乐园、玩具展览会等活动。《申报》都对此进行了详尽地报道。

《申报》对儿童节庆祝活动的报道无疑是对儿童节的有力宣传，体现了当时政府、社会对儿童节的重视，对民众认识儿童节、加强儿童政治教育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二、借助儿童节传播儿童教育新观念

1931年中华慈幼协会在《申报》上首倡“儿童非私产”，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儿童是国家未来主人翁”的新观念，在此后的历年儿童节报道中，《申报》以时评、政要约文、教育家专文、儿童征文的形式进行宣传，特别报道庆祝大会上的政要训词和儿童答词，传播这些新观念。伴随着儿童地位的重新界定，以平等原则，从德、智、体全方位教育儿童等新理念广泛传播。

(一)非私产与国家未来的主人翁：儿童的再定位

认识儿童本身和提高儿童地位，是认识和提倡儿童节的先决条件。中华慈幼协会从提倡儿童节之始，就将儿童分为两类，一种是有父母的，一种是无父母的*其中又分为无父有母或无母有父或父母双无，本质上都为弱势群体，为简便起见，统称“无父母的”。。对于有父母的儿童，传统观念认为“儿童系我生我养，我自可随意处置”，新的教育观念则要求父母改变儿童是自己私产的观念。要知道“儿童为社会国家的儿童，并非为生养父母的私产，而生养父母的教育培植，亦为对子女之义务，尽国家之责任”[4]；对于无父母的儿童，“不当再被视为社会的公瘤”[4]，无论有无父母，儿童都是国家的儿童，有父母的儿童，父母代国家教养，无父母的儿童，国家和社会人士应“以此辈无父母儿童的公父母为己任”[4]。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提倡儿童非私产而属国家的新观念，在脉络上理清教养儿童是父母与国家共同的责任，也有以国家的权威来督促父母重视与尽心教养儿童的意味。

这种新观念的报道宣传贯穿儿童节始终。1932年《第一届儿童节献词》从爱护儿童的国际背景和儿童被压迫的国内现实两个方面，对儿童私产观念作了深恶痛绝地批判，提出要“为成千成万被压迫的儿童爆发一次伟大的革命”[11]，摧毁桎梏儿童发展的私产观念；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在1932年《儿童节告国民书》中，将儿童节提倡慈幼主义的积极意义和漠视、欺凌儿童的消极现象进行对比，提出“儿童虽暂时系属于家庭，而其未来大部分则系属于国家”[12]，要求转变儿童私产的旧有观念。可见在儿童节设立之初，儿童为私产的观念还是比较普遍的，以致于在儿童节贺词中一再提醒父母儿童非私产而属国家。而1936年《儿童年之儿童节》中指出：“常人对于儿童私有观念，已不复如前此之执着”[13]，由此看出，这种新观念的宣传有较为明显的成效。

以“儿童非私产而属国家”的新观念为基础，与之同时还有“儿童是国家未来的主人翁”的新观念，这一观点包含三方面：1.就时间序列上来说，“今日之成人，即过去之儿童，而今日之儿童，亦即将来之成人”[14]。以人们代际之间的新陈代谢的自然交替，说明儿童是不可替代的未来民族复兴、社会进步的推动者。2.就儿童自身的优势来说，“儿童有敏慧之天资、纯洁之天良、活泼之天机，其智、其德、其体，均在成人之上”[15]。儿童的德、智、体对国家未来的发展较成人有明显优势，给以适当的教育，即可能成为社会人才、民族精英，而儿童的教育又有赖于成人的努力。3.就应对国难、复兴民族来说，儿童是抗战中重要的生力军，“盖救济目前之国难，固唯现在之成人是赖，若欲发扬国光，永绝外侮，使我五千年之中华民族，常能屹然独立于世界，则非对于全国之现有儿童，尽量设法，竭力筹维”[16]。指出教养儿童对持久抗战有深远意义。

新观念的提倡引起各社会团体的呼应。中国儿童文化协会宣言，以儿童世界里的一个活细胞的身份，解放儿童，创造自由、平等、互助、自卫的全新儿童世界，积极融入儿童世界，研究与儿童教育有关的知识，培养全新的儿童[17]。上海市儿童幸福会则提醒儿童自知自身地位的重要，使儿童自信、自重，为自己、为国家而不懈努力[18]。政府在每年儿童节庆祝大会上的主席报告或长官训词，及政府长官应约撰文或电台播音演讲，均有儿童教育平等、锻炼儿童体格、担起国难重任之类的内容，重申儿童为国家未来主人翁的地位，并推出各种优惠活动，使社会的福利不再是成人的专利。

伴随着新理念的传播，儿童实践活动也相应展开。1936年，由杭州翁家山初级小学的10名学生自主组织的西湖儿童旅行团来沪旅行一周，不要成人领导，“试试离开父母、家庭、学校，有没有自治的能力”[19]。同年上海市立民众教育馆的儿童节庆祝活动中，筹办人员均是儿童中推举出来，主席、记录、司仪等分负其责，有条不紊，“足见我们儿童也能做事”[5]，这些实践活动锻炼了儿童的自立、自理能力，也强化了儿童的主人翁意识。

传播儿童再定位的新观念，是儿童节的题中之义。以《申报》为平台，使“儿童非私产”和“儿童是国家未来主人翁”的新观念渐入人心，提高了儿童的社会和家庭地位，为社会进步、民族复兴奠定坚实基础。

(二)德育、智育与体育：儿童教育

《申报》对儿童节的报道中还包含了大量儿童教育的内容。既然“儿童为国家未来的主人翁”，为培养优秀的人才，儿童的教育问题至为重要。《申报》大量刊载有关儿童教育的文章，主要观点为儿童教育应秉持平等原则，即儿童与儿童的平等，无论其贫富如何、有无父母，都“应使之各得其学，谋天能之发展”[19]。涉及儿童与成人的平等问题，成人应以尊重、爱护的态度对待儿童，在衣服、食物等方面考虑儿童的生理特点，而不是处处“把成人当中心”[16]。在具体培养方式上，在德、智、体三方面全面教育儿童。

德育：在当时国难日益严重的局势下，最大的德就是爱国。除上文提到的儿童节庆祝大会上，庆祝仪式、长官训词、儿童答词、表演节目、大会口号等宣扬儿童爱国的形式外，政府还饬令各学校在本校举行演讲会，“演讲儿童节意义、史略、国难”[10]。民众教育馆、中华慈幼协会等机关团体也组织此类演讲比赛，儿童还在学校指导下，举行爱国短剧、武装玩具展览、假想与敌作战[10]等活动，使儿童认识国家的严峻局势，唤起儿童爱国奋斗的意识；国货公司也以广告和儿童游乐园等形式，劝导儿童选用国货，鼓励儿童爱国。在当时国难日趋严重的形势下，针对儿童爱国救国的宣传可谓无处不在。1936年《申报》刊载了黄儒绅的《儿童节的一封信》，倡导儿童们“立志做一个有作为的好学生，用我们的冷静的头脑，敏锐的眼光，和玲珑的手腕，努力求知，努力工作，为中华民国培养一份原气，为中华民族创造一分光荣，为人类社会刷去斑斑污点”[20]；同年来沪旅行的西湖儿童旅行团，目的之一便是“看看社会各阶层人物的痛苦，和被侵略、被压迫至什么地步”[19]。此外，儿童谢吉庭讲寓言故事《大肚皮蛇说诳》[21]，儿童徐梅先倡导“不可随意吐痰”[22]，以儿童亲自倡导的方式，促使儿童养成诚信、节俭、文明的美德。

智育：要求政府在可能范围内竭力提高小学经费，严格甄别学校之组织，逐步推广义务教育，“使一切学龄儿童受最小限度之义务教育”[23]。教师则研究儿童的生理和心理，全身心投入儿童教育事业，“愿为儿童谋利益而牺牲一己”[24]；政府与学校共同担起儿童教育的主要责任。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儿童书局、正中书局等出版机构，经国民政府选定，编著儿童读物，涉及时事、科学、史地、文艺等内容，为儿童知识教育提供优质教学和课外书籍。每逢儿童节，《申报》《晨报》《民报》《中华日报》《大公报》等，均出庆祝特刊[25]，特别刊登儿童教育方面的文章。1936年的《申报》儿童节特刊，刊出《怎样改去恶习惯》《怎样研究科学》《怎样使你的作文进步》《怎样选择故事书》《怎样组织“读书联谊会”》等文，为儿童的学习、生活及父母教育儿童提供具体的指导。中华书局、江南造船所等工厂和市府大厦、博物馆、市医院等市政机关，向儿童开放，由教师带领参观，以“增进儿童科学兴趣”[26]“补助室内教授不足”[27]，实践儿童课堂所学知识，提高儿童的学习兴趣。1935年成立的儿童电影委员会，专映适合儿童需要且具有教育意味之影片[28]，寓教于乐，以儿童喜爱的形式启发儿童心智。

体育：以儿童健康比赛的形式居多，以身高、体重、握力、拉力、推力五项为评判标准，以竞赛奖励的形式激励儿童提高身体素质，也是检验儿童体质的方式[29]。具体增强儿童体格方面，有乒乓球比赛、国术、汽枪打靶比赛等各种体育运动，符合儿童活泼好动的天性，以科学的方法提高儿童体质。还有各医院免费检查儿童体格和施种牛痘，检查和预防儿童疾病。各药房也纷纷推出蛋黄素、鱼肝油、鹧鸪菜等卫生营养药品，在日常饮食上补充儿童营养，增强儿童体质。

以提高儿童地位为先导，《申报》不仅积极传播儿童教育新观念，而且立体化的呈现出政府、学校、社会团体、商家等为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全新儿童的种种举措。

三、反思之声与商业广告：儿童节报道的另一面

在《申报》对儿童节的报道中，除了对节日本身及儿童教育的报道外，还有对儿童生存与教育状况的反思，甚至具有商业盈利意味的广告，都与节日庆祝活动联系起来，在获得商业利益的同时，配合时局加强对儿童进行教育。

(一)对儿童节的叩问：贫苦儿童与富家儿童

在对儿童节开会庆祝、儿童放假、商店优惠、公园开放的热闹场面进行报道的同时，《申报》也刊载了一些冷静思考的文章。其中，有不少人叩问儿童节拯救贫苦儿童与富家儿童的效果——“一为富有家庭之‘少爷’、‘小姐’，而另一则为陷于饥饿寒冷状态下无所依附之‘流浪儿’”[30]“放一天假，开一个会，让他们有糖果吃、有表演看，有机会给穿着的新衣裳出风头……该不会这样简单的救他们吧！假使是这样的，那不是近于滑稽的欺骗？——欺骗了领导者自己，欺骗了大群可怜的孩子”[31]。拯救孩子不仅仅限于儿童节热闹一番那样简单，真正做到“救救孩子”该如何去行动，尚需进一步思考。

1937年儿童节评论一针见血的指出，成立儿童节，本是为大众儿童造福的，但是“我们的工作，似乎在于使一部分已有优越机会的儿童，更得充分的享受，而忽略了大多数连最低限度的幸福都没有保障的儿童”[32]。丫头、书童、雏妓、幼僧、幼尼、孤儿、童兵、童工、学徒等贫苦儿童却基本无福享受[33]，他们或求乞漂泊，或为吃穿而劳作，甚或被相易而食，他们连最基本的生存尚忧，更妄谈受教育，“根本无机会识字的儿童，一切读物对于他们是同样的无意义；吃不饱、穿不暖的儿童，玩具对于他们是奢侈品”[32]。他们忍饥挨饿、无知无识，如乞儿向路人求得铜板，去“跳房子”，甚或“到烟纸店里去买香烟抽”[31]。贫苦儿童的生存和教育情况极度堪忧，难免“走上种种罪恶之途，为破坏社会的炸药，同时毁减其自身”[30]，埋下危害社会又毁灭自己的定时炸弹。

对于贫苦儿童的教育问题，在儿童节设立之始，中华慈幼协会就提倡“其教养之责任，当然须归于国家政府，或社会之公父母”[4]，但其真正被政府重视并践行起来，是自1934年始，此后的历届儿童节庆祝大会都有劳工子女、善团儿童、学徒童工等贫苦儿童参加，并给予汽车接送、补助车费、提供点心等优待。在贫苦儿童事业方面也有所举措，在每个贫民村内，设立诊疗所、小学、儿童乐园。提倡托儿事业，创设儿童教养院或顽童感化院，还提倡受过教育的儿童做“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把所学知识教给上不起学的贫苦儿童。可以说在救济贫苦儿童方面，政府和社会都有所举措，但当时的国民政府“言而不行、经费支绌”[34]，呼吁关注贫苦儿童的社会人士也是呼声多于实践，工厂更是罔顾工厂法对童工的保护，贫苦儿童的生活境遇、受教育程度并未根本上改善。到1937年，“大多数的儿童，吃不饱、穿不暖，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儿童，没有小学可进”[32]。童工的限制未落实，学徒制度、溺婴恶习依然流行，贩卖儿童做奴仆娼妓未见有效的防止和惩罚，“儿童的死亡率，未见有若干显著的低减”[32]。

至于富家儿童，都是作为遭遇悲惨的贫苦儿童的对比出现的。他们“在父兄荫庇之下，食膏粱、衣锦绸，奴婢供奉，随心所欲，有如‘天之骄子’，在其小小的心灵里，绝不知人世间尚有痛苦事”[32]，生活更是骄纵不堪，大发少爷脾气、“替他们的母亲们搓十块底的麻将、买双独赢的跑狗票”[31]，从小养成奢靡的习性，成为无知无能、只知享乐的纨绔子弟，“其结果亦终必走上毁减之途”[30]，成为社会发展的累赘甚至毒瘤。相对于贫苦儿童，无论是社会人士还是政府，都没有提出对富家儿童的生活和教育的改进，只是简单的抨击他们的家庭教育和奢靡生活。这样看来，作为生活无忧、教育无虑的强势群体存在的富家儿童，在儿童节社会关注度上却成为了“弱势群体”，其失败的家庭教育和奢靡生活更没有多少改变。

在一片庆祝儿童节的喧闹声中，《申报》刊载反思儿童节的文章，似是唱反调、不应景。其实，是意在唤起民众区分水深火热的贫苦儿童及锦衣玉食的富家儿童，对儿童生活状况差别而引发的不同问题引起关注，以期儿童节真正为儿童谋幸福。

(二)广告中的儿童节

广告是近代商业发展的产物，商家以商业报纸为载体，发布新货、促销等信息，报纸因之取得广告费。儿童节期间《申报》亦刊登不少商家庆祝儿童节的促销广告。

在中华慈幼协会提倡儿童节当年的1931年和第一届儿童节的1932年，《申报》上没有关于庆祝儿童节的广告。自1933年起，书店、商店、药店等商家纷纷刊出庆祝儿童节、实行大减价的广告，除政府接洽各商家在儿童节大减价[35]的政治因素外，各商家自身的盈利目标也是重要因素。在出现庆祝儿童节减价广告之前，各商家亦有“春季大减价”等名义的优惠活动。

不同的是，商家庆祝儿童节的广告具有鲜明的时代色彩，与当时政府、社会对儿童的关注与要求不谋而合。儿童书局1933年的广告中，喊出“良好的儿童教育是建国唯一的基础，不好好教育儿童是一桩罪过，我们要推进儿童教育”[36]等口号。该书局出版的图书以推进儿童教育、提高儿童知识为标榜。1933年少年书局出版《一·二八之夜：上海抗日血战故事集》，记录刚刚结束的一·二八抗战的英雄故事。与之相似，1937年4月在华北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开明书店的广告以“怎样庆祝国难中的儿童节”[37]为设问，推出该书店出版的《国难的故事》《大丈夫》等书，用中国英雄的抗战史事，昭示中国抗战决心和坚强意志，唤起国难中儿童的爱国、救国意识。各书店以增进儿童知识、培养儿童爱国为标榜，以招徕儿童、父母、教师等顾客。

中国国货公司、上海国货公司、冠生园、三友实业社等商店，则以提倡儿童使用国货、培养儿童爱国思想为标榜吸引顾客。他们称呼前来国货商店购买货品的小朋友为“民族小英雄”[38]，乃至将商品本身赋予“救国强国”的寓意，如冠生园的坦克车糖、飞机糖果、手枪糖果、武备糖果[39]及三友实业社的儿童反日袜、儿童自由袜[40]等。此外，国货商店每逢儿童节，在商场设立儿童乐园、儿童游乐市、儿童园地等，陈列国货儿童用品，以社会名流子女招待参观儿童，或举行儿童联欢会、儿童演讲会，劝导儿童使用国货，鼓励儿童爱国，培养强国强种之基础。

“儿童之健康关系家庭快乐、民族盛衰，诚未可忽视”[41]。药店以此思路，推出蛋黄素、鱼肝油、鹧鸪菜、保婴丹等卫生营养药品大减价，以营养药品补充儿童健康成长需要，以使儿童“健康救国”。同样，有些药品不是以其成分、疗效等命名，而是冠以强身健体之意的名字，如婴孩自强片[42]，以吸引顾客购买。

《申报》刊发的商家庆祝儿童节促销广告固然有其盈利的考虑，但其广告语言甚至商品本身，都包涵着对儿童知识教育和爱国教育的深切关怀，这虽不是《申报》正式的新闻报道，却也从另一面反映了儿童节的宣传特色。

四、结　语

综上所述，《申报》对“四四”儿童节的报道，既有设立儿童节缘由和庆祝大会的内容，又有提高儿童地位和更新儿童教育的内容，还有借以传播新式儿童教育理念和社会人士对儿童教育反思的内容。当然，作为商业报纸，刊登商家的儿童节促销广告，虽带有商业色彩，但也不乏切合当时国难形势和人们爱国需求的特殊含义。这体现了《申报》报道“四四”儿童节的时代性、教导性特征。它向世人展示了一个新型节日的风采，提高了儿童节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体现了政府对儿童的重视，而且促进了儿童德、智、体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在国难形势下，加强了对儿童爱国救国意识及责任感、使命感的灌输，在“四四”儿童节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1]昨日第五届儿童节全市各界热烈庆祝[N].申报，1935-04-05.

[2]中华慈幼协会提倡儿童节[N].申报，1931-04-04.

[3]陈征帆.中国儿童节成立小史[N].申报，1932-04-04.

[4]中华慈幼协会提倡儿童节(续)[N].申报，1931-04-05.

[5]昨日第六届儿童节全市各界热烈庆祝[N].申报，1936-04-05.

[6] 本市各界今日热烈庆祝儿童节[N].申报，1936-04-04.

[7]昨日第五届儿童节全市各界热烈庆祝[N].申报，1935-04-05.

[8]庆祝第三届儿童节[N].申报，1933-04-04.

[9]本市各界昨日热烈庆祝儿童节[N].申报，1937-04-05.

[10]全市各界热烈纪念儿童节[N].申报，1934-04-04.

[11]彬. 第一届儿童节献词[N].申报，1932-04-04.

[12]吴铁城. 儿童节告国民书[N].申报，1932-04-04.

[13]都. 儿童年之儿童节[N].申报，1936-04-04.

[14]孔祥熙. 国难期中纪念儿童节的意义[N].申报，1932-04-04.

[15]吴铁城. 儿童运动与民族前途[N].申报，1933-04-04.

[16]孔祥熙. 儿童节之感想[N].申报，1933-04-04.

[17]本市各界明日热烈庆祝儿童节[N].申报，1935-04-03.

[18]上海市儿童幸福会委员会为第五届儿童节告全国儿童[N].申报，1935-04-04.

[19]剑平. 敬告全国儿童书[N].申报(本埠增刊)，1936-04-04.

[20]黄儒绅. 儿童节的一封信[N].申报，1936-04-04.

[21]谢吉庭. 大肚皮蛇说诳[N].申报，1936-04-04.

[22]徐梅先. 不可随意吐痰[N].申报，1936-04-04.

[23]王世杰.中国儿童教育问题·昨日儿童节在中央广播电台广播[N].申报，1935-04-05.

[24]徐佩璜.今年本市小学教师纪念儿童节应有之认识[N].申报，1932-04-04.

[25]明日儿童节本市各界庆祝[N].申报，1936-04-03.

[26]上海市教育局为四月五、六、七三日儿童参观工厂布告教字第1827号[N].申报，1934-04-01.

[27]全国今日庆祝儿童节[N].申报，1937-04-04.

[28]本市积极筹备庆祝儿童节[N].申报，1935-04-02.

[29]商务印书馆举行儿童节儿童体力竞赛[N].申报，1934-04-02.

[30]儿童节献词[N].申报，1933-04-04.

[31]心.在儿童节想到的伤心事[N].申报(本埠增刊)，1934-04-04.

[32]吴俊升.我们应该怎样纪念儿童节[N].申报，1937-04-04.

[33]中华慈幼协会筹备中国儿童节纪念[N].申报，1932-04-04.

[34]幼雄.对于儿童节之希望[N].申报，1935-04-04 .

[35]上海市公安、社会、卫生、教育局为四月四日儿童节通告教字第8776号[N].申报，1933-04-02.

[36]儿童书局总店·庆祝儿童节特别大廉价一月[N].申报，1933-04-01.

[37]怎样庆祝国难中的儿童节[N].申报，1937-04-04.

[38]三友实业社大廉价只有二天了·双重减价·儿童节大运动[N].申报，1933-04-04.

[39]儿童节冠生园提倡慈幼运动·玩具食品半价三天[N].申报(本埠增刊)，1934-04-02.

[40]今日为纪念儿童节特发售儿童用品纪念组[N].申报(本埠增刊)，1937-04-04.

[41]中法大药房纪念儿童节·大廉价大赠品两星期[N].申报，1935-04-05.

[42]婴孩自强片·活泼儿童[N].申报，1933-04-01.

【责任编辑卢春艳】

Review of “April 4th” Children's Day Reported by Shenbao befor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LV Zhi-ru, WANG Long-teng

(College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Shenbaonot only reported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ldren's Day and the celebrations of Shanghai, but also spread new educational concepts of children by Children's Day, as well as the reflection of Children's Day. The more commendable was that commercial advertisements contained patriotic education for children during Children's Day. The reports of “April 4th” Children's Day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embodied its features of times as well as instructiveness.

Shenbao; Children's Day; celebration meeting; children's education

2015-03-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民国日常生活”(13JJD770017)

吕志茹(1972—)，女，河北盐山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史。

I253.7

A

1005-6378(2016)01-0087-07

10.3969/j.issn.1005-6378.2016.01.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