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形象构建

孙其昂，屈群苹，2，孙旭友

（1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8；2浙江省委党校科学发展观和浙江发展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1121）

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的政府形象构建

孙其昂1，屈群苹1，2，孙旭友1

（1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210098；2浙江省委党校科学发展观和浙江发展研究中心，浙江杭州311121）

如何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按照现代政府的标准推进政府形象建设，这已成为现代性条件下政府建设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政府形象的构建关乎国家治理的效率与效果，政府形象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新定位，政府形象助推政府自身建设的转型。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参照，我国的政府形象建设还存在政府形象亲和度不够，政府形象的传播力不足，政府信息公开与透明度亟待提升等问题。这就需要培养和强化政府形象意识，将政府形象纳入政绩考核体系；加强政府决策的形象管理，为政府的“面子”做好“里子”；运用多重载体加强政府形象的传播；按照现代政府要求着力攻克政府形象建设中的薄弱环节；把政府形象建设纳入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战略。

国家治理现代化；现代政府；政府形象；公共性

所谓政府形象，一般是指政府在实际运行过程中所展现出的总体表现，以及社会公众对这种政府行为呈现出的比较稳定和公认的评价。政府形象包含丰富的内容，客观方面包括政府的行政能力、政府公务人员的行政素质等；主观方面涉及政府的名誉度、美誉度和政府与民众的互动程度等。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政府形象建设提供了时代语境，也提出新的时代要求。按照治理理论的价值诉求，现代政府应当是能够充分发挥公共服务职能、代表民众利益的服务型政府，展现其高效、廉洁、民主的服务者形象。这不仅是现代政府的基本要求，也是我国政府在面对新的时代背景下加强自身建设的题中之义。因而，如何根据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按照现代政府的标准推进政府形象建设就成为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

一、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府形象构建的理论价值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为了配合当时一些国家行政改革中的“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的口号，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治理理论应运而生。治理理论的基本要求是政府的角色要从管理者向服务者转变。以往政府给人的形象是命令的发布者，但是按照治理理论的要求，除了政府，只要得到民众的认可，各种社会机构和组织都可成为命令的发布者；政府的管理职能不再是强制的，而将是有限的，其实施方式也将发生改变；民众也将不再是受控对象，而是通过积极参与政府活动，变得更加自主［1］。对于现代国家治理来说，政府将改变以往的管控思维，以治理的理念加强自身建设，力图以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的“柔性”方式夯实合法性基础，提升社会治理能力与水平。可以说，政府的国内与国际形象如何直接关乎国家治理的效率与效果。

第一，政府形象彰显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核心价值。传统国家建立在宗法或神圣权威的基础上，依凭暴力机器实现政治统治。在领袖魅力为合法性基础的类型中，政治绩效、领袖人物成为政治统治与政治发展的重要影响要素。而现代国家建立在主体平等、自由的基础上，提倡民主、自由、权利、平等、法治等基本价值。黑格尔说过，“自在自为的国家就是伦理性的整体，是自由的现实化。……国家是在地上的精神，这种精神在世界上有意识地使自身成为实在”［2］258。政府需要塑造自身的形象来协调其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传达社会与民主之间的价值共识。政府形象体现国家的核心价值或价值共识。“一个国家是否和谐稳定，是否具有公序良俗，靠的不是增强维稳的物质力量，而是国家、社会和公民之间具有真正的价值认同。”［3］76正是这种价值层面的一致性保证了社会的安定有序，政府的清明廉政。因而，对政府来说，这些价值观、意识形态等范畴是政府形象建设的必要内容。政府形象体现政府应尊奉与展现的价值观。自由、平等、法治等基本价值不仅是现代社会民众的共识，也是现代政府力求尊奉的价值信条。这些价值是政府应予重视的“非权力性事实”，属于政府形象建设的重要部分。

第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与民众关系的重新定位。人类文明史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带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猛发展，社会公共事务空前增多和繁杂，与此相适应，政府组织体制开始呈现出马克斯·韦伯所称的官僚制的特点，即等级制、层级化、非人格化、技术化。这种传统的行政模式一直成为政府管理的主要模式。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为代表的一些政要发起了新公共管理运动，取代了传统的官僚制管理模式。官僚制的价值理念是效率至上主义，通过对社会资源的重新分配与利用，以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多的产出，以同样多的资本获得更多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在官僚制的指导下，效率是公共行政的出发点，也是最终目的。为了提高效率，政府盲目地追求纯技术和纯科学，成为科学技术的奴婢。马尔库塞就把技术统治下的人们称为“单面人”，指出把科学技术占为己有的工业社会被组织起来，为的是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有效地支配人和自然，为的是要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有效地利用它的资源［4］17。官僚制中“管理”和“统治”的弊端显而易见，它容易导致公平与效率之间的矛盾，官僚主义、腐败、寻租等问题层出不穷。同时这种模式是以政府为中心的，不重视社会领域的独立力量，不重视公民有效的政治参与，集权的色彩比较浓厚，因此，政府和社会、政府和公民之间缺少必要的互动。为了避免官僚制的诸多缺点，构建一个互动的、值得信赖的政府，改变传统的政府形象就成为摆脱官僚制缺点的重要步骤。中国传统社会的专制主义特征，使得政府一直呈现出“家长”式的管制形象，但随着政府职能的转变，政府形象不仅得到提升，而且也在国内与国际双重维度上彰显了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魅力。

第三，政府形象助推政府自身建设的转型。重视政府形象建设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标示。按照亨廷顿的说法，当政府依旧处于威权向民主化转变的过程当中，政府形象发挥着论证政治统治合法性的意识形态功能。“在缺乏合法性的传统根基的情况下，人们就只好在意识形态、领袖魅力和主权在民论中寻求合法性。”［5］69此时，伴随社会变化，政府形象应该进行必要的转变，实现传统政府形象向现代政府形象的转变。政府形象在体现自身的现代政府元素的同时，也以“软性”的方式促进政府自身的公共效能。这主要体现在：一是为政府合法性提供合理论证。按照韦伯的说法，传统政府管理的权威源于领袖魅力或专制权力，而在祛魅的现代社会，政府已难以靠统一化的行政强制力来统摄一切社会事务。伴随政府由“大政府”、“全能型政府”向“小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转变，政府的合法性需要借助于其对应尽公共责任的积极承担，最大程度地代表民众的根本利益。此时，民众也会对政府的各种行为进行监督、审查及评价。政府是否最大程度地代表人民群众的利益，提供公平、共享的分配机制，决定着人们是否对政治制度抱有善意和认同。二是政府形象有助于凝聚社会公众的共识。当今时代是个多元化的社会，如何在价值多样化的大众之间达成共识成为当前政府管理的前提。“尽管社会有着多重特性，然而它却包含若干个不同的关键性要素，即它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也就是共同一致。”［6］68良好的政府形象承载着政府亟待塑造的共同一致的价值观，这既是当代政府应有的基本责任，也是消除冲突，稳定社会秩序的关键之所在。三是政府形象建设有助于推进政治民主化进程。民主化是现代政治的根本特征，它意味着平等主体的广泛参与。亨廷顿说过，“现代政体区别于传统政体的关键乃在其民众政治意识和政治介入的幅度。……传统政体只需要组织社会上少数人的参与，而现代政体却必须组织广大民众的参与”［5］68。一个拥有良好形象的政府能够激发民众的参与度，调动广大民众的参与热情，满足人们的政治心理，拉近政府与人们的距离。只有切身感受到利益的存在，才会形成获得感、满足感，自然地将个体与政治共同体视为整体，进而激发出由内而外的自觉认同。

总之，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政府形象成为现代政府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现代政府的塑造离不开政府形象的助推。现代政府追奉民主、平等、主体性等基本价值，注重政府发挥其公共服务功能，为政府形象建设提供了契机。这意味着拥有和使用政治权力的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民众主宰者，政府行为的合法性与有效性等都有赖于民众对政府的认知和评价。而另一方面，政府形象是现代政府建设不可或缺的维度，现代政府建立在民众的高度认同之上，其价值观建设、意识形态建设等软实力体现得尤为明显。对于现代国家治理来说，政府形象建设将成为其中的重要内容。

二、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政府形象建设存在的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着从传统型政府向现代型政府的转变，实践中仍存在诸多亟待完善的地方。按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现代政府应坚持简约的原则，直面平等、多元化的民众，最大程度地提升社会大众的福利水平，以彰显现代政府应有的公共性、开放性和透明性等特点。然而，以此为参照，目前我国的政府形象建设还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政府形象亲和度不够。政府形象是社会公众对政府的印象，反映政府与公众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塑造的内在关系。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施行的是从上而下、单向垂直的计划经济体制和严格的社会管理控制机制，旧体制的不良影响至今仍未完全消除。无孔不入的政府管控和过于强势的行政权力容易让公务人员形成居高临下的思维态势，容易滋生自身超越社会一般公民的等级意识和官民思想，以致于出现权力膨胀，忘乎所以的官僚作风，从而脱离人民群众，破坏政府形象。“无论在学校里讲授的政府制度观点是多么积极，一个公民如果被警察折磨，被福利机关忽视，或者不被公平地征税，是不会对政府当局有多大好感的。”［7］49改革开放以来，虽然社会发展在整体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受长期官本位思想的影响，政府身上的“家长”、“父母官”等角色意识体现得尤为明显，政府形象的亲民程度不够，政府依旧给人以冷峻、严酷、权威、刻板等印象。政府与民众之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主导关系，统治民众、教化民众是传统政府最基本职能。这离现代国家治理应具备的公共性、透明性、开放性等基本特征还有很大距离。

第二，全球化时代政府形象的传播力不强。成熟的现代国家不仅注重政府形象建设，而且注重政府形象的国际传播。在全球化时代，良好的政府形象可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同，有助于政府充分利用国际合作，推动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共同发展。因而，新媒体、自媒体正日渐成为政府形象传播的重要手段。从发达国家经验来看，世界上的发达国家都会借助多媒体广泛地宣传自己的政府形象，拓展自身的文化与价值上的影响力。“媒体在美国已成为实际上的第四权力，它与三权分立的政权关系是既合作，又制衡，共同维护美国的国家政治制度和美国国家利益。”［8］2这么做，不仅有助于在国内赢得民主政治选票上的胜利，而且也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国际声誉。目前，政府形象在国际舞台上并未发出中国应有的声音，在重大公共事件上政府形象未能有效地凸显出来。在很多外国人看来，中国政府的开放性、透明度还达不到现代政府应有的水准，而这些都成为了其他国家攻击、诋毁中国政府形象的口实。国外对中国政府在行政管理、国家治理过程中取得的成就还缺少应有的了解。政府形象传播力度的不够使得一些议题成为西方人攻击中国的靶子。比如，西方国家一直诟病中国的人权问题和计划生育问题。但实际上，中国在人权建设方面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不仅解决了民众的基本生存问题，而且按照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要求丰富了人权的内涵。

第三，政府信息的公开性和透明度不足。现代政府是开放性、公共性、公正型的政府，信息公开、公正、透明已然是政府的基本要求。就现代国家治理来说，信息的水平流动需要政府及时传递公共性的信息给公众，而公众也会对政府信息进行监督、评价，从而形成对政府形象的认知和判断。之所以如此，与治理要求的协同思维密不可分。按照俞可平的解释［9］：统治的权威来自于法律，其主体是单一的，而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其权威更多的来自于社会契约；统治的范围是政府权力能够到达的地方，而治理的范围远远超越统治的范围；统治的运行方向是自上而下的，治理的方向可以是自上而下的，但更多是平行的；统治的行为带有强制性，而治理的行为经常是自愿的，或者说大量是自愿的。通过信息公开来塑造透明政府形象是现代政府应有的责任，也是其能力和信心的具体体现。目前，尽管我国政府拥有权威信息源的优势，但对公共信息的调度仍以管控为主，在重大公共事件中政府对把握舆论的主动权还缺少应有的成熟度，也未能有效形成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良性互动。很多民众对政府能否敢于及时、公布和公开危机信息存在质疑，这无疑降低了公众对政府的信任感。

对此，任何政府机构和公职人员都必须意识到自己是政府形象的行动载体，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公众对政府形象的感受和评价。政府公务人员的公共素质、职业伦理、危机管理能力正成为政府形象的影响因子。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中国社会转型的逐步深化，社会各阶层的利益矛盾正处于频发期，一些简单、微小的事件极易急剧演变为群体性、公共性的事件，很多政府官员缺乏应有的危机应对能力，给政府形象建设带来不良的社会影响，从而产生负面效应。

三、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政府形象建构的路径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全新的命题，并将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在国家治理现代化语境下构建政府形象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良好的政府形象意味着重要资源和无形财富，良好形象的政府意味着其公信力和支持度。如何构建国家治理现代化需要的政府形象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战略性课题。

第一，培养和强化政府形象意识，将政府形象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政府形象意识是政府形象的基本思想观念和行为准则的体现。作为一种深层次的思想意识，“政府形象并非单纯的行政问题。它在本质上是政府所追奉的思想、价值、精神等意识形态内涵的外在表现，良好的政府形象意味着政府与其民众能够分享一套价值观念，民众依赖这套共有的精神文化与价值观念系统对政府产生真正的认同”［10］。公务人员自身的形象与素质是政府形象好坏的重要影响因子。提升和培育政府形象意识，需要强化政府公务人员与社会群众的联系，培育和引导前者践行公仆精神，摆正自己在塑造政府形象建设中的角色与地位，摒弃高高在上、凌驾于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之上的优越感。因此，提升和培育政府形象意识，强化维护政府形象的自觉性在当前社会显得尤为重要与关键。这就需要各级政府部门在管理过程中转换思路，从注重经济总量的“硬性”政绩观转变到注重政府形象的“柔性”政绩观。在政府的政绩考核之中将政府形象建设作为衡量政府政绩的重要指标，将政府形象的好坏视作民意的反映，发挥政府形象“晴雨表”功能。

第二，加强政府决策的形象管理，为政府的“面子”做好“里子”。在以官僚制、科层制为基本管理方式的现代社会，政府运行很大程度上是通过政治决策来实现的。政治决策是政府形象最综合的体现，它反映政府的利益倾向和为谁服务的根本性问题。公众往往通过对政府决策的认识和分析形成自身感受，进而产生对政府的深层认识来评价政府的优劣。可以说，决策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府形象的建设。如果说政府形象是现代政府的“面子”，那么，政治决策就是现代政府的“里子”。因此，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就必须要注重政府决策在政府形象中的地位，加强政府决策形象的管理。具体体现在：（1）要在决策过程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按照现代政府理论，现代政府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这是政府公益性的重要面向。因此，政府决策需要保证公共利益的实现。这就要求政府坚持克己奉公的原则和立场，将自身固有的自利性控制和限制在最小范围内。（2）要提高决策过程的民主化和参与程度。民主化是为了保证政府决策符合公众的意愿，进而获得民众的支持。政府在政策制定过程中不仅需要注重民主参与，力求广泛论证，科学设计，同时还需要与各种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进行接触、协调与交流，以便掌握充分的民意，实现多元利益的整合。（3）要优化政府决策制定体系，建立和健全科学的决策机制，避免无效、不科学的决策引起的负面效应。这里的衡量标准就是要体现公平、公正、公开原则，充分彰显政府决策的公共性。科学的决策不仅体现在价值层面的正当性，而且体现在程序、手段、执行时的有效性。例如，可以通过完善政策咨询参谋系统，通过专家咨询等方式提高决策的可信度和科学性。（4）完善政府决策的反馈和评估系统，提升政府决策质量。就政府形象的内在结构来看，政府形象包含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即政府做出有助于民众的公共行为，而民众则对政府的执政情况做出回应、评价，形成相对系统、稳定的认知。政治决策的过程同样离不开民众的反馈，这是双向互动的过程，也是良性政府形象构建的过程。一方面，民众的正向回馈会给政府决策起到重要的激励作用，有助于政治系统自身的完善；另一方面，政治系统依据民众的反馈情况所做出的合理调适、优化改进等政治行为也深化了民众对政府形象的认同感。如果反馈过程中遭遇失当决策并引起不良效应，应启动预案，进行决策修正或取消原先决策，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准确性，提高决策的质量和完成度。

第三，运用多重载体加强政府形象的传播。政府形象的传播是政府通过组织机构、媒体通道和人际交流，围绕政府形象的良性建构而形成的一系列的宣传活动。政府形象的传播包括政府形象的国内传播与国际传播两个方面。前者主要针对国内民众对政府形象的认知，而后者主要针对世界范围对中国政府形象的认知。政府形象传播的核心任务在于把政府的绩效、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正当、有效、合理地传播给民众，并使其有效接受。就国内的政府形象传播而言，关键在于通过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控，实现政府与民众之间的有效沟通。如果政府与民众之间保持良好的沟通，就能使民众形成正面的认知和积极的评价。如果沟通渠道受阻，民众就不可能获得关于政府行为的有效信息，从而出现认知和评价失真。有些时候尽管政府的行为初衷是好的，但是由于缺少足够的信息沟通，政府往往在“一厢情愿”的情况下代表了广大民众的诉求，造成民众对政府的反感，从而损害了政府的形象建设。因此，政府借助各种方式传播、宣传和解释自己的行为与决策，已成为政府形象建设的重要举措。就政府形象的国际传播来说，在全球化的时代，政府形象作为一国的“软实力”是以“硬实力”作为基础的。人们对政府形象的接受完全基于对一国政府自身的价值观、意识形态、政治绩效的认同之上。

政府必须学会运用多重媒介、载体、方式、手段等进行形象传播。具体来说：一是政府要善于运用电视、报纸、网络等传统媒介，学会运用媒体宣传自己形象的本领，传播自己的正向形象。政府形象的传播是强化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双向信息沟通，这本身也是政治民主化的必要条件；二是在自媒体和新媒体时代下，政府应该学会借助QQ、微博、微信、MSN等媒介宣传自己的形象。在保证政务公开的前提下，政府可以通过舆论宣传和引导，向民众提供权威而又完整的信息，保证沟通渠道的畅通，展现政府的正面形象，同时引导民众的情绪或态度向有利于政府形象建设的方向发展；三是在国际舞台，政府要善于借助重大的政治活动、国际庆典等重要场合，积极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成就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新理论与实践成果，让世界更加全面地认识、了解甚至热爱中国。

第四，按照现代政府要求着力攻克政府形象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如前所述，现代政府应当将政府形象建设视为自身的政绩，建立健全政府形象的维护机制。对于政府形象不佳的情况，政府应当责成相应部门展开调查，寻因求策，尽快化解政府形象建设中的薄弱环节，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改变社会公众对以往政府形象的看法，以此获得社会公众最大程度的支持。当前，随着全球化与现代化的逐步推进，我国政府形象建设面临全新的历史机遇，存在诸多亟待突破的关键环节，也存在需竭力解决的薄弱环节。这些薄弱环节体现在政府形象建设的制度规范、现实基础、人员素质等多方面，是当前政府形象建设亟需解决的“重点矛盾”。

针对当前存在的薄弱环节，政府应该“有的放矢”，着力做到如下几点：一是建立和完善政府形象建设的政策与法律机制。在制度规范设计上，应该建立健全行政问责的长效机制，强化行政问责的制度效力。通过政策与法律的方式将政府形象作为政府绩效构成部分，并以立法的方式加以确立，明确相应的责任部门，推进政府形象建设的制度化；二是政府要扩大和增加基本的社会服务和基础设施。政府形象反映人们对政府的整体认识，政府形象构建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支撑条件。良好的政府形象必然需要政府提供良好的政治认同，需要政府提供完善的基础设施与良好的公共服务。三是提升政府公务人员自身的职业道德素养和综合业务能力。政府形象的实际塑造需要规范政府机构和公务人员的行为，提升职业道德素养和业务能力。一支道德上严于律己、克己奉公，业务素质过硬的公务员队伍对政府形象建设至关重要。四是关心弱势社会群体。保护处于不利社会地位的群体和承受力差的阶层，让他们免于发展之累，这既是政府基本的公共责任，也是当代中国政府形象构建的重要举措。特别是在当今中国，社会利益格局、社会阶层固化、贫富差距扩大的社会背景下，对于弱势群体的关注将会赢得更多民众的“点赞”，提升人民群众对政府的“印象分”。

第五，全球化时代政府形象建设应纳入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战略。全球化时代是思想文化博弈的时代。意识形态之间的争论以更为隐秘的方式影响世界，以至于意识形态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成为全球化时代各国角逐的重要力量。政府形象建设从政府形象的构成来说，内蕴了政府对民众的价值承诺，旨在满足民众对执政党、政府的价值期待。就本质而言，政府形象的核心就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观，表达政府最基本的价值追求。在全球化时代，当思想文化建设已成为国家软实力的构成部分时，政府形象自然也就成了重要的国家力量，因而，政府形象建设必须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这样，政府形象建设已经不再简单地是政府本身的事情了，而且更是一个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组成部分。

由此，在全球化时代，政府形象建设必须走向国际舞台，为大国崛起提供文化印象上的支撑。首先，注重政府形象与国家形象的结合、统一。国家形象不同于政府形象，前者与国家认同、民族文化相关，而后者关系政府合法性、绩效。但两者并非截然相分，而应在国际舞台上实现两者的统一，政府形象吸纳国家形象应有的民族精神、文化内涵，将赋予政府形象以普遍性，更有助于实现政府形象的国际推广。其次，注重发掘具有民族性的形象符号。文化建设坚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政府形象建设应注重发掘民族特色、传统政治文化的优秀资源和符号。比如，民本思想、廉文化、贤能政治等政治符号完全可以纳入政府形象的建构、博弈之中。再次，加强对发达国家政府形象建设经验的积极借鉴。世界上主要的发达国家在政府形象建设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比如我们熟悉的新加坡的廉政、日本政府的精细管理、美国政府的亲民姿态等。以美国为例，美国梦不仅构成政府形象的内容，甚至成为美国的国家符号，对于我国政府现代形象构建起到重要的借鉴作用。最后，当前我国政府形象建设应注入时代性的内容。作为具体的、历史的范畴，政府形象应该体现时代性的社会内容，表达对民众鲜活的社会实践的敏锐把握，积极地关照社会现实，把握时代精神。现代政府应该有现代气息，政府形象自然也会体现对现代社会发展的关注。对我国政府形象构建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是政府形象建设的现实基础，它赋予了政府形象建设以时代性的内容。

［1］John Morrison.The Government Voluntary Sector Compacts：Governance，Government and Civil Society［J］.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2003，27（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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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

［5］萨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刘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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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顾耀铭.我看美国媒体［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0.

［9］俞可平.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若干问题（上）［N］.福建日报，2014-06-08（007）.

［10］屈群苹.论现代政府的意识形态形象构建［J］.浙江学刊，2016（2）.

（责任编辑 许丽玉）

D61；D63

A

1671-511X（2016）05-0013-06

2016-05-30

孙其昂，男，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政治社会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