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理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

张兴国，郑雪滢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 110036）

深入理解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

张兴国，郑雪滢

（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沈阳 110036）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是马克思按着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共产主义的逻辑理路展开，构建了一个以人为本、以自由为核心、以“三个（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身）统一”为基本内容的完整体系。这样理解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想，才能真正把握马克思关于人的解放、自由发展思想的源头和实质；才能确实澄清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理解上的种种误读；才能继续坚守共产主义信仰，进一步彰显马克思主义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解释力、说服力、吸引力。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主义思想

共产主义是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阐释和论证的核心思想。其核心位置，《手稿》中的两个标题已给出明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从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共产主义的递进式，体现了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生成及其论证的逻辑。

一、共产主义思想的前提逻辑

在[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部分，马克思直接“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1](p50)对其进行批判性考察，发现并指出国民经济学的错误在于它“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它把应当加以阐明的东西当作前提。”[1](p50)与此相反，马克思把国民经济学家们视为不证自明的前提——私有财产，作为批判考察的对象；明确指出自己的任务就是“必须弄清私有制，贪欲和劳动、资本、地产三者的分离之间，交换和竞争之间，人的价值和人的贬值之间，垄断和竞争等等之间，这全部异化和货币制度之间的本质联系。”[1](p51)

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分析，以异化概念为工具，进而得出“异化劳动”命题（这个命题是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统一）；并从私有财产和（工人）劳动关系这个“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1](p51)分析的也是这“一个经济事实”[1](p59)展开他的著名的异化劳动理论。马克思通过对异化劳动四个规定的阐释，发掘隐藏在“物”象背后的人、人的关系，进而从人与物、人与人的异化关系中发现“人的本质”；再以人的本质作为历史的价值评价尺度，从异化劳动这个经济事实出发，揭露“私有财产”的因果奥秘与主体本质。

1.阐释的方法：从现象到本质。异化劳动的感性经验显现就是劳动产品与工人的对立性：工人劳动创造的外部世界（劳动产品）越丰富、力量越强大，工人自己就越廉价、获得就越少，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在马克思看来，这些现象表明一个事实：“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实际上，就是“工人对自己的劳动的产品的关系就是对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1](p52)劳动产品与工人相异化这一事实表征着另一个事实即劳动本身与工人相异化。因为很显然，劳动产品不属于自己并与自己相敌对的情况，表明劳动本身也不属于自己；集中表现为“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一方面，作为劳动对象的感性外部世界不属于工人，因而劳动对象不能成为工人的生活资料；另一方面，由于对工人而言的劳动对象的缺失，感性的外部世界就不能为工人提供直接意义上的生活资料。[1](p53)工人的劳动对象不属于工人这种情况，本身就意味着工人的劳动及其产品就不可能归属工人。由此可见，劳动产品与工人相异化实际上就是劳动本身与工人相异化的直接而普遍的呈现而已。因为，“劳动对它的产品的直接关系，是工人对他的生产的对象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劳动对象的异化中不过总结了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外化。”[1](p54)

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表明，劳动活动之所以对工人来说具有外在性、否定性，是因为劳动活动“不属于他的本质”。[1](p54)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这是要继续追问的；所以马克思说：“现在还要根据在此以前考察的异化劳动的两个规定推出它的第三个规定。”[1](p56)即人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马克思认为，“一个种的整体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1](p57)也就是说，“有意识的”和“自由的”类特性规定了人的生命活动的性质，是人的类本质、类生活也因此人才成为“类存在物”。在这个意义上，劳动产品异化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实质上是人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外在表现。也就是说，劳动产品异化和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意味着人“把类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把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1](p57)这样一来，作为异化劳动第四个规定的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实际上是人的类本质异化的一个必然结果，是人的类本质异化在人与人关系上的表现。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及其深刻剖析，从劳动产品异化的分析入手，进入对劳动活动的分析，进而揭示了劳动活动异化秘密在于人与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并且明确指出人的类本质就在于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

2.阐释的实质：从“物”到“人”。透过异化劳动的现象深入异化劳动的本质，是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展开分析的逻辑方法；其真实目的是扑捉异化劳动的物的表象背后的人的本质。这正是马克思比国民经济学家高明之处，“国民经济学由于不考察工人（劳动）同产品的直接关系而掩盖劳动本质的异化。”[1](p54)马克思不但通过劳动产品异化解释劳动活动本身的异化，并且明确指出这仅仅是“物的异化”[1](p56)而异化劳动或劳动异化的真实本质不在物的层面而与人相关。马克思清醒地意识到，异化条件下“工人的活动也不是他的自主活动。它的活动属于别人，这种活动是他自身的丧失。”[1](p55)“属于另一个有别于我的存在物”。[1](p59)“不自主”的活动意味着人与人的类本质相异化；“属于别人”的活动意味着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因为，“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1](p59)国民经济学家的思考出发点是“物”，他们见物不见人；他们把工人仅仅作为“工人”（生产工具），仅仅作为维持生命活动的“肉体的主体”[1](p53)而没有把工人当“人”看；这是国民经济学致命的也是不可克服的观念和理论的缺陷。马克思超越国民经济学的地方是他思考的出发点是“人”，并将人的本质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事实”认识和评价的根本尺度。国民经济学把“人”等同于“物”，马克思则从“物”的表象背后发现了“人”。正如列宁所正确评价的那样：“凡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看到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的地方，马克思都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2](p69)

3.阐释的结论：从“人”到“私有财产”。接下来，马克思从“人同人相异化”这个“直接结果”作进一步追问：如果劳动产品对工人来说是异己的，作为异己的力量与工人相对立；工人的劳动活动也不属于自己的，而是一种异己的、被迫的活动，“那么它到底属于谁呢？”[1](p59)劳动和劳动产品所归属的那个异己的存在物，不是神、也不是自然界，“只能是人自身”[1](p60)——资本家。那么，为什么异化劳动使工人被迫“丧失掉自己的产品并使它变成不属于他的产品一样，他也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呢？对此，马克思在工人、资本家与劳动的关系中找到了答案：“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私有财产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是“工人生产出一个对劳动生疏的、站在劳动之外的人对这个劳动的关系。”也就是“工人对劳动的关系，生产出资本家……对这个劳动的关系。”[1](p61)私有财产关系，既是人的劳动异化的原因又是人的异化劳动的结果。然而，由于国民经济学把“人”等同于“物”，所以它“没有给劳动提供任何东西，而是给私有财产提供了一切。”[1](p62)马克思不但从对异化劳动的分析中“得出私有财产的概念”，[1](p63)而且从对异化劳动与私有财产关系深入剖析中得出结论（同时也是提出一个时代性问题）：社会从私有财产、奴役制中解放出来，“是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来表现的，这并不是因为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工人的解放，而是因为工人的解放还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1](p62)

综上所述，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条件下资本与劳动关系的分析及其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始终把人作为他观察、分析和评价的起点和归宿。因为，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的本质，只有从人的本性、本质的角度才能得到合理的解释。可见，从“物”→“人”→“私有财产”，既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的内在逻辑，因而也是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前提逻辑。同时，马克思对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之间互为因果关系的深刻剖析，也为共产主义——“历史之谜的解答”，既提供了无可争辩的、合规律性的历史依据，又提供了境界高远的、合目的性的价值尺度。

二、共产主义思想的结构体系

《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结构体系可以简约概括为“一个核心”、“三个统一”：以人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为核心观念；以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人与自身统一为基本内容。这个结构体系中隐含在《手稿》中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经典表述中：“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1](p81)

下面，主要结合《手稿》中[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内容的解读，阐释以上所说的体系结构。

1.“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这段话集中回答了共产主义的本质与核心，即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它的目的和结果是“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和“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

对私有财产本质的理解是马克思阐述共产主义的思想前提。因此，在[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的第一段，马克思开门见山地指出，如果不是在“劳动和资本的对立”的意义上来理解“无产和有产的对立”，那么这种对立依然是一种无关紧要的对立，因为这样理解的对立“还是没有作为矛盾来理解的对立。”[1](p78)私有财产的本质在于劳动与资本之间的相互排斥而形成的矛盾对立关系。马克思正是从私有制本质出发，指出以往的共产主义的“粗陋”在于“从私有财产的普遍性来看私有财产关系”[1](p78)在他们看来，“物质的直接的占有是生活和存在的唯一目的”，因而把私有财产关系理解为“是共同体同实物世界的关系”；实际上是“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1](p79)粗陋的共产主义，“它虽然已经理解私有财产这一概念，但是还不理解它的本质。”[1](p81)因此“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就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显然，在马克思看来，私有财产的本质不是“实体”而是“关系”；所以共产主义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决不是单纯对物的占有、拥有，也不是直接的物质享受，而是“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本质。”[1](p85)

人的本质、本性究竟是什么呢？这是最为关键的问题。对这一关键的也是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从“生命活动的性质”的角度对人和动物作出本质区分：

（1）自有的有意识的类生命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特性。意识是人生命活动所独具的标识：首先，有意识意味着人是类存在物。“种”和“类”是动物和人两种不同性质的生命活动及其存在方式。“种性”意味着单一性、不变性和封闭性；正是“种性”规定了“动物和自己生命活动是直接同一的。”[1](p57)进而把动物活动圈定在单一且封闭的范围内。与此不同，意识使人的生命活动突破“种”的界限达到“类”的境界；“类性”标志着人的生命活动具有了动物无可比拟的丰富性、开放性和超越性。其次，有意识标志着人具有创造“主观世界”的自由能力。表现在：一是意识将人从纯粹自然性、自然界中超拔出来，把外部自然作为认知对象，进而构造出关于外部世界的主观图像；二是意识还能“使自己的生命活动变成自己意志的和自己意识的对象。”[1](p57)人不仅把外部自然而且还能把“内在自然”（人自身）设定为对象，进行自我认知和反思。作为有意识的类生命、类存在物，人与自然之间构成双重的、能动的关系：一方面，自然界不再仅仅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外在对象，而是“变成人的无机身体”；人不再单纯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自然界成为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自然界作为科学、艺术等精神活动的对象，成为“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人与自然界的这种双重的能动关系确证着人是“有意识的”和“自由的”类存在物。意识性和类性互为因果、相互确证。所以马克思说，正是由于人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反过来说，“正是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仅仅由于这一点，它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1](p57)

（2）对象性实践活动，是人的生命活动的存在方式。人还要通过外在对象化活动方能证明自己是自由的、有意识的存在物。就人的自由本性而言，“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因此，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的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p58)在马克思看来，对象性是人和动物活动所共有的特征，人的对象性实践活动与动物种性活动的根本区别，在于活动（生产）的方式不同：首先，“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是全面的；”[1](p58)作为种的存在物，动物需要完全受本能的、肉体需要的限制，局限于生理的、物质方面，因而是片面的；而人的需要由于有意识的引领，不但物质需要丰富多彩且变化多端，而且还有一个相对独立且更加丰富、更具张力的精神生活世界和精神需要领域。这就决定了“动物的产品直接属于它的肉体，而人则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1](p58)其次，由于肉体需要对动物和人的生产的影响不同，肉体需要对动物活动具有直接决定作用，规定了动物的生产必然是即时的、当下的；肉体需要对人的活动的影响，不但是局部的而且是间接的，因而人的生产可以是延时的、长远的；更为重要的是，人不仅能够在“不受肉体需要的影响也进行生产，并且只有不受这种需要的影响才进行真正的生产”。[1](p58)

（3）运用“内在尺度”、遵循“美的规律”是人生命活动的逻辑。马克思说：“动物只是按照他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1](p58)这里，马克思在“尺度”的意义上将人的活动和动物活动区别开来，这就在更深层本质上揭示了人的自由本性的真谛。“尺度”是事物的存在及其运动性质和样式的一种规定性。规定事物存在及其活动的尺度可以分为内在和外在两种：“外在尺度”即物的尺度或说以物为尺度，它是自然前定的，表现为自然规律的作用；“内在尺度”即人的尺度或说是以人为尺度，它是人类在自身实践活动中生成的、自我规定的。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动物生产（活动）遵循的是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即外在的物的尺度，因此动物活动只能消极地适应既定的自然条件及其规律；而作为有意识的、自由的类存在物，人的活动中蕴含并自觉运用着两种尺度。人的活动之所以是自由的，就在于能够自觉地将两种尺度运用于人的活动之中；特别是把人的需要（人的需要即人的本性）、美的规律作为认知、评价和改造事物（包括人的活动）的尺度。在这个意义上，是人的自由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实现了意识“创造”世界（真）、生产实践“改造”世界（善）、按照美的规律“构造”世界（美）的三者统一。

综上可见：作为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向人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的共产主义，它“扬弃”的是私有财产的物的表象，揭示人性异化的实质；“复归”的是人自身即有意识的、自由的类本质，彰显人的自由自觉的本性。

2.“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矛盾的真正解决，是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它是历史之谜的解答，而且知道自己就是这种解答。”

对象化活动是人的自由本性及其实现的基本方式；是人自由自觉的本性在人与对象关系中的实现。在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看来，人的对象化活动存在于人与自然、人与人和人与自身的关系（矛盾）之中，而人的自由本性的实现则是这三种关系（矛盾）的真正解决，而且是自觉——“知道自己就是”——的解决（解答）。具体展开为“三个统一”：

（1）人与自然统一。马克思清醒地看到，异化劳动条件下工人之所以是不自由的，一个主要表现和原因就是工人与他的劳动对象相分离甚至相敌对，也就是人与自然（劳动资料）相分离、相对立。鉴于此，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劳动观提出批评，指出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方面，没有看到劳动的消极方面——异化劳动；没有理解为什么工人像逃避瘟疫一样逃避劳动的真实原因。因为，人（工人）与自然（劳动对象）的统一，既是人的自由实现的重要条件也是自由内涵的一个重要部分。正是基于人的自由本性，马克思不是在一般性意义上理解和表述人与自然的关系；尽管也肯定人的自然性——“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p57)但他更强调自然的属人性、人的主体性。只有在人的主体性前提下，自然才能被看成“人的意识的一部分，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才能有“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身体”[1](p56)这样的理解。马克思在自然与人的关系上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不仅从与自然关系上把人和动物区别开来，更重要的是这种理解凸显了在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自由本性。同时，也只有在自然界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无机身体”的意义上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要借用费尔巴哈的哲学用语，把共产主义——人的自由本性的实现——表述为“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完成。

（2）人与人（社会）统一。马克思一贯主张，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是不可截然分开的，而且认为，从人的社会性本质上看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自然界的人的本质只有对社会的人来说才是存在的；因为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的要素。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存在对他来说才是自己的人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1](p83)所以，就人的自由实现而言，扬弃人与人关系的异化、实现人与人的统一更具有直接现实性。

关于在人与人关系（他自己和别人）中自由是如何表现的，马克思表达了两层意思：首先直接看，个人的存在都是一种双重存在。就是说，每一个人的存在既是“他自己为别人的存在，同时也是这个别人的存在，而且也是这个别人为他的存在。”[1](p82)这种具有相互规定性的存在，彻底消解了以往那种人与人敌对（异化）的状态，人与人之间结成兄弟般的情谊，人际关系“向我们放射出人类崇高精神之光。”[1](p129)其次深入看，人与人关系如此深度和谐，形成了一种新型的人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人与人关系的和谐导致个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社会相互生成、相互规定：“正像社会本身生产作为人的人一样，社会也是由人生产的。”[1](p83)而且，这种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崭新关系，同时也改变了人、社会与自然三者关系：“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1](p83)

（3）人与自身统一。如果说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统一表现的是人与外物关系中的自由，属于“外在自由”的话；那么，人与自身的统一则是人对自己本质的占有，人不仅是自然、社会的主人，也成为自身的主人，实现的是“内在的自由”。内在自由的实现意味着，“存在和本质、对象化和自我确证、自由和必然、个体和类之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1](p81)从《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深刻剖析可见，在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状态中，人是作为物、工具、手段而存在的；异化了的人的存在和人的本质是敌对的；因此，人的对象化活动的结果不是确证自我（人本身），而是自我的丧失。在异化劳动状态中，人的活动受“外在必然”（私有财产）的支配，不可能是自由的；所以马克思说，在受私有财产统治的社会情境下“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3](p254)进一步来看，人类个体与自己类本质的疏离化进而导致人的物化、工具化，才是人的存在与人的本质对立、斗争的根源。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内在自由即人与自身的统一的实现，标志着这些对立和斗争终于得到和解或化解，即对历史之谜的真正解答。

综上可见：在自由作为人的本性和人作为主体的意义上，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社会）的统一，实际上是人与自身的统一即人的自由本性的外在表现；换言之，人与自身统一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统一的主体性积聚与凝结，是人的自由本性的主体性呈现，是自由的真义所在。黑格尔说得好：“自由的真义在于没有绝对的外物与我对立，而依赖于一种‘内容’，这内容就是我自己。”[4](p115)黑格尔的这个看法，和马克思的“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5](p460)“人是人的最高本质”[5](p461)的思想，不谋而合。也许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对《共产党宣言》中的那句名言：“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p294)才可能获得更加令人信服的解读。

三、共产主义思想的方法论启示

1.《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付诸一生的理论追求和实践探索主题的开启。众所周知，人的解放、自由全面发展，是马克思终其一生的理论追求和实践探索的主题，《手稿》中的共产主义则是这一主题的真正开端。为人类的事业奋斗献身，是年轻的马克思给自己设定的人生目标；然而在马克思还没能真实接触经济生活现实的时候，这个目标还只是停留在观念或哲学思辨的层面上。《莱茵报》期间，马克思第一次实际地碰到关于“物质利益”问题的困惑，碰到个人物质利益与国家、法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触发马克思形成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观点。《德法年鉴》期间，马克思批判鲍威尔将人的解放归结为废除宗教的错误观点，不仅针对资产阶级政治解放的局限性而提出人类解放的命题，而且明确指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5](p435)在《手稿》中尤其对共产主义思想的阐发中，马克思首次明确将人的自由本性、本质作为阐发和论证共产主义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因而也是首次对人类解放的精神实质给出鲜明的表达。人的解放的本质和目标是人的自由。所谓人的解放，本质上就是把人从不自由的状态中解放出来。私有财产、异化劳动之谬误就在于它给劳动者（工人）造成不自由，造成人的活动与人的本质相异化；而在作为“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社会形式中，人的自由本性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人与自身三种关系的和谐统一中，得到了整体的、全面的实现。“三个统一”就是人的自由的三个领域、三种形态。说到底，共产主义就是人的解放即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那样一种社会境域和原则，因而成为“历史之谜”的自觉的解答。

此后，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将共产主义规定为“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6](p61)着眼于人的交往的社会化和人的全面发展的程度；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共产主义规定为“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6](p86)强调个人交往的世界性和个人发展的普遍性即全面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将共产主义表述为它“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p294)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更是以人的自由本性的实现为旨归，阐发了著名的人类社会“三大形态”理论；在那里，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第三大形态）定义为“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继续明确指出：“共产主义是以每个人全面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7](p649)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共产主义作了阶段区分，但对共产主义本质的表达和目标的设定，仍然基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理念之上。

总之，马克思在《手稿》中阐发的“以人为本、以自由为核心”的共产主义思想，是蕴含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最珍贵、最具恒久价值的精神财富；正是这份精神财富，使马克思主义从飘浮在空中的“幽灵”，成为追求自由、崇尚和谐、向往幸福的人们心中不舍不弃的信念；使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思想、理论能够传播于世界并在实践中成为一桩人类性、世界性的壮丽事业，以至于我们今天仍然行走在这一事业展开的延长线上。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目标的中国梦，与马克思当年在《手稿》中开启的人的自由本性、自由发展的共产主义原则、信念是一脉相承的。

2.把握《手稿》中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本与核心，才能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论、运动、制度三者关系，作出历史与价值相统一的科学解释。在一般意义上，把共产主义理解或定义为一种科学理论、现实运动和社会制度，这从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确可以找到根据。但是，如果深入研读马克思的经典文本并切实联系马克思之后一个多世纪以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理论走过的实践历程，并且采取的是整体的而不是肢解的、辩证的而不是教条的态度；我们就会发现，要破解对共产主义误读的困境，进而真确把握共产主义的精神实质，则不能满足于从理论、运动和制度三个层面或角度，对共产主义作如此一般性描述；而是要深入探究共产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三者之间的内联系，特别是要找到把三者联系起来的共同基础。马克思在《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阐述，恰恰就是对这个根本问题的根本解答：即只有从人的自由自觉活动这一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本与核心出发，才能合理解释共产主义是理论、运动和制度三者间的内在统一性及其实质。简而言之，人自由自觉活动的本性是把共产主义理论、运动和制度连接起来并内在统一为一个有机整体的基石；无论共产主义作为科学理论、理想制度还是现实运动，都可以在人的自由本性的基础上相互通约、相互确证、相得益彰，是一个以人的自由本性为基点的有机整体。具体说，首先，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是指只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才能对人的自由何以成为人的本质、人的自由本性的现实依据和理论根基何在等这类带有本体意义的问题，作出最科学的解答；其次，作为“现实运动”的共产主义，意指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所理解的现实运动，并不仅仅一般地指涉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活动，而着重指向那种为了人并通过人而追求自由、实现自由、不断提高自由能力的实践活动；再次，作为“社会制度”的共产主义，则意味着人的自由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和人与自身关系中得到全面落实（三个统一）的那样一种理想社会境况。总之，对马克思共产主义思想的科学理解而言，如果离开人的自由本性这个基点和前提，其“理论”是“非科学”的，“运动”是“非现实”的，“制度”也是“不值得”欲求的。

3.把握《手稿》中共产主义思想的根本与核心，才能理解共产主义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信仰”。从《手稿》中对共产主义的阐释来看，马克思的着眼点在于突出共产主义的人文价值，而不是作为一种指日可待的社会状况；强调共产主义是人的解放和人性复归过程中的一个现实的、必然的环节，“是最近将来的必然的形式和有效的原则。但是，共产主义本身并不是人的发展目标，并不是人的社会形式。”[1](p93)这意味着从人文关怀和终极价值的角度看，马克思当年的着眼点与我们今天强调的关于共产主义信念、信仰的观点，有着历史、价值和逻辑上的深度契合。实际上，《手稿》中对共产主义思想的阐释，实质性地回答了共产主义信念、信仰究竟“是什么”、信仰共产主义“为了什么”的根本性问题；答案是：人的自由和自由发展。如果这样的理解成立的话，共产主义的内涵是否可以由原来的“三位一体”扩展为“四位一体”——理论、运动、制度和信仰（信念）的统一体；理论、运动、制度和信仰是构成共产主义的四个要素、四重意蕴和维度。

这是因为，从自由的本性看，它既是现实的又是超越的：自由的现实性是指在现实生活中人们追求、把握和实现自由的实际可行能力，阿马蒂亚·森将这种能力称为“实质自由”，也类似于康德所说的“外在自由”；自由的超越性表明自由的形而上的纬度，强调自由的过程性、生成性、终极性。自由的现实性是共产主义作为实际运动来理解的经验性根据；而自由的超越性则为共产主义作为信念来理解提供了观念基础。自由的超越性规定了共产主义作为信念的基本内涵；换言之，共产主义思想的信仰维度，源于自由的超越性维度。

树立共产主义信念或从信念的角度来理解共产主义，意味着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指向的共产主义，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在奔向共产主义过程中所取得的“理论”成果、“运动”业绩和“制度”文明，都只能让共产主义信仰的内涵不断得到丰富，标志着我们面向共产主义终极目标在日益趋近。然而，由于自由的终极性和不可穷尽性规定了在人类活动中实现的自由都只能是相对的，无法终极式地穷尽它或完美无缺地实现它；人类对自由的追求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正是在自由具有超越性维度的意义上，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就人的自由本性而言，共产主义不是人的发展的“目标”，而是现实过程的“中介”、必然的“环节”，未来发展的“形式”和“原则”；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则明确指出，真正的自由王国存在于物质世界的彼岸，认为“自由领域，只是在有必要的和外在目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才开始；按事物的性质来说，也就是只是存在于真正的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只有在这个领域的彼岸，以本身作为目的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领域，方才开始。”[8](p962-963)

马克思所说的“真正的自由领域”，就是自由的超越性领域，人类的理想、终极价值领域；由于这个领域的实存，恰是共产主义之所以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吸引力，如此广泛深入的传播力、解释力和影响力的原因所在；进而也是共产主义何以进头脑、入人心，成为“信仰”的根据所在。

[1]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专题文集（论马克思主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黑格尔.小逻辑[M].贺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8]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6.

责任编辑 张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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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3-8477（2016）12-0011-08

张兴国（1951—），男，辽宁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郑雪滢（1980—），女，辽宁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