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时代化的两次尝试及其方法论启示

何建华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时代化的两次尝试及其方法论启示

何建华

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是在对重大现实问题的阐释、预见和指导中得以检验、丰富和发展的。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国1848年革命和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两次思想时代化尝试,为推进唯物史观时代化提供了诸多方法论启示。一方面,面对错综复杂、变化万千的新形势、新问题,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自信,坚持问题导向,善于运用唯物史观准确地分析世界,科学地引领时代;另一方面,通过与现实世界的密切接触、相互作用,唯物史观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均须不断变革,以不断发展且更加丰富的理论形态指导新的实践。

唯物史观;时代化;方法论

在人类思想史上,马克思恩格斯以其独创的历史观洞察了资本主义时代的主要矛盾、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回答了如何开展社会革命、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时代课题,为哲学时代化作出了光辉表率。科学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唯物史观时代化的初次尝试和晚年尝试,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促进哲学与时代的互动和同进,无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一、唯物史观时代化的初次尝试及其方法论启示

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时代化问题的第一次尝试是对法国1848年革命的考察和分析,在1850年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了一组共三篇文章。1895年,在恩格斯的同意下,以《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为名出版了单行本,恩格斯又增添马克思的一篇有关法国的时评为该书的第四章,并撰写了导言。

导言一开头,恩格斯就指出,这“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1]532。指导这次尝试的理论武器就是此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以及其他论著中所揭示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关于这一历史观的核心论点,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3年德文版序言中曾这样概括：“贯穿《宣言》的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2]9简言之,“就是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的作用”[1]532。据晚年恩格斯回忆,在1848年前后,“这个理论一直被用来解释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1]532。而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则是这一解释的典型代表。

在该文中,马克思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尤其是阶级分析的方法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他具体考察了法国的阶级结构以及各阶级的经济状况对其政治态度的影响,运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分析法国这一时期的重大历史事变,清晰地揭示出这些事件中各阶级的作用和发展趋势,向世人展示了唯物史观的洞察力和解释力。在此基础上,通过总结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经验教训,他进一步丰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明确提出了“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的论断,把无产阶级社会经济改造的任务概括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工人阶级专政的理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以及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对于马克思的这一阐发及其提出的一系列新论断,在将近半个世纪之后,恩格斯还由衷地赞叹说：马克思“对事变内在联系的揭示达到了至今还无人达到的程度,并且光辉地经受住了后来由马克思自己进行的两度检验”[1]535。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这是唯物史观向现实世界的第一次伟大进军。总结这次尝试的经验,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唯物史观的时代化具有重要的方法论启示意义。

启示之一是,作为工人阶级的理论武器,唯物史观不论从其内容来说,还是从其表现来说,都要同时代的现实世界相互接触、相互作用、相互推进,这是唯物史观的本质规定。因此,哲学工作者应面向实践、面向时代、面向问题,而实际工作者则须着眼特点、着眼规律、着眼战略。在19世纪中叶,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开唯物史观时代化之先河,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是一个集革命家与哲学家于一身的领袖人物。作为一个哲学家,他以自己的特殊方式积极参与到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之中,注重发现、提炼和反思具有普遍性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并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加以总结,为各国工人运动提供思想理论智慧。正因此,他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在本质上就是一种面向时代的实践唯物主义,而他所领导的工人运动的一个巨大优势,就是有一个科学的哲学理论作指导,因而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特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唯物史观的时代化,就要在不断提高哲学修养的基础上,善于把唯物史观运用于现实实践;在不断提高实践能力的基础上,善于把现实问题和实践经验上升到哲学高度加以分析与总结。对于马克思主义者而言,这是实现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最根本、最重要的维度。

启示之二是,作为解剖事件、揭示趋势和引领时代的思想利器,唯物史观自身蕴含严谨科学的分析方法,这是唯物史观时代化的实现路径。正如恩格斯所回忆的那样,当时马克思面临的任务是“把一个对全欧洲都很关键而又很典型的多年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因果联系揭示出来”[1]532。对于刚刚结束甚至尚未完结的历史事件而言,这无疑是极为困难的课题。马克思的方法是,其一,在判断当前发生的各个事件和一系列事件时,总是追溯最终的经济原因,把政治事件归结为最终是经济原因在起作用。尽管当时工业、世界市场、世界贸易、生产方法等因素发挥隐蔽作用以及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之中,尚未突然有力地显露出来,导致马克思只能把经济这个最重要的因素看作固定的,把研究开始时存在的经济状况看作是在整个时期内不变的,只能重点关注那些从现有的明显事件本身产生出来因而同样是十分明显的变化,但马克思还是准确了解和透彻分析了法国革命以前的经济状况,为其后的分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二,在经济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又重点考察“由经济发展所造成的现有各社会阶级以及各阶级集团的利益的斗争”[1]535,尤其是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内在矛盾及其政治斗争,并进一步探讨了无产阶级革命、人类解放等重大问题。正是得益于上述分析方法,马克思不仅解决了如何更加深刻地认识和解释现实世界的问题,而且提出了科学地改造世界以及引领时代发展的实践方案。其中,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就是,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一致用以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方案,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这就不仅向世人清晰地展示了唯物史观的解释力和洞察力,而且展现了强大的改造世界的能力和极具前瞻性的引领力。在当代,面对国际国内对经济分析尤其是阶级分析的种种质疑、非议和批判,重温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剖析矛盾、引领时代的科学方法和具体路径,对于坚定唯物史观的理论自信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启示之三是,作为面向人民、面向世界、面向时代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唯物史观必须关注社会的复杂性和动态性,做到适应新形势、引领新发展,成为与时偕行的时代哲学。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前三篇文章中,马克思还期待着革命新高潮即将到来,并且认为“伟大的决战已经开始”。但是,1895年恩格斯断言：“历史表明我们也曾经错了”[1]538,“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的程度”[1]540。之所以会犯错,除了自身的认识局限之外,更关键的是由于从各个层面及其不同程度上影响乃至决定时代的诸多因素是繁杂多样、不断变化的,而且那些决定时代发展的重要因素很长时期处于隐蔽状态,人们很难在短时间内对此作出全面总结。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孕育发展,这些因素才日益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在恩格斯看来,这些影响认识结果的最重要因素就是欧洲经济社会的“扩展能力”。从1848年起,科技革命、工业化浪潮和经济革命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资本开始发挥出强大效应。它通过把个别劳动转化为社会劳动,通过把科学技术纳入生产过程,极大地发展了社会生产力。不仅如此,资本还创造了人们的普遍联系,改造和提升了人的需要本身,使人类从满足生存之需跃进到满足发展和享乐之需,从为生存资料而斗争上升到为发展资料而斗争。[3]412商品和货币的发展,使人们的联系和关系变成了超越地域、血统、民族和语言的全面的社会关系,并且生产出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与此相适应,无产阶级的斗争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例如,在德国等地,普选权成为工人阶级政治斗争的强大武器。很显然,这些因素都超越了19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的估计,从而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运用历史观对现实生活的描述和分析。这就启示我们,在唯物史观与时代的互动中,需要不断探索历史的复杂性,随时关注社会的动态变化。真正的哲学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这些抽象本身离开现实运动就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时代发展的不充分、不成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哲学的抽象化水平,所以任何历史哲学也难免有其时代的局限性。为此,在推进唯物史观时代化的进程中,应确立谨慎心态主导下的系统思维,面向问题、面向发展、面向全局,多角度地探索历史的复杂性,提供解决问题的多种路径。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实现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与时俱进。

二、唯物史观时代化的晚年尝试及其方法论启示

如果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马克思运用自己的历史观分析现代历史的第一次尝试,那么,从唯物史观的视角剖析东方社会特别是俄国社会发展的问题,则可谓马克思恩格斯致力于唯物史观时代化的最后一次尝试。

马克思恩格斯关注俄国问题,直接起因是要回应俄国“怎么办”的问题,即“俄国是应当像它的自由派经济学家们所希望的那样,首先摧毁农村公社以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呢,还是与此相反,俄国可以在发展它所特有的历史条件的同时取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成果,而又可以不经受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4]464。围绕这一问题,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社会革命党人、泛斯拉夫主义者等纷纷到《资本论》中寻找历史哲学的依据,并致信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征求他们对于该问题的看法。于是,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自己的历史观就与俄国“怎么办”这一时代课题发生了直接联系。为了能够对这一问题发表一些看法,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马克思恩格斯收集和研究了大量俄国经济、财政、农业和土地公社资料等方面的文献,运用自己的历史观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观察和思考。对于这些观察和思考,后人已有多方面的解读,但是对于他们探索唯物史观时代化问题的方法论,迄今仍缺乏足够的关注。我们认为,在历史观与时代的最后一次互动中,马克思恩格斯向世人展示了睿智的历史辩证法,但也不可避免地为个人情感留下了一块空间,从而使得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与俄国时代课题相碰撞,呈现出了色彩斑斓的特性。具体而言,这些方法论启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运用历史观探讨社会发展问题,需要确立动态分析的方法,进行长时段的观察和思考。俄国“怎么办”的问题之所以被提出和兴盛起来,是同1861年俄国的农奴制改革和资本主义发展密不可分的。很显然,对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关注俄国问题的马克思恩格斯来说,仅仅局限于十年左右的经验材料,很难对这一重大的时代课题作出较为准确的回答。为此,他们将自己的分析视野投向了悠久的俄国历史,并通过与西欧各国的比较研究,具体考察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形成和发展史、沙皇专制制度的历史等,坚持了长时态、动态分析的基本方法。不仅如此,直至晚年,他们也始终没有放弃观察和思考。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写于1881年,即马克思去世前两年。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又在大量的通信中继续深究这一问题。恩格斯在去世前一年,即1894年,又写出了《〈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这一具有总结性的光辉文献。前后二十年的长时间的经验观察和理论反思,为恩格斯科学解答这一问题提供了可靠保证。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这也使得在俄国问题上恩格斯比马克思拥有了更多的发言权。从恩格斯的《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两大文稿以及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等人的大量书信中可以看出,恩格斯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和历史辩证的科学方法,从逻辑和历史、理论和实践、真理和价值等层面,客观而又系统地剖析了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以及俄国社会发展等问题,而历史的发展也证明了恩格斯分析的科学性。

其二,运用历史观探讨社会发展问题,需要具备世界历史的眼光,确立大时代的分析视野。在探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的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贯彻了世界历史和全球化思想,强调必须要在全球联系愈益紧密的时代背景下展开考察和分析。在他们看来,一方面,俄国知识分子关注的上述问题本身就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它建立在俄国农村公社与西欧资本主义相比较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客观地剖析了俄国的特殊性,指出它“是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到今天的唯一的欧洲国家”[4]574。与其他原始的农村公社不同,俄国农村公社割断了社员之间的血缘亲属关系,房屋及其附属物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耕地在社员之间定期重新进行分配。但是这些独特性本身,只有在与西欧资本主义和新社会制度的比较中才有意义。像车尔尼雪夫斯基这样的学者,为何要提出这一问题并坚持认为俄国可以取得资本主义的成果而又避免资本主义制度的苦难?普列汉诺夫等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为何反对保留农村公社?而赫尔岑这样的泛斯拉夫主义者为何又鼓吹保留公社?这一切都要到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中去寻找原因。另一方面,这一问题只有立足大时代,才能得到科学回答。从世界历史环境来看,资本主义正在向全球包括俄国进军,但是因为这一制度处于同科学、人民群众包括它自己产生所源于的生产力相对抗的境地,所以它经常陷入危机之中。危机必然演变为政治和社会革命,而革命的成功显然有助于改变俄国公社遭瓦解的命运。但是西欧社会革命的成功又依赖于俄国革命,所以为了拯救俄国农村公社,需要西欧革命和俄国革命紧密配合。然而,这只是基于当时世界历史环境而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况。从当时世界和俄国的历史环境来看,另一种可能性是俄国农村公社的瓦解,而这种可能性更切合历史现实。恩格斯在1893年10月17日致尼古拉·弗兰策维奇·丹尼尔逊的信中曾明确指出：“在俄国,从原始的农业共产主义中发展出更高的社会形式,也像任何其他地方一样是不可能的,除非这种更高的形式已经存在于其他某个国家,从而起到样板的作用。”[3]664但是这种样板没有出现,因此俄国原始的生产方式最终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虽然这一过程会引起巨大的痛苦,使人的生命和生产力遭受重创,但是,除了向资本主义发展,俄国别无他途。

其三,运用历史观探讨社会发展问题,应坚持复杂性思维,探索多种可能的途径。在探讨俄国社会发展问题时,马克思通过总结历史经验,得出一条基本的方法论,这就是：“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如果把这些演变中的每一个都分别加以研究,然后再把它们加以比较,我们就会很容易地找到理解这种现象的钥匙。”[4]466-467历史地、具体地看问题,探索复杂性,这是马克思恩格斯观察和思考俄国问题的基本方法。在他们看来,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有着多种发展的可能性。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存在这一历史环境,“使它可以不必屈从于资本主义的活动方式而占有它的各种成果”[4]576,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俄国农村公社也有可能实现自由发展,变为俄国新社会新生的因素,成为新的经济制度的直接出发点,但前提是必须通过俄国革命排除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同时俄国革命又必须有西欧革命的呼应;俄国农村公社也有可能解体,这是因为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公社处于危险境地,随着俄国倒进资本主义制度的怀抱,它就必然遭受铁的规律的支配。正因为社会发展存在着多种可能性,所以绝不能把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而忽略历史的复杂性,漠视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照搬某些历史哲学的教条,套用所谓的“历史必然性”来机械地判定俄国的历史命运。

其四,运用历史观探讨社会发展问题,既要具备解放全人类的道德情怀,也应警惕个人情感的泛滥,多一点现实主义,少一点浪漫主义。在考察和分析俄国问题时,马克思恩格斯既遵循了唯物史观的客观性原则,致力于探索俄国社会的发展规律,同时也贯穿了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价值追求。体现这一特点的显著事实是,他们始终将社会革命作为考察和分析俄国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在社会革命中,寄托了他们解放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崇高理想。实际上,他们之所以如此密切关注俄国问题,恰恰是因为相对于西欧而言,俄国的革命形势比较有利。1879年12月16日,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恩格斯说：“在俄国,事态在几个月内就会发展到决定性的关头。要么是专制制度的崩溃,那时候,随着这个强大的反动堡垒的崩溃,欧洲的风向也会马上转变。”[3]445在思考农村公社的命运问题时,他们更是直接把它同西欧和俄国的社会革命联系起来。1881年,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说：“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新生的因素,变为优于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奴役下的国家的因素。”[4]582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又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8由此可见,社会革命是他们思考全部问题的重心所在。为了俄国革命,他们甚至为革命民粹派所坚持的通过少数人暴动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观点进行辩护,因而受到革命民粹派的欢迎。例如,1885年4月23日,恩格斯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就指出：当时的俄国,正在接近1789年的法国,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每天都可能爆发。“在这种情况下,一小伙人就能制造出一场革命来”[3]533。“最重要的是：在俄国能有一种推动力,能爆发革命。至于是这一派还是那一派发出信号,是在这面旗帜下还是那面旗帜下发生,我认为是无关紧要的。”[3]534从这些通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俄国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期内受到了个人情感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一种革命浪漫主义的情怀。在这种个人情感的影响下,他们对俄国19世纪70、80年代初的革命形势作出了过于乐观的估计,对民粹派的政治活动期望过高,对俄国农村公社寄予了较多的道德情感,反过来又影响了对俄国问题的客观公正和历史辩证的考察和思考。我们可以看到,早在1874年的《论俄国社会问题》中,恩格斯就运用唯物史观的原则和方法,对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作出了客观准确的分析。而在19世纪80年代,因为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出于革命的需要,他们又在同一问题上为民粹派的观点留出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是在这一时期,在一些通信中,恩格斯在理论上赞同普列汉诺夫等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俄国问题的看法,在实践中则支持民粹派的密谋暴动等策略。到了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和90年代,由于客观形势的变化,恩格斯在大量通信中,特别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运用唯物史观的原则和方法重申了1874年的结论,批判了把农村公社当作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手段的观点,明确断言：“较低的经济发展阶段解决只有高得多的发展阶段才产生了的和才能产生的问题和冲突,这在历史上是不可能的。”[1]458而俄国越来越快地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导致旧的农村公社也越来越快地崩溃。

总结马克思恩格斯在俄国问题上的思想历程,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方法论启示,这就是：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一方面要承认“我们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地受着我们主要在其中活动的精神环境的影响”[3]411,特别是价值观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我们越是能够摆脱个人的好恶,就越能更好地判断这些事实本身及其后果”[3]625。恩格斯在1875年和1892年写下的上述两段话告诉我们：唯物史观的时代化,要多一点现实主义,少一点浪漫主义。

[1]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编辑：李成旺)

何建华,哲学博士,中共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