宇文所安与中国古典文学解读

刘永亮（淮北师范大学信息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宇文所安与中国古典文学解读

刘永亮
（淮北师范大学信息学院，安徽淮北235000）

摘要: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解读始终遵循着一套独特的原则。方法上，注重文本细读和语境还原相结合，表现在既重视对文本语词、结构、语音、语义等内部要素的阐释，又强调文本的外部因素的分析，全面准确阐发了文本的意蕴和风格；理论上，把“话语体系”概念和“非虚构性”命题贯穿于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解读过程，在更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领域中探寻中国古典文学的本源，阐释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字面语义及其背后所隐藏的物人关系、情景关系和宇宙之道；思维上，把直观体验模式与西方的罗各斯理性思维模式有机融合，拓展了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视野和思维视角。宇文所安在解读过程中，因母体文化、思维模式及个人特质等因素的影响，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误读。

关键词:宇文所安；中国古典文学；误读

宇文所安是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在对中国古典文学解读过程中，宇文所安细致地把握作品的曲径深幽，注重对文本内涵挖掘，强调中西文化的双向阐发，其“话语体系”理论贯彻始终，并提出中国诗学传统的“非虚构”命题，注重直观体验和理性分析相互融合，这对更好理解和阐释中国古典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当然，在其文本解读过程中，由于受母体文化影响、他者视域的限制以及西方思维定势的桎梏，对部分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出现了一些误读和误译。从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解读或误读中，我们能窥见中国传统文学在他者视域中的面目，这对学界理性地审视中国古典文学有着积极意义。

一、文本细读与语境分析相结合

文本细读法是英美人研读文学文本时最重要的解读和批评方法之一，由新批评先驱艾·阿·瑞·恰慈提出。文本细读法要求“通过认真地阅读原文，反复推敲，分析结构，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研究语音、语义、音位、节奏、格律等语言要素，关注比喻、张力、反讽、悖论、复义等诗歌要素，以全面把握和阐释作品意蕴”。［1］在中国古典文学解读中，宇文所安传承了这种解读方法，重视对文学作品结构、语词、语音、语义等文本要素的分析。例如，在《盛唐诗》中，宇文所安通过文本细读，认为王维诗风朴素，并指出王维的五言诗有刻意模仿陶潜诗词的痕迹，如认为《偶作六首·赠裴十迪》中“风景日夕佳”“兰蕙生我篱”与陶潜《饮酒》中的“山气日夕佳”“采菊东篱下”相近，在措辞和语义上有效仿之嫌。再如，通过对岑参诗歌文本形式的分析，他指出岑参的边塞诗在措词、意象、技巧上有求异的特点，在分析《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中，宇文所安认为“岑参以色彩缤纷的描写和戏剧性并置改变了旧的意象”［2］58。首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以“梨花”类比“八月飞雪”，令读者身临其境，意象新奇；“将军角弓不得控，都户铁衣冷难着”，这里通过铺陈比对，描写天气奇寒；“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天寒与愁绪交织，描写出了哀愁的氛围；但友人的宴会却呈现出“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完全不同景象，前后对比强烈。

然宇文所安又不局限于文本细读，在对中国古典文学解读中，注重对宏观历史语境的强调和微观语境的分析。他认为文本细读法只专注于“文本内部要素”的分析，忽视了“文本外部因素”对文本阐释的影响。故其在诗歌解读过程中，紧密联系诗人之生平、文本产生之社会环境和历史背景以及诗词创设语境。如他在对比分析王维和孟浩然的隐逸诗时，多次强调了“京城诗”这个大语境对王维的影响，指出王维与孟浩然诗风表面相近，但在共同字面背后，诗歌的气质和个性却大相径庭。他认为王维的朴素意在洗净宫廷修辞的外表痕迹，在否定的外表之下，难掩其宫廷诗人内在修养；而孟浩然的诗歌相对自由洒脱，纯是因娱乐而为，而非社交之需。在解读王维的《归蒿山作》和孟浩然的《采樵作》时，宇文所安认为这两首诗都是对田园生活的描述，但趣味迥异:《归蒿山作》的意象典雅，给我们所呈现出的“有情的流水”“苍凉的城堡”“落日的余晖”等貌似自然风景，然仔细研读会发现其与宫廷训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临”字便是一个例证，这就充分暴露出其宫廷习惯；本诗的要旨是表达诗人想逃离京城社会的虚伪世界，并与现实世界分隔的厌世之情；而孟浩然《采樵作》主要表达对“自然”的真实感受，诗意自然而不外露。

二、中国古典文学的“话语体系”论

宇文所安在解读中国古典文学时提出“话语体系”这个重要概念。他认为“一部文学作品不仅应该被放在这种文体的历史里加以讨论，而且它还隶属于一个我称之为‘话语体系’的系统，这个系统指的是在某一特定的时间阅读、倾听、写作、再生产、改变以及传播文本的团体。”［3］5可见“话语体系”强调的是文本间的横向联系和互文关系，所以在文学作品的解读和重构中，不仅要注重文体的纵向延伸，还应把文本置于多要素构成体系中考察，全面审视各要素之间的关系和相互影响。因为“很多被我们用来做‘历史背景’的东西只不过都是由不同的文体所表述的同样的材料而已。换句话说，我们不拥有纯粹意义上的历史背景知识，只拥有在同一话语系统中由不同文体根据各自的文体特点对同一本原材料所做的不同角度的表达”。［3］6就像在阅读白居易《观刈麦》、汤显祖的《牡丹亭》等作品时，我们就不能仅仅把相关的书信、批注、轶事等作为“背景资料”，因为这些文本材料都是对同一题材的不同反映，他们都处于同一话语体系中流传。

“话语体系”理论是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一个重要维度，它让我们从社会历史的流变中、“历史上下文”中重新考察文学文本。以中唐文学研究为例，“从791年到825年这一期间的诗歌，较之于初唐和盛唐诗，更难以体裁分类。在风格上，在主题上，以及在处理的范式上，中唐诗远比盛唐诗纷繁复杂，而且其诗歌范围扩大与变化的方式与其他话语形式中发生的变化紧密相关。诗歌、古典传奇及非虚构性的散文享有共通的旨趣，这样的情形在初唐与盛唐则并不如此常见”。［4］在对中唐文学的研究中，宇文所安摆脱了传统以历史演进为研究主线，而是对本时期同一历史材料的一系列不同类型的文本和文体的考察为研究思路，所探讨的问题也已远超文学范围，往往探寻更深层的文化或社会领域。如在《特性与独占》中公开讨论了个人身份和领属权问题；《浪漫传奇》一文则讨论了超越经济依附的男女理想情爱关系。“话语体系”关注的不是文学发展脉络和整体图景，强调的是对同一文学史料的不同文本的研究，考察的是当时流行的“热点”话题，并从这些“热点”话题的转换中来体悟文人和读者的审美取向、审美文化、思维习惯的变迁。这种研究维度横向考察了中国古典文学的特点，更为全面地还原了中国传统文学。

三、构建中国诗学传统的“非虚构性”

中国诗学传统的“非虚构性”是相对于西方诗歌隐喻性和虚构性而提出的。宇文所安在《中国传统诗歌与诗学》提出“非虚构”诗学传统这一重要命题，并做了全面阐发和论述。他认为“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诗歌通常被假定为非虚构的；它的表述被当作绝对真实。意义不是通过文本词语指向另一事物的隐喻活动揭示。相反，经验世界呈现意义给诗人，诗使这一过程鲜明。”［5］16宇文所安在对比解读杜甫的《旅夜书怀》和英国诗人华兹华斯的《在西敏寺桥上》中总结到:西方诗歌本身只是抽象意义的临时表述者和中介物，其在写景叙事抒情的背后，有超越字面和具体语境的普遍意义，强调其背后的超验隐喻的意义。比较而言，中国诗歌则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和真实性，关注的是真实的自然性，“对一特定历史时刻的经验的特殊的、实际的描述，诗人遭遇、诠释和回应世界”，“非虚构”作为一个普适的概念来解读中国诗歌当然也有其偏颇之处，虚构和非虚构之间差异很多时候可能很难截然分开，中国诗歌也有很多“虚构性”特征，如类似“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这样的夸张修辞。但“非虚构性”作为一种西方对中国诗歌的接受模式、阅读实践和解读方式却有重要的价值。首先对诗歌中言说主体的“我”，中西有着不同的观念。一般而言，西方人认为诗人并非诗歌的抒情主体，抒情主体是被虚构的；而中国古典诗歌诗人就是诗歌的抒情主人公，诗之所思、诗之言情乃诗人之所思所感，一般不需要借助于虚构意象来表情达意，因此西方读者在接受和解读中国诗歌过程中这种身份、视角的转换尤为重要。其次，“非虚构”性的解读思路对理解中国古典诗词字面语义背后所隐藏的物与人、景与情、诗人之情和宇宙之道之间融会贯通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非虚构”传统的命题虽然不能代表对中国古代文学传统模式的整体论断，但是从一个视角概括了中国古人对诗歌意义的理解方式和倾向，使西方对中国文学传统有着自身的理解和解读，在中西文化交汇中让世人重新思考包括哲学渊源和术语范畴在内的复杂的中国文学传统。

四、直观体验和理性分析的融合

中国古典文学的感悟体验模式与西方罗各斯理性思维模式长期以来呈现对立姿势。除钱锺书等少数学者外，少有能够把西方理论和中国传统诗学的思维模式进行有机结合。因受双重文化的影响，在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解读和翻译中，宇文所安有效地融合了两种思维运作模式，使中国古代文论与现代西方观念加以结合。每一次对中国古典诗词的解读前，宇文所安都首先舍弃先入为主的前理解，而将自己视之为一个无知的读者。其在对文本解读时，关键词基本是一些诸如“欲望”“情感”“引诱”“欢乐”“回忆”等日常用语，而非一些宏大叙事。这种直观的感悟体验模式不同于抽象思维，它是一种心理感知，是个体的一种体悟，是对中国古典文学规律和生命本质的一种真正的回归和把握。宇文所安以直观体验的方式对中国古诗词做出感性思考，从而把握诗词中生命冲动和历史动机。例如，在分析沈复的《闲情记趣》时，宇文所安体悟到的是作者隐藏在闲情逸趣背后的内心焦虑，“那种私下的、在痛苦、伤害和当众凌辱的夹缝里苟且残存、微乎其微的乐趣。”［6］而不仅仅是沈复和妻子整修楼阁、接花叠石、远足郊游等件件趣事，文中的趣事是经过人工精选、修饰打造而成的，作者回忆时传达出了焦虑不安的心绪:自由幸福的生活是短暂的，随时可能受到外在破坏。叶嘉莹先生曾说过“中国古典诗歌最重要的一点特色就是重视诗歌中感发的生命”［7］。宇文所安这种直观体验诗词的理解和阐释契合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特征。

作为一名美国人，宇文所安也深受西方理性思维的熏染，因此在对中国传统文本感性体验的同时，也没有完全放弃其所在文化语境下的思维模式，其对这两种思维模式往往能做出有机的融合。这也使得他在文本解读往往展现出不同于一般的研究视野和思维视角。如他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称为中国的“中世纪”、以体系化的方式重写中国传统文学，分析与归纳了中国文论话语的论说方式，提出文学历史与朝代历史的不完全吻合的特征以及对以安史之乱作为中盛唐划分界限的质疑等等。从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解读中的理性思考和探索。宇文所安这种对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兼容对中国传统文学既是一种有效的继承，也包含着超越和创新。

五、宇文所安对中国古典文学的误读

宇文所安虽然尝试以尽可能公允的态度去解读和重构中国古典文学，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文化和思维桎梏，经常在“他者的视域”下对中国形象进行“预设性”解读，西方逻各斯理性思维往往会占据上风，这往往导致对中国文学传统的误读和变异。

1.“他者的眼光”对中国古典文学形象的误读

从《他山的石头记》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发现宇文所安对中国形象的认识和解读。在这部作品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威风凛凛的皇帝”“曼妙多情的妓女”“孤独美丽的少女”“孤寒才高的诗人”等等中国形象，这些形象充分勾起了西方读者的好奇心；但宇文所安对这些中国形象的解读很多是基于自我的“预设”，很多解读甚至变成了误读。这种解读方式一方面可能是为了满足西方英语读者需求，宇文所安在《迷楼》谈到“我所期待的读者是熟知欧洲传统的，因此我感到我可以自由地引用这一传统，尽情的游戏这一传统。”［8］他把中国一些传统文学形象只是当作西方读者“安全而有趣的游戏。”正如朱耀伟所言“宇文所安作为汉学家，完全支配了背景的设计，因为他知道什么背景可以吸引西方读者，什么论述可以符合生产机制的要求。”［9］例如宇文所安在解读杜甫的“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时认为这是杜甫“希望像后稷和契一样，成为伟大家族的创立者”。［2］224这本是杜甫“君如尧舜，臣如稷契”的政治理想，然而经过西方崇尚个人英雄主义的文化过滤，把杜甫树立为一个雄心勃勃、企图开创历史的枭雄形象。再如，对于贾岛的绝句“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宇文所安的解读更为极端，“我们看到某种好似经济宣言的文字，诗人对时间和精力的投资予以精确预算，而诗人对数字的玩弄则简直好像是他交给知音的一份账单了。”［3］163“苦吟诗人苦吟诗作是在寻找‘知音’，如果我们把经济的比喻延伸到美学的领域，价值非常需要一个‘买主’——一个赏识的人。”这里宇文所安把中国文学与西方经济价值观融合在一起，是否合理，值得商榷。宇文所安站在一个文化他者的角度认为自己已完全理解中国古典文学，正如他言“中国古典文学需要一些注脚，一些背景知识，一些解读，这和美国学生读莎士比亚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也可以和读莎士比亚一样感染。”［10］但宇文所安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一些注脚，一些背景知识，一些解读”并不能完全澄明中国古典文学的原意和内蕴。如贾岛诗“鬓边虽有丝，不堪织寒衣。”本来表达自己穷愁潦倒的生活状况。宇文所安认为“贾岛以白发织衣的对句过分夸张”，是“雕饰过分以致露技。”［11］对贾岛这种夸张的表达充满嘲笑。尽管宇文所安采用文本细读结合具体语境对中国传统文学进行解读，尽可能尝试着以公允的方式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移植，但仍然无法完全彻底摆脱母体文化对他的影响，无法完全摆脱他者视域下对中国传统文化形象的变异。

2.过度的理性分析对中国古典文学形象的误读

宇文所安对中国传统文化解读多是在感性思维和理性思维的兼容中进行的，但这种解读并非都是建立在两者平衡状态中。母体文化对其深刻的影响使宇文所安在解读中理性分析往往会占得上风。这时宇文所安往往通过字句复杂的推理、严谨的文本修辞和结构分析，将中国古典文学原本的人情和诗性解读得完全变了模样。例如，宇文所安在解读杜甫的《春日忆李白》时，认为这首诗是典型的“正话反说”，并非杜对李的称颂与惦念的真正的表达，尽管“这首诗看不到一点声嘶力竭的敌对痕迹（杜甫显然比这类通常形式的叛逆高明）”［5］136。宇文所安认为文中“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分别指“颜回、屈原、庾信、鲍照。”可以看出宇文所安把李白和庾信、鲍照两位南北朝时期著名诗人做类比，来赞赏李白诗歌的清新与俊逸。但认为“白也诗无敌”是引用《论语·雍也篇》中“贤哉，回也！”，“飘然思不群”语出古代诗人屈原所做《离骚》，所以在此分别指“颜回、屈原”，这种推理就着实让人费解。宇文所安进一步分析:这四个人中，颜回穷困终生，盛年而殁；屈原被放，忧郁绝望，自沉湘江；庾信被扣北都，郁郁而居；鲍照乱军所杀。“伟大的诗人杜甫在这一不经意间的对比，并无深意吗？不！这一瞬间，杜甫小心翼翼的情感的自我控制，差一点就要山洪暴发，倾泻出满腔的骄傲狂妄和恶意”，“杜甫在诗中克制自己的感情，以表现的温柔敦厚，这就不免令人感觉到他是在尽力压抑那些为社会所不容的内心冲动”［5］139，“杜甫这首诗之所以能引人入胜，是因为他既有一个宽厚高尚的外表，又有一个不易觉察出来的高傲内涵。”［5］141可见，宇文所安对这首诗做了过度“理性”的逻辑推敲，严重扭曲了诗词原本的语义。

虽然宇文所安在对中国文学的译介和重构过程出现了一些误解，但还是较为清晰、完整地把中国古典文学还原在西方读者面前。他为中国文学传统的研究提供了不同的视角，通过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对自己的传统文化重新体认，并能领悟到别样的风采。

参考文献:

［1］刘象愚.外国文论简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08.

［2］宇文所安.盛唐诗［M］.贾晋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

［3］宇文所安.他山的石头记:宇文所安自选集［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的终结［M］.陈引驰，陈磊，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1.

［5］宇文所安.中国传统诗学和诗歌——世界的象征［M］．陈小亮，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6］宇文所安.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22.

［7］叶嘉莹.古典诗词演讲集［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11.

［8］宇文所安.迷楼——诗和欲望的迷宫殿［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1.

［9］朱耀伟.当代西方批评论述的中国图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156.

［10］齧缺.我在思考未来诗歌的一种形态——宇文所安访谈录［J］.书城，2003（9）:50.

［11］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1.

责任编校边之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683（2016）03-0079-04

收稿日期:2016-04-20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科重点研究项目（SK2015A741）

作者简介:刘永亮（1978-），男，山东临沂人，淮北师范大学信息学院讲师，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