域众：人群活化与历史还原
——动漫仪式性语境叙述分析

马笑春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重庆 301331)



域众：人群活化与历史还原
——动漫仪式性语境叙述分析

马笑春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重庆 301331)

族群、仪式、群体事件是动漫文学的基本要素。依据这个要素需要挖掘族群的内涵，探索文学反映生活需要进行文化还原，体现出大众形象的语境意义。动漫域众意向是历史与大众的还原，也是现代文化复兴战略发展策略的依据。

文化复兴；族群回归；域众文学

1 动漫域众研究背景及其族群问题提出

1.1 域众文学的现代社会学以及人类学属性

域众，作为动漫术语，特指动漫中的族群。动漫吸引人的美学依据就是域众作为一种族群现象，它很好地演示了社会族群制度的非封闭性特质，因此，动漫作品或者动漫游戏设计都具有意向性根由追寻的美学倾向。后现代文学域众主题进行了形式到内容的改造，试图将文学进行风俗再造。现代世界日益呈现出一体化的趋势,现代化浪潮也如汹涌洪流席卷着整个世界，冲击着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但是，“民族化”和“本土化”也在进一步强化，即各个民族的民族意识似乎也在空前高涨，其民族文化有着更加显著的呈现和强烈的表达愿望，也呈现出强烈的族群认同倾向。在人类21世纪新的处境下，大众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深入全面地考察和思索族群本体，即在“小人物——生存——历史”的基本群体法则中获得历史的确认。

我们需要了解目前中国文化建设的域众主题，就要首先恢复族群关爱、村落关爱、部族关爱。“语境场域”系由维特根斯坦提出，是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强调了语言活动的意义，旨在通过语言的使用过程研究语言。维特根斯坦将日常语言活动称为“叙述”，指由语言和行动(指与语言交织在一起的那些行动)所组成的整体，即我们的语言是按照一定的规则在一定的场合中使用的活动，语言、规则和使用的活动就是它的基本要素。维特根斯坦的“语言”观将话语理解视为一种建设性和持续性的活动，而决非仅是将话语所包含的信息输入听者大脑中的简单过程，即话语理解乃是听者在接收到话语信息后根据内容、观点和场景的各种关系而进行系统阐释的过程。任何一个词语概念的含义或意义并不仅仅包含在其所意指的对象中，而是包含在其依据一定的规则与其他的词语的组合方式中。

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中指出，互动话语的意义体现在使用中，且意义的提取是多层次、自动化和共时加工的过程，要确定意义，听者须依据内容场景等诸多因素对话语进行系统的解释和阐述(鲍刚，2011:128)。马歇尔·麦克卢汉曾指出：“人类心灵生活的戏剧模式……使我们能够分享自己内心最深层的幻想”，其研究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人群语言叙述”通常以作为构成人类基础文化的重要因素而发挥作用。我们有必要全面梳理儒家的人群礼仪仪式的域众解读，把人群活化、复原，全面构建中华文化体系。动漫文学尤其以域众建构现代大众的“现实-历史”论域，摸索新的当代大众公共论域中的人群传统、族群与社会重建、语境中的人群叙述——这就是动漫语境的“场域伦理”以及大众意向叙述。

1.2 现代人群回归与礼仪叙述语境

人类学、历史学一直在探索人类族群的命题。人类社会性的基础依旧是族群，回归族群是人类文化的语境归因。随着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再到后现代的过渡，身体问题、语言问题、他者等哲学基本问题都发生了演化和变迁。这些渐进或突变不仅扩大了“主体”外延和广度，同时也逐步掏空了近代“社会主体”的内涵和深度，最终导致了主体形而上学的解体(杨大春，2002:79-86)。例如，阿佩尔的“交往共同体”取代了传统的先验意识的概念，认为主体不仅是指主动进行认识的人类，而且也包括认识者进行认知的情境，即在交往之中有两个以上的主体自我存在，而不是一个独我的主体和被看作纯粹的认知客体的其他对象的共存(张今杰，林艳，2011:127-132)。如是一来，传统的“主-客”对立模式随之发生转化：那些无生命的或无意识的传统“主-客”思维模式中的物或客体，则借由观察态度的转变而充满活力，以及那些隐藏于客观世界背后的他者也就具有了主体资格而与传统的主体进行互动(张世英，2002:220)。因此，仪式参与人必须表现为某个意义整体，其在自由的活动中以体验的方式展现了某种意义，但这种意义不是表现给参与者自己的，而是表现给一个人群模式——语境；如果没有人群仪式，语言表现的意义就没有得到显现，这个意义实际上就没存在过，它没有进入公共领域。因为，“通向观众的公在共同构成了游戏的封闭性。只有观众才实现了游戏作为游戏的东西”。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人群问题一再成为研究的核心问题。专家检索出来的有关家庭史的相关成果，包括著作70余部，论文近200余篇*王立华.20世纪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家庭史研究述评(课题报告). 参见：http:∥bbs.jlu.edu.cn/cgi-bin /bbsanc?path=/groups/GROUP_7/CH/D97E7ACB6/D93A0560F/DA786CCEB/M.1078937681.A。但是，研究者根据文化历史唯物观的看法，认为族群在历史上所依托的传统教育制度、政治制度、家族制度等在20世纪已全面解体，作为族群的异化，现代社会制度异化了民族性格。文学研究一直坚持自己的族群宗旨，族群宿命在当代现实生活中，在大众、知识分子、政治家内心存活着的忧患意识、大众精神、奉献精神中，不断叙述着基本人群的“文化遗存”。黑格尔(2004：7)说过：“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在的，那个有共同性和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甚至他还认为，现实“活动以一个现成的材料为前提，它针对着这些材料而活动，并且它并不仅是增加一些琐碎的材料，而主要的是予以加工和改造”(李泽厚，1985:9)。

同样，西方的族群意向主要建立在域众法则上，这样形成了不同城堡域众的基本政治、经济模式，因此，族群也是西方文化归因的基本命题。西方文学也是围绕不同的族群建立域众，其构建法则并不亚于东方系统的宗族、氏族、部族体系。在现代西方社会科学中，西方学者普遍关注的社会资本、社会网络、社会习俗究竟以何种逻辑在“看不见”地运行，其实无非是在社会习俗的范围内实现良好的族群交往抑或社会治理，无非是在加重责任的群体负担之余，加强群体内部的自我监督和管理，以实现在信息不全条件下的激励问题。因此，对词源学上族群的描述有很多大众化的外延界域。我们中国历来有方域的界定，西方戏剧演出以及宫廷议院则有更多域众的开放特征。中西方“域众”的内涵在历史源头上确实有不同的起源，从而导致后来的发展具有不同的大众形态。今天，随着多民族国家的日益普遍，民族国家不再强调自身的“族裔”上的单一性，改变了仅从“民族”这一视角看待国家，从而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和谐发展。殊途同归，我们要研究域众内涵对全球化大众观的影响，我们就需要构建一个开放的体系，也需要基本蓄养的稳定，还需要整体民族特性的弘扬。只要我们确定了族群宿命的前提，不同的域众研究路径将会为我们突破全球化域众的瓶颈问题指明方向。

因此，族群宿命是各个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无孔不入地渗透在人们的观念、行为、习俗、信仰、思维方式、情感状态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人们处理各种事务、关系和生活的指导原则和基本方针，亦即构成了这个民族的某种共同的心理状态和性格特征。值得重视的是，它的思想理论已转化为一种文化心理结构，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这已经是一种历史和现实的存在。”(李泽厚，1985:9)全球化以来，族群宿命具有的“相当强固的承续力量、持久功能和相对独立的性质”，“已经全面演化出直接间接地、自觉不自觉地影响、支配甚至主宰着今天的”(黑格尔，2004:297)全球族群战略。当今各个国家都重视族群战略，但是，从族群文化内容到族群宿命演化，从族群道德、族群观念到族群模式、族群交往等等，都没有进行全球化的重构，也缺乏持久的、延续的、活的、深层的研究。

1.3 族群文化复兴与新域众关怀

“语境礼仪”不仅仅是动漫的一种去主人公的叙述形式，动漫被称为文学还不限于此，“叙述礼仪”意味着历史形态与现实形态的文化转换中对文化回归的族群价值继承，这个继承不是适度利用而是回归古代语境的重新发现。“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不同族群文化复兴的提出，直接显示了新的民族域众主义的倾向成为人类未来的最大“仪式”。语言文学这个概念和礼仪叙述规则紧密相连，维特根斯坦将语言活动比作语言游戏, 就是为了突出强调两者在遵守规则这一点上的相似性(刘划民，2004:34-36)。所谓规则，“并不是超越语言之外的绝对裁定性手段，而是语言游戏本身，因为具体的游戏规则必须在具体的语言游戏中才能被制定、被习惯、被遵守……规则被建立在理解的一致性和使用的一致性上。”(蔡曙山，2007)通常，人们把游戏看作是一种“无目的”的活动，因而也是“无功利的”“自由的”活动(皮柏，1991:10)。但实际上，游戏的“无目的性”只是人们从游戏的外部对游戏考察的结果；而从游戏自身的存在来看，游戏具有内在的目的性，语言使用往往受制于使用者在不同场合下的意图、需要等因素(涂纪亮，2005:23)。因此，礼仪仪式叙述乃是朝向某一内在目的、在规则约束下的一种有序运动，并非是一个“自由王国”或“非理性的活动”(胡伊青加，1998:4)，而是目的性统辖下的秩序世界。正是基于这种内在的目的性和秩序性，游戏者须认真对待游戏：没有规则就没有游戏。这“在涉及游戏规则的地方不可能有怀疑主义的余地……是一种不可动摇的真理……因一旦规则遭到破坏，整个游戏世界便会坍塌”(胡伊青加，1998:14)。因此，任何人要想成为人群礼仪的仪式参与者，必须服从和遵守仪式规则，即动漫叙述并不能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地“自由地”游戏，而须首先自己遵循游戏的规则，无条件地听从规则的命令。其实，域众的原意乃是一种“被动式而含有主动性的意义”(伽达默尔，1999:133)，即随着仪式本身升格为人群的主体，从事人群礼仪的主体的人不再是主宰人群的因素，它在仪式中成了被动者，因为在仪式中主体必须遵守游戏规则，方能使仪式具有特殊的感染力，形成一种独特的境域。正是最初的文学语境的 “立法”活动对仪式规则的在先性的“赋予”或“认定”，仪式本身的权威性才得以确立(董志强，2002:82-88)。

动漫人群叙述规则必须满足哪些要求呢？阿佩尔、库恩与哈贝马斯等人认为，任何语言主体必须满足领会的可能性、谈论的真诚性、陈述的真理性以及行为的合法性等规则要求(张今杰，林艳，2011:127-132)，这就为意义的确定奠定了基础。我们今天还在描述历经灾难的人类族群文化所形成的民族文学以及艺术形态，成为族群宿命的承续范本。但是，回归传统的礼仪——《诗经》与《楚辞》，却需要建立新的族群体系，因此，“文化保护-文化继承-文化族群”的策略成为全球化各个国家的核心策略。英国保持欧共体之外的族群政策，欧盟恢复欧洲族群的一体化，俄罗斯族群的崛起意识，美国族群的开放与介入模式，中国族群的回归全民族的振兴和全球包容性，等等，都显示了族群核心的智慧所在。尽管全球发展的氛围已经大大缓解，回归族群传统文化似乎颇有气候，然而，“这并不等于说深刻把握现代性问题”(李泽厚，1985:9)，透彻认识族群传统在新的处境下，对于重新发现中国文学思想与当代中国发展等等大问题，中国学术界亟须以一种全新的眼光予以深入全面地考察和思索。

2 族群仪式与域众文学

2.1 传播开放与历史再造：所有“在场”和“不在场”的游戏主体或参与者各司其职

“在场”(presence)这一概念乃是由后结构主义哲学家德里达提出的，用以指代他所说的“绝对词义”，即所谓超乎语言应用之外的一个绝对的语义基础(艾布拉姆斯，1990:69)。由于现实的瞬间本身已经包含了“不在场”，即某个存在本身必然与过去和未来相联系，故而不能将“在场”理解为不在场的反面或对立面，而应认识到“在场”与“不在场”均是一种存在的表现形式，“在场”意义具有“不在场”的性质，二者其实是相互转化的。要实现陈述的忠实、准确、真实、一致，译员应充分调动在场和不在场的游戏参与者，并让其各司其职。

域众文学，即在本文中所特指的动漫文学，在一开始就确立了自己的族群观念，全新阐释了人类族群法则的所在——仪式性“在场”，产生了全新的文学社会以及人文的族群效应；同样，在严肃的社会文学领域，动漫还是缺乏深刻的主题认可以及社会学体系下的主题建构。动漫研究的理论体系还是处在一个新神话模式的状态。如果要确立一个回归族群的动漫文学的现实主义定义，或者浪漫主义的揭示，我们必须建立域众研究这个基石。维特根斯坦在“遵守规则”和“认为自己在遵守规则”之间做了严格的区分，认为人们不可能“私人地”遵守规则，即反对私人语言的存在。由于语言是一种互动的语言、交际的语言，需要两个以上或多个主体来同时完成，一个人的语言没有意义，因为没人能够理解。由此说明了语言的意义不仅来自使用，更来自彼此之间信息的交换和理解。这里也强调了语言的主体间性及其实用功能。因此，在人群仪式语境下，各叙述主体需互相合作，同时既是礼仪者也是规则的监督者和维护者，在遵守规则的同时亦及时制止其他主体违反规则的行为，以维护礼仪的严肃性，最终确保陈述的忠实、准确、真实、一致，具有可理解性。总之，意义是在互动的语境中产生的，是一种主体间事物，不能再简单地把主体和客体、客体之间或是主体之间简单地分立开来。

“族群”概念早期具有人类学概念内涵，后来扩展为社会学概念。但是，现代以来，美国好莱坞艺术进行了美国文化族群的扩张，各类大众域众文化发展为社会论域，比如电影、街头艺术、边缘化、少数人等，逐渐改变了原来民族学的族群概念。今天，“族群”泛指社会上因为群体事件产生的相互认同的结合或者群体行为。“它可以用来指社会阶级、都市和工业社会中的种族群体或少数民族群体，也可以用来区分土著居民中的不同文化和社会集团。”(刘泓，2003)但是，族群的内涵本质上不属于国家或者民族的主流范畴，相反，构成族群的不同群体具有民间融合的再造机制，因此，中国文化中的社会风俗很好地表现了“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的族群形态，形成了具有宗族体系、氏族风俗、部族精神的传统文化底蕴。长江、黄河流域孕育了各自的域众文化以及文化关怀的模式，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表述的域众风气体现了现代族群仪式的具体语境，给族群以一种信心、一种理念、一种渴望。

族群是依据群体道德建立起来的，它是民族文化的核心，也是民族模式的基础。域众，作为承载族群宿命的文化人，没有通过族群认同上升为主流文学或者精英文学，这是不能归咎于消费文化或者大众文化体系，根本上是目前人类族群宿命与社会历史整体转换中如何确立域众主题的社会学、历史学内涵，而这些内涵又不是以个人的历史故事演绎的古代英雄神话或者好莱坞的当代神话来确立，而是现代大众的全球化普世法则域众改造，因此，“域众”在动漫文学研究中是一个严肃的现代大众群体命题。动漫从其产生之初就开始了与其他文化、亚文化的应和、包容和偏离，它不是一种自闭的存在，而是一种与外部环境、其他文化形式相互渗透发展同时又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的艺术形式。动漫美学文化就是在动漫作品的影响下，以动漫及其产品为载体，传达出来的审美思想、社会认知和生活方式(郭海涛，郝萌，2010:70-71)。但由于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独特地理环境、经济生活、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故而产生了审美意识的民族性差异，而这种差异是不能随意改变和加以忽视的。因此，中国动漫如果要取得自己的成绩，必须回到自己的族群模式来建构，而不是重复或复制别人的商业模式。

2.2 群体认同与礼俗风气

仪式语言层面的在场，从阐释学的视角看来，由于语言乃是一个历史性的存在，也是一个文化事件，源语中的文化历史境遇本身属于“不在场”范畴(刘宓庆，2006:59)。动漫文学通过解读源语这种参与行为，调动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体验来对源语进行加工和处理，从而通过自己及翻译行为这种“在场”，将源语中的文化历史境遇这种本身并不在场的因素，在目的语中体现为一种文化与历史的“在场”，最终有助于新文本的生成与理解，毕竟话语本身及其包含的历史文化因素是不能自动展示出来的。“域众”的命题来自群体认同，这个认同由文化的仪式来获得。显然。群体认同的开放性需要一个族群文化的特定原则和标准，没有族群的文化意向，认同就没有一个共有的归属。

因此，族群意向认同的模型具有“典型形象”的属性，它来自历史背景以及文化传统在域众的现实演绎并加以确认和重建，这是马克思主义典型理论在历史高度对文学人物的精辟认识。历史造就阶级，证明了历史在族群演化上逐渐形成以阶级为背景的域众，即是文学的典型。因此，在开人文之风气上，文学起了很大的作用。“风气”，是一个很中国化的说法，类似风气、风俗、风尚，都是对“大众文化”的命题，从人类学理论解释看，就是一个“族群”概念，无论在中文词典还是希腊史诗、希腊戏剧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大众的基本族群属性，族群智慧、族群财富、族群权利基本上显示了不同族群的生存形态下不同族群获得文化模式的不同域众特征，归根到底，都只是族群演化的开放性如何获得保护和维持。

也就是说，域众开放包括了丰富的社会内涵。我们在解读《诗经》爱情主题的诗歌时，几家注释的分歧都在对爱情的评价上，都没有回归文学性(史忠义，2010:1)的域众内涵。这样我们在《葛覃》一诗中，对采摘葛叶的族中妇女在“那个葛树窝”采摘，在溪潭里浸泡的因劳动而起兴就缺乏一个劳动族群的共鸣，对族群之鸟——“黄鸟”*“黄鸟于飞”，在《诗经》中多次出现，都与宗族、部落英雄相关。成群呼应的“于飞”，想到自己部族和族人一起劳动的情景，然后托付黄鸟告诉族人的“师氏”头人，自己想回来归宁。她激动的心情忐忑不安，想到家人按照族规迎接女儿，想到留在族群众自己的卧房以及穿着的衣物，想到家中洒扫庭除，想到家中为她的归宁洗洗晒晒。这些女性文学的域众主题，体现了当时对女子族群的文化关爱。《关雎》《静女》《君子偕老》都是不同风俗域众下对女性的内涵的升华；如此，动漫文学也会对传统观念颠覆或升华。以一部集北欧神话之大成的作品《魔侦探洛基》为例，在北欧神话中，洛基是冰霜巨人的后代，邪恶刁钻，喜欢为非作歹，但又法力强大，一贯以负面形象出现。但在动漫《魔侦探洛基》当中，洛基被主神奥丁贬到人间，却以侦探的身份做起了正义的主角，而在北欧神话中一向以光辉形象出现的雷神、阳光之神、爱与美之女神、虹桥的守护神等众神，在该动漫中却纷纷下界以各样的方式追杀洛基，这在一定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神话中各自的形象而丰富了其社会内涵。故诗中或域众文学中的诗歌词语或人物形象的解析，都会因不同的主题进行各自的体会或解读。

因此，在族群相互蓄养关系中，我们会发现族群的相互关爱形成的域众文化体系。儒家形成了礼仪仪式，道家形成的自然道德，佛教的普度众生，都完全是依据了这个域众体系描述的，理论体系是后人为了继承这个族群意向而予以整理形成的，因此，复原族群是重新解读古文的前提，而古文语境的回归同时也使得后人建立实事求是的社会实践观。

在动漫族群的域众描述上，我们会看到不同种类的关怀主题，都会揭示族群意向的原初本性的回归。例如，美国迪士尼公司善于从周围的文化中寻找创意的源泉，而后用自己的独特风格对各地的文化进行包装，进而将这些混合作品变成了富含迪士尼自己文化的动漫作品，包括《狮子王》、以中国民间故事而打造的《花木兰》等。在美国的动漫中，总有一个勇敢、坚强、拯救人类的英雄形象，让人产生一种崇高感、一种征服的喜悦感；此外，源于北欧神话的日本动漫《魔侦探洛基》和《银河英雄传》及其本土动漫《神侦探柯南》，还有源于我国神话的中国动漫《华山救母》《葫芦娃》《哪吒传奇》等，无一不体现出对正义的追求和对英雄的崇拜，从而凸显出强烈的群体认同感。

目前，各地都在挖掘本地文化，发现了域众传承的很多现象，但文化挖掘还非常浅陋，距离中华文化的复兴还有待进一步确立中华域众文化的整体发现，因此，动漫给了我们群体认同的文学样式，各个区域如何形成自己的风格就是中国动漫的着力点。

2.3 族群融合与人群制度

语言的使用是运用符号的仪式，语言仪式可以通过规则来建构社会现实。人们所面对的世界是通过语言展示建构出来的，人类的全部精神财富都是通过语言并以语言的形式保存下来，语言因此从简单的工具地位被提升到了本体地位，而一旦语言具有本体作用，语言就理应成为一个研究重点，就需要考察语言实践中的大量的具体案例，研究语言在具体语境下的具体使用(涂纪亮，2005:3)。

在中国古籍里我们可以看到重视族群与域众的历史沿革，在中国古籍中，“族”“民”“人”“种”“部”“类”是一种公共论域的用语，一般在正式的公文中用于区分政治差异，而在政治管理体系里却是突出域众。《尚书·周书·牧誓》记载“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的域众形态，可以看到方域观念的“民”是“族”的蓄养关系的基础，“多族一域”或者“一族多域”造成联姻以及融合，民歌有了跨界的空间，部族有了越界的文化交融，那是族群比较早的形态。“族群”比较符合中华民族农业文明的基本形态，因为族群文化中，作为权利的领域范围是依据管理对象而论，权利的领众就依据一方水土一方人，藏风于民，联姻于族，血亲族缘，立宗传家，构成了文化的历史形态以及经学体系。这一点，西方城堡孤立分割的自我系统建立的市民族群，其族群宿命就具有悲剧色彩。一个不断被封闭的族群势必须要建立民众的论域，在此基础上，建立个人与族群的赋权就是城堡的核心文化。

自古以来，人类维护公共生活秩序的手段多种多样，其中道德和法律是基本的手段。《周易》中与男女宗族乃至家族有关的卦就有《咸卦》《恒卦》《姤卦》《家人卦》，整个《易经》基本都是围绕家、国体系构建，因此，有关的爻辞充斥全篇。《周易·家人卦》“初九”描述了家人的作用：“闲有家，悔亡。象曰：闲有家，志未变也。”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君子拥有宗族，可以开宗立祖，那么一个男人就会没有遗憾，因为，承担责任才会使人成熟。“六二”：“无攸遂，在中馈，贞吉。象曰：六二之吉，顺以巽也。”这里描述了宗族之家的各自使命使得宗族之家目标得以成为群体共识。“九三”：“家人嗃嗃，悔厉，吉；妇子嘻嘻，终吝。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妇子嘻嘻，失家节也。”也许这里才是对《君子偕老》中贵夫人的“失家节”的解释。这里写出了各人个性的尺度，宗族为氏族耕作才会有家，只有劳动，才是古代文明的基本内涵。

这一点作为文学“域众”的民歌，在许多研究文学的理论中，“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文学在社会压力需要节度每个人的行为上采取的是域众的基本道德。其次，集体劳动与群居时代存在相互的宗族竞争以及外族扩张，因此，宗族稳定十分重要。宗族稳定的基础就是“六四”所揭示的“富家，大吉”。动漫的族群宿命是否有现实主义的依据呢，《周易》与《诗经》的研究告诉我们，氏族的“富家”是一种原始公共体系的族群概念，在这个组群里面，人人均有，老人不需要“负”，也不要“戴”就可以专门奉养；外嫁的女子依旧保留她的居室，可以归宁居住，离异也可以归家；归宁父母还要言告部族的师氏，大家小家都居公共体系之中。后人从历史宿命的角度，对历史进行了唯物主义或者唯心主义的解释，但是，这种解释忽略了人类学的基本法则以及社会学的平面视角。正如“九五”提示我们的那样，宗族的问题是人类的根本问题，历史确实是演绎了家族战胜宗族的一幕，但是，“王假有家，勿恤吉。象曰：王假有家，交相爱也”依旧是今天人类学的基本结论。从社会学角度而言，“上九”也谈到了宗族的公共养蓄体系，“有孚威如，终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谓也”——公共生活领域越扩大，公共秩序就越复杂，道德和法律的作用就越突出。假如没有这样的自然形态的社会群体制度，怎么会产生女性文学的《关雎》《静女》《君子偕老》这样的婚姻审美观念呢？《诗经》以现实主义的态度表现了人类文学的基本主题，这一点在儒释道的思想体系中都有高度的认同。

3 域众传承与人群宿命

3.1 人群宿命与域众意向

随着近代哲学到现代哲学再到后现代的过渡，礼仪仪式语境的转变充满活力，使得那些隐藏于客观世界背后的他者具有了主体资格而与传统的主体进行互动(张世英，2002:220)。动漫文学运用仪式语境乃是一种特殊的人群交际行为，动漫域众各方并不直接发生信息的传递，而是通过仪式这个信道才进行交流。传统文化规则在这个仪式中起着诠释者或传达者的作用。毕竟规则可建构人群、决定意义、赋予行为体身份及物质和行动以特殊的意义；仪式语境调动其在场的礼仪参与者，包括字、词、句、语篇等言语信息，包括域众知识、人群文化，让所有的参与者恪守自己应否在场的仪式规则，使“在场”与“不在场”的参与者始终处于动态变化中，以创造性地建构新的文学阅读语境、扩大文学共享、实现交际效果的最大化，最终实现域众的目的。

动漫文学传承了族群宿命的开放性主题。域众作为文学的叙述主体，直接构建了族群文化的基本模式作为自己的故事载体。其实，日、美动漫在选题方向有重合之处，即故事选题具有全球意义，也符合类型影视理论的商业原则，从而明确商业产品的目的性，满足消费需求，实现利益最大化的表现，市场化运作带来了大众化市场评判标准，创作者逐渐摸索出不同年龄职业区间观众的共有欣赏趣味，不需要行政性导向刻意安排，而是市场发展、商业化运作的必然结果，创作者会自动摒弃或避开尝试过分个人化的创作手段和形式；而文本上的模式化特征体现在动画作品的内容上，就是元素不断复制出现，同一具体题材中故事情节、叙事结构、人物形象语言的相似性，从而使得其文本内容上的模式化创作套路逐渐清晰直至成型。作为开放性的中国类型动画的创作也应该向这些方向转移，从这些经过全球市场和观众筛选的题材创作类型中构建本国动画的类型库，这才是中国动画创作真正的商业化转型。如果没有开放的域众意向，族群内涵就会失去意向活力。因此，动漫文学显示其社会价值在于文学确定了一条还原真实的路径，建立了文学类似百科全书的大众社会语境，使得域众获得政治、社会的精英认同以及主流身份。域众往往是承担族群宿命的小人物群体，族群的回归是小人物群体成了群体认同所关注的域众，因此，域众关注作为文学形态产生了古代的神话人物、民间英雄、行吟诗人以及域众文学相应的文体。我们姑且不去争论孔子创立的儒学是否与他主持祭祀有关，但是，胡适先生关于儒家域众理论的视野是《诗经》文学形式的最好解读。

因此，动漫文学正在积极发展自己的域众语境，形成各个民族体系下的族群范式。考量中国的宗族信仰、长城的国家信仰与埃及金字塔族权信仰，乃至佛教的塔信仰，都是解决大众意向开放问题的很好的传统。大乘佛教最为精深的“普度众生而众生实无可度”，就是解决个人意向的修行与菩萨修行之间的“论域间性”。这个问题儒家和道家都没有解决。儒家“礼教”和“仁学”试图建立一个中庸的大众体系，道家强调小国寡民的大众化路径，他们都试图建立宗族信仰和自然信仰体系下的问题归因，有了一个公共话语的语境归因，社会论域就会自动协调各自的话题规范，形成语境族群的文化存在范式。域众文化的形成，集中体现了族群的智慧，但是，族群的开放性，使得族群文化要大于域众的论域范围，因此，域众形态往往会发展为一种高雅文化、精英文化，或者演化为消费文化，而文学演示的域众主题以及域众人物，体现了文学特有的人文经验以及特有的文学意向——这就是我们说的族群宿命，所以，族群宿命的回归才是域众主题确立的原则。

3.2 族群仪式与域众形态

语言学的转向使得文学研究的批评话语转向域众意向发现。文学还原原初的语境意义确定了人类科学全新的发展路径，此路径一次次产生了中国文化的回归民众的原初形态，这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一次次的回归古文的运动。我们发现，秦汉以后对儒家进行脱离民众的家族政治移写，最大的失真导致对古代众域主体的全面挤压，这与先秦文化向民间移写的众域模式截然相反。一般意义上讲，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将会强化异族文化排斥，在秦国之后的异族入侵出于对汉族意识的压制，也会同时禁止域众主题出现在民间文艺中，因此，战争导致秦把中国文化的域众主题所直接承载的开放性转化为封闭的为家族纲常仪式，家域主题的封闭导致故步自封的专职，先秦文化开始全面解体，族群文化中民间民俗缺失，这就是非物质文化或者物质文化成为遗产的根本原因。

文学的寻根性自古就有。鲁迅是现代唯一一位具有族群眼光的文学大师、文化大师，他的杂文作为中华民族文学传承，显示了现代中华民族的域众锋芒。族群的呐喊、域众的彷徨构建起来了且介亭的批判心境，以及南腔北调的域众面目。文学的“国民性”显示了鲁迅身上的族群自信。鲁迅热爱生活，关心大众，在鲁迅的笔下许多小生命、小动物、小人物充满了欣喜、慈蔼、悲壮。对域众的发现，鲁迅曾赞美道：“我以为绍兴有两种特色的鬼，一种是表现对于死的无可奈何，而且随随便便的‘无常’”；另一种则是“带复仇性的，比别的一切鬼魂更美，更强的鬼魂。这就是‘女吊’。”(鲁迅，2005:637)鲁迅之所以称得上是中华现代文化的大师，就在于他建立的文学与民众的众域体系都是无法被人们忽略的社会核心论域。因此，动漫文学不应当限于儿童文学、新神话文学的界定，应当属于新人类族群的文学传播，这也解决了诗人、作家、作者与读者、受众、传播的体例、身份、承续的语境问题。

而动漫的族群也不外乎就是域众回归的寻根。例如，“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故事动画系列片”项目负责人就曾指出，随着社会发展，民间故事在当今少年儿童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严重下降，面临传播链断裂和消失的危险。为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动画片是一独特的表现形式。无论是由广西电视台制作的“广西少数民族民间故事动画系列片”(取材于壮、瑶、苗、侗等12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创造的《刘三姐》《妈勒访天边》《布洛陀》等家喻户晓的少数民族民间故事)，还是广西千年传说动漫影视有限公司制作的26集动画连续剧《阿米萝之歌海奇缘》和《阿米萝之空中大陆》，抑或是取材于“体操王子”李宁而根植于壮族经典传说《妈勒访天边》、采用由木偶、真人和3D多媒体影像共同完成的动漫《跟斗小子》，均反映出广西原创动漫以实际行动寻根本土民族文化。

目前，摆在中华族群文化面前的是建立中华文学的族群语境。中华文化的族群意象与域众主题需要建立一种开放的研究、教育、创作格局，这样才能发挥社会主义文学的“下基层”“回民间”“到村寨”的主流优势。文化的定义虽然无法穷尽，但是，基本上的法则首先是生存方式的开放性以及普世法则的自在性，我们要进一步发现民间的部族文明、氏族关爱、宗族教育。儒家把这个自在用《诗》来建立，道家用庄子的逍遥游以及庄周化蝶来超然物外，佛教用众生来阐述佛性，所有这些使得我们感受到了文化之邦中国的域众文明的价值。解决人类根本问题还是文化的坚韧、民众的族群、认同理解等文化品格的承载，只有在族群的体系中，域众才会如同乾卦那样自强不息，好比坤卦那样厚德载物。域众在动漫艺术表现为那些众生的族类，其内涵恰恰是我们文化精神的“化蝶”，我们民众精神的“化身”，我们自然法则的“化现”。

3.3 文化身份主题与族群仪式回归

中国文学具有百科全书的属性，属地风俗、宗族交往、琴棋书画、武学医术、建筑风水、油盐居家、茶酒俗尚，可以说天文、地理、人文都是族群主题的核心构建；正是这种族群关爱，在同处一方的互相认同，对血亲家族的互相包容，对衣食父母的互相体谅，对语言文化的敬重崇拜，对立宗开祖的生机扩张，才有了“民族”的内涵揭示。1971年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也在探索回归传统建立域众主题。由于对文化的族群认同，产生了街头文化、好莱坞文化、读图文化、商业文化等等。后现代的域众主题从文化荒原走向底层文化，文学场域转化为具体的大众传媒体系。大众域众主题开始进行去政治化、种族化的族群回归。

中西方动漫文学发展渊源、历史脉络、文化语境各不相同，或者说中西方动漫文学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它们各自的仪式叙述和主题诉求的差异。那么如何来协调这种张力？或者面对这种差异时如何确立相同或相似的族群宿命呢？正如安德森在其《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起源》一书中所指出的，动漫文学在新的技术传播下，可以挪用传统符号构建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因传播技术的革新会促进或加强族群观念和身份认同，而挪用新传统符号，辅之以域众寻根，必然会有助于复兴传统文化。须注意的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东西方文化并不是都像美国那样可以任意开放域众意向，也不是前苏联试图以族群替代掉民族问题导致民族解体，而是文化的融合与认同。全世界都面临着民族族群的回归以及文化复兴，从而引发了全球化的民族族群的现代性改造。我们远不必对族群进行市民、族民、氏民、宗民乃至国民的界定，我们可能需要的是“偕偕士子，朝夕从事”的域众功德，“王事靡盬，忧我父母”的宗族分工，“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的部族认同，“旅力方刚，经营四方”的域众自由，因此，只有文学才可能承载这个体系。现代域众的觉醒缔造了新的后现代文化模式，文化族群复兴促进了域众文学动漫全球化、大众化的进程。因此，动漫文学中洋溢的现代群体精神是人类大众的全新面貌(亨廷顿，1996:46，58；詹明信，1997:430；汤林森，1999:16)。马克思预言了人类族群下域众的“自由个性”的辩证历史过程(马克思，1979:104)的前提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马克思，1972:273)。因此，文学要发展为现代民众的一种符合我们的自由方式中获得感悟，体现了价值保护与精神弘扬，民众生存与全球关爱，语境交流与民风维护的价值，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起码，动漫文学在这个方面有了自己的独到视角，并且已经在影院模式、电视剧模式、纪实模式上都有了相当的规模，因此，给予理论升华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艾布拉姆斯.1990.欧美文学术语词典[M].朱金鹏，朱荔，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鲍刚.2005.口译理论概述[M].北京: 中国对外翻译公司.

蔡曙山.2007.语言、逻辑与认知[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董志强.2002.析伽达默尔的游戏观——兼论游戏的本质[J].学术月刊(12):82-88.

郭海涛，郝萌.2010.动漫美学文化的影响力[J].电影文学(23)：70-71.

黑格尔.2004.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

亨廷顿．1996.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

胡伊青加.1998.人:游戏者——对文化中游戏因素的研究[M].成穷，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伽达默尔.1999.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刘泓.2003.解读族群(一) [N].学习时报，2003-12-22.

刘划民.2004.维特根斯坦语言游戏说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7):34-36.

刘宓庆.2006.口笔译理论研究[M].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李泽厚.1985.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

鲁迅.2005.且介亭杂文末编·女吊[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马克思.197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197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

皮柏.1991.节庆、休闲与文化[M].黄藿,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史忠义.2010.关于“文学性”定义的思考.《问题与观点——20世纪文学理论综论》序[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

汤林森.1999.文化帝国主义 [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涂纪亮.2005.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思想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杨大春.2002.主体形而上学解体的三个维度——从20 世纪法国哲学看[J].文史哲(6)：79-86.

张今杰，林艳.2011.“范式”与 “语言游戏规则”——库恩科学革命理论与卡尔-奥托·阿佩尔先验语用学比较研究[J].北方论丛 (4):127-132.

詹明信．1997.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世英.2002.哲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校：路小明

商务英语研究专栏 主持人语:

今年是商务英语专业成立十周年，即将召开第十二届全国商务英语学术研讨会，也是教育部新的《高等学校商务英语专业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颁布之年，总结和回顾商务英语专业和学科的十年成就，完善商务英语学科体系，加强商务英语专业建设，提高商务英语人才培养质量，推动商务英语学术研究，思考和展望商务英语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前，制约商务英语学科发展的两个关键因素是学科理论研究和师资队伍建设。本期我们围绕商务英语学科理论建设和商务英语师资发展两个重要主题，推出五篇论文。王立非、翁凤翔、段玲琍三位教授探讨商务英语学科与理论建设，尝试构建商务话语语言学的理论体系，探讨商务英语语用学的核心问题，涉及言语行为研究、礼貌和面子理论研究和语用能力研究等方面，从宏观视角论证商务英语学科命名、学科属性、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

叶兴国和郭桂杭教授分别从教学能力和自主能力探讨商务英语的教师发展，以第六届全国英语专业教学大赛商务英语组总决赛为题，探讨商务英语教学创新、教师教学自主和教学质量标准之间、知识模块和能力模块之间以及各教学环节之间的辩证关系，指出高校商务英语教学自主能力应当引起关注，并就如何改进提出建议和对策。本期的论文相信对商务英语教学改革会提供有益的启示。

王立非

Ethnic Community Activation and Historical Reconstruction:Narrative Analysis of Ceremonial Context of Animation

MAXiaochun

Ethnic community, ceremony and community activity are the basic elements of animation literature. As required by these elements, the connotation meaning of ethnic community in animation shall be studied to reflect life and the context meaning of public images. The intent of the ethnic community in animation is to achieve the historical and community reconstruction, which is also the found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tactics of the modern cultural renaissance strategies.

cultural renaissance; return of ethnic community; literature on ethnic community

2015-11-20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大清律例》英译比较研究”(13BYY030)的阶段性成果

马笑春，女，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翻译学研究。

I109.9

A

1674-6414(2016)04-003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