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事件英语话语”叙事与汉语读者关照翻译策略
——以OnChina为例

朱健平 周小琴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中国事件英语话语”叙事与汉语读者关照翻译策略
——以OnChina为例

朱健平 周小琴

(湖南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12)

中国事件越来越受世界关注。英语话语常以异域的视角叙述中国事件，多采用模糊化表达、解释性表达和类比性描述等关照英语读者的叙事策略。将叙述中国事件的英语话语“回译”成汉语可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西方世界对中国事件的态度，翻译时可采用总体保留异域叙事视角、模糊话语具体化、浓缩或删减冗余话语、直译类比性描述、近似原文复现等策略，以充分关照汉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文化情感。OnChina的汉译本《论中国》尽管忠实于原文，语言流畅，但因在“回译”中国事件或元素时未能充分关注汉语读者的阅读期待而略显不足。

中国事件; 英语话语; 叙事特点; 汉语读者关照的翻译策略;《论中国》

0 引言

中国事件是指在中国发生或与中国密切相关、具有重要影响力且深刻反映中国文化特质的政治、经济、文化事件，它既指曾经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又指当下正在发生的事件。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高，中国事件正受到西方越来越多的关注。为了了解中国，西方出版了大量介绍或研究中国事件的英文著作。但由于作者对待中国事件的立场和态度不同，英语读者意识形态诉求和审美期待的不同，加之英语和汉语在思维习惯上的种种差异，便形成了不同于汉语叙事方式的英语叙事话语。为了在中西交流中做到知己知彼，充分了解西方对中国政治、文化、经济的立场、态度和看法，需要将这些以英语叙事方式叙述中国事件的英语著作“回译”成汉语。但从目前情况看，这方面的翻译还存在某些不尽如人意之处，需引起我们广泛关注和思考。比如，翻译这类著作时应该遵循什么原则，是否需要采取不同于一般翻译的策略？尤其是在叙事话语方式上，需要原封不动、亦步亦趋地忠实原作还是应根据汉语读者的审美情趣对原作进行适度增删？若是前者，会有什么样的效果？若是后者，则可采取哪些具体的增删策略？等等。这些问题尚未引起学界足够关注。尽管这类英语著作中中国元素的回译问题已经引起张亚权(2005)、叶红卫(2012)、魏平(2013)等研究的关注，但他们的讨论主要着眼于微观层面，从宏观层面探讨上述问题的尚较缺乏。本文以美国前国务卿HenryKissinger(亨利·基辛格)的OnChina为例，分析英语叙述中国事件的主要话语方式，并结合其汉译本《论中国》的某些不足，探讨中国事件英语叙事话语汉译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策略，指出在将这类著作“回译”成汉语时应以汉语读者为取向，重视汉语读者的审美诉求和阅读期待。

1 On China的主要叙事特点

OnChina是基辛格的一部力作，书中旁征博引，对抗美援朝、中美建交、台海危机、中苏对抗、中印边境冲突、中越战争等中国近现代史上一系列重大军事、政治和外交事件进行了深度解读，逋一出版即引起巨大反响。该作深刻反映了基辛格对待中国文化和中国事件的态度和立场，体现了其西方他者看待中国问题的独特视角，在用英语叙述中国事件时至少体现了以下两大特点：异域的叙事视角和英语读者关照的叙事方式。

1.1 异域的叙事视角

叙述者对事件的叙述总是会有意无意地打上叙述者意识形态和诗学取向的烙印，叙述者根据自己的情感经验，从自己的叙事视角出发，通过对事件及其组件的选择、过滤、改写、切割和重组，尤其是通过对事件的评论，将这种烙印深刻地铭写在其叙事作品中。这种现象同样体现在异域叙述者对他者文化的叙事作品中。而且在对他者文化的异域叙事中，由于叙述者与被叙述事件的“时空错裂”(隋无涯等, 2005; 杨经建, 2011)，这种烙印愈发深刻，使其叙事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区别于本土叙事而呈现出独特的异域叙事视角。

在OnChina中，叙述者和叙述对象分属不同的文化实体，基辛格属于英语文化，叙述的对象则主要是中国事件，即使在其参与或亲历的部分中国事件中，他所代表的也是英语文化的利益和意识形态。基辛格的这种“西方人”的文化身份，使他在对中国事件的追述中不可避免地采用了西方惯用的叙事话语方式，使其叙事话语“不经意间”体现了西方整体的思维烙印。诚如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所言，“对于一个研究东方的欧洲人或美国人而言，他也不可能忽视或否认他自身的现实环境：他与东方的遭遇首先是以一个欧洲人或美国人的身份进行的，然后才是具体的个人”(萨义德, 2007: 15)。同样，在OnChina序言中，基辛格明确指出，他是“从一个美国人的视角”出发，“试图解释中国人对战争与和平、国际秩序等问题的理性思考”(2012: V)。

异域叙事视角赋予了基辛格很大的灵活性，使他在叙述中独力担任起“解说员”和“评论员”的角色，试图为西方读者提供一种关于中国事件的权威描述和解释。虽然他力图采取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但他属于那个在中国过去曾有且现在仍有“确定利益的强国”(萨义德, 2007: 15)的文化身份使其叙事话语难掩潜藏的偏见或霸权色彩。例如，在叙述郑和下西洋的事件时，他在肯定明朝高超的航海技术的同时，却以惋惜的语气反复强调中国没有利用这一优势为自己获取利益。

基辛格反复强调“探险和征服”“海外殖民地”“领土野心”“殖民地和资源”，这是典型的从帝国主义扩张和殖民视角解读中国的郑和下西洋事件，认为强者有权对弱者进行掠夺和征服，为自身攫取领土或经济利益，而非与之进行平等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基辛格从文化霸权和意识形态扩张的角度出发，“惋惜”郑和未能趁机让蛮夷皈依儒学或佛教，如殖民扩张时期的基督教使团一般，打着传教的名义对弱小国家进行文化侵略。在此，叙述者叙述中国事件时所采用的西方叙事视角可见一斑。

1.2 英语读者关照的叙事方式

中国事件英语叙事话语的第二大特点是，叙述具有明显的英语读者关照倾向。接受理论认为，任何读者在阅读一部作品之前，都具备一种由以往的阅读经验构成的先在理解结构和知识框架，即期待视野。期待视野可分为两种类型，即“较为狭窄的文学期待视野”和“更为广阔的生活的期待视野”(姚斯、霍拉勃, 1989: 31)。由于文化传统、社会历史环境、思维方式、生活经历、审美水平等差异，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具有不同的期待视野。读者总是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即总是通过自己的期待视野去解读另一种文化(屠国元、周慧, 2008: 892)。因此，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必定会充分考虑读者的期待视野，关照读者的阅读期待和接受水平。正如Christiane Nord(2001: 34/85)所说，在创作文本时，作者必须意识到读者的兴趣、期待、情境限制、世界和文化知识、情感体验、社会文化环境和先前的阅读经验。

在OnChina中，作者关照英语读者的叙事方式十分明显。书中涉及大量的中国事件或元素，包括人名、地名、官职机构、文学典籍、寓言故事、风俗习惯、律法条文、奏折、文献史料等，作者在叙述时都充分考虑英语读者的接受期待，运用各种手段作了适当“加工”。作者对中国事件或元素的叙述，通常是基于两个方面来进行的：一是基于作者自身的理解，二是引述国内外其他学者对中国事件或元素的论述，包括著作、论文和翻译作品等。但这些内容对英语读者而言却是陌生的、异质的，它们通常不在普通英语读者的期待视野或阅读经验范围之内。因此，为了促进英语读者对异质文化成分的理解和接受，扩大文本的影响范围，作者采取了一定的叙述策略，以英语读者为中心，以英语文化为参照，对这些异质的元素进行了处理或改写，或在其中融入英语文化内容，或使之发生变异或变形，以满足英语读者的阅读期待。概言之，基辛格在处理中国事件或元素时主要采取了模糊化表达、解释性表达和类比性描述等叙述策略，这些话语方式使作品呈现出不同于中国本土的叙述特征。

1.2.1 模糊化表达

模糊化表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中国历史人物名讳的模糊化，二是对历史事件或其背景的模糊化。

基辛格将中国历史上不同皇帝模糊化，所有皇帝均以“Emperor”指代，未作具体区分；对中国历史上提出某些重要观点的学者或官员的身份、姓名模糊化，作者引用他们的话来论述自己的观点，但隐去了他们的姓名等信息；对中国历史上发生的一些重要事件的时间、内容、主要人物、影响等模糊化。模糊化策略反映了一种对待信息的取舍态度和筛选策略。对英语读者而言，由于缺乏相关背景和知识储备，书中的“Emperor”“official”“minister”“scholar”等并无甚特殊之处，只是中国历史上的某个人物；而“upheaval”“palace coup”也只是某些无关紧要的事件。叙述者通过模糊化策略，过滤掉了对英语读者不重要的信息，从而减轻了读者的阅读负担，顺应了读者的期待视野。

1.2.2 解释性表达

解释性表达是指用描述性或叙述性的话语介绍或表述中国事件、元素或现象。

基辛格在书中通过同位语、文中注、插入时间等各种解释性手段分别介绍了《孙子兵法》的文体风格，孔子的生卒年和春秋战国的起止时间，满洲里、蒙古和新疆的地理名称和地域特点，叩头的具体动作和围棋的别称等，以促进英语读者对异质文化的了解和接受。

1.2.3 类比性描述

类比性描述是指用英语读者熟悉的本国文化、现象或事件等和英语读者不熟悉的中国文化、社会现象或事件等进行比较。

在描述中，基辛格通过类比，在英语读者陌生的中国历史年代(战国时期)、儒家经典、清朝管理机构(理藩院)及地理位置(中印争议地区)与他们熟悉的西方历史时期(1648年至二战结束)、宗教、法律著作(《圣经》与美国《宪法》)、海外殖民属、本国地域(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之间建构起联系，通过这种“以此及彼”(姚宝荣、韩琪, 1998: 28)的方法，缩短英语读者与中国事件和文化的距离，以便“将文化预设置于受众认知域和对异域文化的期待范畴内”(洪明, 2006: 57)，迎合英语读者的认知结构与期待视野，促进他们对中国事件的理解和对作者关于中国的观点的接受。

上述策略中，模糊化表达体现的是对信息的削减，解释性表达体现了对信息的补充和添加，类比性描述意在建立不同文化信息之间的联系。采用这3种策略充分体现了作者对英语读者阅读需求和期待的关照，也反映了英语文化和意识形态参照下中国事件英语叙事话语对中国的解读方式。

2 汉语读者关照的汉译策略

中国事件英语叙事话语汉译的主要目的是为汉语读者提供一个外在于自身的观察视角，使汉语读者 “通过他者(西方文化)所看到的自我(中国文化)而重新审视自我”(伍晓明, 2012: 90)，从而建立更加立体的、多面的自我认识。因此，汉译时需要关注汉语读者的认知需求，保留原文的异域叙事视角，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原作内容和源语文化对译语文化的看法，即使是带有偏见或意识形态色彩的部分话语。

如上分析，中国事件英语叙事话语包含的大量中国事件或元素是英语读者知识结构和期待视野之外的新信息，原文通过模糊化表达、解释性表达和类比策略进行处理，便于英语读者接受和理解。但这部分内容却是汉语读者知识结构和期待视野所固有的组成部分，若原封不动地译成汉语，就会导致一些翻译不足，如所指信息模糊、信息冗余、古文引语白话化等问题。因此，译者需要从原文的英语读者关照转向译文的汉语读者关照，根据汉语读者的语言习惯、阅读需求、认知心理、知识结构、审美情趣和文化期待等，采取模糊话语具体化、浓缩或删减冗余话语、近似原文复现等策略，对中国事件英语叙事话语进行“逆向处理”。

2.1 总体保留异域叙事视角

中国事件英语叙事话语的汉译反映了主流话语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因为部分英语话语可能对汉语读者关于中国文化或主流话语的固有认识造成冲击或颠覆。正如Andrew Lefevere (2010: 14) 所言：“翻译具有潜在的威胁性，恰恰是因为它使译入文化遭遇另一种不同的解读生活和社会的方式，而这种方式可被视为是颠覆性的。”OnChina汉译主要采取直译，总体上保留了原文的异域叙事视角，一方面可让汉语读者观察中国事件在英语话语中被表述和被建构的方式，另一方面也可通过这种外在视角的解读反观主流话语及读者自身对中国事件的表述和理解。

例(1) The pretensions underlying this traditional Chinese world order endured well into the modern era. (Kissinger, 2011: 11)

支撑传统中国这一世界秩序的妄自尊大的观念一直延续到近代。(基辛格, 2012: 007)

例(2) China’s Vaunted centrality and material wealth would turn on itself and into an invitation for invasion from all sides. (Kissinger, 2011: 20)

天朝的自大和地大物博，后来反倒害了自己，招来了四面八方的敌人。(基辛格, 2012: 015)

例(3) Centuries of predominance had warped the Celestial Court’s sense of reality. Pretensions of superiority only accentuated the inevitable humiliation. (Kissinger, 2011: 49)

中国几百年的上国地位造成了天朝对现实的一种扭曲认识，自高自大带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受辱。(基辛格, 2012: 042)

以上各例均采用直译，整体上忠实保留了英语话语内容和异域叙事视角。例(1)至(3)完全直译，即使部分话语有悖汉语读者的情感期待，如“妄自尊大”“自大”“扭曲认识”“自高自大”等对中国的否定或负面叙述话语，会引起汉语读者的强烈不适或不满，产生情感冲突，译者也照译不误。

当然，译者也并非将所有的异域叙事方式悉数保留，而是根据历史事实进行了取舍。当译者觉得英语话语与历史事实严重不符或相悖时，便会删除部分话语。比如：

例(4)The territorial claim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topped at the water’s edge. As early as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China led the world in nautical technology; its fleets could have carried the empire into an era of conquest and exploration. Yet China acquired no overseas colonies and showed relatively little interest in the countries beyond its coast. It developed no rationale for venturing abroad to convert the barbarians to Confucian principles or Buddhist virtues. (Kissinger, 2011: 8)

例(4) 在宋朝(公元960—1279)，中国的航海技术即居世界之首，其舰队本可以将中国带入一个探险和征服的时代。然而中国没有攫取海外殖民地，对大海另一边的诸国并无探知的兴趣。中国也没有提出过跋涉重洋向未开化之地推行儒家学说或佛教理论。(基辛格, 2012: 004-005)

例(5)The goal was rectification, not progress. (Kissinger, 2011: 14)

儒家思想的目的是修正，而非进步。

例(6) The most serious challenge came from the Taiping Rebellion (1850—1864), mounted by a Chinese Christian sect in the south. (Kissinger, 2011: 65)

最严重的挑战来自太平天国起义，这是由中国南方一个基督教派发起的。

对照例(4)原文便可发现，例(4)对原文中的异域叙事视角作了微调，删除了“The territorial claims of the Chinese Empire stopped at the water’s edge” (“中华帝国的领土要求止于陆地边缘”)。例(5)和(6)中的上述话语在译文中也被删除了。之所以如此，可能是译者认为叙述者对这些事件的认识不够全面或客观，因为中国领土自古便包括周边水域和海洋，儒家思想实际上是同时强调不断修养和进步的，太平天国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反清农民起义，只是洪秀全借基督教之名为起义正名，以吸引更多追随者，而并非宣传基督教的教派。译者为了避免误导汉语读者而删除了这些话语。

当然，在翻译同类文本时，有的译者可能会“将错就错”，忠实保留原作中对中国事件或要素的误读或误解，并通过加注等方式予以纠正或说明。我们认为，这种策略尽管可行，但终究会打断译作的叙述思路。相比而言，《论中国》的译者在总体上保留原作异域叙事视角的同时,对这些错误话语的删除则更显巧妙，这样做尽管相对于原叙述话语而言有所损失，却能保持译作叙述话语的流畅性，不会留下译者干预叙述的痕迹。

2.2 模糊话语具体化

由于英语读者关于中国的背景知识不足，原作通过模糊化表达过滤掉了有关事件或人物的具体信息，以减轻英语读者的理解难度，但这样的表达若原封不动地“直译”成汉语，对汉语读者而言，则会造成所指信息模糊。

例(7) 1433年，郑和的航海活动突然结束……新皇帝下令解散舰队，销毁郑和的航海记录……(基辛格, 2012: 6)

例(8) 迟至1863年，中国的皇帝(他本人即是200年前征服了中国的“异族”——满族王族的一员)致函林肯……(同上: 7)

例(9) 为此，汉朝的一位大臣建议用“五饵”之策对付位于中国西北部的铁骑匈奴部落。(同上: 17)

以上各例均采用直译，保留原文对中国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模糊化表达，但这样的译文常会让读者对某些信息感到模糊或隔膜。中国历史漫长，朝代更迭频繁，帝王将相、权臣贵胄辈出，若不指明具体姓名或名号，极易让汉语读者混淆，而重大历史事件更是多不胜数，类似的也极多，若不明确化，很容易让读者读来一头雾水。更重要的是，历史人物和事件存在和发生于特定的历史时代背景之中，对汉语读者而言，从单个人物和事件便可推知整体、宏观的时代背景。以上译文中，“新皇帝”(例7)、“中国的皇帝”(例8)、“汉朝的一位大臣”(例9)等表述模糊而泛化，无法满足熟悉中国历史、了解中国文化的汉语读者的阅读期待，因为他们还需通过查阅资料或搜索背景知识对相关人物或事件进行定位和具体化以后才能理解。

因此，从汉语读者角度出发，在将英语话语中被模糊化了的中国事件或元素“回译”成汉语时，应采取具体化策略，即还模糊以具体，使这些事件或元素与中国历史上的“名称、物品、人物、事件、礼仪等一一吻合，和中国读者和研究者固有的知识体系接上”(江帆, 2006: 34)，关照汉语读者的期待视野。比如，在提到中国古代皇帝时，汉语习惯上多用皇帝的谥号、庙号或年号来指代，而其他重要人物则可通过上下文提供的信息查知。因此，以上译文可在模糊化话语的基础上具体指出提到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如例(7)至(9)可分别改译为 “新皇帝明宣宗”、“清同治皇帝”和“汉朝大臣贾谊”。这种还模糊以具体的译法原译中偶尔也有采用，只是未能贯彻始终。比如：

例(10)东汉(公元25—220)的一位学者何休写道：“王者不治夷狄，录戎来者不拒，去者不返也。”(基辛格, 2012: 17)

例(11)它产生于中国的春秋战乱时期，当时诸侯混战，百姓涂炭。(同上: 20)

上述两例中，译者采用具体化策略分别将a scholar during the Han Dynasty和during a period of upheaval译为“东汉(公元25—220)的一位学者何休”和“中国的春秋战乱时期”。

2.3 冗余话语的浓缩与删减

在OnChina中，作者通过解释性表达增添了关于中国事件或元素的相关信息，以促进英语读者对中国事件或元素的理解和接受。但这些表达若原封不动地直译成汉语，对汉语读者而言可能会造成信息冗余，从而增加读者的阅读负担。

例(12) 《孙子兵法》为文言文，介乎于诗歌体与散文体之间。该书问世已两千余年，然而这部含有对战略、外交和战争深刻认识的兵法在今天依然是一部军事思想经典。(同上: 21)

例(13) 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是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公元前476)末期人。当时政治动荡，诸侯混战，随后进入了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同上: 10)

例(14)它尤其垂涎于管辖薄弱、边界划分模糊的、广袤的满洲(位于中国东北部的满洲腹地)、蒙古(位于中国北部的大草原，当时是半自治的部落)和新疆(中国西部广阔的山脉和沙漠，当地居民主要是穆斯林)。(同上: 61)

以上原译完全直译，保留了原文中的解释性表达，如例(12) 中《孙子兵法》的语言风格；例(13) 中孔子生卒年和春秋战国起止年；例(14) 中满洲、蒙古和新疆的地理位置等，译者悉数保留，完全照译。但由于这些信息都是汉语读者比较熟悉的，直译反而会造成信息冗余，有时还会不必要地打断读者的阅读思路。如例(13) 和(14) 中，读者的阅读在短短一句话中都被打断三次，而原文增补的时间和地域特征等信息其实价值并不大，因此完全可以将其删减。

此外，原文中的解释性表达译成汉语时，有时还可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压缩，使译文更加简洁精练，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期待。例如：

例(15)One of Mao’s favorite tales drawn from classical Chinese lore was the story of the “foolish old man” who believed he could move mountains with his bare hands. (Kissinger, 2011: 110-111)

译文：在他最喜欢的寓言故事中，有一个讲的是“愚公移山”的故事。

当然，这种删减和压缩的译法在原译中偶尔也可以找到数例，如以下例(16)(17)：

例(16)中国的礼仪坚持以叩首的方式承认皇帝的主宰地位，即行三跪九叩大礼。(基辛格, 2012: 011)

例(17)中国流传最久的棋是围棋，它包含有战略包围的意思。(同上: 019)

例(16)中，原文将kowtow(叩头)这一中国礼节解释为“一种全身拜倒行为，每次拜倒时以额头触地三次”，译文则对其进行了压缩，凝练为“三跪九叩”；例(17)的译文则删除了关于围棋的发音、在西方以其日本名字 go而为人所知及其字面意义的解释等信息，从而关照了中国读者的知识背景和感情。

2.4 类比性描述的直译

类比性描述选取与中国事件或元素具有相同或相似特征、性质和功能等的英语事件或文化元素，通过二者的相似性，加深英语读者对中国事件或元素的理解，顺应英语读者的认知心理。汉译时基本上可以直译，保留用来类比的英语事件或文化元素，拓展汉语读者的知识结构。

例(18)记载孔子言行的《论语》和其后的经史典籍构成了儒家经典，有点像是中国的《圣经》与《宪法》的混合体。(同上: 010)

例(19)中国通过理藩院与之打交道。理藩院是一个类似署理海外殖民地的机构，专事赐赠属国国王封号，以免起边祸。(同上: 014)

例(20)所争议的地区面积相当大：大约12.5万平方公里，与美国宾夕法尼亚洲大致相当。 (同上: 092)

以上各例均完整保留了类比性描述，有助于突破汉语读者原有的知识结构，提升汉语读者的期待视野，同时也可让汉语读者了解如何有效地向英语读者介绍中国事件和文化。

2.5 近似原文复现

为了阐明观点，增强说服力与真实性，在叙述中国事件的英语话语中通常会引用大量中国文献与资料，包括中国典籍、中国古代官员的奏折、文章和官方函件等，也有近代领导人的讲话、会议纪要、政府文件、联合声明等。在翻译这些内容时，需要找到原文，进行“原文复现”，即“完全返回原作的语言状态而无须任何加工也不允许哪怕是字面上的改动”(王宏印，江慧敏, 2012: 67)。这便需要译者通过各种途径查找文献，找到与引文对应的原文进行替换。王宏印认为：“对于翻译研究而言，这种不需费脑子同时也不允许有任何改变的原文复现，除了印刷实践上的必需以外，不具有任何理论和认识价值。”(王宏印, 2010: 224)在翻译实践中，大部分情况下，译者通过努力能够找到原文。但有时由于历史原因，部分引文的原文已经损毁或遗失，无法查找，这时就要译者进行“近似原文复现”，即用符合引文原文语言特征、文体风格和说话人身份、地位、学识等的近似译文替代原文，避免出现“古代人操着当代语言、皇帝老子讲着村妇里老的语言、凡夫俗子却讲着庄重典雅高深的正统语言之类的怪现象，让人读来啼笑皆非”(王宪明, 1994: 75)。在《论中国》中，就出现了几处将古文引语白话化的翻译问题。

例(21)Since you are aware of the strength of your adversaries, use all possible means to divide them; go warily, use cunning - thus will you prove yourselves good strategists. (Kissinger, 2011: 82)

译文：既然你们了解敌手的实力，就应该采取一切手段离间敌人；慎行而用诈，此乃改善谋略者所为也。(基辛格, 2012: 75)

例(22)Li summed up the impetus of his diplomacy in a mournful memorial to the Empress Dowager shortly before his death in 1901:

Needless for me to say how greatly I would rejoice were it possible for China to enter upon a glorious and triumphant war; it would be the joy of my closing days to see the barbarian nations subjugated at last in submissive allegiance, respectfully making obeisance to the Dragon Throne. Unfortunately, however, I cannot but recognize the melancholy fact thatChina is unequal to such an enterprise, and that our forces are in no way competent to undertake it. Looking at the question as one affecting chiefly the integrity of our Empire, who would be so foolish as to cast missiles at a rat in the vicinity of a priceless piece of porcelain? (Kissinger, 2011: 85)

译文：1901年，李鸿章临终前在呈送给慈禧太后的一份奏折中概括了自己外交活动的出发点：

毋庸赘言，中国若能在一场战争中凯旋，我会欣喜若狂。臣风烛残年之日，倘若能看到蛮夷国家最终被降伏，恭顺圣上，将不胜欣喜。然而不幸的是，我不能不承认一个可悲的事实：中国无力打胜一场战争。我们的军队根本没有这个能力。事关大清完整与否，有谁会愚蠢到投鼠而不忌器呢？(基辛格, 2012: 78)

以上均为基辛格引用的清末重臣李鸿章之言。由于原文缺失，无法复现原文，故译者采用白话文进行翻译。译文虽然忠实传达了原文的意思，但语言风格与原文所处的时代以及李鸿章的身份极不相符，出现了“古代人操着当代语言的怪现象”，使汉语读者感到困惑并对译文产生怀疑。这时，若采用近似原文复现的策略，以文言文进行翻译，并在脚注中加以说明，可能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比如：

例(21)译文：既知仇雠之虚实，则当穷其法而离间之；慎行而用诈，此乃善谋者之所为也。

在类似文本中，因原文缺失而采用白话文翻译古文引语的例子很普遍，如《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叶卫红、江先发译, 2011)中，其英文原文引用了七份清朝的奏折，译者通过查阅大量史料和咨询相关专家，也只找到一份与原奏折非常相近的进行了替换(叶卫红, 2012: 52)，其他则采用了白话文或半文半白的译文(见第171-182页)，尽管译文忠实，语言简练，但采用的却是白话文，终究有些遗憾。

3 结语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日益加强，世界对中国的关注度越来越高，OnChina这类中国事件英语叙事话语也越来越多。相比文学作品的虚构性和主观性，这类论述性话语更加直接和真实，更能充分反映英语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形象及其被建构、被表述的话语方式，因而其汉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以OnChina为例，从宏观上分析了它的两大叙事特点：中国事件的异域叙事视角和英语读者关照的叙事方式，后者主要采用模糊化表达、解释性表达和类比性描述等策略；接着又从目的语读者的角度出发，针对以英语话语叙述的中国事件或元素提出了5种“回译”策略，即总体保留异域叙事视角、模糊话语具体化、浓缩与删减冗余话语、直译类比性描述和近似原文复现，以适应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知识结构，同时也为翻译实践提供借鉴。

Kissinger, H. 2011.OnChina[M]. New York: Penguin Press.

Lefevere, A. 2010.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Sourcebook[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Nord, C. 2001.TranslatingAsaPurposefulActivity:FunctionalistApproachExplained[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黄海军， 高路.2011.翻译研究的叙事学视角——以林语堂译本为例[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4):90-94.

亨利·基辛格.2012.论中国[M].胡利平,等译.北京: 中信出版社.

洪明.2006.论接受美学与旅游外宣广告翻译中的读者关照[J].外语与外语教学(8):56-59.

江帆.2006.让马可波罗重回中国——论冯承均及其所译中外文化交流典籍[J].中国翻译(2):32-38.

麦吉.2011.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J].叶卫红,江先发,译.上海: 中西书局.

热拉尔·热奈特.1990.叙述话语 新叙事话语[J].王文融,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萨义德.1999.东方主义[J].王宇根,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隋无涯等.2005.中国主流文学期刊2005年第2期综评[J].文艺理论与批评(4):54-59.

屠国元，周慧.2008.文化专有项翻译与译者的文化选择——以《红楼梦》英译本“红”字的翻译为例[J].中南大学学报(6):891-894.

王宏印，江慧敏. 2012.京华旧事，译坛烟云——MomentinPeking的异语创作与无根回译[J].外语与外语教学(2):65-69.

王宏印.2010.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修订版.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王宪明. 1994.返朴归真最是信——由几处经典引文回译所想到的[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4):72-76.

魏平.2013.涉华社科图书中中国元素回译的“忠实”原则：《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译后[J].山东外语教学(1):105-108.

伍晓明.2012.“回译”作为可能的文化馈赠[G]∥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新格局·新挑战·新思维·新机遇：“文明的构建：语言的沟通与典籍的传播”语言分论坛论文及摘要集.北京: 北京出版社，90-94.

杨经建.2011.在“颓废”中“唯美”: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种特异创作现象[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5-19.

叶红卫.2012.涉华文献翻译中的回译问题：《我们如何进入北京——1860年在中国战役的记述》译后[J].上海翻译(1):49-52.

姚宝荣,韩琪.1998.旅游资料英译浅谈[J].中国翻译(5):27-30.

张亚权.2005.论学术翻译的文献回译——以梅尔清《清初扬州文化》中译本为例[J].南京大学学报(3):128-136.

责任编校：冯 革

English Discourse of Chinese Events and Chinese-Reader-Orient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Illustrated byOnChina

ZHUJianpingZHOUXiaoqin

Chinese events are draw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Usually, English discourse of Chinese events is narrated from a foreign point of view, and characterized by English-reader-oriented narrative strategies, including fuzzification, paraphrasing, and comparison. Translating such English discourse of Chinese events back into Chinese allows Chinese readers to better understand Western world’s attitude toward Chinese events. In translation, some Chinese-reader-oriented strategies, such as overall preservation of foreign narrative point of view, specification of fuzzy discourse, condensation and deletion of redundant discourse, faithful translation of comparative discourses and quasi-original text restoration, can be employed to cater to Chinese readers’ reading expectations and cultural emotions. Although the existing Chinese translation ofOnChinais faithful, fluent, and keeps the language force of the original work, a few translation flaws are found, due to insufficient consideration of Chinese readers’ needs and expectations when translating English discourse of Chinese events or their component elements back into Chinese.

Chinese event; English discourse; narrative feature; Chinese-reader-oriented translation strategies;OnChina

2016-04-15

朱健平，男，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

H315.9

A

1674-6414(2016)04-0104-07

周小琴，女，湖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翻译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