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共早期多名成员脱党看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任向阳,李 斯

(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从中共早期多名成员脱党看党组织的自身建设

任向阳,李 斯

(衡阳师范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

中共早期多名成员脱党，不仅有当时客观社会环境及脱党者个人主观思想方面的原因，还在于党自身在组织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一是党内民主机制建设不健全，以致封建专制主义严重；二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足，导致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盛行；三是党的组织文化建设薄弱，致使党员组织观念淡薄等。研究中共早期多名成员脱党的组织原因，不仅可了解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进程，而且可为当前党的先进性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

脱党；组织建设

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建设问题，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关键性问题之一。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中央逐步确立了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核心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如有人认为：“这四个全面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执政党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这个前提下开展全面治理”。习近平同志也认为：“党组织是党全部工作顺利推进、落实生效的坚实基础。”[1]对此，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周文彰指出：“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和重要保障，党领导和推动的改革开放事业越是向纵深推进，越需要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基于此，当前党中央正全面开展党的建设工作，如以思想建设为先导、以作风建设为抓手、以反腐肃贪为突破口、以建章立制为保障、以组织建设为基础、以正风肃纪为重点等，其目的是防范党员同志在思想上脱党。可见脱党与党自身的建设内在地存在着某些关系。学术界虽曾对党的建设以及某些党员脱党原因进行过深入探索，但较少将党员脱党与党组织自身的建设联系起来进行研究。实际上，从党员脱党原因来探索党组织自身的建设，不仅可了解中国共产党党组织建设的历史进程，而且可为当前党的先进性建设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提供借鉴。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不少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的知识分子党员有过脱党意识或行为：如第一个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党早期代理书记李汉俊和李达，“一大”代表包惠僧、周佛海、刘仁静和陈公博，介绍周恩来入党的张申府，以及施存统、袁振英、谭平山等。学术界曾对此问题进行过研究，并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然审视这些成果，共同之处在于将他们脱党原因归结为当时客观社会环境及个人主观思想两方面。诚然，尽管这两点确是导致他们脱党的主要或根本原因之一，但基于此两原因我们却难以找到有效处理党员脱党问题的现实途径。因为据此结论，处理党员脱党问题的方法与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改善外部客观环境；二是提高个人素质以规避错误。但依据人的主体性原则，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实现人与环境变化的一致性。正如马克思所说：“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2]59所以，客观环境的改善，有赖于人与环境的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人有被动接受环境影响的一方面，但更多的是主动适应环境，如人可主动接受环境的熏陶，或免受环境的侵袭，或引领环境的转变，体现人在此互动过程中的主体能动性作用。正是由于人在适应环境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所以切实处理党员脱党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提高人自身的各方面素质。

然而个人素质的提高同样是一个实践问题。通过提高个人素质来规避错误的理想是美好的，但问题在于：一是人的正确认识主要从实践中来，并需通过社会实践来证明。而在特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个人的认识往往具有局限性和片面性，所以难免会有思想、行为的过失或错误；二是作为一种历史性的存在，人非“完人”，且人的素质涵盖多方面具体的内容，通过提高人各方面的素质以规避错误，这在实践上亦难保证。然而，学术探究的目的是为解决问题。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不能局限于“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改变世界”[3]502。因而探究党员脱党的原因，归根到底其目的是为有效处理党员的脱党问题。为此，我们还需进一步探究导致当时党员脱党的其他方面原因。

实际上，党组织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亦是党员脱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正如马克思所说：作为社会的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56，人既可在社会关系中提高自己的素质，也可在其影响下尽量规避错误。作为社会关系之一的组织关系，不仅能为人的发展保驾护航，使个人素质在组织生活中得以提高，而且可使个人错误在组织规范、约束或组织成员的帮助下得以规避。这是因为成立社会组织的目的就是让组织成员能够团结协作以实现共同的组织目标；让组织成员能够基于组织意志，在互帮互助中尽量规避错误。因为组织中个人的思想和行为不仅代表其本人，也体现了组织的团体意志。实践证明，若组织建设存在问题，则不仅个人素质难以保证，个人错误思想与行为难以得到纠正，而且组织目标也难以高效实现。所以，为提高党员个人素质、有效处理党员脱党问题，我们还需探讨党员脱党组织方面的原因，以发挥党的组织功能，约束、规范和纠正组织中个人的行为。

二、问题的分析

在建党初期，由于党在革命理论上准备不足以及缺乏实践经验，致使党组织在自身建设方面存在着诸多局限，造成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内多人脱党的严重后果。

(一)民主机制建设不健全，封建专制主义严重

党的制度建设关系到党组织的前途和命运，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重大意义。完善的制度不仅可确保党的领导工作正确、稳定和有效地开展，而且可确保党内民主生活的正常化，防止和克服不良作风，促进党员素质的提高。若党的制度建设存在问题，不仅党的各种工作将难以顺利开展，而且党员素质提高也难以得到保证。正如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中所指出：“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虽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因为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而坏的制度会“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在他看来，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5]333。如果不解决制度问题，那么其他各方面的问题将难以解决，因而完善的制度亦是妥善处理党员脱党问题的决定性因素。

邓小平还认为：过去制度上所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缺乏民主机制，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包括个人迷信、家长制或家长作风”的影响[6]332-333。所以，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尽管党员的民主意识有所发展，但由于在组织上尚未形成完善的民主机制，以致封建专制现象在党内仍十分突出，中共早期多名成员脱党也与此紧密相关。

首先，李达脱党与党内封建“家长制”有关。李达认为，建党初期，当时陈独秀“威望很高”，但“领袖欲很强”，而且“动辄拍桌子骂人”“带着恶霸作风”[7]10。他回忆,当年郑州党小组曾寄给陈独秀一个关于铁路工人运动的报告，他只“看了最初几行”，就大发脾气。即使在被劝看完明知是自身过错时却仍拒不认错[7]10，因而当时他就认为，陈独秀一旦掌了权，“一定先杀了人以后，再认错”。[8]23

王会悟也曾回忆：陈独秀的“家长作风”非常严重，以致“常拍桌子骂人”，他不仅“对各省支部来信所提的建议很少采纳”[8]23，而且无视上级领导，“有意避开不见第三国际的人”。她还证实，李达曾多次对她说，陈独秀这个人绝不能“领导中国革命的大事业”[8]23。因而当陈、李就“国共合作的问题”持不同意见，陈独秀竟以“违反党的主张，要开除”[9]27相威胁时，李达因早就“不满意陈独秀的鲁莽灭裂的草寇式作风”，[9]27又“受了这样的刺激”，最终决定脱党。

其次，李汉俊脱党也有党内民主机制不健全的因素。据李达追忆：一大前，陈独秀自以为高明，非常看不起民众，他认为“中国人民简直是一盘散沙，一堆蠢物”“中国此时不但全民政治是无用的”“就是多数政治也是痴想”[10]27。因此，他于1921年春“起草了一个党章，主张党的组织采取中央集权制，这就带有搞个人独裁之意”。[11]119-121而作为党内要求民主的代表之一，李汉俊另起草了一份党章，主张地方分权。尽管陈的专制要求遭到李汉俊等人的抵制，但会议最终只就“发动群众”“培植党员”以及“纪律”等[12]24方面进行了枝节性的修改。这说明当时党内虽有一定的民主意识，但民主集中机制尚未确立，致使陈独秀将李汉俊等同志的不同意见视为“反对他”[9]的领导、视为“夺权”行为。另外，党内民主机制建设不健全导致李汉俊脱党，还表现在他与张国焘小组之间的矛盾。正如茅盾所见：李汉俊的脱党，是因他与张国焘意见不同而遭其严厉打击，而后“张国焘滥用职权，开除了李的党籍。”[13]198对此，马林还曾致信挽留李汉俊，信中指出：“小组在上海对你的态度是错误的，……正因这个理由，我们想尽一切办法要求你到这里来。”[14]148由此可知，党内不健全的民主机制是造成李汉俊脱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陈望道脱党亦有党内封建“家长制”因素的影响。周维强先生曾指出，一大前，陈独秀和李汉俊曾因“组织活动经费一事，发生了争执”，但“这事涉及陈望道”。陈望道“要求陈独秀出来澄清事实，并作公开道歉”，[15]54-55遭其拒绝。所以陈望道因对“陈独秀家长制领导作风”强烈不满，又愤于其“作出有损于其名誉的行为”[8]24，由此“与他闹翻，拂袖而去”[8]24。正如沈雁冰所忆及陈望道的一番话:我是因为“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但“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所以我现在还不能考虑重新入党[16]240-241。因而陈望道脱党，也有陈独秀在党内的家长制领导作风影响的因素[8]24。

最后，共产国际的专制主义导致谭平山脱党。建党以后，共产国际曾插手党内各种事务，并以专制的态度对待中国共产党，谭平山的脱党即源于此。据周恩来所忆：“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当时谭平山曾“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南昌起义就把他杀掉。……后来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17]173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便借口谭平山曾于1926年11月提出“要组织第三党来消灭国民党和共产党”，[18]53-54开除了谭的党籍。后来谭平山要求回到党内，但由于共产国际的专制独断，谭平山与党组织的情缘就此断绝。

综上所述，共产国际以及党内民主机制不健全，封建家长制盛行，导致正确意见被扼杀，许多党员或因不满党内家长制作风或因专制制度的迫害而脱党。

(二)思想理论建设不足，非无产阶级思想盛行

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是通过对党员进行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的教育，来改造和克服党内一切非无产阶级思想，其目的是保持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确保党的基本路线得以贯彻执行。正是因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重要性，马克思、恩格斯曾特别强调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确立。列宁则提出要以先进理论来造就先进战士。毛泽东更是创造性地把从思想上建设党作为党建思想的一个重要原则。然而建党初期，“党有一极大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党在思想上的准备，理论上的修养是不够的，是比较幼稚的。”[19]273-274这种状况造成当时大多数共产党员一方面不能深刻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不到共产党的先锋队性质及其所承担的历史重任，也不能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另一方面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难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推动党的组织建设，并指导中国的革命实践。由于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所存在的种种问题，致使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盛行：一是党内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个人英雄主义现象泛滥；二是党内封建思想影响较大，宗派小团体观念比较严重；三是受小生产者狭隘思想的影响，党内无原则纠纷与斗争较多。所有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都是导致中共早期多名成员脱党的基本原因之一。

首先，李达脱党与党内宗派主义及党内无原则斗争有关。包惠僧曾回忆说，一大前，张国焘搞了个小组织，包括“罗章龙、高君宇、刘仁静、邓中夏等”[20]9“这个组织在北京、上海发展得很快，武汉也很厉害”。一大时，“我和李达、李汉俊、周佛海等”都对“张国焘作风不正，公私不分”的行为非常不满意[21]76。而在“二大”会议上，作为妇女与教育问题组的召集人，李达曾受到张国焘的百般打压，认识到张国焘是一个“阴谋狡诈的家伙”。[22]10-11他“痛切的感到‘同志如敌国’这样的作风”非常可恨[23]9，因而他先是以去湖南教学为借口而离开党的领导岗位，并最终脱党。由此可见，李达的脱党与张国焘的宗派小组织排挤及党内无原则斗争有关。[24]100

其次，李汉俊脱党亦是张国焘的宗派小组织打压和党内无原则纠纷、斗争的结果。据周佛海回忆，中共一大时，党内有“自命真正共产党”的张国焘小组织，还有李汉俊“灰色的一派”。[25]56张国焘也坦言，当时他这一派“在党内占绝大多数”，李汉俊一派占少数，“我是批评李汉俊的意见的一个主要发言人”，一大的派别之争也主要表现为“我与李汉俊”之间的争辩。[26]107-108陈公博也曾忆及，一大时，“上海俨然分成两派，互相摩擦，互相倾轧”。这一切都充分说明当时宗派小组织存在的事实。

李汉俊与张国焘宗派小组织之间的矛盾，亦是党内无原则性斗争的体现。据陈公博回忆，“一大”时原定“每日开会均须变更地点”，但实际上却是“一连四日都在李汉俊家中开”。对此，张国焘解释说：“李汉俊是有问题的，他的主张不是列宁理论，所以我们偏要与他作对”“在他那里开会”。陈公博认为：“国焘这样做法，简直是和汉俊为难，连同志的安全都不顾”。[27]206蔡和森也曾指出，一大时“国焘批评汉俊等太严格”，不仅如此，后来国焘还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处”到处宣扬，以致“与佛海、平山、中夏、公博发生很大的冲突”。[28]38包惠僧也证实，二大后“因受张国焘排挤”“李汉俊与沈玄庐、陈望道一起退出共产党”。[29]16由此可知，张国焘宗派小组织的打压和党内无原则纠纷与斗争是李汉俊脱党的原因之一。

再次，包惠僧因个人英雄主义及其与党内宗派小团体之间的矛盾而差点被开除出党。包惠僧认为，张国焘曾打算利用其宗派小团体来谋权篡位。他回忆说：“张国焘与马林关系密切”，当时想通过排除异己的方式，将“书记、组织部”都抓在手里[30]229。尽管“他对陈独秀表面很恭敬顺从”，但实际却想着如何夺权。例如，当“陈独秀在法国巡捕房的案子”还没有了结的时候，他就“擅用共产党的名义印发宣言”。由于此宣言在当时相当于“告密”[20]9，等于“暴露陈独秀的身份”，因而其意图就是想置陈独秀于死地。对此，包惠僧基于其个人英雄主义思想，试图不通过党组织而擅自采取行动来“攻击张国焘小组织，同张摩擦很厉害”。例如，在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之际，包惠僧为防止“张国焘的小组织搞鬼，就推选刚刚入党不到一年的项英出席”。又如“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郑州举行全路筹备大会，张国焘要带着林育南、许白昊两位同志参加”，但包惠僧认为“林、许两人是张国焘小组织的人，就利用工人作为武器”，不让二人参加。为此，张国焘特地由郑州回到中央，坚决要求陈独秀“开除包惠僧的党籍”。陈、张为此“争论了许久”，直到陈独秀明示其错误还“没有到开除党籍的程度”，包惠僧才幸免于被开除，但仍“被调离武汉和京汉铁路”[31]11。

总之，建党初期，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非常严重，特别是张国焘组织的宗派小组织，常采取无原则斗争的方式，“在党内专横跋扈”，不顾全组织大局。其结果不仅造成多人，如“李汉俊、李达被开除党籍”[20]9，还导致党的组织纪律松散，如多人被排挤等，很难发挥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三)组织文化建设薄弱，党员组织观念淡薄

进行党的组织文化建设，一方面是提高广大党员的素质，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又是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增强党组织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基础。实践证明，只有搞好党的组织文化建设，党员才能正确理解和处理个人与组织、自由与纪律的关系，从而自觉把遵守党的纪律视为对党应尽的义务，并将其视为党的事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证。但建党初期，由于党的组织文化建设严重不足，导致广大党员干部的组织观念淡薄，以致多人脱党。

首先，李汉俊脱党有其无组织观念的因素。李汉俊曾认为，党员“只要信仰马克思主义就够了”，至于“是否实际参加党”组织，是否“担负党的一定工作”不关重要。[33]286-287他还指出，党组织对“党员也不可限制太严，不必规定每个党员都需从事实际工作”。因而在他看来，中央不过是一个联络的机关，而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战斗的”无产阶级政党。[32]111他的这种“自由联合的想法”，[26]107其实就是其无组织观念的具体表现。对此，蔡和森曾证实说，中共二大召开时，李汉俊没到会，只写了一封信，其“内容是反对集权制、铁的纪律”。[8]23即使在脱党之后，李汉俊依然认为：“我不能作为党员、能做一个共产主义者，亦属心安理得。”[34]58因而李汉俊脱党，确因其“组织观念薄弱”。[35]52

其次，李达的脱党与其组织纪律意识淡薄密切相关。李达曾回忆，建党初期，当时“谁也不懂什么组织原则，只知道个代表会，不知道过组织生活的事。”[36]54他在忆及其脱党过程时说：“这时候，我在湖南公立法专做学监，兼教几点钟书，上午八点至下午五点要办公，早晚要准备讲义，简直没有一点空闲。”但是“好些青年同志们，对我不加体谅。那年五一节的劳动者游行，我为校务所羁，未能参加，他们就责难我不参加实际工作。”“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把离开组织的意念，重新提出来考虑，经过一番自我斗争，终于在这一年的九月脱离了。”[23]10他还忆及其脱党时的思想状况：我自以为“在党与否，仍是一样”[23]11“脱党，但并不脱离革命，更不离经叛道。”[37]130事后，他还自认为，“我虽然脱离开了党，却绝不脱离马克思主义，绝不做违反党的事情，我要在党外做理论宣传工作”。直到解放后重新入党时，他才认识到脱党是他“生平所曾犯的……最严重的、最不能饶恕的大错误”。因而后来他一再告诫青年学生说：“一个知识分子，特别是自诩为进步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跟着共产党走，那是没有出路的。”[38]114因此，组织纪律意识淡薄是李达脱党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因其“小资产阶级思想”也曾有过脱党的意识和行为。建党初期，尽管当时一些先进知识分子党员已经意识到“建立严密的组织的必要”，并认为建党“时机已经成熟”，但由于他们“很少懂得党的纪律”，因而往往“偏重于感情”用事，以致“常常表现出很幼稚的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和行动”。正如朱务善所回忆，当他们与其他同志发生不同的意见时，就“很生气、消极，并且要求退党”。究其原因，在于他们“是一种没有实践决心的半知识分子”，且“缺乏战斗勇气”，当形势有利时，这些“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可能会积极参加革命运动；但当形势不好时，他们就“不能积极参加组织生活”，一旦遇到困难，他们即可能“动摇不定，甚至于脱党叛党”[8]2。例如，沈玄庐就曾以“个人英雄主义较强”，而不愿参加党的组织生活。陈望道也曾表示：“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但我只愿意“在党外为党效劳”，[39]240-241这些情况均说明建党初期党内不少知识分子都缺乏组织观念。

实际上，造成当时知识分子缺乏组织观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解决此问题的途径主要有两条：一是让其在社会生活实践中实现自身思想的转变；二是进行组织文化建设。但党作为一个从事革命运动的严密组织，通过加强组织文化建设来增强党员的组织意识无疑更为高效。实践证明，如果不进行党的组织文化建设，那么，党将很难消除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党员素质也难以得到提高，亦难以保持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难以发挥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因此，党组织存在的种种问题不仅造成了当时多名党员的脱党，而且给中国革命带来许多困难，使党的事业遭受挫折。

三、问题的价值与意义

中共早期多名成员脱党，确有当时客观环境以及脱党者个人的主观因素，但当时党组织自身建设所存在问题也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40]234-235当前，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中国面貌发生了深刻变化，党组织结构变动较大，但在党组织建设取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考验。尽管当前党员在组织上脱党的几率很小，但是党员在思想上脱党的风险正在加大。例如，某些党员群众正面临着“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41]50-51等。为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约束、规范并纠正组织中个人的错误行为，实现党的目标，我们有必要总结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挖掘其价值，为当前党的先进性建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

首先，大力进行民主机制建设。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确立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但党在民主机制建设方面仍有不完善之处，以致出现种种不良现象：一是党内封建专制现象较为严重。首先，党内选举不能保证党员的民主选择权利，出现诸如片面强调领导意图、组织意图，甚至操纵选举的现象；其次，党内官僚主义思想仍盛行。一些领导视自己为主子，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把党员当作被管理、被监督的对象，视为服从其领导的工具；再次，部分党员主体地位认识模糊，思想上奴化意识强烈，行动上唯命是从，而党员权利意识、责任意识和忧患意识淡漠，缺乏保持党员先进性的内在动力；二是党内自由化现象较为普遍。一方面某些领导干部道德败坏、贪污受贿、任人唯亲，甚至颐指气使、肆意妄为；另一方面党员群众积极性、主动性不强，形式主义严重。如对上阿谀奉承，对下欺骗隐瞒，工作上被动应付上级，办事拖沓，制度虚置，成为摆设等。

总之，由于民主机制建设不完善，党内官僚主义、专制主义以及自由化思想仍有市场。为有效解决当前党在这方面所存在的问题，我们有必要吸取以往党在组织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推进党的民主机制建设，调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从而凝聚全党的意愿和主张，建设一个更加为民、务实、廉政的党。具体来说，一是建立健全党的决策机制和党内民主监督机制，力争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二是创新党的组织设置模式和教育管理机制，健全党的民主工作机制以及完善党内民主建设和党建工作保障机制等。

其次，加强党组织的思想理论建设。诚然，当前我党虽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但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仍有欠缺之处，以致部分党员在思想认识与实践活动方面还存在诸多问题：一是脱离人民群众。如一些干部下基层走马观花，搞调研蜻蜓点水，做决策闭门造车，听意见装模作样，作报告空话连篇，办事情拖拉推诿等；二是党员思想麻痹和精神懈怠。如部分党员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削弱了奋斗意志，甚至忘却党员的责任，得过且过等；三是宗旨意识淡薄，甚至抛弃理想信念。如有的党员遵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人生哲学，生活作风放纵，出现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官商勾结、行贿受贿、以权换色、买官卖官的现象，甚至罔顾党纪国法，超越道德伦理底线，伤天害理而不以为耻等。

为有效解决上述问题，我们有必要借鉴党组织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重视在思想上、理论上建党。正如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所提出，要“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也就是将思想理论建设作为党组织建设的根本，把党建设成坚强有力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具体来说，一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指导，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思想领导和思想教育，帮助党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彻底摆脱名利、私欲等不良思想的影响，自觉抵制和克服各种腐败和不正之风；二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引领社会思潮，以共同的理想信念凝聚战斗力，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坚定党员的政治立场，帮助其明辨大是大非；三是学习党的历史，总结党在思想理论建设方面的教训。唯有如此，才能不仅让党员认识到谦虚谨慎、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而且激发其自强不息、开拓进取的精神，陶冶其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操，帮助其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坚定信念，从而在思想上、理论上与党组织高度统一，降低腐败变质的风险。

再次，加强党的先进性组织文化建设。现今，党组织建设虽得到加强，组织规模不断扩大，但由于党的组织文化建设仍存薄弱环节，尚不能充分发挥其组织优势。因此，我们有必要总结党在组织文化建设方面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推进党组织的文化建设。

一是进行学习型组织建设。实践证明，若能严格落实党员理论学习制度，把学习作为党组织建设的重要内容抓紧抓好，让党员自觉将学习视为一种价值追求和生活方式，并努力做到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那么学习型组织建设不仅能成为加强组织文化建设的重要手段，而且为增强党组织吸引力、培养党员归属感，进一步提高党员思想理论素质奠定基础。

二是树立组织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进行党组织文化建设，还需要帮助广大党员群众树立服从组织利益的观念。而要牢固树立先进的组织理念，关键在于帮助党员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与价值观，也就是说，要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来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以“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理念同“个人主义思想”进行斗争，让党员认识到：无论何时、何地，个人的利益都要无条件地服从党组织的利益，认识到坚持党的原则、严守党的纪律、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性，从而确保党员能够服从组织决定，维护中央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

三是增强组织荣誉感、调动组织成员的积极主动性。众所周知，党组织能否始终保持其先进性，不仅取决于党组织对先进属性的坚持与发展，更取决于党员自身对组织属性的积极认同与能动追求。因为只有党员真正意识并感受到自己是党的主人、党的事业及建设的主体，他们才会真正关心党，把党的命运同自身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自觉向上、奋勇争先，焕发出不尽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实际上也只有增强党员的组织荣誉感，才能调动其积极主动性，才能将党组织文化建设落到实处。

[1]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09年秋季学期第二批进修班开学典礼上的讲话[ER/OL].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1038/10388982.html,2009-11-17.

[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3]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M].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 邓小平.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M]//邓小平文选:第2卷 .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6]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M]//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7] 李达.中国共产党的发起和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经过的回忆[M]//“一大”前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后资料选编: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8] 散木.陈独秀“家长制”作风与中共建党初期多人退党的史实考察[J]. 党史博览，2008(5).

[9] 胡华.中共党史人物传:第11卷[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

[10] 任建树.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11] 卢亚东.大革命的失败与陈独秀封建家长制思想[J] 齐齐尔师范学院学报，1986(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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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 邓胤龙)

On Self-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Organization from the Aspect of Defection of Many People in Early St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NXiang-yang,LISi

(College of Marxism, Hengyang Normal University, Hengyang Hunan 421002, China)

Many people defected from the Party in the early stag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part from the reason of the objective social environment and the individual's personal subjective thought, the self-construction of the organization also existed problems. Firstly, the democratic mechanism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s not sound, which caused serious feudal absolutism. Secondly, the ideological theory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 is insufficient, which lead to various non-proletariat thought. Thirdly, the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the Party's organization is weak, which lead to a weak organization concept for the Party members. The research of these reasons can not only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organizational buil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als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arty's progressiveness 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defection from the Party; organization construction

2016-06-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李达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研究”(2011CKS009)阶段性成果之一。

任向阳(1973—)，男，湖南汨罗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与当代中国研究。

D262

A

1673-0313(2016)05-0067-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