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底层生活的别样抒写
——浅论戴来小说

宋秀敏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9)



都市底层生活的别样抒写
——浅论戴来小说

宋秀敏

(广西师范学院 文学院，广西 南宁 530029)

戴来是新生代作家中非常有特色的一位，作为一位与众不同的“70后”女作家，她跳出同时代女性写作、身体写作的常规写作模式的樊篱，采取反女性化的叙述视角，以冷静的语言，游戏化而又认真的态度抒写都市底层人物的生存与精神困境。作家用以小见大的方式，通过对形形色色的日常生活的细致描写，展示了当下社会都市小人物的生存状态。

戴来；男性叙事；游戏；情感

处在“60后”和“80后”这两代历史夹缝中的“70后”既没有“60后”所具有的历史经验，也没有“80后”的无所不能，他们游移于个体的叙事与公共的记忆、历史与现实之间，只能另辟蹊径，以展示他们的文学才能。在经济生活成为社会生活主题的年代，“70后”作家的写作土壤受到限制，他们挣扎其间，寻求突破。“70后”被纳入“身份共同体”这一概念中，与魏薇、戴来、乔叶、阿乙、徐则臣、安妮宝贝、鲁敏等这样一群人构成“70后”作家的主力群。他们既有相似的写作特点，又各有其特色。戴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与“私人化写作”“身体写作”保持着距离，用智性、感性的笔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写作特色。

一、反女性化的男性叙述

(一)男性叙事的选择

随着20世纪60年代女权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妇女意识的不断觉醒，女性不再按照男性的价值观念来看待自我，逐步认识到并且开始正视自己不同于男性的特有的欲望、经验和生活[1]376。在这一背景下，女作家们跳出男性话语的包围，寻求一种表达女人自己世界的“女性话语”，“身体写作”“私人写作”正是对这一追求的探索。不少“70后”女性作家都在围绕这个主题积极实践。戴来一反潮流，采用反女性化的男性视角讲述男人的生活。纵观她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其内容大部分都是讲述男性的生存状态。她说：“我不太爱写女性是因为相对于男性来说，我对于女性的体会和了解都要多一些，因此留有的想象的空间也就小一些，而男性的生活、男性的视角，对我来说多少有点挑战性吧，给我留的想象空间也更多一些，写起来觉得更愉悦。”[2]戴来说她只写有可能或即将发生的事，小说的内容都不是她生活经验内的，是靠想象虚构出来的。但是，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尽管作者那样说，我们仍然可以在小说中或多或少找到其生活的影子。

(二)冷静的灵魂解剖者

小说的形式是骨架，内容是精神、灵魂。我们看到戴来小说各式人物的生活大同小异，但是作者的目的不在于展示他们庸常的生活，而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看到都市底层人物的精神内核。作为从小就生活在南方的女性，戴来性格中具有女性的阴柔之美，同时，她又是个爽快的人，从南方来到中原后，受中原人的豪放、干脆利落性格的感染，培养出了一种“男人气质”，这对她的写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戴来的小说中，男人传统的强人角色被消解，她以冰冷的叙述毫不留情地揭开了这貌似强大人群精神上的脆弱。作者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男性，如：安天、黄一丁、苏武、安晖、程翔、王树生、万树生等，作者退隐到小说之外，以冷静的笔触细致地书写着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一举一动、他们的思想都一览无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李敬泽说：“戴来很残酷，不是那种恶毒的残酷，而是冷静、精确，像一个外科医生，面对血肉和伤口她的手不会抖。”[3]戴来就像一个解剖医生，解剖着小说人物的灵魂，让读者看到他们的卑琐、堕落、麻木、伤感、反抗、迷失等，她刻画的都是一群亟需救治却暂时不得治的病人。

反女性化叙述这一叙述方式的采用给已经适应“70后”女性作家“身体写作”模式的读者带来了新的视觉冲击，引导读者带着寻奇的心情摸索前进。此外，戴来笔下的病态人物给读者以强烈的情感冲击，小说中涉及的同性恋、乱伦、婚外情、多角恋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不断出现使本想寻求解救的人一次次陷入绝境，从一个“情感围城”跳入另一个“情感围城”始终难以脱困。

二、在写作的庙堂中游戏

约翰·赫伊津哈在他的《游戏的人》中说：“文学是独立自主的语言，它在常规的、非功利的规则中运行；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文学都是游戏。”戴来也说：“写作对我来说，有时候像是我和我假想中的读者玩的一个游戏，我寻找难度，让我的写作不那么顺畅，让读者的阅读不那么顺畅。有点意思。”生理学家和心理学家把人对“游戏”的迷恋视为生物和人的本能，是过剩生命力的释放，是身心放松的需求。在写作中戴来就是一个喜欢玩游戏的人，她乐于在其中寻找有“意思”的东西使自己愉悦。

(一)在寻找的游戏中徜徉

戴来小说的题名独具特色，在中国文学历史中很少见，这是独属戴来的写作风格。然而，戴来所追求的“有意思”不限于题名本身，而是在文章中寻找题目的乐趣。戴来说她的小说都是先有内容，然后在完成的文章中寻找，找出一句最能感动自己，最有意思的一句话作为小说的题名。像《在床上》《顺便吃顿饭》《剧烈运动》《之间》《爱人》《搞错了》《向黄昏》《等待》《缓冲》等，小说的题名都是文章中的一个短句或者一个词，顺手拈来，妙手偶得。作者选的这些很有“意味”、耐人咀嚼的话语，也最能体现文章的主旨，它们既不是什么生僻的话语但又韵味无穷。这种为小说寻找题名的方式就像在为自己的内心寻找归宿一般，同时，作为一位有童心的作家，这种写作方式也是一种捉迷藏的游戏，在游戏的过程中感受写作的乐趣，使写作时的“有意思”成为自己继续写作的一个动力。

(二)狂欢化的游戏

戴来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她深居简出，在想象的天地里驰骋，做一个在写作的庙堂里游戏的逍遥者。在她的小说中，人物就像捉迷藏一样，玩着“失踪”与“寻找”的游戏。在《缝隙》这部小说中，黄一丁注销在苏州的身份信息，用一个假身份在郑州开面包店，成为一个来路不明的漂泊者，其家人不知道他到了哪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离开。之后的马楠和黄一丁发生关系后，无缘无故地消失，还偶尔的用电话骚扰黄一丁和家人，令他们摸不着头脑。《粉碎》中的任浩改变了“古随恒”的身份，带着自己的嫂子玩失踪，使自己的哥哥如行尸走肉一般地活着，使林芹内心受煎熬而死。古天明为了寻找叔叔古随恒也玩起了失踪。在《鱼说》中宋强在左玲的预产期快到时，却辜负对左玲的允诺与期待，消失在左玲的视野中，无助的左玲在唯一能使她活下去的希望破灭后，也挣脱了生活的枷锁，以死寻求解脱。游戏的主题在戴来的小说中不乏范例。

布依滕迪克教授把游戏与色情联系在一起，他把性爱游戏称为最完美的游戏，认为它是以最清晰的形式表现最基本的游戏特征。“性”这一主题似乎成为每个作家创作所必不可少的材料，尤其在小说中出现的比较频繁，只要有男女人物出现的小说，似乎都少不了对“性”描写，有的只是程度的差异问题。在戴来的小说中，“性”的描写比比皆是，但是它不是那种赤裸裸的身体描写，而是隐蔽的，读者所能知道的也就是小说人物在性爱游戏中的体验。戴来小说所描写的“性”是反伦理、反道德的和不负责任的，男的不用承担责任、女的不用矜持。他们把性当做苦闷情感的一种释放，在性爱的游戏中建立起一种病态的自信。在《对面有人》这部小说中，丁靖的嗜好就是和不同的男人睡觉；《亮了一下》中的洛杨找小美做爱，因为小美让他觉得自己还有活力、激情和爱的能力。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在性爱中展示自己的能力，释放他们的征服欲，这是他们对自己生活现状寻求的一点刺激，以此证明自己还活着。

三、简洁又不乏诙谐的叙述话语

戴来小说的语言消弭了语言的性别特征，如果只读文章，很难辨认出那些小说是出自一个女作家之手。评论家吴义勤这样评价戴来小说的语言：“极度松弛，节制而不夸张，情绪和语感的控制非常到位，具有一种游戏化的色彩与梦态深沉的气息。”[4]其小说语言没有阴柔、哀婉、感性的特质，倒多了些干脆利落与直抒胸臆的面貌。

(一)幽默诙谐的生活语言

戴来是一位“沉着”的作家，其小说语言也给人一种淡淡的感觉，却又不乏偶尔的幽默。可以说是冷静中有幽默，幽默中有戏谑。此外，小说语言的生活化也给读者以亲近感，这既容易为读者所理解，又体现出情感表达的力度。如：

她说你就是给狗一只抽水马桶，时间长了，它也会坐下来拉。她说像老叶这样与众不同的习惯真应该去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弄不好还真就上榜了呢。[5]7

不断有端着碗的顾客蹭着他的身体走来走去，突然有个童声小声说了一句：“好狗不挡道。”老缪的脸一下子绷紧了，问：“谁，是哪个小赤佬在那儿放屁？”[6]3

这样的表达既有画面感，又富有生活气息。王娟用夸张的语言嘲讽老叶蹲厕所的习惯能申请吉尼斯世界记录，这不仅体现了王娟豪放的性格，也能使读者感受到这种平等、不拘束的家庭氛围；老缪本来就为几个女儿嫁给自己的仇人而生气，偏又听到孩童的无礼言语，用“小赤佬”这一江浙方言称呼孩童，又用“放屁”代替“说话”，又可见老缪这个人物的粗俗与当时的气愤，这些日常生活用语体现了小说的口语化色彩。

(二)简洁有力的话语

戴来小说的语言多采用短句，很少有长句子，有的句子只有几个字，甚至一个字，这样既避免了言语上的拖沓，又能体现小说人物的性格。如在《对面有人》中写李晓红和安天在电梯中的对话：“你好！”“你好！”“你先生好吗？”“好。”“孩子好吗？”“好。”“说个段子吧。”“好。”[6]274这样简短的对话，读者可看出李晓红和安天是如此孤独、寂寞的两个人，彼此不熟悉，见面时的寒暄却把两个病态的人绑在了一起。李晓红借助安天的黄段子慰藉自己情感生活的匮乏，安天在寻找刘末未果后，通过给李晓红讲黄段子来排遣自己内心的寂寞与焦虑。这不仅体现在文章的语言上，还体现在小说题名上。《要么进来，要么出去》《前线，前线》《一、二、一》《茄子》《爱人》《准备好了吗》《给我手纸》……读者都可从中感受到作者使用语言的简洁，同时又具有相当的力度。这些并不是作者刻意为之，而是信手拈来。

作家作品的语言风格和现实生活中的作家本人的话语风格是密切相关的，在日常生活中戴来就是一位说话简洁而又幽默的人。她习惯性地说了个段子：一个男人总找不到女友，无奈去算命。算命师：你前半生注定没女人。那人眼睛一亮：后半生呢？算命师说：后来你就习惯了。有时候她与自己的先生开玩笑，让先生把自己的残年献给她作为她青春的补偿。作家荆歌也曾评价说：“她绝对不是一个喋喋不休的人，说起话来也是轻轻幽幽的，慢条斯理的。但是，她的幽默，有很明显的原创色彩，因此总是新鲜的，充满活力的。”文如其人，戴来的写作语言正如她本人一样，简洁又不乏诙谐。

四、都市底层人的生存困境

困境，顾名思义就是困难的处境的意思。在戴来描写都市底层人的生活的作品中，“困境”贯穿小说的始终。它不仅体现在生活的艰难维持上，还体现在人的精神状态的颓废。

(一)物质困境：生活的艰难维持

小说就是讲故事，“就故事而言，它只有一个优点：就是使读者想知道以后将发生什么。反过来说，它也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弄到读者不想知道以后将发生什么。”[7]24戴来的小说都是在讲故事，对吃喝拉撒睡的日常生活描写刻画得极其细致入微。人生的五件大事：出生、饮食、睡眠、爱情和死亡在其小说中都有呈现，内容可谓是丰富多彩。正是这些繁琐的故事构成了戴来小说的血肉，吸引着众多的读者。

“在人的全部苦难中，生活苦难是一种最基本、最具有包容性和最直观的一种苦难形式，没有什么苦难能够不通过人的生活得以独立地表现，也没有什么苦难比人的生活苦难更具有个人体验的基础和可证实的真实性。”[8]44戴来书写的都市底层小人物，面临着生存与精神的双层困境。在《红烧肉》中，一家人生存问题解决不了，导致两条性命的逝去。小军妈因为长期生病成为单位中第一个下岗者，刚参加工作的女儿小玲无缘无故地跳楼自杀未遂，成了废人，小军年幼正在读书，全家人依靠只会写诗和能说会道、对其他事一窍不通的丈夫过活。作为贤妻良母的小军妈精打细算，秉着“可不花的钱，当然不花，可花可不花的钱，尽量不花，必须得花的钱，也尽可能地少花”的原则操持着家里的生活。当实在支撑不下去时，小军爸用老鼠药毒死了他们，当这已成事实，目的快达到时，他得到的不是解脱，而是更深的痛苦。小说写道：“男人吓坏了，像被毒蛇咬了似的一下子从小军身边跳开，退到墙角，双手抱着自己的脑袋，绝望而无助地看看儿子抽搐的身体看看小军妈，嘴里反复说着，不要怪我，我也是没办法，我下岗了，我也下岗了，这日子是没法过了，我也是没办法，不要怪我……”[5]58

(二)精神困境：恍惚无助的病态人

亲情、友情、爱情是人的三大情感。戴来小说的故事以“情感”为中心，通过对人物之间情感关系的描写，能使读者更进一步地理解作品，把握作者要表达的最本真的意图。戴来小说涉及到婚外恋、同性恋、师生恋、乱伦、假体模特、性服务、情感陪护等各种各样的现象，这是紧贴当下社会的一种叙述，给读者一种现场感。然而，这些内容只是载体，作者想要表现的是都市里小人物的生存状态。他们处在社会的底层，是一群在城市的大海里挣扎的小鱼，迷茫、恍惚、颓废、自卑、不满，意识到问题却又逃不掉，最后只能回归平庸的生活。《亮了一下》中的洛杨和尚云是夫妻，却各怀鬼胎，把婚外情当作日常生活的消遣，彼此都知道对方出轨，却好像又默认了那种事实，还一如既往地、没有任何争吵地重复着一日三餐的生活。洛杨清楚地知道他的生活是什么样的，那是他没有力量改变的生活，不出意外的话，他还将这样过下去。

当下社会，人的爱情观和婚姻观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变化，变得更加冷静和现实，不再把性关系和爱情混为一谈。“这种新观念使人变得更为诚实和坦率，同时人们也更为频繁地更换自己的伴侣。这种新观念并没有必然地导致相爱的人增多了，新伴侣可能象老伴侣一样，彼此一点也不相爱。”[9]51在戴来的小说中，性爱游戏不断上演，游戏的主角们寻找婚外情，不断地更换情人，他们大多数并不是真正的爱一个人，更多的是通过这种偷情来寻求刺激，以此来抵御枯燥乏味的生活。在小说中，还有一种情形是偷情对象很多是像自己女儿那样年龄的人，彼此你情我愿，没有丝毫强制。这是一群需要爱与被爱的人：年长者在年轻人身上寻找活力，年轻人在年长者身上寻找成熟、老道的性满足，与此同时，她们在关爱与被关爱中，展示自己母性的一面。在《甲乙丙丁》中，木头对费珂说：“我喜欢你的年轻。”木头像个慈父那样捧着费珂的脸，小心翼翼地像捧着珍贵而又易碎的瓷器，这又怜又爱的样子让费珂得到满足和感动。费珂在木头被火光照亮的脸上看到了落寞和疲惫，中年人才有的落寞和疲惫，这又让费珂的心为之突兀地动了一下。好像是要在这个人身上一展母性的伟大，呵护她可怜的孩子，填充木头情感的空白。

“我们都是有病的人”这句话用到这群人物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身体上的病可以靠先进的医学技术治愈，精神上的病却难以医治。他们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即使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却没有动力去做，俨然一副颓废的生活状态。在《缝隙》中苏武的精神状态就是都市底层人生存状态的代表，他纵容自己拥有各种在别人眼里既古怪又无意义的爱好，纵容自己挥霍时间，纵容自己背离正常的生活轨迹，用一种不管不顾的姿态活着，他无声无息，淡漠得犹如一个旁观者看着自己的生活。他什么也没干，也不打算去干，因为不知道该干什么，偶尔会有一点想法，并因此短暂地激动上一阵，但在它落到实处之前，激情已经退去，只剩下焦虑混合着肆意挥霍时间带来的负罪感，让他感觉自己似乎正躲在一个不为人所知的角落里默默地枯萎腐烂，同时却在内心滋生出一种莫名的成就感和自戕般的快感。他唾弃这种人，同时却又是这种人生坚定不移的贯彻者。他们深陷繁琐生活的泥淖中无法自拔，在生活的狭小圈子里相互猜疑，否定自己，任由自己沉沦。

[1]赵一凡.西方文论关键词[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

[2]戴来，九鹏.戴来：中性地站在生活之外[J].朔方，2005(5)：67-71.

[3]李敬泽.短论戴来[J].南方文坛，2002(2):35.

[4]于波，吴义勤.沉潜在生活深处——戴来小说论[J].时代文学，2003(1)：175-180.

[5]戴来.一、二、一[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

[6]戴来.外面起风了[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4.

[7]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M].苏炳文，译.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

[8]周保欣.沉默的风景：后当代中国小说苦难叙述[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9]弗罗姆.占有还是生存[M].关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责任编辑 韦杨波]

Special Expression of City Bottom Life——the Brief Discussion on Dailai’s Novels

SONG Xium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angxi Teachers Education University, Nanning，Guangxi 530000，China)

Dailai is a very distinctive writer of new generation, this’ post-1970’ female writer jumps out of the conventional writing mode of contemporary female writing which focus onbody writing, adopting anti-feminine narrative perspective instead. With game based and serious attitude, she describes the existence and spiritual dilemma of urban figures through sober and objective language. Based on the detailed description of all sorts of daily life, Dailai presents the current existence state of small figures in the city.

Dailai; male narrative; game; emotion

I206.7

A

1672-9021(2016)06-0017-05

宋秀敏(1989-)，女，河南省鹿邑县人,广西师范学院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2016-0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