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艺术论析

熊文娟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550001）



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艺术论析

熊文娟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 贵阳，550001）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是我国取得民族独立的关键时期，也是毛泽东思想理论著作成熟时期。在此期间，毛泽东始终重视思想政治教育“生命线”的作用。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砺练出一套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是对其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出神入化的灵活运用，其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具有丰富的内涵。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史为鉴，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应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增强新形势下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艺术

毛泽东是善于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中华民族优秀文化完美结合、有机统一的巨匠。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在吸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同时，带有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充分发挥了思想政治教育对抗战全局的指导、引领与推动作用。目前，学术界的研究者对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艺术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具体的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因此笔者将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经验总结，将按照思想政治教育艺术过程来分类，把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分为思想信息的获取和目标的确定艺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艺术）、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艺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艺术；语言艺术；学习艺术）、思想信息的评估艺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艺术）。这种分类法揭示了思想政治教育过程的基本环节和结构的组成部分，有助于思想政治工作者有条不紊、有章可循地开展工作。

一、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思维艺术

（一）深谋远虑，超前性思维

作为中国革命的高层领导人，毛泽东以其雄才大略，对中国革命的真知灼见，使得他在抗战这个转折关头，在许多重大决策上都能洞悉大势，把握历史和现实，并做出了科学的决策。

超前性思维，亦即预测性思维。这一思维艺术被毛泽东得心应手地运用于人生追求和事业奋斗中，使他总能在黑暗之中预见光明，挫折之中奋起向上……。他运用于这一思维，使中国革命在抗日战争时期化险为夷，转危为安。1938年5月，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仅8个月，毛泽东就全面分析中日战争所处历史时代以及由此产生的中日双方特点（日方强中方弱，日方退步中方进步，日方小中方大，日方寡助中方多助）的基础上，运用超前思维，对中日战争前途、进程做预测分析，面对“亡国”和“速胜”的论调，毛泽东以其独特智慧，写下了《持久战》。由于超前思维是对各种可能性的预测，它必然会具有这种或那种不确定性，因而要使超前思维的成果具有科学性和正确性，就必须将对未来、对现在、对历史的三者有机结合，进行综合分析，就必须将超前思维与其他思维相结合。1944年4月，中国抗日战争已转入局部反攻，形势发展对中国有利，就在这时，毛泽东向全党敲响警钟，提醒不要犯李自成在胜利后的错误，分析了共产党所面临的局势与李自成起义军当时面临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毛泽东立足于现实，总结过去，避免了重蹈李自成覆辙。

（二）抓主要矛盾，挈领性思维

挈领性思维，即抓住主要矛盾的思维艺术，这是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思维特色。完成于这一时期的《矛盾论》，是其代表作。毛泽东善于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在抗战时期，面对凶悍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以民族大义和人民利益为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不计前嫌，对地主、资产阶级和大小反动军阀，毅然采取和平相处的战略策略，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坚持全民抗战和持久抗战，正是毛泽东在思想上因势利导，及时调整革命的航向，为革命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抗战时期，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思维具有很强的超前性、革命性和实践性。总之，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思维最根本的着眼点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其《论持久战》一文中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观点，充分肯定了人民的作用，并在实践中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践行这一观点。

二、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宣传艺术

（一）充分发挥典型的示范引导作用

通过更为直观、生动的典型形象，能将抽象的说教潜移默化地灌输到被教育对象中去。毛泽东强调：典型就是政治力量。在战争时期，毛泽东通过抓典型，来引导人民，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政治水平。抗战时期毛泽东著名的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即根据不同发展需要树立的三个典型。同时，1942年“赵占魁运动”是毛泽东树立的又一个先进的典型。毛泽东树立先进典型，目的是挖掘体现共产主义的思想品德的个人，在现实生活中树立一种模范，推广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成为可亲、可敬的学习榜样。在树先进典范的同时，毛泽东也抓反面教材，1937年10，担任抗日军政大学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为逼婚未遂，开枪把对方刘茜打死，黄克功对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最后处以极刑。在对黄克功的处理结果分析中，毛泽东谈起此事说：这叫否定之否定。黄克功一粒子弹，否定了刘茜，违反了政策，造成很坏的群众影响；我们一粒子弹，又否定了黄克功，坚持了政策，挽回了群众影响，而且群众更加拥护我们了。同时，毛泽东本人也非常注重树立自我形象，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先进的典范。1936年，美国作家斯诺采访革命圣地延安。在延安，他看到领袖毛泽东住的是十分简陋的窑洞，穿的是和普通士兵一样的制服，由此看到了一种不可征服的力量——“东方魔力”，他断言：这种力量是共产党成功之兆，胜利之本。13年后，这一预见被证实。

（二）舆论熏陶法

毛泽东非常重视舆论宣传工作，抗战时期，毛泽东利用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记者，报刊杂志、会议、党务广播、口头报告来宣传党内方针、政策。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总结：“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阶级也是这样。”毛泽东把舆论宣传上升到夺取政权的高度。在抗战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舆论工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对抗战中必须做好舆论宣，传唤起民众，做了深刻的阐述。毛泽东善于提口号，善于提贴切的口号，包括宣传的口号、鼓动的口号、行动的口号，使之成为群众有力的口号，并化为群众的精神动力，毛泽东是一贯重视从精神上号召民众的。要完成如此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没有普遍和深入的政治动员，没有进步的政治精神灌注于军队中，没有进步的政治工作去执行这种灌注，是不能胜利的。正如毛泽东所说：“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在抗战时期，毛泽东要求各种载体、媒介必须以严肃科学的宣传态度对待宣传工作，通过强有力的宣传工作，统一思想认识，为取得革命胜利提供舆论保证。

三、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艺术

（一）语言准确严谨

西安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毛泽东在西安事变整个过程中，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对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特别是好不容易抓住蒋介石，又把他放了，党内和红军内有些人想不通，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做了专门报告和现场答疑，他说，蒋介石罪恶滔天，欠下全国人民无数的血债，大家要杀他，可以理解，但是蒋介石是不能杀的，毛泽东一上来就直接进入问题的核心，最后得出蒋介石该杀但不能杀的结论。接着，毛泽东打了个比喻，陕北的毛驴很多，毛驴驮东西是不愿意上山的，但陕北老乡让毛驴上山的办法有三个：一拉、二推、三打，对待蒋介石也得这样。毛泽东这番演讲及答疑，十分生动，语言准确到位，解决了学员和战士们的种种疑虑，从而大大激发了全党为建立抗日统一民族战线的积极性和自觉性。

（二）语言风趣幽默

毛泽东堪称语言大师，文史功底极为深厚，他对历史经验、名人名言、历史典故、比喻幽默、童话寓言等了如指掌，并恰到好处地将其精华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为革命和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毛泽东把历史教育巧妙地用来指导其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其独特作用。毛泽东始终倡导生动活泼、新鲜有力的文风，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这篇演说中真正做到了妙语连珠，俯拾皆是。毛泽东先从总体上对老八股、旧八股、洋八股，党八股进行了批判，转而讽刺：我们也仿照八股文章的笔法来写一个“八股”，来个以毒攻毒。“第一是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真是‘懒婆娘的裹脚，又长又臭’。不要是‘假、大、空’的套话。其中第四条就是语言无味，像个瘪三”。毛泽东说，我们很多人没有学好语言，所以我们在写文章做演说时，没有几句生动活泼切实有力的话，只有死板的几条筋，像瘪三一样，瘦得难看，不像一个健康的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说服教育法，语言的生动活泼，也就是我们现在通俗意义上的“接地气”，而不是“高高在上，只可远观”的距离感。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把他的说服教育、演说口才运用到了极致，他嬉笑怒骂、机智灵活、生气勃勃、妙语连珠，而且非常富有独创性。毛泽东的思想政治教育语言教育，内容新颖，重在启发诱导，善于向人民群众学习，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作用。抗战时期，许多知识分子涌向延安，毛泽东鼓励他们向人民群众学习，学习人民群众的语言，创造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作品，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于抗日的实践中。

（三）细雨润物，以情感人，以理服人

毛泽东多次强调：“凡是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是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说服教育法，这是毛泽东最常用的思想政治工作基本方法。同时，批评与自我批评也是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方法。这两种方法的突出特点都是要借助于语言来实现。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语言艺术就是以情感人。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是活生生的人，而人是有感情的，在思想政治教育教育过中不仅要以理服人，也要强调以情感人。首先要“通情”，然后才能“达理”。白居易说过：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正如松下幸之助说的：伟大的事业需要有一颗真诚与人沟通的心。在抗战时期，无论是谈话还是书信往来，毛泽东的这种真诚交流、关怀体贴、促膝谈心的态度，像细雨一样润物无声，感化他人，最终赢得他人的广泛认同。毛泽东非常尊重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们所提供的服务都要亲切地说“谢谢”、“劳累你了”。毛泽东生活简朴，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等优良作风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占重要作用。同时毛泽东也善于使用无形的语言：如行为语言。在延安干部审查活动中，由于康生的错误做法，误整了一批干部，毛泽东在会议前深深地向人民群众鞠一躬，向人民道歉，这一做法感动他人，并得到认可。

四、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学习艺术

（一）读有字之书，贵在独立思考

1936年毛泽东同斯诺谈话时回忆说，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马克思主义信仰，以后，就一直没动摇过。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和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他着重研读了这三本书，从中汲取马克思主义精华。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后，也没有盲目崇拜，仍然强调独立分析。他说，要使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不读马列的书不行，但光读“本本”，而不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更不行。实践证明，读有字之书，独立思考，是毛泽东探索真理艺术和教育艺术的重要特色。毛泽东指出：“学校一切工作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转变学员思想，最根本的是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抗战时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从五湖四海走到一起，到抗大学习，在抗大，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是最基本的教材。毛泽东经常到抗大演讲，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少聆听过毛泽东讲座的人，觉得受益匪浅。

（二）品无字之书，勤于实践锻炼

注重实践是毛泽东最突出的品质之一，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写出的《实践论》、《论持久战》等著作，其中的思想都源于实践，他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讲到：“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做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毛泽东一直提倡读“无字之书，就是要人们身体力行，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一曲动听的《南泥湾》就是毛泽东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战胜革命艰苦岁月最生动的写照。毛泽东指出：我们反对敌人的方法，并不多用辩论，只是忠实地报告我们革命工作的事实。抗战时期，毛泽东尖锐批判凡有主观主义毛病的人，讲话或写文章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华而不实，脆而不坚。他认为，主观主义是共产党、工人阶级、人民、民族的大敌，因此，他提倡实事求是的方法，认为凡真理都不装样子吓人，它只是老老实实地说下去和做下去。同时，毛泽东要求新闻工作者要讲真话、不偷，不装，不吹。毛泽东认为，严肃战斗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的态度，是进行报刊等宣传最尖锐、最有效的武器。因此，他一再强调做思想政治教育要旗帜鲜明地坚持真理，反对弄虚作假，力戒空谈。毛泽东为更好的贯彻实践教育法，提出来将思想政治教育与物质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他指出，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运用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为革命宣传提供了具体的经验和科学方法。

五、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本艺术

（一）自然道德伦理关怀

道德关怀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原点要素，思想政治教育活动不能没有道德关怀。以人为本的道德关怀能够满足受教育者的主体需要，能够激发受教育者的道德情感。抗战时期，毛泽东非常重视以人为本的伦理关怀，他要求“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要尽量减少那些不必要的牺牲，并提出“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要成为一个制度。”毛泽东在1938年1月11日发表的《论抗日游击战争的基本战术—袭击》中写道：“关于处置俘虏，在离自己根据地或抗日正规军不远时，则将俘虏全部押送后方或交给正规军去处理。不然，则问明情况，给以适当宣传后立即释放，严禁杀害俘虏。”而日军秉持的是“俘虏否定观”，即回到日本军队中的日军战俘不是被自己人处死就是被判刑。毛泽东的这种伦理关怀，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许多日军战俘愿意留到人民军队中。毛泽东的这种优待俘虏的伦理关怀。对瓦解敌军很有作用，它可使敌军军心涣散，并鼓舞我军士气。

毛泽东的以人为本的道德关怀不仅仅停留于伦理关怀上，有其独特的实现模式，将伦理关怀升华为实际关怀。心系百姓的根本利益，想人民所想，急人民所急，是领导者能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最基本的前提。细微之处赢民心，细小的事情与人们利益密切相关，毛泽东高人一筹的就是从小处着手，想法设法地解决群众的实际困难。

（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道德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毛泽东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的本质特征，也是共产党的宗旨。它是毛泽东对传统“民本”思想的继承，也是毛泽东对中华优秀民族品格的进一步提炼。毛泽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其基本前提即“热爱人民群众”。40年代初，毛泽东长子毛岸英从苏联回到延安，毛泽东为这位进过洋学堂的爱子找的第一位中国老师就是有几十年种田经验的老农。这一道德理想的基本内容就是“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正如毛泽东所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人民心中有杆秤，谁是真心实意地为人民，想着人民，并给人民群众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他们就拥护谁，支持谁。一定要深刻领悟“要群众跟你走就得为了群众”的道理，学习毛泽东的人本艺术，对当前广大干部如何处理好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思想是行为的先导。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在科学借鉴马克思主义理论及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的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的艺术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政治教育学说的继承和中国化，是毛泽东关于思想政治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战时期，它极大地增强了党的团结和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创造性地调动了人民群众抗战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形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终，取得了抗战的伟大胜利。

抗战时期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艺术，是毛泽东留给我们的一份宝贵精神遗产。这种思想政治教育艺术对于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说服力、感染力、有效性，不断创造出适合新时期、新形势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对于加强和改进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提高广大干部群众的思想政治素质，对于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实现中国梦，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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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004（2016）03-0056-04

［收稿日期］2016-1-11

［作者简介］熊文娟（1991-），女，湖南张家界人，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级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Mao Zedong’s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rt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XIONG Wen-juan
（Institute of Marxism，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550001，Guizhou）

［Abstract］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is the key period in China’s national independence，and it is also the mature period of Mao Zedong theory works.During this period，Mao Zedong always emphasized the"lifeline"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revolution，we build a se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The art of Mao Zedo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the flexible us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methods，and the ar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rich connotation.Standing on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taking history as a mirror，studying MAO Zedon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refully ha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ory and practice for pushing forwar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coping with new challenges of the new situation in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nd strengthening the actual effec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Key words］anti-Japanese war period；Mao Zedong；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