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批判扬雄意图探析

2016-03-16 13:50陈伦敦
武夷学院学报 2016年2期
关键词:扬雄批判朱熹

陈伦敦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四川成都610065)



朱熹批判扬雄意图探析

陈伦敦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01;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四川成都610065)

摘要:在《楚辞后语》中,朱熹猛烈批判扬雄。班固、韩愈、司马光、晁补之等人都对扬雄评价甚高,扬雄被尊称为“扬子”。朱熹也并非一贯都是批判扬雄。朱熹批判扬雄依据不足。扬雄是朱熹故意树立的一个批判靶子,朱熹借对扬雄的批判,其真实目的有三:其一、批判外戚权臣王莽类似的韩侂胄;其二、批判失节投靠外戚权臣韩侂胄的士大夫。其三、借批扬雄以自明“忠君”,非欺君、怨君。

关键词:楚辞后语;朱熹;扬雄;批判

一、猛烈抨击扬雄

在《楚辞后语》中,朱熹猛烈批判扬雄。朱熹《楚辞后语·序》曰:“至于扬雄,则未有议其罪者,而余独以为是其失节,亦蔡琰之俦耳。然琰犹知愧而自讼,若雄则反讪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与琰比矣。”[1]朱熹认为扬雄失节,又“反讪前哲以自文”,即扬雄通过批评屈原来给自己失节找借口。

《反离骚》的朱熹解题:

始,雄好学,博览,恬于势利,仕汉三世不徙官。然王莽为安汉公时,雄作《法言》,已称其美,比于伊尹、周公。及莽篡汉,窃帝号,雄遂臣之,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又放相如《封禅文》,献《剧秦美新》以媚莽意,得校书天禄阁上。会刘、寻等以作符命为莽所诛,辞连及雄,使者来,欲收之,雄恐惧,从阁上自投下,几死。……雄因病免,既复召为大夫,竟死莽朝。其出处大致本末如此,岂其所谓龙蛇者邪?然则雄固为屈原之罪人,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矣,它尚何说哉。[1]

朱熹讥讽了扬雄不能退隐反仕莽求荣。在《反离骚》注中,朱熹也一再批判扬雄。

但桓谭、班固、王充、左思、刘知几、韩愈、孙复、曾巩、司马光、王安石、晁补之等人都对扬雄评价甚高,扬雄被尊称为“扬子”。

如班固高度评价扬雄曰:

初,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实好古而乐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唯刘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谭以为绝伦。[2]

班固高度评价了扬雄,“恬于势利”,即不慕荣利,仕途蹉跎。一心好古,乐道不疲,期望以文章成名于后世。

韩愈言:“晚得扬雄书,益尊信孟氏。因雄书而孟氏益尊,则雄者,亦圣人之徒欤!”[3]高度评价了扬雄,把扬雄比作圣人之徒,与孟子、荀子并列而称。

朱熹选编《楚辞后语》作为底本的晁补之《变离骚》一书中,晁补之对《反离骚》评价也甚高。晁补之所言“《反离骚》,非反也,合也”、“原死,知原惟雄”、“《离骚》之义,待《反离骚》而益明”,这些正面评价扬雄的论述,应该说朱熹是看到的。

而且,朱熹并非一贯都是批判扬雄,如《朱子语类》中有一条:

立之问:“扬子与韩文公优劣如何?”曰:“各自有长处。……扬子云为人深沈,会去思索。如阴阳消长之妙,他直是去推求。[4]

此条所记者是潘时举,乃癸丑以后所闻,即乃绍熙四年(1193)之后。在这段语录中朱熹言“扬雄也有长处的”,并称其为“扬子”,也未曾否定扬雄人格,未曾批判其“失节”。

二、批判依据不足

首先,关于《反离骚》。朱子批判《反离骚》“反讪前哲以自文”、“而此文乃《离骚》之谗贼”,即认为扬雄作《反离骚》是为掩盖其“莽大夫”身份,为其失节制造理论,找借口。这观点是不对的。其一,从《反离骚》写作时间上,《反离骚》作于汉成帝阳朔年间(前24年—前21年),时扬雄30岁至33岁,仍在成都,尚未出仕,并非当了“莽大夫”后写的。“反讪前哲以自文”一语实乃朱熹所造,与事实不符。其二,从《反离骚》写作缘起上,《汉书·扬雄传》:“又怪屈原文过相如,至不容,作《离骚》,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读之未尝不流涕也。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乃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自岷山投诸江流以吊屈原,名曰《反离骚》。”[2]这里论述得很明白,扬雄作《反离骚》乃是悲吊屈原,对屈原遭遇表示同情,“不得时则龙蛇”云云,乃独善其身之意。这是替屈原着想的,并无批评屈原之意。

其次,关于“失节”,朱子讥讽扬雄,“及莽篡位,遂臣之”。扬雄确实做了王莽大夫,《汉书·扬雄传下》:“当成、哀、平间,莽、贤皆为三公,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及莽篡位,谈说之士用符命称功德获封爵者甚众,雄复不侯,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恬于势利乃如是。”[2]“以耆老久次转为大夫”,即也只是依例随众,并非“求官”求来的。又言其“恬于势利乃如是”,可见,扬雄并非好势利之人。

再次,关于《剧秦美新》问题。扬雄的《剧秦美新》从篇名上确实给人留下口实,《文心雕龙·封禅》:“及扬雄《剧秦》,班固《典引》,事非镌石,而体因纪禅。观《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遯辞,故兼包神怪。然骨掣靡密,辞贯圆通,自称极思,无遗力矣。”[5]即《剧秦美新》乃是模仿司马相如的《封禅文》,但又无刻石立碑的想法,故乃用诡异荒诞的语言,加上神怪传说,可见此文乃应景逢场之作,并非为王莽歌功颂德。

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也论述:

关于王莽篡汉,扬雄附合问题。王莽在篡位改政之前,其学行确曾予社会各阶层以好的印象。……这些举动即使是假象也罢,在当时都是很得人心的。扬雄抱有浓厚的儒家思想,对王莽也持有幻想就毫不足怪。而且王莽淫威,子云慑畏,故有投阁几死之事。所以在王莽称帝之时奉命写了《元后诔》、《剧秦美新》之文,也是不足怪的。[6]

张震泽先生分析得甚是。

三、批判意图

对于朱熹在《楚辞后语》中大力批判扬雄的原因,各家有不同观点。有对主和派与投机家的批判说。以李庆甲点校的《楚辞集注》出版说明为代表[7],即通过批判扬雄批判了主和派与投机家。此说不确,易健贤先生的《从〈反离骚〉到〈剧秦美新〉——〈楚辞集注〉的两个误区》[8]一文从“四个方面加以批判了,言之甚是,可参,在此不再论述。

又有对毫无民族气节的秦桧等人批判说。莫砺锋认为:“朱熹为什么要对扬雄深恶痛绝呢?我们认为这是因为扬雄是屈节以事新莽的贰臣,朱熹对扬雄进行批判,也就是对毫无民族气节的秦桧等人进行鞭挞,这是一种借古讽今的斗争手段。”[9]

莫先生等人的论述有一定道理,有一定高度,但恐太宽泛了点。且正如易健贤指出的“直接伤害到朱熹感情的根本原因不是外族的入侵,而是韩侂胄导演的反道学斗争”、“扬雄并不存在主战与主和的问题”,所以莫先生等人观点值得商榷,可再进一步研究。

又有忠君思想所使然说。林维纯认为:“这无疑是对扬雄晚年失节投靠王莽政权的讥讽,也是出于作者指责后党权奸专权害政的忠君爱国思想所使然。”[10]

束景南曾提出:“朱熹对扬雄生平行事的叙说有些并不副事实,他这样慷慨激烈批判历史上的王莽与扬雄,显然是要批判现实中的韩侂胄与反道学新贵。”[11]

我们发现:扬雄是朱熹故意树立的一个批判的靶子,把扬雄当作屈节事外戚权臣王莽的典型。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朱熹借对扬雄的批判,其真实目的有三:其一、批判外戚权臣王莽类似的韩侂胄;其二、批判失节投靠外戚权臣韩侂胄的士大夫。其三、借批扬雄以自明“忠君”,非欺君、怨君。

先看第一个目的,朱熹是把韩侂胄比作王莽的。首先,韩侂胄与王莽类似,皆是外戚。王莽是外戚,其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皇后,汉成帝生母;王莽女儿又是汉平帝皇后。韩侂胄是北宋宰相韩琦曾孙,韩侂胄祖父韩嘉彦于元佑四年(1089),娶哲宗姊温国长公主(神宗第三女)。韩侂胄父亲韩诚,于绍兴初年娶高宗吴皇后妹。韩侂胄自己又娶吴皇后的侄女,还是光宗之子赵扩(后为宁宗)夫人(后为皇后)韩氏的叔祖父,可谓世代皇亲国戚。

其次,韩侂胄与王莽一样擅权,把持朝政。王莽不但擅权,最后还篡位。而韩侂胄亦是擅权。《宋史·韩侂胄传》:“侂胄用事十四年,威行宫省,权震寓内。尝凿山为园,下瞰宗庙。出入宫闱无度。孝宗畴昔思政之所,偃然居之,老宫人见之往往垂涕。……有司籍其家,多乘舆服御之饰,其僭紊极矣。”[12]此本传深恶其擅权。韩侂胄掌权期间,俨然如君王,而其主要手段乃是利用“御笔”,甚至自代“御笔”,直接发号施令了。

庆元党禁中朱熹有首诗,隐约批判韩侂胄如王莽,不仅仅是外戚权臣,且可能如王莽将篡权。庆元五年(1199)四月朱熹致仕,感慨万千,不知是悲是喜,他一连作了两首诗,其中一首《蒙恩许遂休致陈昭远丈以诗见贺已和答之复赋一首》:

阑干苜蓿久空盘,未觉清羸带眼宽。老去光华奸党籍,向来羞辱侍臣冠。极知此道无终否,且喜闲身得暂安。汉祚中天那可料,明年太岁又涒滩。(建隆庚申距今己未,二百四十年矣。尝记年十岁时,先君慨然顾语熹曰:“太祖受命,至今百八十年矣!”叹息久之。铭佩先训,于今甲子又复一周,而衰病零落,终无以少塞臣子之责,因和此诗,并记其语以示儿辈,为之衋然感涕云)[13]

此诗中“汉祚中天那可料”一句隐含深刻意味,意谓如今终于年及七十致仕,但臣子的责任感使他在此时此刻大胆隐晦地说出了心中的忧虑。束景南先生对这首诗有深刻分析:

庆元间宋运二百四十载,也正在“三七”之际,所以朱熹说“汉祚中天那可料”,分明是把韩侂胄比之为王莽,悲悼着宋祚将终了。”(《续集》卷五《答田子真》书四)[11]

束景南先生的分析是正确的,朱熹在这首诗中正是把韩侂胄比作王莽,担忧韩侂胄也会篡位。在这宋运转关的微妙时刻,恰巧外戚权臣韩侂胄又把持朝政,道学人士皆遭驱逐,君王不明。韩侂胄可能会是第二个王莽,故令朱熹悲伤不已,又无可奈何,剩下的只有不为人知忠君的忧愤。

目的之二批判失节投靠外戚权臣韩侂胄的士大夫。外戚权臣韩侂胄把持朝政,自然引来群小附和,趋炎附势之徒的产生自不可免。

关于党禁中士人的种种表现,黄干的《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有描述:“绳趋尺步,稍以儒名者,无所容其身。从游之士,特立不顾者,屏伏丘壑。依阿巽懦者,更名他师,过门不入,甚至变易衣冠,狎游市肆,以自别其非党。”[14]

风俗颓坏的程度,更有甚者,如《庆元党禁》中记载:

侂胄以专擅为当然,而恣其所为,小人以无耻为常事,而恬不之愧。举朝之臣知有侂冑,而不复知有人主。虽往时坐党被斥之人,亦有趦趄于侂冑之门者矣。许及之旧与薛叔似同擢补遗,皆为善类所予。党事既起,叔似累斥逐,许乃更迁给事中、吏部尚书,既而踰二年不迁。乃间见侂冑,叙其知遇之意,及衰迟之状,不觉涕零继以屈膝,侂冑恻然。语之曰:“尚书才望,简在上心。行且进拜矣。”不数日遂除同知枢密院事。侂胄尝值生辰,群公上寿,既毕集矣,许为吏部尚书,适后至,阍人掩辟拒之。许大窘,会门闸未及闭,遂俯偻而入。当时有“由窦尚书”、“屈膝执政”之语,传以为笑。[15]

韩侂胄擅权,肆意妄为,掌握了人事任免权。这些人趋炎附势,可谓用尽心思,恬不知耻,无廉耻至极了。堂堂尚书、执政大臣的官职居然是从韩侂胄处屈节乞求来的。朱熹把扬雄树为屈节事外戚权臣的典型,对扬雄不遗余力的批判,也就是对当时屈节事外戚权臣韩侂胄的士人的批判。

这些无耻士人不但无耻,甚而还制造了无耻理论,变节理论,文饰其无耻。黄干《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自先生去国,侂胄势益张,鄙夫憸人,迎合其意,以学为伪,谓贪黩放肆乃人真情,洁廉好礼者皆伪也。科举取士,稍涉经训者,悉见排黜;文章议论,根于理义者,并行除毁。《六经》、《语》、《孟》悉为世之大禁。猾胥贱隶、顽钝无耻之徒,往往引用以至卿相。”[14]当时世态“谓贪黩放肆乃人真情,洁廉好礼者皆伪”,这些就是无耻之人制造的无耻变节理论。可见朱子之所以指出《反离骚》“反讪前哲以自文”,其所言“反讪”实乃指的是这些无耻理论,朱子用心良苦也。而“《六经》《语》《孟》”云云,即是针对朱熹《四书集注》的。

其三、借批扬雄以自明“忠君”,非欺君、怨君。

庆元二年十二月,沈继祖弹劾朱熹,列了朱熹六大罪:不孝其亲、不敬于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汝愚死党、为害于风教;五大恶行:不廉、不恕、不修身、不齐家、不治民。言朱熹“资本回邪”,祈望宋宁宗“将朱熹禠职罢祠,以为欺君罔世之徒、污行盗名者之戒。”[16]

“伪学党魁”的朱熹被韩侂胄党定性为“欺君罔上”。

失节的相对面即忠君,故可以说,朱熹正是借对扬雄的批判,表白了其忠君思想。《反离骚》末朱熹不仅仅引了洪兴祖的大段论述,而且朱熹又加以引申论述其“忠而过”的理论,可以说,朱熹是借对屈原“忠君爱国”行为的肯定,来表达自己的忠君爱国的情怀,以此来自辩,辩解自己并非“欺君”,自己乃是有一颗“忠贞”之心,故对“不忠贞”的扬雄深恶痛绝,大力批判,以期与之划清界限。

朱熹才大力批判扬雄失节。以此来寄托他的情怀,即借对外戚权臣王莽的批判,即是批判当时的外戚权臣韩侂胄;借对屈节事外戚权臣王莽的扬雄的批判,即是批判当时屈节事外戚权臣韩侂胄的士人;又借对扬雄的批判以自辩,自明“忠君”,非欺君。

参考文献:

[1]朱熹.楚辞后语:卷二[M].影印南宋端平二年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卷二,卷二.

[2]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3583,3515,4099,3583.

[3]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马其昶,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6.

[4]黎靖德,王星贤.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4:3260.

[5]刘勰,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394.

[6]张震泽.扬雄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10.

[7]朱熹.楚辞集注[M].李庆甲,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2.

[8]易健贤.从《反离骚》到《剧秦美新》:《楚辞集注》的两个误区[J].贵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3):74.

[9]莫砺锋.朱熹文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267.

[10]林维纯.略论朱熹注《楚辞》[J].文学遗产,1982(3):108.

[11]束景南.朱子大传[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2:989,975.

[12]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13777.

[13]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M]∥四部丛刊初编第176册.上海:上海书店,1989:13,27.

[14]黄干.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M]∥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第90册.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700,700.

[15]樵川樵叟.庆元党禁[M].北京:中华书局,1999:575.

[16]叶绍翁.四朝闻见录[M].沈锡麟,冯惠民,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146.

(责任编辑:林建峰)

On Zhu Xi's Critique of Yang Xiong's Intentions

CHEN Lundun

(School of Literatur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01)

Abstract:In Chu Ci Hou Yu, Zhu Xi criticized Yang Xiong. Ban Gu, Han Yu, Sima Guang, Chao Buzhi of Yang Xiong et al. Evaluation is very high, Yang Xiong was known as the“yangtze”. Zhu Xi is not always a critique of Yang Xiong. Zhu Xi's critique of Yang Xiong's basis. Yang Xiong is a critique of Zhu Xi's deliberately set targets, criticism of Yang Xiong Zhu Xijie, its real purpose has three: first, critical relatives in Wang Mang similar Han tuozhou; second, the critical disloyal to join relatives in Chen Han tuozhou literati. Third, by the group from Yang Xiong to Ming“loyal”.

Key words:Chu Ci Hou Yu;Zhu Xi;Yang Xiong;criticism

中图分类号:B24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109(2016)02-0001-04

收稿日期:2015-09-09

基金项目:贵州省教育厅2013年高校人文社科研究自筹经费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6批面上资助项目(2014M562315)。

作者简介:陈伦敦(1978-),男,汉族,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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