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词”虚饰下的前现代幽灵

王晓华



“大词”虚饰下的前现代幽灵

王晓华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文学生产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主流话语与市场体制之间的罅隙似乎被缝合，官方荣誉不再是抗拒的对象。随着这种态势的发展，部分被精心筛选的批评家走上了前台，逐渐掌握了颁发“国家荣誉”的权力。与此同时，有关公正性的争议也此起彼伏。于是，一个问题凸显出来，日益不容忽略：如果不对批评家进行批评，那么，他们会不会异化为新的特权主体？

从表面上看，少数批评家之所以升格为国家层面的新型权威，是因为他们似乎具有某些稀缺的品质：博览群书，思想精湛，拥有超过常人的鉴赏力，能够对文本进行不偏不倚的评价。然而，理想化的期待往往会落空，即便是享有盛名的批评家，也难免受制于自己的个人立场和审美偏好，甚至会暴露出明晰的欠缺。以评论家陈晓明为例，这个事实依然清晰可见。

在中国当代批评家中，陈晓明无疑是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自上世纪80年代出道以来，他展示了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兴趣，先后探讨过后现代主义、现代性、寻根文学、身体叙事、汉语本体等重大课题。纵观其令人眼花缭乱的文本建构，我们不难发现一个贯穿始终的关键词：现代性。“现代性”之类“大词”属于历史哲学的谱系，涉及至关重要的理论定位。身为当代批评家，他将“20世纪中国文学”归结为“现代性规划的一个有机部分”（《眺望21世纪文学》），并围绕着现代性概念建造了一块“理论飞地”，力图将自己置于进退自如的有利位置：既可以直面当代文学的主体部分，又能够审视“前现代”传统和“后现代”景观。不过，恰恰是在言说“现代性”的过程中，一种“前现代性”立场逐渐现出原形。

对于熟悉陈晓明的人来说，这样的判断可能显得突兀：虽然他时常沉溺于大词的游戏，但并不喜欢做出非此即彼的判断；相反，他的许多表述往往处于两可之间。的确，他喜欢利用语义场的可延展性，充分展现左右逢源的潇洒身姿。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立场。在2003年出版的《现代性与中国当代文学转型》中，他做出这样的界定：“当代中国的现代性既走到尽头，又是一项未竟的事业。”“走到尽头”却又尚未完成，这显然是一种悖论式的表述：尽头不就是终点吗？到了终点而又未完成，岂不意味着现代性将周而复始？可是，他随后又强调中国社会已在某种程度上进入“后现代”，从而否定了此类可能性。于是，“现代性”成了一个可以随意运用的“大词”：当作者想操练后现代思想时，它必须识相地走向终结；如果作者需要用它证明某种言说的合理性时，它又必须随时复活。譬如，在2015年发表的《理论批评：回归汉语文学本体》中，现代性就再次担当起重要的使命：“‘强制阐释’作为一个富有挑战性的理论，虽然包含着很鲜明的中国立场，具有当下中国文化建设的战略意义，但这一理论出发点也可放置在现代性的自我反思性的思想脉络中去理解。”由于这种词语的魔法，已经走到尽头的现代性不但满血复活，而且证明了当代言说的合法性。当辩证法被运用得如此娴熟时，它的严肃性似乎已经被瓦解，而作者郑重其事的言说就具有浓郁的反讽意味。

这并不是偶然的语言失误。在涉及前现代经验、现代性、后现代主义时，陈晓明的文本长期洋溢着挥之不去的暧昧品格：中国文学似乎已经位于现代性的尽头，可以站在一种文明的终点处反思西方的局限；但它又深陷于现代性的进程之中，并时而被拖入前现代性的梦魇之中。那么，他为何又如此焦急地宣告现代性的终结？是为了迎接后现代吗？不尽然。在他的批评词典里，中国语境中的后现代时常是个贬义词：“当代中国的大众文化完全是自发地生长，其本质的虚假性，其实践方式的倒错性，被置放在当代文明的历史性中而显示了它的后现代主义特征……看上去更像‘后现代’的货色。”（《悖离与超越》）“后现代就是消费的时代，阅读成为消费，那不就是游戏、恶作剧、嘉年华吗？”（《过剩与枯竭：文学向死而生》）在《后现代在中国的曲折道路》中，他虽然一度修正了这种极端的立场，但仍强调“后现代本身就遭遇身份合法性的窘境”。没有合法性，后现代自然不会成为我们的选项：“我们并没有迎来一个‘后’的时代，但后现代知识会让我们的时代更生动和富有活力。”（同上）经过这番不无自我矛盾的演绎，“后现代”就缩减为可供参照的知识背景，中国文学则被置于一种似乎没有着落的状态：它仿佛是无家的游子，既失去了故乡，又没有未来。事实上，这是所有中国人的困境：现代性已经终结，后现代又并非可以安身立命的新时代，那么，我们应该走向何处呢？回到前现代，还是在现代和后现代中苟且偷生？文学家以及所有中国人真的应该满足于这种幽灵般的生存状态吗？对此，身为批评家的陈晓明并未给出肯定的答案，而是继续进行扑朔迷离的大词游戏。在由此产生的纷乱的语言星云中，他穿插游弋，闪转腾挪，身姿似乎飘忽不定，却无法遮蔽其思想中贯穿性的主线。意味深长的是，这些主线以一种否定性的方式呈现自身：正是在批评消费主义、大众文化、俗文学的过程中，以现代性为枢纽的言说暴露出难以遮掩的前现代性，他的位置意识也逐渐变得清晰。

从出版《文学超越》起，对于市场和消费的不满就洋溢于陈晓明的字里行间。在他看来，上世纪90年代的“商品化经济潮流冲垮了知识分子的‘启蒙导师地位’”，使“‘人’的价值、尊严、神圣性等神话不攻自破”，让“严肃文学”沦落为“自言自语”的文学。（《悖离与超越》）到了21世纪，他又高调宣布消费的原罪：“在消费时代，诗退隐了，退到了生活的边界，退到一小撮词语亡灵中的内心中去了。”（《文学的消失或者幽灵化》）由于消费主义当道，“中国文学从未像今天这样繁华和旺盛”，却又堆满了垃圾，仿佛只适合举行悼亡的仪式（《枯竭、过剩或向死而生》）。这段话貌似义正辞严，但其中心思想却是可疑的：在现代性兴起之后，视文学为消费的观念获得广泛认可，不过，其代价果真是枯竭吗？当无数的期刊杂志、报纸、出版社涌现之际，原本只能依附权贵的作家先后走向独立，纷纷从事面向市场的写作。从此之后，写作的目的不再是迎合“庇护人和文学精英的标准”，作家可以追求“无来源的、独立的、第一手的”创新。（伊恩· P.瓦特《小说的兴起》）与此同时，日益独立的读者也加入到孕育新颖性的仪式中：你选择大仲马，我喜欢雨果；有人为张恨水着迷，但李金发和穆旦也有自己的“粉丝”。正因为如此，这种转折绝不意味着平庸化：语词晦涩如乔伊斯，叙述复杂如博尔赫斯，不也在消费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吗？如果没有读者的支持，从启蒙主义到象征主义在内的诸多流派又怎能获得诞生的机缘？莫言、余华、贾平凹岂不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写出自己的杰作？由此可见，在消费和原罪之间画上等号，这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事实上，现代性不是个空洞的能值，相反，它首先意味着市场经济和公民社会的兴起。没有后者营造的自由空间，就没有所谓的现代文学（尤其是需要新颖经验的小说）。呼唤现代性而又对市场经济冷嘲热讽，无异于自我抵牾。

不过，陈晓明虽然喜欢“悖论”这个词，但并非想证明“我现在说的这句话是错的”。相反，他有自己的立场，尽管后者被隐藏于词语的星云中。他调侃消费，实际上戏谑的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没有自我意识，它只会自我复制而不会自我制造。”（《王朔与民间社会》）如果“与大众文化同流合污”，文学就会“变成群众性的可操作的文本”。这种对大众文化的轻蔑蕴含着对俗文学的不信任：作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后者时常对身体、日常生活、真情和艳事兴致盎然，而对“重建巴比伦塔”兴味索然。按理说，享受诸如此类的文化既是大众的权利，又可以牵连出某种更深层的本体论事实：真理、正义、美岂不是植根于身体性的此在，文学难道不是日常生活的自我展示？从这个角度看，俗文学非但不像精英批评家们想象得那么不堪，而且蕴含着能够拯救“高雅文化”的力量。然而，陈晓明却始终对俗文学的兴起心怀怨艾，念念不忘精英文化的权能：“精英文化的声音消失之后，内地的通俗文化就只剩下行尸走肉。”（《琼瑶、三毛热与文化情境》）他之所以以日常具有独断论色彩的口气说话，是因为他假定了二者的不对等关系：“如果说‘大众文学’充其量不过是把‘精英文学’庸俗化，那么，‘精英文学’则是给‘大众文学’以历史性的意义而抹去其‘民间’的色彩。”（《王朔与民间社会》）在做出如是判决后，他又以批评家的身份实行了大赦：大众文学和纯文学都是文学，“就像它们都是人一样，一个漂亮，一个邋遢些，一个老成持重，一个年轻妖冶罢了。”（《文学的消失或幽灵化》）说来说去，纯文学之外的文学还是粗糙、邋遢、妖冶的同义语。至此，精英主义的痕迹已经清晰可见，隐藏在这些语词后面的是等级制的文学图式。

如果说自由、平等、博爱是现代性的灵魂，那么，这种对文学的等级制表述显然与之相悖。它属于后现代吗？更不可能：后现代主义强调差异、多元、非中心化，倡导解构权力的连续操作。那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了：它是前现代幽灵的复活，只不过乔装打扮一番罢了。正是在前现代背景中，文学被迫服从上下、高低、贵贱的等级秩序：民间的创作为俗，庙堂和学院的文本为雅。现代性诞生之后，有关雅俗之争虽然仍在持续，但已经处于被消解状态。至于后现代主义诞生之后，上述二分法在西方已经没有容身之地。对此，伊格尔顿的总结颇具代表性：“文学没有‘本质’。任何写作都可以被‘非实用性地解读’，正如任何写作都可以被‘诗意地’领会。”（伊格尔顿《文学理论导论》）饱读西方经典的陈晓明应该知道此类现代性转向，却依然坚持为纯文学招魂，这倒见证了他说过的一句话：“中国社会又依然保持着深厚的前现代传统，并且现代社会的那些理念并未实现。”

正是在这种前现代立场逐渐清晰之际，陈晓明本人越来越乐意接受主流文化的“编码”，开始附和有关“中华主体性”的官方言说。（《理论批评：回归汉语本体》）此时，他似乎忘记了他说过“中国的许多事情就是被自欺欺人的中国特色弄得不伦不类”（《第三种批评：出路还是误区》），相反，以“汉语本体”的名义，他开始展示“识时务的乖巧”，自觉参与当下时兴的回归仪式，并且心安理得地接受自上而下的嘉奖。于是，经过令人眼花缭乱的语言操作，他最终从现代性的场域回到前现代的领地。在许多人看来，这是成熟的标志，但我却为此感到忧伤：正是由于这种后撤，他暴露了精神深处的孱弱，也暂时堵塞了自己成为一流大师的可能性。

在为此惋惜之余，我不能不说出前面的潜台词：这不是转折，不是突兀的蜕变，而是某种内在性的实现。自形成自己的批评风格时起，陈晓明就展示出邪睨消费、大众、俗文学的倾向。当这种精英主义立场转化为对集体主体的忠诚，它必然显现为对权力的迷恋。这暴露的不是一个人的精神胎记，而是汉语知识分子至深的集体无意识。在这种依旧强大的精神惯性面前，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言说无疑显得奢侈——实现现代性还是未竟的事业，遑论其他？

一个幽灵，一个前现代的幽灵，在陈晓明的批评文本中游荡。它可能未被意识到，但在现代性、后现代、主体的掩饰下持续在场。这是个隐蔽的王者，总是不动声色地展示自己的支配性力量。当它演绎自己的魔法时，许多人会重蹈祖先的覆辙。它徘徊在陈晓明心中，也把我们的大脑当作它隐秘的行宫。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包括陈晓明在内的许多批评家依旧被它“征用”。于是，如何对待这个幽灵便至关重要：告别，还是留恋，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封面人物自述

王晓华，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本是理科动物，因写诗歌，走火入魔，先是闯入哲人的领地，后又漫步于文学家的后花园。此间，身跨三界，心游八极，发文逾百篇，出书数本，获奖若干；受西人邀请，发表域外演讲近十次。多年前忝居教授之位，但未就此戴上名缰利锁，依然维持独立之动姿，仍旧喜欢冷眼看世界。长期行走于学术江湖之中，深知中国知识人的根本问题既非媚俗，亦非媚雅，而是媚权。于是，构思个体哲学，弘扬生态主义，倡导“批评之批评”，展望“自由人的联合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