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往事四题

何申



写作往事四题

何申

剪一角

当年向报纸刊物寄稿件，只须把信封剪去一角，不用贴邮票。要是花钱，又没发表，得不到稿费，干往里搭，搭一回两回还行，总往里搭，我爱人肯定要学相声《钓鱼》里“这鱼呀，你是一条没钓着，饭量可见涨”的词——“这稿呀，你是一篇没发表，邮费可见涨。”

一开始我还不大敢，乍着胆子在信封剪去一角，再划个括号写上“稿件”二字，往柜台里一递，果然灵验。当然，人家要看清收信方是编辑部。如果写个人家庭地址，四个角都剪了也不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恢复稿费，尽管少，但当时挣得也少。我月工资43．5元，偶尔得5块钱稿费，就美得很。去邮局取钱，也有意让旁人看到，还得说：给的太少了。

小说可以虚构，做人必须实在。实话实说，当年走入文学创作这条路，除了喜爱文学这个原因，还有就是写作也能增加一些收入，改善生活境遇。比如我开始写作时，已成家有了小孩，住承德地委党校家属院。院里好几十户人家：一等户是家里有开汽车的，拉大米、水果、块煤，日子好，让人羡慕得眼珠子发蓝；二等户是老同志两口子挣得多，孩子也有工作，能每天炒肉菜，相当奢华呀；三等户是交际广的，能走后门儿买便宜东西，家里不缺猪蹄子肥肠子，还有胖媳妇肥小子；四等户是男人手巧，会打家具盖小棚房，规置得干净整齐，小康之家；五等户是乡下老家常送些小米豆子蘑菇辣椒，女人又会过，自给自足……

我算几等呢？我爱人说的好：你八等都得靠后。走后门儿你不认识人，打家具你做锅盖削得只能盖尿盆……

这多少有点糟践我，我做的那个实际是能盖小炒锅的。我家六印铁锅缺盖子，求人把板子拼粘好，划直径80多公分一个圆，然后就开锯。锯出来不圆，就用刨子刨呀削呀，最后弄得挺圆了，就是直径只剩下30多公分。我说咱家小炒锅也没盖，用它正好。爱人看看地下，说你这是做木匠活呀还是刨刨花？

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大锅盖小锅盖都是锅盖。好男儿不自悲，何况我能在信封上“剪角”！这家属院还有谁行？我向爱人保证：“面包会有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于是，当每一个信封封好，拿剪子剪时，我都会想这里有我们对新生活的期盼与梦想。剪好，出校门到二里地外的小邮电所，看当班的手起戳落，咣地盖了，存放一旁，然后就出门深吸一口气，匆匆回去上班。说来那种邮寄是很不保险的，寄到寄不到，根本没处去查。但真不错，多数稿件不仅寄到，还有回信，只可惜一开始多是退稿和信。邮递员送到单位收发室，很多人会看到。我就留了个心眼儿，提前在收发室等着，见了就拿走。

功夫不负苦心人，随后退稿少了，用剪一角的信封不断换来的是稿费汇单。有多有少，给报纸写的，最少给过5毛，多的给过8元。忙抱着女儿取了，去商店买肉买糖，好不快乐。1983年我写了第一个中篇小说《云雾缠绕铁塔》，厚厚的一个大信封，也是剪个角就寄给了才创刊不久的天津《小说家》杂志，结果一去无踪影。趁着过年回津看望老母亲，我还去编辑部打听，都说没见着。完了，也没留底稿，白费劲了。转年夏天，时隔一年多，这稿子突然给发出来了，稿费450多元，相当于我十个月的工资，可把我爱人乐坏了，打那起，她就特别支持我写作。

掉沟里

1995年农历正月十六，我下乡。

自打腊月到这天，考虑到过年别给人家添麻烦，我没到县里去。没去心里痒，打电话问朋友年前年后县里都忙些啥。朋友说年前开会签字（工作指标）送礼，正月电话拜年抢项目打麻将，还有好多趣事，你倒是快来呀！弄得我很着急。终于过了正月十五，年也算过了，正好一位县委书记邀我过去，立即应下。

那时我当《承德日报》社社长，社里就一辆小车，捷达，我坐副驾驶位，后排挤了总编辑以及部主任等三人。年后第一次同行，都很高兴。有一位部主任话唠，上车就开讲，旁人再搭话，就像说起群口相声了。天还很冷，路上空旷，车速较快。出了热河老城北上三十里，两边地势低洼，公路高高在上。突然前方出现一个左向急转弯，拐过去，坏了，路面上有冰！车子不由地就向右边甩。路肩有一溜枯草，膝盖高，眼见得车头把枯草压在身下，还向右偏。我喊不好！但无济无事……司机还算有经验，若硬拐就翻了，只能一点点拐，但终是拐不过来，结果车子从路肩上哗哗出溜下去。下面是足有45度的碎石陡坡，有两层楼多高，这若是滾下去，起码得滾个七八个个，我们都得够呛。

不幸之中的万幸！就听咣的一声，恰恰就在坡下不远处，有棵半人高的小树，树枝挺多，长得牢实，好像就为在那等我们，硬是把车给卡住了！打开右边车门，就跟倒豆子一般，我们都顺大坡咕噜噜滚下去。爬起来回头望，车子高悬在半空中。

这都是一瞬间的事，全傻了。定了定神，那位话唠也哑巴了。我问伤着没有，都说没啥事，但一身石渣尘土，也够狼狈的。前面有村子，过来俩人笑道，看你们开得挺溜，咋一眨眼没了呢？这地方去年下去十多辆，没打滾的就你们一份。

我也只能笑，说老天保佑。往下咋办？关键时刻，还得靠人民群众。去村里一家，屋里连打牌带扒眼的十来人。说看了电视剧《一村之长》吗？说才播了挺好的啥事呀。说作者的车卡在坡下帮帮忙。都过来，人多，一使劲抬起，把车头往右掉，然后一点点出溜到坡下地里，绕了一圈又上了公路。我忙掏了二百元钱表示感谢，人家也不客气，拿了回去接着玩。按说遇这险事，且出来不远，该打道回府。众人看我，我问清汽车没事，说：“有惊无险，命大福大。继续前进！上车接着说。”

到了县里，沉住气，还是先谈工作（新闻报导的事），再说遇险。县委书记原先也写小说，说快摆酒压惊，又邀来几位善讲故事老友。这里说的“故事”，是指县、乡、村新发生的趣事。那些事从他们口里讲出，语言生动人物鲜活，比我编的要强太多了。我体会，一个中篇小说当中如有七、八处这样的桥段，整篇作品就都跟着活起来。各县宣传文化系统都有公认的“高手”，这等好资源不可浪费，所以，但凡我到县里，总要想法和他们一聚。

早先县招待所吃饭都在大餐厅，赶集似的，说话听不清。后来有的用屏风隔一下，再往后有的就把一楼小房间改成单间。尽管简陋，窗户漏风暖气滴答水，大木头圆桌裂着大纹，破凳子不敢使劲坐，但无所谓。小间里一见，乐不可支。粗瓷大碗，八钱小盅，酸菜粉条，小鸡蘑菇，官厅大炮，烟熏火燎，一段一盅，其乐融融。

咋一段一盅呢？我酒量有限，但为表谢意，谁讲一段，我都主动干一盅。一段，有的就是三言五语，有的多一点。如说眼下县里有“四大名人”，这段随后就让我写进《年前年后》里，即“郝明利的眼，鲁宝江的喘，于小丽的殿（臀），刘大肚子的脸。”真人另有名字，组织部副部长眼神不好，人大主任呼哧带喘，都闹出不少笑话，写在小说里活灵活现。还有谁大冬天买啤酒一手一瓶，在街上还侃大山，到家双手冻僵，叫“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等等。因为讲的多，再回忆时特容易混了忘了，听“故事”间隙，我就抓个什么记几个字。饭桌上就抓餐巾纸，那时餐巾纸质量差，硬，正好记，一段一张，吃完饭记一打，收获甚丰。

我肚里有不少县、乡干部的事，早就想写个中篇，这回行了，车掉沟里没翻，老天眷顾，还说什么，归来就开写。

一遍稿

写中篇小说《年前年后》时，还得上班。年后单位杂事烦事很多，才写了一万多字，突然又来事了，市领导找我，让我去省委党校中青班学习。我说我去过一次了。领导说再去一次呗，全省一个地市就一个人。按老乡讲话，那是人家高看咱，咱得“识举”，只好收拾一下，匆匆忙忙就奔了省会。到了滹沱河旁的党校报到，还是当年的班主任，这位也太直，第一句话说：你咋又来了？潜台词是：还没提拔呀。你说叫我咋回答，只能说惭愧啊进步太慢。忙拿了钥匙去房间，但一开门我高兴了，一人一间。

这是我最渴望的，上次两人一屋，写东西不方便。这回好了。扔下行李，掏出稿子接着写，写了两页，稿纸没了，就找。才开班，好不容易从谁的床下翻出一本，是上期走时扔的。抖抖土，一写，纸薄，还洇，心说也不扔本好点的。那时没有自己花钱买稿纸的概念，党校离市里好几十里地，周边全是田野，小卖部就有牙刷牙膏肥皂什么的，也没稿纸，只能凑合用了。

很多年，我习惯用一种稿纸，写得舒适。但这回没法了，只能将就。得下笔快，鸡啄米似的，慢了纸就洇得利害。开学了，上午有课，下课关门写。吃饭也不扎堆，下午楼道热闹，有说有唱，我也不出去。一晃十来天，有人说这位怎么猫屋里不出来，是不是有啥事呀？班主任还来问我，原先那班的多数都提拔了，你是不是触景生情心里不愉快？我说再有两三天就愉快了，没事您忙去吧。我深知，只要一出去一聊天，心就散了，人就从“年前年后”出来了，再往回找，不容易。

写得很顺，三万多字，原稿上略改改，一遍就算成了。关于“一遍稿”，我那时都不敢跟人说，尤其是不敢跟编辑说，怕人家认定咱写得不认真。但我从一开始写作就养成一个习惯：想好了，拉个提纲，然后开笔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下去，要求写顺当写工整，脑子里从来没有“回头再改”这四个字。一遍写下来，跟抄出的一样，有个别的错别字涂改一下，就行了。正因为如此，我写得就比有的人写一遍改一遍抄一遍要快许多。

《年前年后》就一遍稿，也没时间抄。星期六，学员都回家，承德太远，我回不去，在食堂吃个溜肉片，犒劳一下自己。星期天去石家庄市里。挤小面包车，挤上去人挨人，司机真不错，说你坐车盖上吧。坐到半道跳起来，摸摸屁股，滚烫。熬到市里，找个邮局，平信寄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完事逛街，走着走着忽然觉得不对，应该“挂号”（信），这要是丢了可没处找，也没有底稿。又一想，算啦，丢就丢，反正我写了。再回到党校，我屋门大开，不光聊天，还找人拉胡琴唱京戏。熟了乱逗，有人说你那几天在屋里孵小鸡呢。我说没错真还孵出来了。

稿子一去杳无音信，我也没处问。学期半年，天热了，学习也快结束了。那天我正在阅览室看报，班主任递过一本《人民文学》，说这是你的吧？我一看，《年前年后》，头条，还带一整页“编者按”：《何申的雄心》。“编者按”是李敬泽写的，说何申的雄心就是这样贴近当下生活的作品，向时代深处挖掘……

新皮鞋

《年前年后》发表后，立刻被各选刊选登。《小说选刊》复刊登头条，然后又出“金刊”评得金奖。

到北京领奖，在国际俱乐部，第一次见到自助餐，大盘子在圆桌上排了一圈，其中有红烧大虾。记得还是小时候吃过，都快忘了是啥滋味了。参加颁奖会的人很多，会场很是热闹。我们几个获奖的都站在前面，远远地瞅着大虾。领完奖，别人都下去了，只留下我，说还要发言呢，然后大家就边吃边发言。等我发言后再奔向大虾，甭说虾，所有大盘子都空了，还好，吃了一块蛋糕。后来才知道，那时在北京吃一次丰盛的自助餐，也不是常有的事。

《年前年后》随后又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到北京领奖住宾馆，三人一间，有一位呼噜水平极高，我几乎一宿没睡。转天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我坐下就犯困，忽然中国作协有人找我，说你代表获“鲁奖”的发言。我说我也没准备，人家说那也得发言。还好，前面有王火获“茅盾文学奖”先讲，我一听心里有数，加之以前获别的奖也没少发言，上台后就说了些感谢话，再表示未来继续深入生活刻苦创作等等，最后是谢谢大家。没有废话，真诚朴实，简单明了，下来大家都说说得不错。

在此之前，我还获过“庄重文文学奖”。那是1993年初春，我正在一个村里当工作队长，吃派饭吃了小半年了。忽然接到电报，让我速到京西宾馆领奖。我没空回家，就穿着一冬不离身的蓝棉大衣，一双旧棉皮鞋上了火车。到京西宾馆门口，门卫一声喊：“快走，不许停留！”把我给撵走了。

走过去一琢磨不对，我干啥来了，就掏出电报又返回说我是开会的，人家乐了，说对不起还以为你是车老板呢。报到后才知道要去人民大会堂领奖。一看自己这身行头尤其是鞋，实在太不像样，吃了午饭就直奔西单。但过长安街可把我难住了：汽车一辆接着一辆，在山里哪见过这阵式！眼晕，欲进又退，末了还是一个老大爷让我跟着他走，这才过去。到西单进一家鞋店，叫服务员一通说，花四十元买了双内里是狗毛的高腰棉皮鞋，出来没走二十米，同样的鞋才卖三十元，心里这个别扭。再走，忽然被一中年妇女一把抓住说：“好心大哥，你帮帮忙，我给我家老头做衣服，他有事没来。你身量跟他一样，帮我量量尺寸。”我说行，就跟着走了。走了几步，一看手表要到开会时间了，忙道歉说来不及了，我还有事。就走了。后来才知道，幸亏没去，那是骗局。真要跟她去了，指不定会有什么事呢。

问题是，滾滚人流，她怎么单单就一下抓住了我？

这就是吃“派饭”的结果！大山里的浓浓“地气”，熏陶得我行为举止都像山里的人，冷丁来到大城市，实在无法适应。不用问，人家看一眼你走路的步态和眼神，马上就断定你是刚从乡下来的。然而，这恰恰是我那些年乡村小说作品喷发的最佳创作状态。

话说回来，穿着那双崭新的狗毛皮鞋，面子是有了，但火也上来了。在京西宾馆的会议室，一看人家女服务员都穿着裙子呢。开会时我想把鞋脱了，后来一想不行，这不是乡下，只能忍着，当时那脚下就跟哪吒踩着风火轮一般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