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与高人

张传伦



文人与高人

张传伦

想写这篇闲文很久了，一旦动笔写下标题，又怕生出些许悖论。文人与高人往往相伴而生，高人中文人不少，文人中也不乏高人，有时很难厘得清。

清朝“扬州八怪”中最具才情的郑板桥在山东遇一老者，实属就是高人中的高人。初见此人寻常老态的样子，很像乡间里闾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乡绅，几分儒雅之气。闲聊了几句，郑板桥便觉老者谈吐不凡，遂大为折服，这便有了他平生所作最有名的那一件行书横幅“难得糊涂”。

故事发生在乾隆年间。话说某日郑板桥去莱州文峰山观摹“郑文公碑”，看得兴起，不觉夕阳西下，只好借宿山间茅屋一老儒家中。屋舍颇宽敞，主人也颇有几分不俗，寒暄几句便觉投机。主人自号“糊涂老人”，板桥稍觉有趣，心下思忖：其人自云糊涂，且以糊涂自相标举，恐非常人。及见室中置一大小如桌面的砚台，形制古雅，题刻俱佳，而“糊涂老人”论砚之语，大见隽奇，于是生出几分欣赏之情。又见案上笺纸笔墨之精良，绝非村夫野叟之所用，板桥不免有些技痒。老人适时进言，恳请墨宝，跋题砚铭，板桥稍加睇视，即题写“难得糊涂”四个大字。因砚石太大，留白过多，板桥便邀老人写上一段跋文，老人挥毫立就数语：“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板桥觉其书法、题词大有功夫颇有见地。有感于“糊涂老人”雅号之不俗，便又补写了“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板桥写好，退身两步，上了一眼，也还称心，于是盖上了那一方在板桥印章中最负盛名也最是牛气哄哄的印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糊涂老人”见状，不紧不慢自印匣中摸出一印，随手钤盖，印文同为十二字：“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板桥视之既惊且惭，感慨良深，敬仰之心油然而生：此老非“野人”，实是高人，曾居庙堂之上，功名亦远在我之上啊。

郑板桥的进士名次与此老相比，的确相差太多，得中乾隆元年丙辰科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其实已是相当不易。后来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不过得中道光十八年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由进士而点翰林须应翰詹大考，最重二甲进士，三甲很难入选——正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今观不少“年度评选”“岁末精品”之类读物，常常有“最佳作品”等字样，此种冠名其实很值得考量，须谨慎才是，莫为博读者眼球而失了分寸。

高人未必尽是阅世极深之老者，巾帼闺阁之中，亦不乏其人。据传康熙时，江阴缪某，有才学，颇自负，而终身不得志。其自云“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经猷莫展”，因而命笔，撰《野叟曝言》庞然巨帙，借以泄愤抒怀。此书托言明弘治年事，有讥刺时政之语，倘令付梓，必招奇祸，而缪某惘然不知。适康熙南巡，“缪乃缮写一部，装潢精美，外加以袱，将于迎銮时进呈，冀博宸赏”，全然不知大祸将临。康熙朝文字狱虽不及雍乾之惨烈，罹祸之文网亦密。幸“其女亦通文墨，且明晓世事，知此书进呈，必酿祸，又度其父性坚执，不可劝止”。

有一路人之所以为高人，就在于关键之时、危难之际，可想常人所不能想、可做常人所不能做之事。缪家女儿正此中翘楚，所出缓急止险之招数，鬼谷子转世，亦当三折肱，服其绮思狡黠，不让高冠峨带，“乃与父之徒某议乘夜用白纸装钉一部，其精美与原书无殊，即置袱中而匿原书于他处。次日，缪将迎驾，姑启袱出书，重加什袭，则见书犹是，而已无一字矣。缪大哭，以为是殆为造物所忌，故一夕之间，书遽羽化也。”

古人多迷信，缪氏以为天意不令其获御赏。缪女待其父稍致平静，以温慰话语，彻底打消缪氏邀宠念头：“乃徐劝之曰：‘既为造物所忌，似不进呈亦佳，免召杀身之祸。’缪无如何，始罢进呈之意，由是郁郁而死。”虽亦憋屈，然与横遭斩首戮尸之祸相比，算是善终。

缪家姑娘固孝女无疵，其于忠孝，无违无失。父死后，她“乃将其书重加润饰，凡秽亵之语，删除略尽，始付刊，即世间流传之本也”。

《野叟曝言》，“书凡一百五十四回。其中讲道学，辟邪说，叙侠义，纪武力，描春态，纵谐谑，述神怪，无一不臻绝顶”。此书若有不逮之处，则如“昔人评高则诚之《琵琶记》，谓用力太猛，是书亦然”。

似缪氏女儿之聪慧，寒云凄雨间，小试弱腕纤手，救得老屋于既倒，向使临文操觚，芸编瑶笺，一定比《野叟曝言》更好看。

此故事见于《清稗类钞》。著一“稗”字，可知为野史。虽云野史可补正史之不足，发覆史乘所不能发，然多不若正史之谨严。《野叟曝言》一书作者并非缪氏，实为夏敬渠。此作至光绪七年（1882年）方始公开问世。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述其“序言”，可知作者夏敬渠“以名诸生贡于成均，既不得志，乃应大人先生之聘，辄祭酒帷幕中，遍历燕晋秦陇……继而假道黔蜀，自湘浮汉，溯江而归，所历既富，于是发为文章，盖有奇气”，“屏绝进取，一意著书”。

古人所云“若士”，向为隐逸之高士。高士中有耸然高迈者，气节彪炳，意气蹈厉，不为世用，此辈又岂是世用之人。正明朝士人所赞喟：“茫茫海宇不能容一若士，若士心中容一海宇。”

宋朝大词人姜夔于《白石诗说》“原序”中尝记一衡山若士，然细析其事，缘起于白石昔年曾读唐代韩愈“石鼎联句诗序”中所叙一故事：唐人侯喜和刘师服相与论诗，衡山道士轩辕弥明在其侧。侯喜自视清高，鄙其老丑，而师服表面敬之为高人，实不知弥明有无文采。“弥明指炉中石鼎邀与联句，大折二人。二人因请问读何书，弥明不应。二人坐睡。及觉，觅弥明不得。”

南宋淳熙丙午，孝宗十三年（1186年），立夏之日，姜夔“游南岳，至云密峰，徘徊禹溪桥下上，爱其幽绝，即屏置仆马，独寻溪源，行且吟哦。顾见茅屋蔽亏林木间，若士坐大石上，眉宇闿爽，年可四五十。心知其异人，即前揖之，相接甚温。便邀入舍内，煎苦茶共食。从容问从何来，适吟何语？余以实告，且举似昨日《望岳》‘小山不能云，大山半为天’之句。若士喜，谓余可人，遂探囊出书一卷，云：‘是诗说。老夫顷者常留意兹事，故有此书。今无作矣，径以付君。’余益异之，然匆匆不暇观，但袖藏致谢而已。问其年，则庆历间生。始大惊，意必得长生不老之道。再三求教，笑而不言，亦不道姓名。再相留瞰黄精粥，余辞以与人偕来，在官道上相候。告别出，至桥上马。偏询土人，无知者。惟一老夫叹曰：‘此先生久不出，今犹在耶！’欲与语，忽失所在，怅然而去。晚解鞍，细读其书，甚伟。常寘枕中，时时玩味。”

姜夔衡山所遇这位若士高人，诗才不让唐代衡山道士轩辕弥明，更令姜夔惊钦不已，极欲向此无名氏高人，拜求彭祖高寿秘诀。姜夔观此人年纪不过四五十岁，竟然“庆历间生”，屈指数来，实乃一百四五十岁。庆历为北宋仁宗时年号，庆历元年值公历1041年；姜夔衡山遇此高人，时在1186年，沧海巨变，由北宋至南宋，其间换了七个皇帝。然此若士“眉宇闿爽”，不见些微老态衰相，难怪姜夔《白石诗话》“原序”五百言，泰半文字状写若士，视此若士之奇，不亦神仙洞府之人也。

古人寿至一百四五十岁，代不乏人，而言彭祖命寿八百，则太过夸张。长久以来，彭祖始终作为长寿之象征。最是清代一学子，沾了彭祖大光，姓王名寿彭，时也运也！利在此人刚好连捷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考，这一年正值西太后大寿，老佛爷一见这名字，好！“寿比彭祖”，考卷的文彩、书法、格式也还谨严无误，于是便不顾中程之闱墨到底够不够一甲一名的水平，只管一意擢拔，点了状元。

老佛爷也好，王寿彭也罢，最终是哪个也没活到一百岁。《黄帝内经》认为，人只要合乎以下养生之道，皆能怡然而过百岁：“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由此看来，能不能长命百岁，是可控的。国人对寿数最敏感，亦可理解。若有人在序齿年龄上矫情太过，虚夸岁老，则要问一句居心何在。当代适有一文坛大佬，曾风度翩翩，然近年来风光不再，并非韬光养晦，而是被灵通人士揭露出不少无行之事，销声匿迹，实属不得已。此老将年龄由八十飙至九十，很有一阵子，以此虚了十岁之鹤发童颜，招摇于荧屏内外，尽享人瑞之尊荣。然究此老之意终不同于齐老。白石先生也曾在两个人生重要时间段各自虚了四岁，是以避“七十三”“八十四”之“圣人坎”，自延寿考，而又未致非议，只因白石老人除此别无机心。

清朝中期，京浦名士钱师竹有事乘船将赴他乡，唤仆人招船至，不意得识船主非寻常舟子。其人旧日门第高耸，中年家境式微，而风雅不弱当年，亲操桨舵。船“小如一叶，净无纤尘”，舱房“中悬书画，皆国初名人真迹。杂列弦管，其泽如新。舟子自谓弄桨之暇，藉以自遣，不敢附庸风雅也。钱入舟，坐甫定，茶具酒铛，一一罗列。茗碗制工色古，非近世陶瓦器。钱问何自来，舟子曰：‘我家旧物也。’因论诸窑优劣，旁及金石真赝，宣和博古图，如数掌上纹。”

钱师竹不禁肃然起敬。落魄公子，毫无措大潦倒相，一味风雅，宛若儒宗岿然挺经，其人足以雅士深蔚，而入高人之列。钱遂“详叩氏族，答姓叶，无字。人以五官相唤也”。

高人之谓，实至名归，多以德高、艺绝而当之，亦有虽系凡人，小有专长，吉星多所照应，际遇、运势极佳，偶入高人之列，其事亦奇。

有清一代，小说家言者，奇书两部而已：言情之作，则莫如曹雪芹之《红楼梦》；讥世之书，则莫如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清人书评寥寥数语，绝妙之致，最见机锋：“曹以婉转缠绵胜，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有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之致；吴以精刻廉悍胜，穷形尽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所谓各造其极也。”

《红楼梦》一经问世，最先倾倒京都皇族、士夫阶层，其后各种版本迭出不穷，伪作赝本居多。殆至民元，据称以胡适所藏脂砚斋庚辰本为善。四九鼎革前，胡曾借与周汝昌阅览数月。然此本终不可与京师书贾一朝撞大运而得之精楷手钞全本《红楼梦》一较高低。

书贾陈姓，光绪庚子事变前，设书肆于琉璃厂，国难避于他乡。待返京，则家产、古籍荡然无存，懊丧欲死。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天，访友于某乡村，友人与之言：“乱离中，不知何人遗书籍两箱于吾室。君固业此，趣视之，或可货耳。”陈贾比之友人外家子，浑不知善本书籍为何物，高明寡识，何啻霄壤！视此，谓陈贾为高人，虽不中，亦不远矣。

陈检视其书，小端楷钞写，一笔不苟，“每页十三行，三十字”。此书非一人誊录，状元公陆润庠等数十人钞之，各标注姓名于中缝。陈贾睿目，知为大内禁中物，遂匆匆揖别友人，“急携之归，而不敢示人”。秘藏半年，经由某同行驵侩介绍，陈贾以巨资售于京师史家胡同某国公使馆秘书某，从此不虑衣食之忧。“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知出于孝钦后之手。盖孝钦最喜阅《红楼梦》也。”

孝钦为咸丰帝后，同治帝生母。光绪末年，宫中兴土木，一应古物陈设，不敷工用，“孝钦后思移热河行宫物入大内，载一百八十巨车，入京师，计瓷玉雕漆及紫檀器十八万件。自是而热河珍异，半入内廷矣”。

距之五十年前，有两位钦差大臣，声闻遐迩，为官做人却大为不同。前者为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后者乃琦善是也。林则徐主战英夷被黜，接任者即为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二人有一点相同之处，即仕途官运都折在广州。

清道光二十年七月，浙江定海失守，英军乘舟北上，锋芒直逼京都。道光帝闻报英船或至天津，初，谕示琦善：“英船倘至天津求通贸易当告以不能转奏”，倘英夷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未几，旨意又变为“对英船不必遽开枪炮，并可将英人所递禀帖进呈”。此一圣旨，为清廷在鸦片战争期间“抚夷”国略之起始。历史赋予琦善首次和谈之重责，此一角色亦决定了日后琦善误国、误君、误己的悲剧命运。督抚，为封疆大吏，职系所在，保一方平安；直督地位尤其显赫，郡治大片为京幾之地。琦善的天津交涉，事关重要，不仅是从地方考虑，将英军“劝退”那样简单。劝退“成功”，使琦善不由自主地走上“和谈解决中英冲突”之路，且于道光帝有所误导，产生不切合实际的和平了事之幻想。

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钦差大臣琦善来到广州。

琦善由开始的“抚夷”妥协以解决中英纠纷，至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抚夷失败。“剿夷”，琦善更是既无信心，也无能力。不料，道光王朝对英政策发生了大转弯：“对英军奋力剿办。”琦善不解圣意，未能随之转换角色，仍要履行抚夷和议使命。道光帝拿到琦善《英人寄居香港通商章程底稿》，御览之时，不禁龙颜大怒。琦善仍不知趣，及至在其钦差大臣一职等待被撤换的微妙时刻，竟“恪尽职守”，上了最后一道《酌拟准英人寄居香港及来粤通商章程底稿》的“昏折”。终于，道光帝忍无可忍，于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下旨将琦善“即行革职抄家锁拿严讯”。

琦善府中有一刘姓杂役，可称义仆。琦善籍没家产之日，这位刘姓杂役尽现人格之高尚：“树倒猢狲散”，琦善合府下人，全体行动，趁火打劫，纷纷抢夺主人家产，独刘氏廊下冷眼观之，抚柱而立。宵小劝其“不拿白不拿”，刘氏答曰：“非吾物吾不取。”遂返京东老家乡下荷锄务农。然其事，不翼而飞，尽传于京都王公贵族。适有一王爷，备赏刘氏高义，差人延入王府，聘为管家。

一府仆下，尚有此高士，可堪慰人之处，远胜于今。某高速公路有货车颠覆，货物尽散于地，附近村民，权当天降横财，闻风而动，车拉肩扛，不消半个时辰，一扫而光，呼啸而去，行动之快、效率之高，远超事故清障车。

恃绝艺在身，世人目为高人者，倘入得“琼楼最高处”，展现才艺，蒙上青睐，荣耀非比寻常。袁世凯欲称帝之时，内心颇纠结。“跛脚大太子”袁克定为讨父皇欢心，觅得一江湖奇士，奇门绝技，海内独此一家，非大户高斋出巨资相邀，不肯献艺。奇士奇矮，寡和少语，负一硕大烟斗。克定带其入瀛岛一便殿，袁大总统斜倚卧榻，正待欣赏。克定示意开场。此人卸下烟斗，探囊取火镰，点燃烟斗，猛吸几大口，腹涨如鼓，忽然喷出一股浓烟。先是缭绕殿中，距地丈余间，化为烟云数朵；再吸再喷，如是者三。渐渐汇聚一龙，头角峥嵘，矫矫云间，依稀现五爪，烟云不接处，支股间断，讵意“神龙见首不见尾”，是此形状。烟云莫测，幻奇幻诡，云聚云散，龙形倏忽不见，恍入紫虚深处。

陪观数人见袁大总统欣悦其艺，微微颔首，皆拊掌称善，克定更是大呼“看赏”。高人高艺，高在投其所好。恰逢袁世凯称帝前夜，有龙显灵，焉能不获厚赏？一千块袁大头，民元之初，可于京华首善之地，购一两进四合院落，绰绰有余。何怪乎杨皙子事后趣言：“学得变龙技，卖于帝王家。”

与之同时代，亦有一街头卖艺人，养黑、黄蚂蚁两箱，挥动白旗，两窝蚁群倾巢而出，于担案上撕搏，如两军接阵。挥动黑旗，蚁群如闻鸣金之声，徐徐而返，鱼贯入箱。观此艺奇耶趣耶？媲之口吐云龙，终是小巫见大巫。倘求此技现之于今日，戛戛乎难觅。

无论大哉“变龙技”，抑或区区“驱蚁技”，方家作手审其艺，皆为真功夫，唯憾不知用何方法练成。绝不似当世之魔术，虽可隐山遁城，将偌大飞机变为乌有，不外乎倚仗现代科技声光电而已，恃此何幻不成，又何足夸能？

扯远了。诸如高人炫技，得道升天，享荣华富贵，而有些文人，口吐莲花指鹿为马，于今竟也能蒙骗一时。

可叹可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