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谦谦一君子

［美］陈艳群



钱穆：谦谦一君子

［美］陈艳群

钱穆，字宾四，无锡人。其名和字来自《诗经》中的“穆穆四宾”之句，因其名为“穆”，而字取“四宾”，并将其倒置为“宾四”。钱先生个子不高，走路时，常常迈八字步。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双眼睛，虽深度近视，却炯炯有神，闪烁着洞明世事的智慧——后来，当罗锦堂先生谈起对钱穆的印象时即如是说。

1950年冬，时任台湾大学学生代表联合会（简称“代联会”）主席的锦堂先生，从报章中藉悉，香港新亚书院校长钱穆先生已抵台，下榻励志社。锦堂先生久仰钱先生大名，尤其听说钱先生当年在北大三百多人的阶梯教室讲课，常常座无虚席，且不少人只得站立听讲的盛况，更是非常倾慕。此次若能请钱先生来学校讲演，一睹他口若悬河的风采，那将是本校学子们何等之荣幸。在征得训导长的同意后，锦堂先生立即致电钱先生，热诚相邀。锦堂先生原本心怀忐忑，孰料，钱先生在电话里便慨然应允，且连演讲的主题也想好了：就以《庄子》为题。锦堂先生兴奋无比。他早早地到学校总务处登记，借用学校唯一的一辆美国别克轿车，讲演当天，与司机一道，兴致勃勃地奔赴励志社恭请钱先生。离开旅馆时，锦堂先生看到钱先生的桌上摆着他正在编写的《庄子纂笺》手稿。

坐在宽大的别克车里，钱先生随和地问及锦堂先生的祖籍和来台的经过。一个用无锡口音发问，另一个以陇西口音作答，对谈当别有生趣。当轿车平稳地驶进台大校门时，钱先生转头向车窗外望去，长长的椰林大道笔直地向前方延伸，两旁耸立着一棵棵高挑挺拔的大王椰子树，仪仗队似的，迎接穿梭于校园内的师生。椰树后面，除战后种植的龙柏和杜鹃外，还增种了樟树，为大道撑起一片宜人的庇荫。校园内苍翠的植物和一栋栋方正典雅的教学楼，吸引了钱先生。他看得入神，似乎又若有所思，不自觉地轻轻叹了口气，竟忘记了身边人的存在。一旁默默注视着他的锦堂先生，暗自揣摩这声叹息的涵义。

这是钱先生首次访台，可谓“无事不登三宝殿”。1949年秋，胡适远赴美国，傅斯年接任台湾大学校长一职，钱穆却流落香港。在人生窘迫潦倒之时，一介书生，单枪匹马，在香港创办了新亚书院（即香港中文大学前身）。一年来，新亚书院的财政开支已面临山穷水尽之绝境。同人皆盼钱校长赴台，企获支持，让学院可再维持时日。作为一位办学之人，钱先生最大的愿望是拥有一所像台大这种规模的校园和自己的教学楼，而那时的新亚书院，设立于九龙贫民区的桂林街，在一栋四层楼的楼房里租来两层作教室和师生宿舍，钱先生也于此栖居，并与学生一样打地铺。那时的学生多半为流亡青年，皆无力支付学费。创校之艰难，可谓苦不堪言，所幸的是，书院所聘各专业教授，如唐君毅、李璜、左舜生、吴俊升、任泰、刘百闵、罗香林、张维汉、梁寒操、卫挺生、陈伯庄、陈兆熊、杨汝梅等，均系大陆政界、学界、商界颇负时望者，论起师资，与当时已具规模的香港大学中文系相比，并不逊色。师资好比土壤，良好的师资是学校育人的基本保障，也是钱先生赖以办学的精神支柱。

演讲安排在校园北侧临时修建的大教室。台大前身为日本帝国大学，日式教室都很小。二战期间，校园曾遭美军轰炸，留下一个一个坑洞，后来又无钱修整。傅斯年接掌台大后，动员学生担土平坑，并在校门口修建了一间大的临时教室，作为大一学生上大课用。

面对二百余名台大师生，一袭长袍的钱先生，不疾不徐且抑扬顿挫地讲起了庄子。锦堂先生明显地感觉到钱先生的气场。钱先生学者风度十足，真可谓读书破万卷，不说一句不“靠谱”的话，每句话出来都很扎实，有根有据，演讲非常有吸引力和震撼力。当时台大的学生约为一千左右，来听讲演的就有二百余人，占学生总数的五分之一。

那时不作兴提问，也没有人敢提问，尤其是“二二八事件”（发生于1947年2月28日，台湾人民反专制、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运动）余音未消，学生相对比较拘谨。两个钟头的演讲结束，全场报之以微笑和掌声。无午宴，更无任何演讲酬劳，只是请钱先生到文学院院长沈刚伯的办公室小坐一会儿，茶点招待，随即离去。

锦堂先生再次见到钱穆先生，已是好几年之后。钱先生应台湾历史博物馆馆长包遵彭之邀来台，下榻该馆的招待所。当时锦堂先生已从台大研究所毕业，在博物馆任职，并在台湾师范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因此得以与钱先生交流。钱先生对这位青年才子并不陌生，常在杂志上看到他发表的文章，且有意聘请他到新亚书院教书。1954年后，新亚书院的处境发生了转变，开始获得美国雅礼学会的经济资助，同时学校的身份也获得了港府的肯定，不仅有了自己的校舍，还增设了研究所。此事牵动了锦堂先生的心思。他不甘于只在台湾岛上呆一辈子，尽管他的恩师，台湾大学中文系主任台静农先生三番五次托人邀请他到台大教课，但他仍想去外面看看，见见世面，只好婉言谢绝了台先生的好意。但因为一些变故，这个想法一直没能实现。直到锦堂先生博士毕业后，钱穆先生接到美国耶鲁大学邀请他到东方研究系讲学的来信，他觉得，能够接续自己在新亚的中国文学史课的，似乎非文学博士罗锦堂莫属，而锦堂先生却被卡在台湾，出不来。时间紧迫，钱先生不能再等，他决定致函当时的“国防部长”蒋经国，请他放锦堂先生一马。蒋经国与钱穆交情不错，曾拜钱先生为师。钱先生出面，蒋经国一定会给面子。但不知出于什么想法，此信函没有直接寄给蒋经国，而是寄与锦堂先生，托他呈送。信中钱先生写道：

台大研究院文科毕业学生罗锦堂，成绩优异，思想亦醇正。穆去暑来台，曾面约其来港，在新亚研究所继续研究以资深造，但彼为办理出境手续，历时半载迄未成行。顷据其来函，关于出境手续，一切均以办妥，惟因彼在台毕业台大研究院以后并未在任何机关服务，因此缴不出在职证明书，因此“保安司令部”仍未许其出境，不得已特嘱修函道达，傥蒙赐予召见，面询一切。罗君人格可靠，在其到港以后，一切思想行动，穆可代为负责。务盼鼎力使其早日成行。将来罗君学业有成，不仅被一人私感，穆亦同深铭勒也。穆在离台时关于罗君出境事并嘱包君遵彭随时指示协助。包君对罗君一切亦所深知，并盼就近面询包君为妥……

文中三个“行”字写得颇为夸张，右边的竖钩不带钩，而是一直竖下去，长达三厘米，无不体现了钱先生求贤若渴的急迫心情。按说他完全可以不必大费周折，为一位学子承担任何风险。在香港要找到一位接替他教授中国文学史课的人，并不难，足见钱先生对锦堂先生的器重。心急如焚的钱先生还想到第二步棋：既然来香港困难大，锦堂先生可先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做研究员，再转道来香港——真是用心良苦。不过，钱先生的信尚未抵达，包馆长已履行了他的诺言，凭自己与上层的关系，将问题圆满解决。锦堂先生喜出望外，至于钱先生的那封信，便没有呈送，而是一直保存在手上，是以我才有幸见到过这份真迹。

锦堂先生离岛之事，可谓一波三折。为了能顺利出行，他迫不得已将新婚妻子留在台湾做“人质”，只身前往日本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因考虑到离钱先生赴美还有大半年，他决定先到京都做研究员。京都大学是汉学之重镇。锦堂先生在那里结识了包括青木正儿、吉川幸次郎、小川环树、平冈武夫、入矢义高、花房英树、田中谦二，以及贝冢茂树等汉学界的知名人士。

1960年年底，锦堂先生顺利抵港，接任钱先生的中国文学史课。翌年初，他趁寒假之便，打算返台参加博士学位的口试。钱先生从报纸上看到，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先生为这次文学博士学位口试的主考官，其他六位考试委员是梁实秋、苏雪林、郑骞、台静农、戴君仁和李辰冬的消息后，便在他的校长办公室约见了锦堂先生；当时在座的还有历史系主任牟润荪先生。其时，港台两地不断有人谣传，说钱穆先生办新亚书院，是与胡适先生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唱对台戏。钱先生说，此次锦堂先生返台，必定会见到胡适先生，因请他带个口信给胡先生。钱先生坦诚地说：“我们一个小小的新亚书院，如何能与他们争高下！多年来，我和胡先生因为学术上的观点不同，难免有些争辩，但我个人对胡先生并没有什么不满，你务必要把这些话转告给胡先生。”锦堂先生清楚地记得，在说这番话时，钱穆先生那双深沉睿智的眼神里闪烁着真诚的目光。

钱、胡两位学术领袖之间的公案，得追溯到抗战前。钱穆先生与胡适先生曾在北大共事，是同行。起初，两人之间的关系尚可，彼此之间有尊敬。有一次，有学生向胡适先生请教先秦诸子方面的问题，胡先生说，你可以去问钱先生，不用来问我了。随着学术观点的分歧扩大，“道不同不相为谋”，对各自研究方面的理解和执着的不妥协，使得他们有些水火不相容，距离感出现，自然也影响到私交。

按照锦堂先生的话说，两人之间就是一个“儒”字之争。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上，一个抱有“温情与敬意”，另一个则倡导“新文化运动”和“白话文运动”。双方各有一套主观的看法，而维护各自观点所引起的笔战，就在所难免。随着争论迅速扩展，加之各大媒体在一旁擂鼓助威，素来爱看热闹的中国人，自然不会放过这场学术明星“擂台赛”，纷纷围观并评头论足，其热闹程度不亚于围观今天的明星八卦。

1958年，胡适先生应蒋介石先生邀请，由美国回到中国台湾，主持“中央研究院”的工作。1961年初，胡先生被“教育部”委任为文学博士学位口试的主考官。

锦堂先生与胡适先生第一次正式见面即在考场上。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现存元人杂剧本事考》。面对七双慧眸，他从容不迫地回答每一位考官的提问。紧张的两个小时过去了，没想到胡适先生又要求延长口试一小时。好事多磨，锦堂先生最终闯过三关，终获台湾“国家文学博士”学位第一人之誉。

翌日，锦堂先生动身返回香港。他没忘记钱先生的托付，临行前，匆匆跑到南港“中央研究院”，向胡先生辞行。恰好胡先生没外出。门房通报，胡先生忙从书房走出来。看得出他满面笑容里有些疲惫。胡先生毫不隐讳地对锦堂先生说：“昨天我是不是给你太多麻烦？你的论文题目实在太大，尤其是元人杂剧的分类那一章，无论是谁也分不好！为了主持你的口试，我临时抱佛脚，还特别从图书馆借来了这么一大堆书，每天晚上要准备到深夜三点钟才能休息。”接着他又问：“听说你在香港新亚书院教书，你在钱先生那里待得怎么样？”锦堂先生见机便顺水推舟，将胡先生的话接下去，答道：“钱先生对我很提拔。我去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也是他大力推荐的。”接着，他把钱先生的原话一字不漏地转达过来。胡先生听后低着头，不发一言，但若有所思，随后哈哈大笑起来，只说：“你回去也替我向钱先生问好！”

回到香港，锦堂先生马不停蹄地去见钱先生，恰好牟润荪先生也在场。在钱先生的一番祝贺后，锦堂先生将面晤胡适先生的情形，以及胡先生听完转述后的态度，一一道出：“胡先生不发一言，只是哈哈大笑。”钱先生听了，也不发一言。他那对神采奕奕的双眸凝视着锦堂先生，似乎要从那儿揣摩出胡适先生的意思来。锦堂先生见任务已完成，赶紧告辞。出了校长办公室，他放慢了脚步，陷入沉思。钱先生平素待人恭谨有加，按道理，应亲笔书函一封给胡适先生方合乎情理，却只是捎个口信，这是为何？而两位学术权威的“沉默”态度，让锦堂先生更是无法明白个中深义。

无论怎样去解读两位学者的沉默，在情理上，锦堂先生的台湾之行，可以说是钱、胡两人关系的破冰之旅，他起到传话筒的作用。从钱先生主动伸出橄榄枝，和胡先生转达的问候来看，两人已不计前嫌，虽称不上化干戈为玉帛，至少已开始了间接对话。随之，胡适先生自掏腰包派工友到台北市重庆南路的各个书店，去搜购钱先生的所有著作。从这些细小的行为上可以察觉到，他的态度在转变，在为推荐钱先生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做前期准备工作。一切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遗憾的是，胡适先生于1962年“中研院”的酒会上，因心脏病猝发而去世。一桩久存的心事，便随他西去。

香港大学为胡适先生举办了追悼会。胡适先生一生共获得三十多个荣誉博士学位，而第一个荣誉博士是香港大学于1935年授予他的。港大邀请了钱穆先生参加追悼会，并请他致辞。当时锦堂先生也在场。港大中文系主任林仰山（英国人）以及所有的人都屏住呼吸，担心钱先生讲一些题外的话。然而，钱先生只是回忆他与胡适先生在无锡中学的初遇经过，全无个人恩怨，还对胡适予以高度的评价。大家都松了一口气，觉得钱先生很有气度。

胡适先生在世时，人们认为，钱穆无缘进入“中央研究院”，多少与胡适有关。胡先生往生四年后，钱先生才得到“中研院”的提名。论学养、成就与名气，钱先生早在1948年举行的第一次“中研院”院士选举时，必当预其列，但选出的八十一人中，竟无先生名。个人名誉是其次，但它代表一个人在学术界的话语权。很显然，当时的最高学术机构有意将他边缘化。这口怨气他憋了18年，以至1966年，“中央研究院”举办第七次院士会议，拟提名钱穆先生时，遭钱先生愤然拒绝。他甚至拒绝出席新当选的院士酒会。据说当时场面一度很尴尬。

后来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蒋复璁先生来檀香山，与锦堂先生聊起旧事，道出一段鲜为人知的内情：是他向蒋介石先生献策，由蒋先生出面邀约新当选的院士赴宴，这么一来，钱先生不看僧面也得看佛面，必定不会谢绝。只要钱先生一出席这个宴会，无形中就接受了院士的头衔。这一招果然奏效，钱先生终于接受了这个迟到18年的荣誉。

春风得意马蹄疾。台湾之行博士学位答辩顺利，钱先生拜托的事也已完成。一日，锦堂先生兴致勃勃地拿着自己绘的蝴蝶图，去请钱先生题字。钱先生欣然应允，且兴致颇高，竟分别为锦堂先生题了四张。其中一幅题曰：

昔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因曰，不知庄周之梦为蝴蝶与，抑蝴蝶之梦为周与？然周庄与蝴蝶，其间必有分矣。今罗子锦堂好绘蝴蝶。余意画蝴蝶，亦必使栩栩如生，使人疑其为蝴蝶正飞来纸上乎，抑纸上飞出蝴蝶乎？然毕竟终是一蝴蝶，则可以无所分。不知罗子亦谓然否？

题款的前部分录自《庄子·齐物论》，后部分则不乏对锦堂先生绘工的美誉之词。此作，锦堂先生尤为珍视。

几年后，锦堂先生移帐香港大学，随后又去了夏威夷大学。此时，钱先生已将新亚书院扶上马，送上坦途。在新亚加入香港中文大学后，他主动辞职，功成身退，由香港移居台北。钱先生的迁台之举，受到台湾当局的重视，蒋介石先生特令阳明山管理处，依钱夫人所设计的图样，建一座楼房，供钱先生安度晚年，以示对学人的尊重。

有一年，锦堂先生被东海大学邀为讲座教授。借此机会，他与同在东海大学做讲座教授的李田意先生相约，去“素书楼”拜访钱穆先生。那时，钱先生的视力已模糊，看不清人。他握住李田意的手不放，问长问短。昔日，钱先生的眸子总是那么炯然有神，如今却因用眼过度而丧失了目力，此情此景，令锦堂先生心里别有一番酸楚。欣慰的是，钱先生身边有一位懂他，疼他，且尊重他的知己和贤内助。钱先生和夫人胡美琦之间“老少配”的婚姻曾引起社会的热议。然而，钱先生以他晚年颇丰的著作向世人展示，幸福的婚姻不完全是以年龄为准绳的。事实上，没有胡美琦的自我牺牲，就没有钱先生的高寿和晚年几部著作的出世。胡美琦女士27岁嫁与钱先生后，遂辞教职，细心照顾钱先生。年纪比钱先生小34岁的她，不惜将自己打扮得老气横秋，像个师母范儿。这段幸福婚姻至今仍为佳话美谈。

那是锦堂先生最后一次见到钱先生。后来传出钱先生在高龄94岁时，被迫迁出“素书楼”之骇人之事；三个月后，一代宗师便含恨离世。这种对文化的暴力行为，引起舆论哗然，也令罗先生思之泫然。在他的心目中，钱先生终生不仕。作为史学大家，他与时代忧患共始终，为坚守和捍卫中国的历史和文化教育劳心尽瘁一辈子，其士大夫的风骨、谦谦君子的丰仪，堪称世人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