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年的阳光中悼念

李美皆



在新年的阳光中悼念

李美皆

我与褚钰泉老师只有一面之缘，在《悦读》的作者座谈会上，在北京。当时我虽然已调到北京，但人常在南京，忙着写博士论文，我是专门为这个会从南京赶到北京的，开完会马上又赶回南京。这个会似乎可以不来，但我还是来了，因为这是褚老师让我来的。对他总怀有一份特别的尊重与信任，相信他所做的事一定是有价值的。他说，希望年轻人也参加进来。作为一个内行的编者，他很重视作者的梯队构成。在这次会上，我确实算是年轻的与会者了。那是一个很有思想含量的会，与文学的会不同。无论向思想致敬、向良知致敬，还是向勇气致敬，同时都是在向褚老师这样的编者致敬。没有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经验，那些带着尊严的睿智的文字都不可能从容面世。在后来的邮件中，他说，时间匆匆，未能细谈，颇憾，但总算见过面了。是的，总算见过面了。我所见到的他，与我感觉中的他完全一致，低调的、谦逊的古君子之风。此前的邮件中，他称我“美皆同志”，这样的称谓，在私信中真是久违了，严肃得让我不知如何回话。这次见面，他称我为“李老师”，我说“折煞我”也是真心的。我想他是不会随意说话的人，他恪守着自己做人的一种规范，正如他恪守着编辑出版的一种文化价值。

我对褚老师的感性认识就是这些。但一种编者与作者之间坚韧的默契的神交，让我对他有种依靠感。这种依靠，就是靠谱、托底这样的意思。比如，以前有了某种想法，我会自我怀疑：写吗？往哪发呢？写了也白写，算了吧。但是，自从认识了他，想到有他，我就有了写出来的动力。不需要多话，我就明白和相信，只要有价值的，他都会想方设法发出来，即便有过犹豫，也终究会是不舍。偶尔，他会从专业的角度给予提示：文章内容有助于解开历史真相，但引用的材料有没有版权问题？尖锐的部分可否缓和含蓄一点？用事实的陈述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是不是更好？我是要让矛头刺出来，他是要让矛头包在包袱里，但无论如何，矛头都在，彼此连说明和解释都不用，都懂。我们共同看得见，一条通往自由和尊严的暗道。

我们这个时代，纯正郑重的主编太少了，有足够文化含量的刊物也不多。自己去订阅喜欢的刊物，是对主编最好的致敬，同时也是一种道义的支持。我邮购了两份《悦读》，一份送给一位尊敬的朋友。褚老师在邮件中说：其实你不必去订阅，我会每卷给你寄的——顺便说一下，《悦读》因是出版社出的，邮局是无法征订的，不知你是如何办的。《悦读》出版后，各方反应尚可，出版社有意要我改为定期的刊物，还准备了刊号，让邮局发行。但我未同意，因为现在我一个人在编，时间固定了，太框着自己的手脚了，所以，《悦读》现在还是由书店发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编辑《悦读》，居然是凭他一人之力。真的看不出来，《悦读》不仅宏观上把握得好，而且细处也极其用心，比如“补白”，就是细小又恰到好处，给人一种小家碧玉的欣喜。

褚老师的用心，在其他地方也体现出来，查看以前的邮件，有一封他写：为了让你先睹为快，特地将样书快递给你；最近发现快递也会遗失，于是惦记着你是否收到，见信知你收到，我就放心了。他还不忘告诉我：昨天遇到某教授，对《悦读》上你的某篇文章表示赞赏。听起来，对这样的反馈他比我还要欣悦。还有一封邮件，他写：有一件事有点遗憾，7月上旬曾收到你的一篇稿件，当时我正在南昌，为新的一卷忙碌。在那儿不便复信，没给你回音。回到上海，见到这篇文章已被刊登，颇觉遗憾，这是我的疏忽。其实我是很喜欢这篇文章的，我觉得我们的文学批评应该多发些这样的文章。他实在太爱自己的刊物了！像对孩子一样爱。作者的敬重与感动，亦因此而生。

第一次收到《悦读》的稿费时，我发现比想象的高很多，高到让我不好意思。给他发邮件说，这种文化含量高的刊物，办起来不容易，不用给这么高的稿费。他回复道：严格地说，这样的稿酬，与你文章还不太相称，这完全是你应该得的。《悦读》的成本不高，就我一个人在“折腾”，从组稿到出版，以至扫描，寄书……事务工作，都一个人干。作为我来说，也仅是从中得到一点乐趣。另一点，很重要，这家出版社的社长，事业心很强，并不要我追求盈余，因此干得就很愉快。如今这本书仍放在南昌出版，每次出版前我都要去一下。明天，就要去为下一卷奋斗了。

褚老师就是这样，以文人之骨，为同仁们经营着一片苗圃。他没有猛士的姿态，但他的坚韧，无论如何低调都会渗透出力量，让作者感受得到。他就是一个不着一字也力透纸背的人。就连他的可敬，都浸润在心、很难表述。

总以为，这样的依存，可以源远流长，从来没有去想过终止、消逝的问题。

收到《悦读》44卷，我第一时间看了。2016年1月12日，又发短信问他有没有给一位朋友寄，他没回。我跟褚老师一般都是电子邮件往来，极少发短信，我想，也许他是不适应发短信吧。再等等。年底忙，这事暂且搁下了。1月18日下午，快递员让我到门口取件。是什么呢？我去的时候想，这几天并没“淘宝”啊。拿到快件，是文件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我知道肯定与《悦读》有关。是什么呢？我往回走的时候又想，征订单？稿费单？稿费以前都是直接打到卡里去的，现在方式变了吗？我边走边漫不经心地打开了文件袋。只有一张纸，第一句话：惊悉褚钰泉先生不幸离世……

没说因何去世。我急匆匆地赶回办公室。手机即将没电，等不及充电，借了同事的手机打过去，徐泓老师接的。我有点语无伦次。由徐泓老师处得知，褚老师9日心脏病突发去世，11日火化，13日家人才告知朋友们，包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同事。出版社要出纪念集，没我手机号，才发的快件。我终于知道褚老师为什么没回我短信了，那时他已经去世三天……

记得，我还对徐泓老师说，知道是心脏病，我就放心了。想想不妥，又赶紧解释，至少，不是抑郁症什么的。我们这个圈子里抑郁症高发，这几年我实在是被抑郁症吓坏了。记得有一次在某地开会，我看着一位女士，面色枯黄双眼空洞地仰靠在墙上，好像在场的只是她的躯壳。我能够直白地读到她内心的生趣全无。旁边有人告诉我，她有抑郁症。我说，怎么又是抑郁症！那个人又随手指着另外两桌说，那个，那个，都是抑郁症。三桌人，居然就有三个抑郁症！简直令人头皮发麻，怕到自己身上来，有种想逃的欲望，唯恐被抑郁症这个魔鬼追上来。所以，你知道，首先排除抑郁症，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自救。

电话里跟徐泓老师谈到，与褚老师之间的一切，都是超越于物质意义的生活之上的。我们所感受到的褚老师，是完全一致的。谈到某篇稿子，徐泓老师告诉我，褚老师曾对她说，我们要尽可能地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不要让后人以为我们这代人是不敢说话的。褚老师貌似平凡，却有这样不凡的担当，令我们喟叹。

虽然与褚老师只有一面之缘，所有的邮件电话短信都是谈稿子谈刊物，并不交心，对彼此的人生也不了解，但还是很难过，很难过。胸口的沉闷滞重，让我觉得必须写点什么才得纾解。写作的人，唯有文字可以倚重。

那几天我都缓不过神来，好像被抽走了什么，胸腔里少了一口气。早上来到办公室，看见褚老师编的最后一期《悦读》，如同看见他的心血、生命。身体如倒下一般颓然坐到椅子上，两眼发直。以为固若金汤的链条戛然断掉，看着那断头，心里可能就是这般空空如也吧？年轻时候，健康从来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无须考虑。随着年纪渐长，身体的信号把“健康”二字变成一号黑体红色，标注在我们的生活中。亲友的离去，更使我们不断地听到彼岸的敲门声。一次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不可信任。我们走着，说着话，我们的房子和家还有一应生活物事都在，淘宝依然红火，生命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死亡遥远得好像根本不存在。可是，猝不及防地，它来了，转瞬即到，好像一直就在门外等着。害怕这样的惊扰，所以，真想对所有珍惜惦念的人说：请你们，好好活着。

有句话说，珍惜眼前人。其实，要珍惜的，岂止眼前人，也未必眼前人。褚老师倾一己之力，惜护一种文化价值，坚守一种文化品格，我们对他的悼念，也是对一种文化价值和文化品格的悼念。我想，我们所有人对于褚老师的尊敬与怀念，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共同的东西。我们共同尊敬和惜护着一种东西，这使我们像亲人一般。《悦读》在知识界已有良好口碑，但褚老师走了，《悦读》或许就要停办了。世上再无褚老师，亦无他的《悦读》。

那几天尽是为活着而忙碌。一切的过程中，褚老师不止一次在我脑海中出现，构成那段时间的心理背景。片刻的停止中，禁不住自问：我做这些，为了什么？鲁迅先生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是的，忙忙碌碌，但有价值的很少。我为凡夫俗子的生活深深懊恼着，同时，还有一篇答应的文章已经到了交稿时间。这篇稿子要查很多的资料，而我根本没有写作的状态。隔着这篇稿子，去眺望很想为褚老师写的悼念文章，愈发感到沮丧和绝望。我不能在忙乱之中写他，那是对他的不敬。那种状态下，我也无法写，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又怎能去触探他的精神脉动。那是要沉静下来才能写的，可是，何时才能沉静下来？

有一天下午，我本来准备在家写一会儿文章，微信上看到单位通知开会，赶快换衣服，准备去办公室。刚穿完一只鞋子，催稿的微信来了：要排版了，要么说一下大概多少字，先把版面留出来？我放下手中的另一只鞋子，回复：别等了，我不在状态；版面也不要空，我不知道会写多少字。虚位以待的文章，那种紧张局促的瓶颈状态，是写不好的。写作与生存，如剪刀的双叉，一齐剪过来，我只有抽身而退。这些天，我一直在为那篇稿子而努力，哪怕一天只能写几十个字，我都没有放弃。刀子在头顶悬了好久，最终不了了之，这种事是很不符合我性格的，也是第一次发生。抱歉的同时，也感到解脱。到了办公室，因为人不齐，会又不开了，改到第二天上午。我坐在办公桌前，突然一阵空虚迷茫袭来，不知道要干什么。再回家赶文章，我也不乐意，而且这一来一回，一下午差不多废了。有一种被抽空耗尽的感觉。孩子不在家，生活尤其有种真空感。无从恢复的疲惫，因长期的身不由己所致。这时，有人约着喝酒，正好。但喝完之后呢？且不管它。我需要清空，需要停止奔突，回到有质量的生命状态。

我以为，我已经废了，状态再也回不去了，我不会写文章了，至少一段时间内。可是，放假了，不再被生活流裹挟，我又是自己了。经过一个下午的过渡，上班生活已恍如隔世，我又能写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好了，人的修复能力意想不到地强大。我竟然顺顺当当地完成了那篇我以为会永远成为“烂尾楼”的稿子。

根据我的规律，每完成一篇稿子，我都会消停一下，读一些一直想读的东西，犒赏自己。这次也不例外。可是，说好的要为褚老师写的悼念文章呢？

那几天北京的阳光和空气都格外好，我宅在家里，打开窗户看看外面的蓝天，又满意地关上。阳光暖暖地照在床畔，让我莫名地想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坐在阳光中，捧着一大杯红茶，茶色与阳光相遇，美好，熨帖。空气里有阳光的味道，周身摸上去是阳光的感觉，我简直想跪下来，感恩！感恩的对象，都不具体，只是充满感恩。心中只须想着自己要读要写的东西，再无凡尘俗事的羁绊与纠缠，这种云清月朗的状态，是多么好！

绿植，电子琴，孩子的桌椅，在光影里生动地呼吸着，存在着。自家的墙之内，一切如此美好！然而我知道，生活并不仅有这些就足够了。巴金的《灯》中有一句话：“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的。”褚老师一定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会选择那样的活法。

然而，无常无法抵御，有常也难以抵御。我在年味的时光中晒着太阳，日渐慵懒下去。是的，我有点抗拒去写文章了，尤其去写一篇悼念的文章。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写：“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鲁迅先生也在提防着“忘却的救主”，提防着情感的分量在日常的时间中淡漠下去。每个自省的人可能都遭遇过这样的情形。我唯有警醒着自己：如果连这样的东西都可以这么快地淡漠下去，这日子，就过得太混了。为了抵制麻木与惰性的围剿与包抄，为了不使这种抵抗与挣扎转变为对自己的绝望，我一定，一定要写出来。平常生活中包含的惊心动魄，就在于我们必须时时战胜自我怀疑，战胜麻木和惰性。我其实已经不仅是为褚老师，也是为自己而写了，因为其中浸透着自我拯救的努力。

褚老师，一切有价值的，都不会消亡。我们永远沐浴着同一种精神的阳光。

似乎有悖，在新年里，写这样一篇悼念的文章。然而，褚老师过不上这个新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