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史效司马 论玄越子云
——读《中国精神通史》第一卷有感

杨倩如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学林人物】

著史效司马 论玄越子云
——读《中国精神通史》第一卷有感

杨倩如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近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司马云杰先生撰写的五卷本《中国精神通史》第一卷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此为司马先生继“文化价值哲学三部曲”、五卷本“大道哲学通书”等专著之后，又一部令人称道的力作。全书以中国文化历史的三次大开合为构架尺度，叙述第一次开合的精神史。“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发端于伏羲，积蓄于炎黄，大备于唐虞，经三代而浩荡于天下”，[1]第一次开合，以伏羲、炎黄、唐虞为本原时期，夏、商、周三代为中正时期，晚周为逸出时期。全书共十六章，前八章“溯源”，叙述上古及三代文化精神的发展：以远古岩画、图腾崇拜、自然崇拜、神话巫术、宗教祭祀为载体，人类的生命意识经历了自天道精神至祖先精神的觉醒；此后伏羲、炎黄时代人文精神的发端，推动了唐、虞时期华夏民族国家的建立；夏文化之正德、厚生、利用，殷商文化之虚静、深厚、仁爱，周文化之刚健、中正、典雅，形成了中国历史上难以超越的“黄金时代”。

司马云杰；精神史；文化哲学

晚周衰变、王官失守，虽然带来了政治上的分裂与动乱，却使得诸子之学兴起，迎来了学术上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后八章为“析流”，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法，对贯通大道真脉的老子之学、契合天道精神的孔子儒学、总天下之义尚同于天的墨子之学、知性知天的孟子之学、与天地精神独往来的庄子之学、继承礼教德法精神的荀子之学，以及韩非子、邓析、尸子、杨朱、子华、慎到、尹文子、鹖冠子、管子、吕不韦，以及稷下学派、黄老思想等晚周诸多学者、学派一一进行辨析、评述，使读者在把握其学术见解、理论建树和精神风貌的同时，揭示中国文化精神在本原逸出阶段，各支脉学说“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的分裂、争议、融合、流变之历程。

通观全书，有以下三个令人瞩目的特点：曰编撰精、旨趣深、使命重，以下分别论述之。

一曰编撰精：“贵独断”而非“倚群力”

《中国精神通史》全书计划出版五卷，第1卷已有75万字，全书规模预计应达到300万字以上。依照学界惯例，此类通史著作由于时间跨度较长、史料数量庞大，且内容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学者难以独力完成，因此多为众人合撰的集体成果，例如侯外庐主编的6卷本《中国思想通史》、张立文主编的6卷本《中国学术通史》、黄兴涛主编的10卷本《中国文化通史》，梅新林等主编的9卷本《中国学术编年》等。此类“会集群儒”“藉以众功”之作，优点在于体量大、成书快，有利于集思广益，博采众家之长，然而，也不免出现体例驳杂、风格不一、各卷水准参差不齐等弊端。近年来冠以“XX通史”“学术工程”“重大项目”之名出版的各类著作，不乏盲目贪多求大、匆忙组织人员、简单拼凑史料的粗制滥造之作。此类“集体成果”，有些连基本的学术水准都难以保证，遑论作者本人的“别识心裁”与“独断之学”了。

司马先生的著作向来“贵独断”而非“倚众力”，从早年颇受好评的《文艺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文化价值三部曲”(《文化价值论》《文化悖论》《价值实现论》)，到近年来引起较大反响的“大道哲学通书”(《大道运行论》《绵延论》《盛衰论》《心性灵明论》《道德本体论》)《中国文化精神的现代使命》《礼教文明：中国礼教的现代性》等，以及正在写作中的《中国精神通史》，煌煌近千万言，均为其一人独力完成。清人章学诚论学者治学，应具备“通史家风”和“专家之学”，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者“慧眼灵心”的主体参与。以此为标准来评价司马先生的著作，应该说，《中国精神通史》是一部贯穿着他个人全部精神意趣、学术理念及其平生志向和人文情怀的心血之作，耗时之巨、用功之深，非常人所能及。

二曰旨趣深：“立精神”而非“述思想”

目前所见有关中国传统思想的研究成果，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侯外庐主编6卷本《中国思想通史》。近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启动了大型学术工程《中华思想通史》项目(计划出版16卷本)。这两部思想通史的共同特点在于将思想史与社会史相结合，即按照社会存在客观条件的需要、社会史的历史分期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进行编撰，以发掘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思想精华。值得关注的是，《中华文化通史》项目计划专列一卷来写中华原始社会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此为以往所有中国思想史著作都未涉及的，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之作，以期达到“通过对中华思想史的研究，揭示出中华民族一脉相承、一以贯之的主流精神和文化基因密码”之目的。[2]笔者以为，此与司马先生《中国精神通史》第一卷有着相近的学术旨趣，不同之处在于，司马先生之作旨在“立精神”而非“述思想”，因此不满足于“点鬼簿”式的学者、著作罗列和学派简介，而是将国家民族数千年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视为一个完整、鲜活、刚健、灵动的生命体，以圣贤明哲之大美、崇高、庄严、神圣的“大道”加以贯通，从而达到“致广大、极高明、尽精微”的境界。

如果说，“思想”是客观存在反映在人的意识中经过思维活动而产生的结果，那么势必受到阶级社会、时代思潮等客观因素影响，而“精神”则是人类生命的组成部分——精气、元神和能量，“是通过教育或教化，使先天道德本性或心理本能上升到无我无欲状态，所获得的纯粹价值思维形式”。[3]简言之，“思想”是针对宗教、哲学、社会、经济、政治、科学等现象、经验的形而下的研究，是善恶、优劣、利弊、高下并存的；而“精神”则是属于道德范畴的形上本体的研究，是纯粹至善的。二者虽有相互交叉、并存之处，但“道”与“器”，“神”与“形”，“源”与“流”之关系，古今圣贤经典早已阐明，在此不必赘言。依笔者愚见，如将数千年屹立于世界东方、以华夏——汉民族为主体的中国视为一个盛衰有道、兴亡以德、生生不息、绵延不尽的生命体的话，那么今天的我们必须追溯这个生命体之文化传统与精神源头，厘清其孕育、发端、生长、繁盛、衰微、沉沦、觉醒、复兴的全过程，以解决当代中国去向何方、以及国人安身立命的大问题。回顾人类历史上以古典文明辉煌于世的民族国家，如古希腊——罗马、古埃及、古印度以及古代两河文明，如今多已成为供人凭吊的文物遗迹，即便其疆域内仍然存在着与继往历史有渊源的政权，然而究其民族文化的源头，甚至种群性格的构成，均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变异。然而，作为一个多元统一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民族实体的中国，始终雍容、庄严、坚忍而美丽地生存、延续、发展，虽饱经忧患、历尽劫难，但却疆域益广、人民益众、文化日趋多元、学术日趋繁荣。其文明虽经数千年之大开大合，从未偏离刚健中正之本原、有容载物之厚德、灵明勃发之生机……这一切，如无一个“渊渊其渊，浩浩其天”“维天之命，于穆不已”的精神源头，何以发生？何以存在？何以为继？司马先生的著作无疑给出了一个极富启发和说服力的答案。

三曰使命重：“讲担当”而非“谈学问”

近年来，针对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中国经验的研究成为中外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科学理论的诉求，逐渐成为一股学术热潮，甚至有学者在中西哲学比较的基础上，将古代中国的“天下体系”阐释成一种具有普适意义的“世界制度”。在笔者看来，此类冠以“中国”之名的论著虽然数量众多，然而，过多强调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和国情的特殊性，过分拔高古代中国思想观念的优越性，无论对于当下缺乏传统文化素养的国人，还是对于“中国崛起”怀有深刻敌意及戒惧之心的邻国，显然都难以得到认同，从而陷入一种自说自话的困境。笔者以为，百余年来的中国学术，在古今、中西、新旧、破立之间几经搏杀，至今仍未在历史与现实之间，找到一条复兴中华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的康庄大道。当前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从哲理层面对中华文明进行正本清原的基础研究，应不断推出既彰显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水准、又富于时代特色和现实意义的精品力作——此为当下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中国学者不容回避的重大责任和崇高使命。

司马先生治学，向以大儒张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根本原则，主张知识分子应在新时期担当起传承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的使命，这部著作即是对中华民族现代复兴之精神本原的思考。作者不仅从历史的深处为中华民族于何处安身立命提供理论资源，更从精神的高度针对当下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出现的信仰危机、价值错乱、道德沦陷、环境恶化等诸多社会问题，提出了根本解决之道：即“恢复刚中而应、大亨以正的文化精神，成为刚健文明、至诚不息的精神大国，成为具有极高道德精神风貌的文明民族，才能真正赢得世人的尊敬”。在西方文化已找不到出路，基督教文明已经不能拯救现代人类的罪恶与苦难的当下，“只有中国文化以‘天理’发展建立起来的伦理道德体系、《春秋》大义及其所提供的千古不悖的伦理道德精神，才能为现代社会走出困境，提供新的人生哲理”；“当今世界之衰微，将会随着中国文化的复兴与精神觉醒，走出生杀掠夺的工业文明所造成的悖论，改变由大工业、世界市场支配的利益集团与世界集团的统治，建立起新的‘亲其亲，子其子’‘笃父子、睦兄弟、和夫妇’、有亲情的现代伦理社会，完成由穷奢极欲的工业化社会向现代亲情伦理社会过渡的文化转型，才能使人类以更加文明的生活方式发展与存在。”[4]对于司马先生的这一论断，笔者深为赞同。

综上所述，《中国精神通史》第一卷体系宏大、结构完整、脉络清晰，行文纵横捭阖、笔势张弛有度，体现出司马云杰先生高远的治学旨趣和渊深的知识积累。对于这部鸿篇巨著，司马先生的创作心态是诚惶诚恐的，曾自称“知我者，精神史也；罪我者，精神史也”。此说令笔者忆起中国历史上两位最杰出的史家——司马迁和司马光：太史公著《史记》，意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司马温公编《通鉴》，成就“天地一大文也”。笔者虽未考证过云杰先生之家世，想来自司马氏世典周史，子长、温公之伟业，《史记》《通鉴》之丰功，于今可谓后继有人矣！复忆扬子云仿《论语》作《法言》、效《易经》撰《太玄》，其学友刘歆曾以当世学者多禄利之徒，担心其作日后只能覆盖酱瓿，因知音稀少而身后寂寞。*《汉书·扬雄传》：(雄)家素贫，耆酒，人希至其门。……刘歆亦尝观之，谓雄曰：“空自苦！今学者有禄利，然向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后人用覆酱瓿也。”雄笑而不应。然而同时代的另一思想家桓谭，却嘉许其“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坚信日后必流传于世。*《汉书·扬雄传》：大司空王邑、纳言严尤闻雄死，谓桓谭曰：“子常称扬雄书，岂能传于后世乎？”谭曰：“必传。顾君与谭不及见也。凡人贱近而贵远，亲见扬子云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故轻其书。昔老聃著虚无之言两篇，薄仁义，非礼学，然后世好之者尚以为过于《五经》，自汉文、景之君及司马迁皆有是言。今诊子之书文义至深，而论不诡于圣人，若使遭遇时君，更阅贤知，为所称善，则必度越诸子矣。”笔者一无知后学，于司马先生之宏大理论、精深思想知之甚少，一点研读中的心得，亦不免流于浅陋庸常；惟有对先生数十年以一已之力上下求索之崇敬，以及即将陆续问世的《中国精神通史》后四卷之期许，却怀着桓谭之于扬雄般的坚定信心。是以笔者不啻浅陋，谨以这篇不成体系的评述文字，以表对先生《中国精神通史》第一卷出版的祝贺之意、景仰之情。不到之处，敬请先生与学界同仁批评指正。

[1]司马云杰.绵延论[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2.

[2]毛莉.《中华思想通史》项目正式启动[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1-03.

[3][4]司马云杰.中国精神通史[M].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1-6.

【责任编辑：王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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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3-7725(2016)06-0017-04

2016-05-18

杨倩如(1971-)，女，陕西西安人，副教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先秦及秦汉史、中外关系史、国学与传统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