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文学年谱①（上）

郜元宝



学术年谱

贾平凹文学年谱①（上）

郜元宝

①本年谱主要参考贾平凹本人各种回忆录和创作自述、作品序跋、演讲录、访谈录，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董建、丁帆、王彬彬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费秉勋：《贾平凹论》（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1992年7月第2次印刷），孙见喜：《鬼才贾平凹》（第一、第二部）正文及附录一《贾平凹文学工作年表》（截止1991年）、附录二《贾平凹主要著作目录》（截止1993年）、附录三《贾平凹获奖作品年表》（截止1992年）、附录四《贾平凹研究资料目录索引》（截止1991年），张健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悉尼大学（现为新西兰惠灵顿大学）中文系王一燕教授：《贾平凹生平著作年表》（作者本人提供，未发表），林建法主编：《当代作家评论30年文选》（辽宁人民出版社，2014），江心主编：《〈废都〉之谜》（团结出版社，1993），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编：《秦腔大评》（作家出版社，2006），雷达主编、梁颖编选：《贾平凹研究资料——中国新时期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乙种）》（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以及《文汇报》、《文艺报》、《小说评论》、《当代文坛》、《文学评论》、《文艺争鸣》、《文学报》、《钟山》、《十月》、《钟山》、《收获》、《上海文学》、《南方文坛》、《扬子江评论》、《人民文学》、《美文》、《花城》、《山花》、《小说选刊》等各类文学作品和文学评论与研究刊物，具体参考内容，年谱正文随处注明，在此一并鸣谢。

一九五二-一九七一，一至十九岁。

贾平凹，陕西东南丹凤县棣花村人，因为哥哥出生不久即夭折，“阴阳先生说，我想那面土炕是不宜孩子成活的”，故贾母怀胎十月，借住平凹父贾彦春教书的金盆乡一偏远李姓人家，于旧历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生下平凹。

为纪念儿子出生顺利，感谢这户李姓人家，贾彦春给儿子取名“贾李平”，家人则习惯叫平娃。平凹，是一九七三年在陕西省群众艺术馆内部刊物《群众艺术》上发表处女作《一双袜子》时自取的笔名。

大概也是阴阳先生的主意，生下就“男占女位”，穿花衣，留小辫。为保性命，还认了干爹，一位旧时私塾先生，“家里有一本《康熙字典》，知道之乎者也，能写铭锦”。②贾平凹：《自传——在乡间的十九年》（《作家》1985年第10期）。有种游戏性律诗写法，在诗中嵌入“铭锦”或与之谐音的两字，依据的是杜甫名句“露从今夜白，夜是故乡明”，其中“明”“今”二字与“铭锦”谐音。但贾平凹在回忆录和小说中经常提到的“铭锦”乃古传的一种丧俗，即为死者入殓时，以绛色锦缎或一般布帛制成旌幡，用白色染料书写死者官阶、称呼，挑在竹竿上，竖于灵前右方，称为“铭旌”（《周礼•春官•司常》：“大丧，共铭旌。”）并无“铭旌”意义上的“铭锦”，但或许乡人以为铭于锦缎，而俗称“铭锦”，也未可知。

发源于秦岭的丹江在汇入汉江途中冲积出六七个盆地，古镇棣花坐落在其中较小一个盆地，地属丹凤，靠近商县（现为商洛市商州区），“四山环抱，水田纵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穿镇而过的街道，村人叫官路，“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唯一要道，走过了多少商贾、军队和文人骚客，现还保留着骡马帮会会馆的遗址，流传着秦王古乐和李自成的闯王拳法”。古镇交通要冲地位很早丧失，贾平凹从记事起只见其残败，加上人多地少，“日子是极度的贫困”。但毕竟历史上曾经繁盛，是商洛地区人文传统和自然风景俱佳的一块宝地，百姓中“能人”很多。

贾平凹“十九岁以前，没有走出过棣花街方圆三十里”，“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直到十九岁，“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上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面”。①贾平凹：《〈秦腔〉后记》，引自《秦腔大评》，第645- 647页，西安建筑科技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编，北京：作家出版社，2006。

平凹在全族同辈中排行老八，晚辈喊他“八爷”。贾彦春在兄弟中排行第四，村里人又称平凹为“贾家老四的儿子”。

“西街的韩姓和东街的贾姓是棣花街上的大族”。贾家人丁兴旺，一九六〇年分家时有二十二口人，“在那么个贫困年代，大家庭里，斗嘴吵架是少不了的，又都为吃”，“这是和当时公社一样多弊病多穷困的家庭，维持这样的家庭，只能使人变作是狗，是狼，它的崩溃是自然而然的事”。

平凹自幼体弱多病，缺少玩伴，习惯离群索居，很快“爱上出走，背了背篓去山里打柴、割草，为猪采糠，每一个陌生的山岔使我害怕又使我极大满足。商州的山岔一处是一处新境，丰富和美丽令我无法形容”。

一九六四年，成绩优异的平凹考取离棣花街十五里的丹凤县商洛镇中学，离开“四壁上端画满许多山水、神鬼、人物的古庙”的小学，陷入了更大的孤独。

初中上了一年多，“文革”爆发。“文革”中曾跟随村里一群小伙伴串联到西安，“挤在一辆篷布严实的黑暗的大卡车里”，“插楔似地塞在车厢”，时间久了周身麻木，内急之时，错把一位俊俏女孩的腿当自己的往外拔，对方也不气恼，反报以微笑，这使从小孤独孱弱、害怕又渴望异性的贾平凹感到了几分幸福。

一九六七年，串联回乡后即辍学，“当了小农，竟一直劳动了五年”。②贾平凹致丁帆信，引自《1979年贾平凹通信手札》，《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5期，第5页，2014年10月28日出版。劳动之余到处“不停地在往日同学家里寻借那些没头没尾的古书书读，读完了又以此去与别的人的书交换。书尽闲书，读起来比课本更多滋味，那些天上地下的，狼虫虎豹的，神鬼人物的，一到晚上就全活在脑子里，一闭眼它就全来”。

期间也读了鲁迅，《野草•秋夜》第一句让他“眼里噙满了泪水”。

贾彦春是教师，“由小学到高中，他的一生在由这个学校到那个学校的来回变动中度过”。但“文革”初期即遭批斗，一九七〇年更被诬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回乡劳动改造。这使平凹陷入更深的孤独和自卑，但也激发他心底为破败家庭尽力的傲气。③这一段依据《作家》1985年第10期上的《自传——在乡间的十九年》加以缩写，同时参照《〈秦腔〉后记》等其他自述性文字。

阴阳先生，康熙字典，由“四壁上端画满许多山水、神鬼、人物的古庙”改做的小学教室，④见《自传——在乡间的十九年》。孙见喜《鬼才贾平凹》（第一部，太原：北岳出版社，1994）也认为贾平凹的小学教室是一座“破庙”，但《〈秦腔〉后记》则说“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认得了字”。充满“天上地下的，狼虫虎豹的，神鬼人物的”古代“闲书”，秦腔——总之商洛这块“雄秦秀楚”交界之地特有的文化遗留和自然风物，还有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青少年时代耳濡目染的这一切，对作家贾平凹的养成关系甚大。

一九七一年，十九岁。

身体瘦小，干活不如人。一次砍柴“滚坡”，幸有三颗桦树挡住，未落悬崖。穷极思变，公社正修水库，于是毛遂自荐，为“工地战报”做事，主编、编辑、记者、刻写、油印、发行、广播，“集七职于一身”，大获成功。其间偷偷给省报寄去一首诗，未被采用。这是他平生第一次正式向报社投稿。①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青春》1984年第7期。

一九七二年，二十岁。

“五月份，偶然的机会，我竟到西北大学读书了。”

这是在水利工地表现突出，被丹凤县推荐，上了西北大学中文系。②《自传——在乡间的十九年》说上西北大学是在“十九岁的四月的最末的一天”。孙见喜：《鬼才贾平凹》将贾平凹到达西安之日定为1972年4月28日，见该书第21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

“从山沟走到西安，一看见高大的金碧辉煌的钟楼，我几乎要吓昏了。街道这么宽，车子那么密，我不敢过马路。打问路程，竟无人理睬，草绳捆一床印花被子，老是往下堕，我沿着墙根走，心里又激动，又恐慌。”

第一期校刊发表了一首描写入校感想的长诗，是学生来稿中唯一被采用的，顿成“新闻人物”，“走路还是老低着头，但后腰骨硬硬的，心里说：‘西安有什么了不起呢？诗这玩意儿挺好弄嘛！当年想当作家、诗人的梦又死灰复燃了”。③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青春》1984年第7期。

一九七三，二十一岁。

“几乎天天在作诗了”。

校刊又发了几首。并不满足，“想冲出校门，杀到西安市去”。但“半年多过去了，我写了十几万字的小说、散文、故事、诗歌，竟没有一个字变成铅字”。“四处求教，但凡在文学上有一字指点，便甘心三生报恩不忘。”④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青春》1984年第7期。

八月，《一只袜子》（与西北大学中文系同学冯有源合作）刊于一九五六年二月成立的陕西省群众艺术馆《群众艺术》月刊第八期。该刊一九五七年创办，原名《工农兵文艺》，一九七三年改名《群众艺术》，内部发行。一九八四年一月起又更名为《百花》，全国发行。

贾平凹在一九七九年七月致南京大学教授丁帆（时为江苏省扬州教育学院青年教师）信中称《一只袜子》为“故事”，而非“小说”，又说他“在大学读了三年书，开始接触文学创作，起先拼命写诗，几乎一天几首，但90%都送编辑部，又被退回来。一九七三年开始写故事，慢慢转写小说至今”。“我喜欢诗，想以诗写小说，每一篇都想有个诗的意境。给人一种美”。

九月，《群众艺术》一九七三年第九期上发表了“故事”《小雯和小龙》。

从发表《一双袜子》开始使用笔名“贾平凹”。《一只袜子》的责编费秉勋，一九三九年出生，陕西蓝田人，一九六四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从事编辑工作十四年，一九七八年西北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现为西北大学中文系教授，陕西作协理事，陕西中国神秘文化研究会会长，中国舞蹈家协会理论研究委员，西安市文史馆员，终南书画院名誉院长。一九八〇年开始研究贾平凹，发表文章三十余篇，有专著《贾平凹论》（西北大学出版社，一九九〇）。一九八四年开始研究易学，在二〇〇七年哈尔滨“第十回世界易经大会”上被授予“世界著名易学导师”称号；二〇〇八年在深圳由建设部组织的建筑风水文化论坛上被评为“中国当代十大易学名家”；二〇〇九年中国风水协会主席陈帅佛授予他“易学高人”称号。贾平凹很感激和敬佩费秉勋，“他为我的创作写了许多评论，也为我沾惹了许多是是非非。在我创作徘徊不前的时候，他首先发现我的长处在哪里，点明我的突破口，在我创作势头正旺的时候，他又首先发现我的弱点在哪里，提醒我的觉悟。我为有这样一位十多年来时时指导我的编辑而感到幸运”。⑤转引自孙见喜《鬼才贾平凹》（第一部），第33页，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

一九七四年，二十二岁。

十月，第一篇独立创作的散文《深深的脚印》发表于《西安日报》。这是贾平凹在公开发行的报刊上正式发表文学作品之始。

无意中于西安街头报摊上看见印有自己名字的铅字，“锐声叫了一下，四周的人都看我，我自知失态，面烧如炭，赶忙逃走了”。“当天夜里，我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告诉了这一重大喜讯，信上说：‘我开始有了脚印了！’”①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青春》1984年第7期。但一九七九年七月致丁帆信中又称这篇是“小说”。那时创作冲动强烈，并不讲究“小说”、“故事”、“散文”这些和文学体裁形式有关的概念。

十二月，“小说”《荷花塘》和《小电工》编入“百花文艺丛刊”创刊号《荷花塘》。②据1979年7月致丁帆信。该丛刊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共出四期：《荷花塘》（一九七五年八月）、《白杨战歌》（一九七六年三月）、《六月花》（一九七八年一月）、《河畔红梅》（一九八一年）。二〇一三年十月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贾平凹中短篇小说年编》（全十册），按“倒叙”法收录一九七三至二〇一三年全部中短篇小说，短篇四卷，中篇六卷，短篇卷之一的书名就叫《荷花塘》。

一九七五年，二十三岁。

因埋头创作，被认为是“只专不红”，多次申请入党，未获批准。学会了抽烟。与同学合作的长诗出版。③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青春》1984年第7期。

从西北大学毕业，因为推荐时属“社来社去”，本该回山区教书，④还有一种说法，是“我口才很糟糕，又说不了普通话，当年我从西北大学毕业时，学校先要我留下来任教，而系主任最后否定了，就是说我说话不行，当不了老师的。”见贾平凹《对当今散文的一些看法——在北京大学的演讲》（《美文》2002年第7期上半月刊）。但被省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组”）要去做了“助理编辑”，“分住在五楼的一个六平方米的斗室里”。⑤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青春》1984年第7期。该文将毕业分配系于1976年下，实际应是1975年。

贾平凹本年发表小说和散文：

二月，“故事”《鸭司令夜奔》发表于《群众艺术》第二期；

三月，“故事”《商山枣花》发表于《群众艺术》第三期；

小说《野枣刺》发表于《西安日报》；⑥时间不详，据1979年致丁帆信。

六月，小说《弹弓和南瓜的故事》发表于上海《朝霞》杂志第六期；

十二月，小说《队委会》发表于上海《朝霞》杂志第十二期；

十二月，《两个木匠》发表于《陕西文艺》第十二期；

一九七六年，二十四岁。

本年全国政坛文坛大事⑦本年谱“全国政坛文坛大事”，参考张健主编《中国当代文学编年史》（山东文艺出版社，2012），个别地方经核实有修改。

十月六日“四人帮”粉碎，十八日中共中央将此重大事件通知全国。文艺界和其他部门一样，立即投入持续不断揭批“四人帮”的政治文化活动。

上海《朝霞》月刊（贾平凹上一年还在上面发表作品）及丛刊停刊。现代作家程小青、李金发逝世。诗人郭小川十月十八日死于火灾，前一年已完成《团泊洼的秋天》、《秋歌》。五十八岁的诗人穆旦上一年恢复创作，到本年已完成《智慧之歌》、《听说我老了》、《冬》、《理想》、《停电之后》等三十首。王安忆开始发表小说（短篇《向前进》刊载于《江苏文艺》十一月号）。⑧本年谱所谓青年作家开始发表作品，一律指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因为许多青年作家在此之前都已经发表过作品。下文不再注明。

本年贾平凹发表小说：

二月，《曳断绳》（《陕西文艺》第二期），《豆腐坊的故事》（《群众艺术》第二期，该篇后改名《兵娃》，收入一九七七年六月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贾平凹第一本小说集《兵娃》）。

三月，《种子》收入“百花文学丛刊”第二期《白杨战歌》，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⑨《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5期致丁帆信，将该丛刊名写为《百场战歌》。

四月，《对方》（《陕西文艺》第四期）。

一九七七年，二十五岁。

本年全国政坛文坛大事

七月十六-二十一日，中共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通过《关于追认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决议》、《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

八月十二-十八日，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召开，通过《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华国锋《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称，“历时十一年的我国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以粉碎‘四人帮’为标志，宣告胜利结束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邓小平副主席致闭幕词说，这是“把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的大会”。“新时期”的提法由此流行开来，很快移用到文学界，而有“新时期文学”的说法。

文艺界揭批“四人帮”活动继续深入广泛地开展。一月，《东方红》、《洪湖赤卫队》、《小兵张嘎》、《天山的红花》、《平原游击队》等“文革”前生产的影片恢复上演。四月十五日，印数达2.2亿册的《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全国。九月二十五日，《人民戏剧》发表白桦六场话剧《曙光》，引起关于如何正确反映中共历史上路线斗争的复杂性、如何塑造无产阶级革命领导者形象的争鸣。国家出版局发出《关于试行〈新闻出版稿酬及补贴办法〉的通知》，规定一九七七年十月一日起恢复稿酬，此前中国废除稿酬制度达十一年之久。

十月二十日《上海文艺》创刊。《人民文学》杂志社在京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人民文学》第十一-十二期开设“促进短篇小说的百花齐放”专栏，摘发茅盾、马烽、李准、叶文玲、王朝闻、周立波、沙汀、王愿坚、陈骏涛的座谈会发言。茅盾发言题为《老兵的希望》。《人民文学》第十一期发表了刘心武《班主任》、叶文玲《年饭》、陆星儿《北大荒人物速写》、贾大山《取经》一组短篇小说。贾平凹短篇《春女》也在其中。

陕西青年作家贾大山短篇《取经》原刊《河北文艺》四月号，《人民文学》转载。十一月二十八-三十日，《上海文艺》编辑部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邀请上海部分业余作者三十余人座谈，巴金到会与大家见面，会议主要研讨《取经》，肯定其对“英雄人物”和“‘风派’人物”的刻画。十二月，《延河》第十二期刊登柳青、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一组谈创作的理论文章，同期发表贾平凹短篇小说《姚生枝老汉》。陕西老作家柳青《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黄谷柳、徐懋庸、王度庐、穆旦、阿英、何其芳逝世。李锐、刘恒、冯骥才等青年作家开始发表作品。

本年贾平凹出版小说集：

《兵娃》，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六月版。

本年贾平凹发表小说：

二月，短篇小说《铁妈》发表于《人民文学》第二期；

三月，短篇小说《铁手举火把》发表于《陕西文艺》第三期；

四月，《农村人物速写》（《乍角牛》、《成荫柳》）发表于《安徽文艺》第四期；

五月，《闹钟》收入“百花文艺丛刊”第三期《六月花》；①《扬子江评论》2014年5期致丁帆信作“四期”，疑为第三期《六月花》，第四期《河畔红梅》1981年才出版。

十月，《短篇四题》（《果林里》、《帮活》、《猪场夜话》、《菜园老人》）发表于《安徽文艺》第十期；

十一月，《春女》发表于《人民文学》第十一期；

十二月，《姚生枝老汉》发表于《延河》第十二期；

第一本小说集《兵娃》收短篇《荷花塘》、《小会计》、《小电工》、《兵娃》、《参观之前》、《深山出凤凰》。《兵娃》写“梨花村”开会，安排中学一年级学生兵娃去生产队豆腐坊劳动，表面上跟“十二能”的万有叔学习做豆腐卖豆腐，实际是对私心严重的富裕中农起监督、规劝和教育作用。在生产队长帮助下，兵娃采取贴大字报、劝导和批评的办法，还以身作则，现身说法，果然帮助万有叔改正思想，抛弃私心，听马克思的话，向大寨陈永贵书记看齐，一心走社会主义。按兵娃说法，万有叔成了“抱窝的鸡蛋”，“壳壳里起了质变啦！”小说明显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但善良、朴实、灵动、贴近生活的风格已显端倪。

费秉勋认为，“贾平凹是以创作儿童文学步入文坛的，当时他还在大学学习”，“一离开学校进入社会，他的笔就不限于对少年儿童的描写了，他注意到了生活在农村下层的那些为集体事业操心出力的平凡的人们”，“一九七七年是贾平凹小说创作成熟的一年”，“贾平凹很快就在一九七七年发现了自己。《果林里》、《第一堂课》开始，他的创作进入了新的境界。作品中活动着的主角成为男女青年特别是妙龄少女了”，由于关注青年男女的爱情和事业，使得“田园爱情的赞歌”成为这一时期（一九七七-一九七九年）贾平凹小说创作的“主调”。“这一时期的作品结集为《山地笔记》。《山地笔记》中的青年男女身上，差不多都依附了贾平凹的精神和灵魂。《山地笔记》不是以精确的笔墨再现宏观世界为长，而是通过描述青年男女事业追求中的纯真爱情，来抒写作家自我的感情经验”。①费秉勋：《贾平凹论》，第13-14页。

本年贾平凹创作自述：②本年谱所谓贾平凹创作自述，有作于该年度的，也包含后来所作而针对该年度的。下同。

“我一面读中外名著，一面读社会的大书。我开始否定了我那些声嘶力竭的诗作，否定了我一向自鸣得意的编故事的才能，我要写我熟悉的家乡的人和事，我要在创作中寻找我自己的路，提出的口号是：打出潼关去！”③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青春》1984年第7期。

一九七八年，二十六岁。

本年全国政坛文坛大事

一月，《全国电视台新闻联播》（简称“新闻联播”）正式成立。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头版刊登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次日《人民日报》、《文汇报》转载，揭开“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序幕。十二月十八-二十二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七月，《文艺报》复刊，《广州文艺》改名《作品》。大型文艺刊物《十月》八月在京创刊。十二月，芒克、北岛、江河、严力等发起，食指、舒婷、顾城、杨炼等参加的《今天》杂志在京创刊。

巴金在香港《文汇报》开《随想录》专栏，从首篇《谈〈望乡〉》到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最后一篇《怀念胡风》，共发表一百五十篇，四十二万字，历时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一九八七年九月三联书店出合订本，总题《随想录》。

本年全国重要作品

徐迟《哥德巴赫猜想》（《人民文学》第一期）；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北京文艺》第七期）；王蒙《最宝贵的》（《作品》第七期）；卢新华《伤痕》（《文汇报》八月十一日第四版）；上海工人文化宫业余话剧团演出的苏乐慈导演、宗福先编剧的话剧《于无声处》（九月）。

郭沫若、柳青、李长之逝世。孔捷生、张承志、王朔开始发表作品。

本年贾平凹发表小说散文：

一月，《城市晨话》发表于《西安日报》十五日；

一月，《第一堂课》发表于《上海文艺》第一期；

二月，《清油河上婚礼》发表于《甘肃文艺》第二期；

三月，《“交待书”上的画》发表于《延河》第三期；

《满月儿》发表于《上海文艺》第三期；

四月，《短篇二题》（《威信》、《石头沟》）发表于《甘肃文艺》第四期；

《瘪棒棒变成黄金珠》、《城河一片棒枪声》发表于《西安日报》二十三日；

五月，《夜话》、《派饭》发表于《莲湖文艺》第五期；

六月，《老师不在——》发表于《陕西教育》第六期；

《黎明》发表于《河南文艺》第六期；

《第五十三个——》发表于《上海文艺》第六期；

《水》发表于《儿童文学》第六期；

《深深的秦岭里》发表于《郑州文艺》第六期；

七月，《静静的脚步声》发表于《西安日报》七日；

《茶壶嫂》发表于《文艺作品》第七期；

九月，《保京上任》发表于《延河》第九期；

十月，《泉》发表于《安徽文艺》第十期；

十二月，《眼睛》发表于《陕西少年》第十二期；

《闷姑》发表于《群众文艺》第十二期；

《端阳》发表于《甘肃文艺》第十二期；

本年重要研究与评论：

外地报刊出现了有分量的作品评论，如邹荻帆《生活之歌——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文艺报》一九七八年第五期），程德培《短小精悍，清新自然——读贾平凹几篇短篇小说》（《上海文学》一九七八年第十期）。

老诗人邹荻帆可能是第一个贾平凹的作品评论者，他“一口气读了青年业余作者贾平凹同志的近三十篇小说”，“农村的新人新事拌和着乡土的气息、麦穗的芳香、果林的色泽沁入我的肺腑，打动了我的心弦。这是一曲曲生活之歌啊！我不由得不为这个在我国农村丰厚生活土壤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者而高兴、赞美！”“作者的作品大多是三千字左右，个别较长的也只万字左右。长短当然不是评定质量的标准，但那些来自生活的，又经过精心剪裁与构思，用生动活泼的富有泥土气息的语言，又是用较短篇幅集中表现人物和主题的作品，却是难能可贵的。”邹荻帆重点分析了《满月儿》、《春女》、《果林里》、《第一堂课》、《帮活》等，指出贾平凹的长处在于“人物活灵活现，环境透明透亮，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如临其境”。他认为贾平凹对笔下人物“都是赋予了感情，寄予了同情与希望的。这是作者能够赋予他小说中的人物以真情实感的重要条件”。“作者的另一个长处是，语言比较生动活泼，既富有生活气息，也比较能以简洁的语言勾画出人性的形象和环境的特色”。也有不足，特别是“在矛盾斗争问题上，作者有时也采取了比较易于解决的或是简单解决的办法”。另外“大约有十多篇小说都是以先进和落后的或反动的人物为对比而构成，比较单一化”。邹荻帆指出，“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可能与作者接触生活的面有关，还有一种可能是作者热望急切为现实的政治斗争服务，因为匆忙命笔”。这些不足（还有一些作品越写越长）都是贾平凹创作中最近发生的，所以更有引起重视的必要。

上海青年批评家程德培深入细致地分析了《第一堂课》、《第五十三个——》、《满月儿》三部作品，还热情地向读者介绍他上年读过的《春女》、《果林里》、《乍角牛》、《猪场夜话》等十几个短篇，肯定这些作品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调子是抒情而富有诗意的”，“结构完整而篇幅短小”，“善于运用我国人物描写的传统手法”，“如果说《第一堂课》是一篇近于散文的小说，那么发表在散文特辑里的《第五十三个——》则是一篇近于小说的散文，也可以说是一篇速写”。这都抓住了贾平凹作品内容和形式的主要特点。程德培这篇评贾平凹小说的文章后来收入他的第一本文学评论集《小说家的世界》（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五），该文也是他第一篇正式发表的文学评论，可算是“新时期”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共生关系的一个典型。

贾平凹从一九七八年开始有了全国范围的影响。

本年贾平凹创作自述：

“总算摸出点门道了”，“稿子的采用率逐渐在提高”。①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青春》1984年第7期。

一九七九年，二十七岁。

本年全国政坛文坛大事

四月，《上海文学》四月号发表评论员文章《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李子云、周介人执笔）。该刊在六-十一期开辟“关于《为文艺正名》的讨论”专栏，各地报刊纷纷参与讨论。五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要为真理而斗争——优秀共产党员张志新同林彪、“四人帮”进行殊死斗争的事迹》（中共辽宁省委《共产党员》杂志社供稿）。六月五日《河北文艺》第六期发表李剑《“歌德”与“缺德”》，引发全国范围争议，《光明日报》、《人民日报》参与争论。九月四日胡耀邦参加中宣部会议时就此事发表讲话，争论渐趋平息。

九月二十六日，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演出沙叶新等编剧六幕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又名《骗子》），剧本刊于《戏剧艺术》九期。该剧随后在安徽、山西、河南、广州、南京等地内部或公开演出，引起争议。

三月二十六-二十九日，一九七八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大会在京举行。

十月三十-十一月十六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致《祝辞》，指出“党对文艺工作者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艺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一月二十日，《上海文艺》更名为《上海文学》；《山花》、《收获》、《剧本》、《民间文学》复刊；四月，三联书店《读书》杂志创刊；六月，花城出版社《随笔》创刊；八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百花洲》创刊。

本年全国重要作品

《天安门诗抄》（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三月出版）、茹志鹃《剪辑错了的故事》（《人民文学》第二期）、张扬《第二次握手》（《中国青年报》三月十七日起连载，中国青年出版社七月出版）、北岛《回答》（《诗刊》第三期）、从维熙《大墙下的红玉兰》、冯骥才《铺花的歧路》、白桦《今夜星光灿烂》（《收获》第二期）、王蒙《青春万岁》（《北京文艺》连载，人民文学出版社五月版）、《重放的鲜花》（上海文艺出版社，五月版）、高晓声《李顺大造屋》（《雨花》第七期）、蒋子龙《乔厂长上任记》（《人民文学》第七期）、孙犁散文集《晚华集》（百花出版社，八月版）、王蒙《悠悠寸草心》（《上海文学》第九期）、刘宾雁《人妖之间》（《人民文学》第九期）、白桦和彭宁合著电影剧本《苦恋》（《十月》第三期）、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北京文艺》第十一期）、王蒙《布礼》（《当代》第三期）、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红岩》第二期）、宗璞《我是谁？》（《长春》十二月号）。

郑伯奇、周立波、方之逝世。高晓声、方之、鲁彦周复出。郑义、扎西达娃、李杭育、史铁生、郑渊洁、张辛欣开始发表作品。

本年贾平凹出版小说集：

四月，中篇小说《姐妹本纪》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七九年七月十二日致丁帆信中说该书一九七八年已出版，“现即将出版发行”，或许书稿交出版社准备出版是一九七八年，版权页上写明“一九七九年四月第一版”，但迟至七月十二日作者本人尚未收到。

本年贾平凹发表小说：

《进山》，《十月》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雪夜静悄悄》，《上海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三期；

《竹子和含羞草》，《收获》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林曲》，《人民文学》一九七九年第四期；

《结婚》，《光明日报》一九七九年五月十三日；

《夏夜光棍楼》，《延河》一九七九年第七期；

《春》，《北方文学》一九七九年第七期；

《最后一幕》，《边疆文艺》一九七九年第九期；

《琴声》，《奔流》一九七九年第九期；

《丈夫》，《鸭绿江》一九七九年第十一期；

《明日要上课》，《少年文艺》一九七九年十一期；

《纺车声声》，《青春》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

《麦收时节》，《人民文学》一九七九年第十二期。

本年贾平凹发表散文：

《夜话》，《宁夏文艺》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爱和情——〈满月儿〉创作之外》，《十月》第三期；

《盼儿》，《少年文艺》一九七九年第十一期。

本年主要研究与评论：

《关于贾平凹和他的小说》（《文汇报》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是胡采为上海文艺出版社“萌芽丛书”之一《山地笔记》所作序言的第二部分，作者首先指出，“读贾平凹的作品，给人一种特别亲切近人的感觉。这和作者的文风、艺术描写等有关。但主要的，首先是在内容方面。作品中洋溢着作者自己对生活的真情实感，洋溢着对他所描绘的生活题材、人物的深刻了解和热爱之情”。接着逐一分析了贾平凹作品中充满的对“穷山恶水”的故乡风物和人民的热爱，这种热爱驱使贾平凹不仅描写人民内部先进与落后、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冲突，不仅写到“四人帮”对“农村教师、画家的迫害”，还大量描写了平凡善良的农民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创造未来的美好生活，而在自己不同的岗位上贡献力量”的种种感人至深的人和事，比如把青春奉献给时代的农村知识青年。贾平凹喜欢写农村青年的爱情，其特点在于“没有把对爱情的描写，游离于他要表现的新一代青年人的崇高理想和美好情思之外，他是把爱情作为一种积极建设社会主义的鼓舞力量来展现的”。此外，贾平凹对儿童的描写也亲切感人，“就是直到现在，作者贾平凹本人还保留着一颗孩子样的心灵，他是以自己不久才刚刚变成大哥哥的心情，来理解、观察、欣赏和接近夏芳儿这样一伙弟弟妹妹们的生活的”。

本年贾平凹获奖及创作自述：

短篇小说《满月儿》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满月儿之外》（创作谈）获《十月》首届文学奖。

三月二十六-二十九日，第一届（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颁奖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由《人民文学》杂志社主编李季主持，茅盾、周扬发表讲话，文艺界二百多知名人士出席。获奖作品有刘心武《班主任》、王亚平《神圣的使命》、莫申《窗口》、邓友梅《我们的军长》、周立波《香江一夜》、王愿坚《足迹》、成一《顶凌下种》、李陀《愿你听到这支歌》、宗璞《弦上的梦》、卢新华《伤痕》、张洁《从森林里来的孩子》、张承志《旗手为什么歌唱母亲》、张有德《辣椒》、贾大山《取经》、王蒙《最宝贵的》、陆文夫《献身》、肖平《墓碑与鲜花》、刘富道《眼睛》、孔捷生《姻缘》、祝兴义《抱玉岩》、关庚寅《“不称心”的姐夫》、齐平《看守日记》、于土《芙瑞达》、童恩正《珊瑚岛上的死光》。

贾平凹《满月儿》获奖。“赴京的路上我激动得睡不着，吃不下。临走时我一连写就了七八封信给亲朋众友，全带着，准备领奖的那天从北京发出。但一到北京，座谈会上坐满了老作家，坐满了新作家，谈谈他们的作品，看看他们的尊荣，我的嚣张之气顿然消失——七八封告捷的信我一把火烧了。”“颁奖活动的七八天里，我一语不发，我没什么可发的，夜里一个人在长安街头上走，冷风吹着，我只是走。自言自语我说了许多话，这话我是给我说的，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回到家，我把获奖证书扔给了妻子，告诉说：请把它压在箱子底，永远不要让人看见！”①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青春》1984年第7期。

“这一年，文坛上新人辈出，佳作不断，惊叹别人，对照自己，我又否定起我前一段的作品，那是太浅薄的玩意儿了。我大量的读书，尽一切机会到大自然中去，培养着作为一个作家的修养，训练着适应于我思想表达的艺术形式。”

“从夏天起，病就常常上身，感冒几乎从没有停止，早晚鼻子总是不顺通。我警告自己：笔不能停下来。当痔疮发炎的时候，我跪在椅子上写，趴在床上写，当妻子坐月子的时候，我坐在烘尿片的炉子边写。每写出一篇，我就大声朗读，狂得这是天下第一好文章，但过不了三天，便叹气了，视稿子如粪土一般塞在抽屉里。”②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青春》1984年第7期。

在为《山地笔记》所作自序《山地向导》中，贾平凹说，“我是山里人”，“我是在门前的山路上爬滚大的；爬滚大了，就到山上割那高高的柴草，吃山果子，喝山泉水，唱爬山调。山养活了我，我也懂得了山”。

在写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五日的《爱和情——〈满月儿〉创作之外》（《十月》第三期）中贾平凹说，“《满月儿》写出的时候，不是要想拿出变铅字的，我是写给我的爱人的：我常常把她作为我的作品的模特儿和唯一的读者的，所以，我是怀着真挚的、热烈的感情去写得”。“满儿和月儿，最早是我的两位本家姐姐”，“后来，认识了我的爱人和她的一位朋友，她们几乎有我两位姐姐一样的性格”，“后来，我们分开了，长时期不见一面，但一闭上眼睛，他们就站在那里了——倾注了感情的人，在心中活着，活着——”“终于，在一九七七年的冬天，我到一个大队搞社史的时候，我心中的人物被触发了”。“我有了一点小小的浅浅的体会，就是：要搞文学，就要对文学爱，对文学爱了，才会爱你作品中的人，爱的深了，才会出情，有情就能调动一些因素、一切手段，来塑造你的文学作品中的人了，这样，恐怕才不会被读者说：这篇写得没意思极了！”

一九八〇，二十八岁。

本年全国政坛文坛大事

一月，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小说月报》、湖南文艺出版社《芙蓉》创刊。《文汇报》创办《文汇增刊》，翌年更名《文汇月刊》。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创办《散文》月刊。十月《北京文艺》更名《北京文学》。

三月二十五日，一九七九年（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结果揭晓，颁奖大会在京召开。五月，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发表于五月七日《光明日报》，拉开“三个崛起”和朦胧诗论争序幕。十月八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发表赵丹《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金庸《射雕英雄传》由《武林》杂志连载，这是金庸小说在大陆首次亮相。

本年全国重要作品

《一九七八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月版）、《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获奖作品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月版）、陆文夫《小贩世家》（《雨花》第一期）、王蒙《说客盈门》（《人民日报》一月十五日）、徐怀中《西线轶事》（《人民文学》第一期）、张弦《被爱情遗忘的角落》（《上海文学》第一期）、谌容《人到中年》（《收获》第一期）、靳凡《公开的情书》（《十月》第一期）、熊召政诗歌《请举起森林般的手，制止！》（《长江文艺》第一期）、毕必成剧本《庐山恋》（《花城》第四期，六月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庐山恋》在国内外公映）、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宁夏文艺》第一期）、高晓声《陈奂生上城》（《人民文学》第二期）、王蒙《风筝飘带》（《北京文艺》第五期）、王蒙《春之声》（《人民文学》第五期）、张抗抗《淡淡的晨雾》（《收获》第三期）、艾青诗集《归来的歌》（四川人民出版社五月出版）、王蒙《海的梦》（《上海文学》第六期）、王蒙《蝴蝶》（《十月第四期》）、何士光《乡场上》（《人民文学》第八期）、路遥《惊心动魄的一幕》、遇罗锦《一个冬天的童话》（《当代》第三期）、叶辛《蹉跎岁月》（《收获》第五期）、汪曾祺《受戒》（《北京文学》第十期）、韩少功《西望茅草地》（《人民文学》第十期）、戴厚英《人啊，人！》（广东人民出版社十一月版）、徐兴业《金瓯缺》第一册（福建人民出版社十二月版）。

诗人李季、著名演员赵丹逝世。张炜开始发表作品。

本年贾平凹出版小说散文集：

《山地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一月第一版，胡采作序，收《满月儿》等一九七九年之前发表的短篇小说三十七篇；

《早晨的歌》，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二月第一版，收《月亮滩上》、《山镇晨话》、《春女》、《盼儿》、《老师不在》、《端阳》等小说散文十一篇。

本年贾平凹发表小说：

《癌症——一个真实的故事》，一九八〇年一月；

《罪证》，《人民日报》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六日；

《笛韵》，《绿原》一九八〇年第一期；

《日历》，《朝华》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牧羊人》，《新港》一九八〇年第二期；

《提兜女》，《上海文学》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青枝绿叶》，《雪莲》一九八〇年第三期；

《山镇夜店》，《雨花》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阿娇出浴》，《长安》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花儿》，《文艺增刊》一九八〇年第四期；

《月夜》，《芒种》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夏家老大》，《芳草》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大碗“羊肉泡”》，《滇池》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他和她的木耳》，《延河》一九八〇年第五期；

《头发》，《广州文艺》一九八〇年第六期；

《春愁》，《花溪》一九八〇年第七期；

《饭间》，《春风》一九八〇年第八期；

《地震——一九七六年的一个故事》，《北京文艺》一九八〇年第九期；

《瓦罐》，《长安》一九八〇年第九期；

《七巧儿》，《新港》一九八〇年第十期；

《上任》，《延河》一九八〇年第十期；

《鲤鱼杯》，《解放军文艺》一九八〇年第十一期；

《在姚村》，《光明日报》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本年贾平凹发表散文：

《空谷萧人》，《上海文学》一九八〇年第八期；

《月迹》，《散文》一九八〇年第十一期。

本年评论与研究：

本年评论、研究贾平凹的文章剧增。主要有阎钢《贾平凹和他的短篇小说》（《光明日报》一九八〇年二月六日），丁帆《谈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文学评论》）一九八九年第四期），黄伟宗《人物多样化与手法多样化：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头发〉》（《广州文艺》一九八〇年第六期）等。

阎钢主要论及《竹子和含羞草》与《满月儿》，认为这两部作品“可以代表这位聪颖多才的作家的艺术风格”。“贾平凹是山里人，家住陕南。他爱家乡如爱母亲。在他眼里，家乡的一切，都是有情物，哪怕一石一草。家乡哺育了这个年轻人，也哺育了他的创作。在他近百篇的短篇小说中，到处散发着迷人的乡土气息”。“贾平凹写人物，注重音容笑貌，特别爱写姑娘的笑——在她们身上，作者发现了生活的美，又寄托了作者自己的理想。对于农村的生活前景，贾平凹始终是个乐天派”，“读了贾平凹的作品，不会觉得吃力，因为他在生活和父老面前不忘记自己是个晚辈，诚实、谦恭。所以，他不会高高在上地、故作高深地、吹胡子瞪眼地教训读者。而且，也不直出直入，简单生硬。他好像很清醒，写小说就是把人民的美和生活的善描绘给人看，而不是把某种理念引证给人们学。到底是图解政治，还是描写生活？他选择了后者。因而，他的作品呈现出的，是生活画面和画面上的风俗人情；还有一种没有出现在画面上的、却作用于生活变幻的东西。那也许就是政治，但作者没有直说”。

丁帆发表于《文学评论》的长篇论文特别着眼于贾平凹小说人物和细节描写的特点，认为贾平凹“总是抒情的，处处表现为对美的追求”，这主要体现为人物（特别是年轻女性）描写上对外在容貌（“姿”）和精神世界（“韵”）并重，景物描写方面“酷似一幅幅隽永的水墨画，然而却散发着浓烈的泥土芳香”，还有许多含蓄高妙足以深化主题的结尾。“总结贾平凹的艺术创作，其特点是显著的，它们有人物‘姿’和‘韵’的意境美；有细节描写的美；有浓郁的生活情趣，洋溢着乡土气息。”“要特别提到的是，他的作品文字简练，笔墨比较精醇，构思小巧玲珑，能以少胜多。作品一般不超过五千字，有的甚至只有两千字左右。短，是短篇作家难能可贵之处，然而贾平凹却能保持这种优良的文风，不但给人艺术的享受，而且使你得到精神的陶冶，它们的美学价值是不可低估的。”

本地作者评论文章也开始增多，如费秉勋《试论贾平凹小说的艺术风格》（《延河》一九八〇年第八期），《灵魂剖析的得失：读贾平凹发表在〈长安〉的两篇新作》（《长安》一九八〇年第九期），《贾平凹新作浅议》（《光明日报》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二日），李健民《在探索中前进：评贾平凹的近作》（《长安》一九八〇年第九期）。

费秉勋后来认为，贾平凹的创作在一九八〇年进入了第二阶段，“由歌颂转入了揭露，由抒情转入了沉思。在这个阶段的创作中，一九八〇年偏重于对社会弊端的揭露，一九八一年偏重于对社会人生的思考”。

本年贾平凹获奖、工作调动及创作自述：

短篇小说集《早晨的歌》获陕西省书评委员会颁发的陕西第一届优秀图书奖；

四月，从陕西人民出版社文艺组调入西安市宣传部下属文联主办的文学月刊《长安》编辑部，任小说编辑，负责陕西之外的全国来稿，偶尔也接待本地作者。

“终于攻出了一批文章，外界的反应不错，增加了我的信心。比较起来，我有些得心应手了，而且习惯了一种战法：思考了什么，就写出一篇，写出一篇，就写出一批，一批写完，就重新开辟领地。评论家们对我的作品有了注意，评价文章骤然多了起来，似乎是有些小名气了呢”。①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青春》1984年第7期。

在写于一九八〇年七月十四日的《溪流——〈贾平凹小说新作集〉序》中，贾平凹说，“我愈来愈爱生我养我的山地了。就像山地里有着纵纵横横的沟岔一样，就像山地里有着形形色色的花木一样，我一写山，似乎思路就开了，文笔也活了”。“正因为寻着自己的道路，它的步伐是艰辛的。然而，他从石板上滑下，便有了自己的铜的韵味的声音；它从石崖上跌落，便有了自己的百练般的颜色；它回旋在穴潭之中，便有了自己的叵不可测的深沉——只要它要流，它探索，它就有自己的路子”。

一九八一年，二十九岁。

本年全国政界文坛大事

全国范围讨论如何一面反左，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一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电影《苦恋》遭反复批评。纪念鲁迅诞辰一百周年活动隆重举行，十六卷本《鲁迅全集》出版。巴金呼吁成立现代文学馆。

上海作协《萌芽》正式复刊，《甘肃文艺》改名《飞天》，中国作协《民族文学》双月刊创刊；浙江文联文学季刊《江南》创刊；大型文学刊物《东方》创刊于杭州；《青年作家》创刊于成都；《文学报》创刊于上海；《中国通俗文艺》在京创刊；

三月二十四日，一九八〇年（第三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选结果揭晓，发奖大会在京召开；五月二十五-三十日，全国中篇小说、报告文学、新诗评奖发奖大会在京召开；七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阔别大陆二十八年后首次回大陆访问的金庸。

本年全国重要作品

赵振开（北岛）《波动》（《长江》第一期）、汪曾祺《异秉》（《雨花》第一期）、《寂寞和温暖》（《北京文学》第二期）、《大淖记事》（《北京文学》第四期）、《岁寒三友》（《十月》第三期）、《七里茶坊》（《收获》第五期）、《故乡人（三题）》（《雨花》第十期）、水运宪《祸起萧墙》（《收获》第一期）、张贤亮《土牢情话——一个苟活者的祈祷》（《十月》第一期）、古华《芙蓉镇》（《当代》第一期，作者修改后于同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后获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王润滋《内当家》（《人民文学》第三期）、刘心武《立体交叉桥》、古华《爬满青藤的木屋》（《十月》第二期）、孙犁《秀露集》（百花文艺出版社，三月版）、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花城出版社，三月版）、李泽厚《美的历程》（文物出版社，三月版）、张抗抗《北极光》、王蒙《杂色》（《收获》第三期）、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五月版）、张贤亮《龙种》（《当代》第五期）、张弦《挣不断的红丝线》（《上海文学》第六期）、陈建功《飘逝的花头巾》（《北京文学》第六期）、张洁《沉重的翅膀》（《十月》第四-五期连载）、蒋子龙《赤橙黄绿青蓝紫》（《当代》第四期）、韩少功《风吹唢呐声》（《人民文学》第九期）、曾卓《悬崖边的树》（四川人民出版社，九月版）、《孙犁文集》（一-五册，百花文艺出版社）。

茅盾逝世。杨争光、王家新、何立伟、徐小斌开始发表作品。

本年贾平凹出版小说集：

《贾平凹小说新作集》，中国青年出版社一九八一年五月第一版，收录短篇小说二十四篇。

本年贾平凹发表小说：

《野火》，《奔流》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老人》，《当代》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病人》，《延河》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路过》，《文艺增刊》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下棋》，《北京文学》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亡夫》，《长安》一九八一年第二期；

《水月》，《上海文学》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二月杏》，《长城》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哥俩》，《文汇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夏屋婆”悼文》，《十月》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在一个小镇的旅店里》，《天津日报》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八日；

《镜子》，《南苑》一九八一年第六期；

《马大叔》，《芒种》一九八一年第七期；

《香椿芽儿》，《奔流》一九八一年第七期；

《生活》，《长安》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乡里舅家》，《河北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任小小和他的舅舅》，《泉城》一九八一年第九期；

《文物——一个过去的童话》，《上海文学》一九八一年第九期；

《年关夜景》，《安徽文学》一九八一年第九期；

《好了歌》，《北京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十期；

《晚唱》，《文学报》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沙地》，《延河》一九八一年第十一期；

《在鸟店》，《长安》一九八一年第十二期。

本年贾平凹发表散文：

《溪》，《芒种》一九八一年第一期；

《钓者》，《绿原》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一颗小桃树》，《天津日报》一九八一年四月三十日；

《陈炉》，《散文》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丑石》，《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七月二十日；

《鸟巢》，《人民文学》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夜游龙潭寺》，《散文》一九八一年第八期；

《云雀》，《长安》一九八一年第十期；

《观砂砾记》，《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

《地平线》，《人民日报》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日；

《“冬花”》，《草原》一九八一年第十一期；

《冬景》，《散文》一九八一年第十二期。

本年评论与研究：

臻海《揭出病苦应是为了疗救》（《工人日报》三月二十六日）认为：“《二月杏》提供给人们的，乃是一幅被歪曲、丑化了，色调灰暗的生活图画”，“散布了一种看破红尘、悲观厌世的错误思潮”，“它摭取了——一些局部的消极现象加以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发挥，却没有把这一‘点’恰当地放在整个历史新时期的宏大背景之下，没有表现出或者至少是暗示出这类消极的落后的东西必然要为积极的前进的事物所战胜和取代的客观趋势”。

《二月杏》描写被“文革”以不同方式伤害和耽误的地质工人和山地妇女各自的人生悲剧以及相互的感情纠葛，《地质报》编辑部召集座谈会（二月），与会地质工作者指出，该作品思想主题消极，描写不真实，歪曲了地质工人形象，作者态度不严肃，是自然主义的描写。文闻整理《对〈二月杏〉的批评意见》（《长城》第三期）。

《文学报》十一月十九日发表于朝贵《格调低沉 立意失真——评〈晚唱〉》，集中分析小说刻画的模样丑陋心理变态的人物穆仁文，认为这种人物“在今天已经失去社会生活的依据了”。“暴露和批评”丑恶面世可以，但作者本身必须具有正确健康的趣味，贾平凹正是在这点上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文学报》同期刊登梁建《形象鲜明，讽刺真切——读〈晚唱〉》予以肯定。其他意见收录在该报一周之前梁湃摘《小说〈晚唱〉引起的强烈反响》（《文学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其他评论文章还有：孙理《人生心灵的剖析——读〈瓦罐〉》（《长安》第三期）；曹永慈《向生活的深处挺近》（《延河》第二期）；孙犁《读一篇散文》（《人民日报》七月四日）；夏康达《谈贾平凹的两篇新作》（《天津日报》七月十六日）；蒋荫安《一个有自己“声音”的青年作者》（《文学评论丛刊》第十辑）；王愚、肖云儒《生活美的追求》（文艺报）第十二期）；费秉勋《贾平凹一九八一年小说创作一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第八期）。

费秉勋认为，“和一九八〇年相比，贾平凹一九八一年的小说创作又有了变化”，“人生的愤激变成了老庄式的达观，冷峻的调侃换而为感伤的惋叹”，“代表作是《沙地》、《二月杏》和《“夏屋婆”悼文》等”。①费秉勋：《贾平凹论》，第18页，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0年5月第1版，1992年7月第2次印刷。

本年贾平凹创作自述：

“我什么都想写，顺心所欲。开始了学写中篇，开始了进攻散文，诗的兴趣也涨上来了。又爱起了书法，绘画，戏曲。又是没黑没明地干，又是洋洋得意地轻狂。”②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青春》1984年第7期。

一九八二年，三十岁。

本年全国政界文坛大事

各地报刊展开人性、人道主义问题大讨论。三月二十二日，一九八一年（第四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发奖大会在京举行。六月十二-十八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图书发行体制改革座谈会，首次提出今后将大力支持自办发行，改革购销方式，发展集体书店的同时积极扶持个体经营书店书摊。

八月一日，《上海文学》第八期在“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专栏刊登冯骥才、李陀、刘心武对高行健《现代小说技巧初探》的意见，三封信是《中国文学需要“现代派”——冯骥才给李陀的信》、《“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需要冷静地思考——刘心武给冯骥才的信》。各地报刊不断有关于“现代派”的讨论文章。

九月一-十一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举行，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十一月五日，北京人艺在京演出高行健、刘会远编剧、林兆华导演的话剧《绝对信号》，这是北京人艺“探索戏剧”之始，也是小剧场试验的开端。十一月十日，《读书》第十一期发表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

十二月十五日，首届“茅盾文学奖”授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克芹《许茂和他的女儿们》、魏巍《东方》、姚雪垠《李自成》第二部、莫应丰《将军吟》、李国文《冬天里的春天》、古华《芙蓉镇》获奖。

一月二十五日青年文学月刊《丑小鸭》创刊；一月二十八日《小说季刊》改名《青年文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大型文学刊物《昆仑》创刊；甘肃文联《当代文艺思潮》创刊于兰州；大型文学季刊《特区文学》创刊于深圳（头三年为季刊，一九八五年起改为双月刊，国内由广州邮局发行，海外由香港三联书店发行，一度成为传播“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阵地）；河北文联《文论报》半月刊创办于石家庄。

本年全国重要作品

张一弓《张铁匠的罗曼史》、张承志《北望长城外》、汪曾祺《晚饭花》（《十月》第一期），汪曾祺《皮凤三楦房子》、张一弓《黑娃照相》（《上海文学》第三期）、方方《大篷车上》（《长江文艺》第二期）、舒婷诗集《双桅船》（上海文艺出版社，二月版）、张洁《方舟》、孙犁《芸斋小说》五篇（《收获》第二期）、王蒙中篇小说《相见时难》、孔捷生《南方的岸》、张承志《绿夜》（《十月》第二期）、张笑天《离离原上草》（《新苑》第二期）、邓友梅《那五》（《北京文学》第四期）、冯骥才《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上海文学》第五期）、路遥《人生》（《收获》第三期）、《塑造美的心灵——李燕杰报告集》（上海人民出版社，五月版）、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文学》第八期）、谌容《太子村的秘密》、巴人长篇小说《莽秀才造反记》（《当代》第四期）、铁凝《哦，香雪》（《青年文学》第五期）、蒋子龙《锅碗瓢盆交响曲》（《新港》第十期）、王安忆中篇《流逝》（《钟山》第六期）、李存葆《高山下的花环》、张承志《黑骏马》（《十月》第六期）、孙犁小说散文集《尺泽集》（百花文艺出版社，十二月版）、贾平凹散文集《月迹》（百花文艺出版社）、王蒙游记散文集《德美纪行》（浙江人民出版社）

金山、吴伯萧、袁水拍、李健吾、苏青逝世。矫健、潘军、方方、梁晓声、马原、于坚、李存葆、严歌苓、王小波、池莉、张旻、周梅森、董立勃、刘索拉、刘庆邦开始发表作品。

本年贾平凹出版散文集：

《月迹》，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收散文三十四篇，是贾平凹第一本散文集。孙犁《贾平凹散文集〈月迹〉序》（一九八二年七月五日《人民日报》）盛赞“这位青年作家，是一位诚笃的人，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他的产量很高，简直使我惊异。我认为，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文学事业上来了”，“他像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在炎炎烈日之下，或细雨濛濛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耘不已的农民”。

本年贾平凹出版小说集：

《野火集》，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二月第一版，收短篇小说二十一篇，回忆录两篇。

本年贾平凹发表小说：

《房东》，《泉城》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春天》，《鹿鸣》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退婚》，《文艺》一九八二年一月六日；

《拉车》，《上海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马玉林和他的儿子》，《华夏》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三十未立》，《青春丛刊》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针织姑娘》，《飞天》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阿秀》，《延河》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清官》，《南苑》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清茶》，《小说界》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童年家事》，《莽原》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小城街口的小店》，《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一个足球队员》，《百花洲》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喝酒》，《奔流》一九八二年第六期；

《院子》，《雨花》一九八二年第八期；

《阳光下的绿湖》，《文汇》一九八二年第九期；

《鸽子》，《北京文学》一九八二年第十期；

《土地》，《新港》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

《朝拜》，《江城》一九八二年第十一期。

本年贾平凹发表散文：

《爱的踪迹》，《芒种》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品茶》，《草原》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落叶》，《芳草》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泉》，《新港》一九八二年第二期；

《夜籁》，《人民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酒》，《文艺》一九八二年第三期；

《入川小记》，《散文》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少不入川》，《青年作家》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天上的星星》，《北京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七期；

《十八桥》，《福建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七期；

《紫阳城记》，《散文》一九八二年第九期；

《太阳路》，《河北文学》一九八二年第十期；

《五味巷》，《文学报》一九八二年十月二十一日。

本年贾平凹发表诗歌：

《致陕北黄土高原》，《星星》一九八二年第四期；

《诗二首》，《星星》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夜航给月》，《丑小鸭》一九八二年第五期。

本年重要评论与研究：

肖云儒整理《贾平凹作品讨论会纪要》（《当代文艺思潮》第一期）；叶浓、肖云儒《文学应该深切感受时代的脉搏（贾平凹近作讨论会旁听记）》（《陕西日报》四月一日）；《记“笔耕”组贾平凹近作讨论会》（《延河》第四期）；费秉勋《贾平凹一九八一年小说创作一瞥》（《延河》第四期）；陈深《把生活的井掘得更深（贾平凹小说创作直观录）》（《延河》第四期）；江南雨《探求者（记青年作家贾平凹）》（《南苑》第四期）；孙犁《再谈贾平凹的散文》（《天津日报》四月二十二日）；冠勇《印着时代色泽的艺术花朵（也谈贾平凹近年的小说创作）》（《延河》第五期）；李星《贾平凹的几篇小说近作》（《延河》第五期）；费秉勋《贾平凹散文的美学探索》（《上海文学》第五期）；仁新《对贾平凹近作的评论》（《作品与争鸣》第六期）；苏剑勇《〈二月杏〉发表后受到批评，贾平凹走出门听取意见》（《中国青年报》六月十七日）；李建民《探索中的深化与不足：读贾平凹近期小说创作》（《延河》第七期）；畅广元《作家应该具有穿透力：读贾平凹几篇近作的感受》（《延河》第七期）；孙犁《贾平凹散文集序》（《人民日报》七月五日）；和谷《贾平凹速写》（《文汇月刊》第九期）；孙犁《读贾平凹》（《解放日报》十二月二十六日）

一九八二年二月十日至十三日，西安“笔耕文艺研究组”召开贾平凹近作讨论会，讨论结果发表于《延河》、《作品与争鸣》、《陕西日报》等报刊，《延河》一九八二年第四期有讨论会综述《记“笔耕”组贾平凹近作讨论会》。“与会同志对贾平凹在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勤奋好学和顽强探索精神，作了充分的肯定；对他早期的创作，虽有某些不同看法，但在总的方面也给予了相当的评价；对他一九八一年以来的近期创作，大家认为技巧上比较圆熟，但对其思想倾向等问题的认识，则有较大的分歧：

“一种意见认为：贾平凹的近作，有一部分仍然保持了以往创作的特色，基调是积极、健康、向上的。但有一部分作品，思想倾向上出现了一些偏差，从过去写美人美事美景，到写丑人丑事丑景，怪人怪事怪景。他写人物的精神创伤，以至于在痛苦中不能自拔；他写人物命运的坎坷，以至于有时很难看到生活出路。有同志说，贾平凹的近作，出现了思想和艺术反向发展的趋势。”“一些同志在探讨贾平凹近作产生某些偏差的原因时指出：对艺术的探索，必须以对生活的探索为先导，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作指针。这些方面，恰恰是平凹比较薄弱的环节。”

“持另一种意见的同志认为，贾平凹的思想不是出世而是入世。他近来反映的生活越来越广，越来越深，越来越复杂，他在思考生活，触及社会，探索人生，解剖灵魂，企图把生活的本来面目，真是地暴露在读者面前。有的同志说，贾平凹作品中所暴露的，是别人没有注意的、我们民族性格中不光彩的一面。有的作品主人公失败了，但不是败给哪一个人，而是败给了民族的惰性。”

“另一种意见说，贾平凹的创作，开始表现出对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偏离，而向批判现实主义倾斜。”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贾平凹的创作方法，是属于‘表现’艺术的中国古典艺术体系传神写照的创作方法。主要特点一是重在写神，不求形似；二是作品中流动充盈着作者的艺术气韵。如果硬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去套贾平凹的作品，自然是套不上的。”

费秉勋《贾平凹一九八一年小说创作一瞥》强调贾平凹是一个“艺术追求多转移和多成效的作家”，一九八一年二十篇小说、四十多篇散文更“显示出空前的复杂性”。他将贾平凹这年的小说分成五组逐一分析，认为贾平凹继承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美学精神，这个说法还嫌宽泛，准确地说，是“复现”了六朝志怪、志人、唐传奇以及《聊斋志异》、《浮生六记》这一传统，“以传神写照为特征，并流动着体现作家个性的艺术气韵”，和古典诗歌、书法、绘画、戏剧同属一个体系，而不同于明清以来的白话小说，后者“开始逻辑严密地叙述故事情节，写景写人虽也时时出以写神的笔调，而作家的主观艺术气韵已经消失”。费秉勋认为，“从我国这种文学艺术的传统看，现实主义也不应当是社会主义文艺唯一的创作方法。贾平凹一九八一年所运用的便是经受了一定考验的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对他“不要干预过多”，“不要总喜欢大家都像作广播操一样整齐”。

本年贾平凹获奖及创作自述：

《爱和情》获《十月》文学杂志首届文学创作奖；《山镇夜店》获第一届雨花奖；

“一批又一批作品的发表，我等待着它们的爆炸，等待着社会的赞美，但是，回答我的，却是评论家的批评。批评得多么严厉啊！随之，社会上对我的谣言四起，说我写的多，是掏钱雇佣了三四个人专门提供情节、细节呀，说我犯了大错误了，被开除了，甚至说我已被下放，赶出城去了。”

“我请人画了一张达摩图，决心从头开始，深入生活，研究生活，潜心读书，寂寞写作。于是，拒绝参加一切出人头地的会，躲避去文学讲习班上作报告，推辞到一些报刊创作颁奖会上领奖。”①贾平凹：《我的台阶和台阶上的我》，《青春》1984年第7期。

在《性格心理调查表》（《丑小鸭》第二期）中，贾平凹确认自己属“粘液质+抑郁质”，“我出生在一个二十二口人的大家庭里，自幼便没有得到什么宠爱，长大体质差，在家干活不行，遭大人唾骂，在校上体育，争不到篮球，所以便孤独了，欢喜躲开人，到一个幽静的地方坐地。愈是躲人，愈不被人重视，愈不被人重视，愈要躲人，恶性循环，如此而已”；谈到自己的业余爱好，“喜欢观画，看美术杂志大大胜过看文学杂志。爱看杂书：建筑、医药、兵法、农林、气象、佛学——”

在“笔耕”组的近作讨论会上，贾平凹概括了他对创作的追求，主要是力图以中国传统美的表现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他还把自己的创作分成三个阶段，或三种境界，一是“单纯入世”，以童年眼光吧事物看得单纯而又抒情；二是“复杂处世”，目前刚刚进入这个境界，试图在人物身上表现出时代和人生的复杂性来；第三是“单纯出世”，不同于“遁世”，乃是追求思想艺术的高度成熟，看世界更清楚一些，不被生活的复杂性所左右。②“本刊记者”：《记“笔耕”组贾平凹近作讨论会》，《延河》1982年第4期。

关于力图用中国传统美学来真实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情绪，在《“卧虎”说》一文中有更清楚的阐述。“我说的‘卧虎’，其实是一块石头，守在霍去病的墓侧——前年冬天，我看到这只卧虎时，喜爱极了，视有生以来所见的唯一艺术妙品——想生我育我的商州地面，山川水土，拙厚，古朴，旷远，其味与卧虎同也。我知道，一个人的文风和性格统一了，才能写的得心应手，一个地方的文风和风尚统一了，才能写得入情入味，从而悟出要我作文，万不可类那种声色俱厉之道，亦不可沦那种轻靡浮艳之华。‘卧虎’，重精神，重情感，重整体，重气韵，具体而单一，抽象而丰富，正是我求之而苦不能的啊！”“但是，这竟不是一个扑打，剪刀，掀，翻的虎，偏偏要使它欲动，却终未动的卧着？卧着，内向而不呆滞，寂静而有力量，平波水面，狂澜深藏，它卧了个恰好，是东方的味，是我们民族的味”。“以中国传统的美的表现方法，真实的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这是我创作追去的东西——终于有幸及见到了‘卧虎’，我明白了，且明白往后的创作生涯，将更进入一种孤独境界”。①贾平凹：《“卧虎”说——文外谈文之二》，《当代文艺思潮》1982年第2期。这是贾平凹正式喊出取法传统文化口号的第一篇宣言式的创作谈。

一九八三年，三十一岁。

本年全国政坛文坛大事

一月十五日，《当代文艺思潮》发表徐敬亚《崛起的诗群》，与谢冕《在新的崛起面前》（《光明日报》一九八〇年五月七日）、孙绍振《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诗刊》一九八一年第三期）并称“三个崛起”，不断遭批评。三月一-七日，周扬在中宣部、中央党校、中国社会科学院、教育部在京召开的全国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学术报告会上发表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问题的探讨》，其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包含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异化”的阐述，在一九八三-一九八四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受到胡乔木等人强烈批评，周扬被迫在多个场合做自我批评。

三月十六日，中国作协主办的全国第一届（一九七九-一九八二）新诗（诗集）奖、第二届（一九八一-一九八二）报告文学奖、一九八二年短篇小说奖、第二届中篇小说奖评奖结果揭晓，八十四位作者七十五篇（部）作品获奖。

五月，北京人艺演出《推销员之死》，特邀作者阿瑟•密勒来华指导，主演英若诚、朱琳、朱旭；六月，北京人艺在京试演高行健《车站》，导演林兆华。八月二十一-三十日，天津、北京、河北三地文联联合召开“城市文学理论笔会”，首次提出“城市文学”概念。

十月十一-十二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上做了题为《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提出理论和文艺工作存在许多混乱，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二十三日，在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成立大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党校校长王震传达邓小平讲话精神，谈精神污染问题，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在许多场合被反复强调，许多理论提法和作品受到批评，形成一种运动。

本年度全国重要作品

梁晓声《今夜有暴风雪》（《青春》第一期）、王蒙《风息浪止》（《钟山》第一期）、王安忆《窗外搭起脚手架》（《人民文学》第一期）、陆文夫《美食家》（《收获》第一期）、史铁生《我那遥远的清平湾》（《青年文学》第一期）、张贤亮《肖尔布拉克》（《文汇月刊》第二期）、李杭育《最后一个渔佬儿》（《当代》第二期）、铁凝《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十月》第二期）、张贤亮《男人的风格》（《小说家》第二期）、邓刚《迷人的海》、杨炼组诗《诺日朗》（《上海文学》第五期）、彭见明《那山 那人 那狗》（《萌芽》第五期）、刘兆林《啊，索伦河谷的枪声》（《解放军文艺》第八期）、王润滋《鲁班的子孙》（《文汇月刊》第八期）、王蒙开始发表“在伊犁”系列、张辛欣《疯狂的君子兰》（《文汇月刊》第九期）、汪曾祺《故里三陈》（《人民文学》第九期）、汪曾祺《星期天》（《上海文学》第十期）、

萧三、冯乃超、梁宗岱逝世。苏童、莫言、余华、刘震云开始发表作品。

本年贾平凹发表小说：

《鬼城》，《花城》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老人与鸟》，《三月》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连理桐》，《人民文学》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土炕》，《钟山》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两代人》，《钟山》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黄土高原》，《花溪》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刘官人》，《北京文学》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遗璞》，《长安》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小月前本》，《收获》一九八三年第五期；

《商州初录（笔记）》，《钟山》一九八三年第五期；

《蜜子》，《鹿鸣》一九八三年第七期；

《两个瘦脸男人》，《奔流》一九八三年第七期；

《一只贝》，《长安》一九八三年第七期；

《核桃园》，《四川文学》一九八三年第八期；

《干爹娘小史》，《北京文学》一九八三年第九期；

《白浪街》，《延河》一九八三年第九期。

本年贾平凹发表散文：

《走三边》，《散文》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一位作家》，《文艺》一九八三年第一期；

《地下“动物园”》，《飞天》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商州》，《朔方》一九八三年第二期；

《雪品》，《奔流》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小巷》，《长城》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雨花台拣石记》，《山丹》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凉台记》，《解放军文艺》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风竹》，《文艺》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读书示小妹十八岁生日书》，《萌芽》一九八三年第六期；

《黄陵柏》，《人民文学》一九八三年第六期；

《十字街菜市》，《散文》一九八三年第八期；

《棣花》，《十月》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一匹骆驼》，《文学报》一九八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个有月亮的渡口》，《花城》一九八三年第六期。

本年评论与研究：

《花城》第一期发表贾平凹《鬼城》，同时配发黄树森《评〈鬼城〉》。《作品与争鸣》第六期发表施谭《令人失望的〈鬼城〉》。两文均指出贾平凹该作品渲染阴冷可怖的气氛，未能反映时代精神的特征，无论环境还是人物都不具有普遍意义，没有深入开掘“文革”历史悲剧的原因，无助于认识历史和现实的精神创伤。谷岩《贾平凹小说创作的新转机兼论〈朝拜〉的人物描写》（《江城》第一期）；此后《江城》第三期连续刊发皇甫涛《贾平凹的小说〈朝拜〉的象征意义》、易木整理《对运合形象的质疑（评〈朝拜〉）》、龙蕴石《如何理解〈朝拜〉》）、秦生《〈朝拜〉争鸣》（《作品与争鸣》第十期）；韩希明《山地风采：简评〈山地笔记〉的语言特色》（《镇江师专教学与进修》第四期）；王为民《寓深刻的哲理于通篇的记叙之中：浅析贾平凹的〈丑石〉》（《唐山师专学报》第四期）；张志忠《充满活力的溪流：试论贾平凹的创作道路》（《钟山》第五期）；王东明《独抒性灵——读贾平凹散文〈月迹〉》（《文学报》六月十六日）；黄建彦、杨海中《借物喻理，抑扬有术——谈〈丑石〉的艺术构思》（《中学语文教学》第六期）；周矢《靠征服而存在（记青年作家贾平凹）》（《小说林》第十一期）；胡采《给贾平凹同志的信》（《文艺报》十二期）。

时任陕西省作协主席胡采写于一九八三年十月二十日《给贾平凹同志的信》，是对贾平凹八月来信的回复。胡采在信中说，贾平凹因其创作引发读者批评而开始思考“这到底是什么原因，是读者错了，还是我错了？”“是严肃认真的，态度是积极的”，“你从自己的创作实际出发，察觉到你的有些作品，没有‘真正的从生活中真切的体验出一个什么东西，而往往是将生活的材料来验证自己的一个什么思想或意念’，是符合你的某些作品的实际的。在我看到的你的少数作品中，像《下棋》、《瓦罐》等等，是否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好了歌》这篇作品……所表述的那种‘各自获得了新的观念，好了，好了，殊途同归了’思想或意念，究竟如何？是否有点‘不过一场戏’味道？”“我把这一个时期的作品，同《山地笔记》中的作品对照起来考虑问题，逐渐发现：这后期的作品，比起《山地笔记》来，在反应生活内容的广度上和艺术表现的功力上，显然是扩展了，多样化了，丰富了；但是《山地笔记》中的有些可贵的值得保持和发扬的东西，属于你创作实践中称得上是好传统的东西，却被你舍弃了。什么是值得‘保持和发扬’的东西？在我看来，就是《山地笔记》中所洋溢着对山区人民、对自己父老兄弟、姐妹和孩子们的深情，对劳动人民中美好品德和美好情思的赞颂，对社会主义事业所怀有的那种由衷的热爱之情”，“同样是写山区生活——对比之下，不能不说《空谷萧人》中这位砍竹子制萧的姑娘，虽然美丽如画，像《聊斋》中的狐仙，情思也出奇的灵秀，但总感觉到她不是从山区的现实土壤里脱胎出来的，她的形象中含有某种中国古老传说的影子。正是在这一点上，作品减少了对读者感情的思想上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张志忠系统论述了一九七八年以来贾平凹创作所经历的变化，“正因为寻着自己的道路，它的步伐是艰辛的”。“贾平凹是以《满月儿》在文坛初露头角的，此后，他又写出了《山地笔记》中的一批作品。‘清新俊逸’这四个字大致可以概括它的风格”。但接着，张志忠几乎始终着眼于贾平凹与同样以“清新俊逸”见长的风格相似的前辈作家如孙犁、茹志娟、张洁的差距，“贾平凹的这些作品，如人们已经指出的，是师承孙犁的创作风格的”，“但是，在把握时代脉搏上，他毕竟不如孙犁”。“其次，作品的不足还在于人物的雷同化——以一个人物为模特儿，让她在许多作品中出现，这无疑是不利于写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的”。所幸贾平凹逐渐摆脱了早期作品中的这些不足，像茹志娟、张洁一样，从“清新俊逸”走向复杂深沉，“他减少了带着微笑看生活的诗意，开始严肃地思考人生道路，剖析社会弊病，《下棋》、《夏家老太》、《上任》、《山镇夜店》和《晚唱》、《好了歌》、《水月》、《沙地》、《连理桐》等两组作品表现出这种变化”。这主要指贾平凹上述小说对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的描写，张志忠认为在这方面，“贾平凹称得上是匠心独运、构思巧妙的”。“但是，如果深究下去，我们会感到不满足的。严格地说，作者并未能在作品中进一步挖掘滋生不正之风的历史根源和现实症结。相比之下，他的作品多作场面的精彩描写，却缺乏应有的思想深度，有时还得出未必准确的结论”。在这个背景下，张志忠肯定《商州初录》“显示出作家的又一转折。它像《山地笔记》一样，是作家所熟悉的山地生活，又不止于描写年轻女性；它像《上任》等一样不回避生活的矛盾，但力求准确地把握生活中光明与阴影的尺度；它不乏对于爱与美的歌颂，但这种歌颂不是空灵剔透的抒情诗，而是和对于客观生活的摹写融为一体的；它有对于人生的叹惋和感伤，但在悲歌之中交响着希望和进取；描摹人情世态的时候，它不再侧重于消极落后的一面，而是力求发掘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因素。可以说，这是经过了螺旋形发展而达到的一个新的高度”。文章还进一步分析了贾平凹《商州初录》得以创作的当代文学的启示：“近年来，刘绍棠、古华等一批作家都在追求着写出风俗画式的乡土文学，贾平凹的《商州初录》正是在这种影响下写成的，他在自己熟悉的生活中找到了新的表现角度。”“纵观贾平凹的创作，我以为有这样几个明显的特点：在近年来涌现的作家中，他是较长期地从事农村题材创作，经历了近年农村题材小说发展的全过程，并在各个阶段都取得了成绩的。《满月儿》等作品可看作是转换期文学——十七年农村小说的延续和新的创作途径的开拓之间的代表性作品；《上任》、《晚唱》等与文学思潮中对人生与社会的思考，‘干预生活’的主张取同一步调；《商州初录》的创作则汇入了与乡土文学的潮流。①此处似有排印错误，《钟山》杂志原文如此。像他这样能追随文学的每一步前进的作家是不多的。”

李振声《冗繁削尽留清瘦：贾平凹〈商州初录〉读札》发表于《钟山》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但文末注明“一九八三年十月九日写；十二月三日改”，也算是一九八三年度评论界对《商州初录》的又一种回应。李振声说，“翻开《商州初录》，扑面而来的充满着‘野情野味’的人和事，古朴未凿的情与景，勃发出一种旺盛的生命力，立时使人震撼和神驰”。“显然，作者对商州地面上现今世道中心的社会变动的积极内容，并不吝啬笔墨”，但是他也直面一些“二律背反”，“历史进步是否必然会带来道德水准的下降？诚挚的人情是否只适应于闭塞的自然经济环境？社会朝现代的推衍是否必然将导致古老然而美好的伦理观念的解体或趋尚实利世风的萌发呢？这不正是今日迈向现代化社会进程中值得探究的世界性问题？”“《初录》的结构，一如商州人的生活，平静而散漫。这种散体结构可能缺乏那种急骤奔走，大起大落式构思的壮观气势，但它有它的长处：便于容纳平凡细致的生活实感和世俗意趣。并且与后者比较，也容易避开那种鲁迅批评过的过分的技巧性，在一霎时中，在某一处某一人身上，会聚集了人间一切辉煌的幸运或者难堪的不幸。它更切近生活原泰，因而最符合实录的题旨”。该文肯定《商州初录》对于国画的“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无时似有时”的“简淡”风格的追求，以及在写“凝缩含蓄不剑拔弩张的人间温情，女子的可爱”方面与《聊斋志异》的想通之处，但又认为这种追求不能偏离客观生活的“实在性和可能性”，“不然，普遍的艺术理想会蜕变成一己的偏嗜，失去现实的依托，随时会堕入遐想的乐土”，比如，“白浪街人过分的和熙亲睦，也使人忖度，是不是作者的尚美偏好和观人观世的乐天态度，多多少少滤掉了现实生活应有的色彩？好像作者还没来得及沉潜到白浪街人的真实内心世界里，就先让他们表面其乐融融的人伦关系的丰繁现象陶醉了”。因此李振声认为，“中国古典美学一如它赖以产生的社会，有着明显的封闭性的弱点。因而，在鼓励时不忘提醒贾平凹注意锤炼登高望远的气魄，以使作品更充实以恢宏的生活主潮力量，也有必要”。

本年贾平凹获奖、工作调动与创作自述：

短篇小说《清官》获《南苑》杂志社颁发的“南苑”佳作奖；散文《月迹》获百花文艺出版社颁发的《散文月刊》优秀作品奖；

九月，成为西安市文联专业作家，结束了在《长安》编辑部三年零五个月小说编辑的工作。

《钟山》一九八三年第五期发表《商州初录（笔记）》，这是“商州系列”之首，同时配发贾平凹《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给一位朋友的信的摘录（创作谈）》，并附录《贾平凹主要作品目录》。《山石、明月和美中的我》写于“一九八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而立之年生日”，是《商州初录》后记，其文曰：“社会的反复无常的运动，家庭的反映连锁的遭遇，构成了我是是非非，灾灾难难的童年、少年生活，培养了一颗羞涩的，委屈的甚至孤独的灵魂”。“慰藉以这颗灵魂安宁的，在其漫长的二十年里，是门前屋后那重重迭迭的山石，和山石之上的圆圆的明月。”“于是，我最愿意回到生我育我的陕南家乡去。那里是我的根据地，虽然常常东征西征，北伐南伐，但我终于没有成为一个流寇主义者。”“我开始了小说、散文、诗歌三马并进的写作；举一反三，三而合一。而诗写得最多，发得最少，让它成为一种暗流，在我的心身的细胞之内，在我的小说、散文的字句之后。”“我觉得这合于我的心境。我觉得这合于我眼中的美的世界，美的人生和美中的我。”

（未完待续）

（特约编辑林源）

【作者简介】郜元宝，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