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完形的散文“格式塔”审美
——读几位散文大家的发现与感悟

吴周文



未完形的散文“格式塔”审美
——读几位散文大家的发现与感悟

吴周文

摘要：文章以作者五十余年研究冰心、朱自清等现当代散文大家的体会与感悟，发现漫长的研究过程往往是解读散文家人格不断深入的过程，是“格式塔”心理学原理所昭示的从未完形到完形的过程。他们以“真我”人格所创造的“格式塔质”而任你评说，以此永远为读者、为研究者、为文学史留下言之不尽的、眩惑不已的话题。

关键词：未完形；审美；冰心；朱自清；巴金；杨朔

我研究中国现当代散文作家至今已近五十余年，一些朋友常常问我，专门研究散文的学人很少且专司也难，缘何有这份事业的坚守？其实我坚守这个研究方向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我被散文家的人格所感动。与其他文体比较，散文最为特殊的地方就是作者人格的自我书写。那是用文本隐现的“未知结构”，一种“迷结”，甚至是心理的、文化的症结。我读朱自清、冰心等前辈大家的时候，感觉自己是走进了他们的灵魂，那美的伊甸园，总在“灯火阑珊处”。于是，有了美的寻找，有了种种“迷结”的解读，有了人格铸成的精血文本的发现。于是，萌发我的灵感与激情，才有了史识他们的论文或著述，而为近百年的散文史描述他们留下的伟岸背影。

关于冰心。我读冰心，有过关于她的三次发现。最初一次是读她的《笑》。这是发表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十二卷第一号一九二一年一月），并且把它放在“创作”栏的首篇。作者用自己的浮想，串起“安琪儿”、“小孩子”与“老妇人”三幅“抱着花儿”、“向着我微微地笑”的画面，表现了“爱”与“美”的理想。史识让我惊异于这篇抒情小品发轫的价值。一九二一年六月八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周作人的《美文》，就在他理论上提倡新文学“美文”的半年之前，冰心就始作俑者，在创作实践上尝试着Essay的创作，比之周作人的经典之作《故乡的野菜》早了三年。而在体制上，冰心以意识的流动与跳跃，打破旧散文时空叙述的逻辑，也是始作俑者。由此我才恍然大悟，为什么说冰心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才女”。

第二次对冰心的发现，是重读她咏叹“爱的哲学”的《繁星》和《春水》。我惊异于一名二十出头的闺秀为什么能够写出那么玲珑与透明的诗。五四文学初期，她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却是散文更让我感动。《往事》组篇及其续篇是在文字上“放大”了的《繁星》与《春水》。我发现其中的《往事》之七关于“红莲”的一篇，是《往事》中最美的作品；初读之时，我被一颗稚嫩、慈软的心灵融化——被作者对母亲的“爱”所震撼。美源于天籁，美的构思亦源于天籁——一场雷暴雨来临之时，院子里的红莲在风雨中有一张“大荷叶……倾侧下来……覆盖在红莲上面”；而此刻母亲怕“我”受到惊吓而唤到自己的身边来。于是有了神来之笔，把雨中的细节与生活的细节，融合为一体，而演绎为“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的艺术表达。写出这篇六百字精短散文其时，作家二十三岁。（这让我有了啰嗦几句的联想。时过二十二年之后，张爱玲神会冰心，意欲超达其自己的偶像也作只有三百字的、更为精短的《爱》——文学史的传承在冥冥之中轮回，这时的张爱玲也是二十三岁。）由于上述的两次发现，一种遏制不住的激动，让我产生了描述这位女性散文大家的愿望并且予以完成，于是在一九八一年第三期的《文史哲》上发表了《论冰心散文的艺术风格》。

对冰心的第三次发现，是读《我的家在哪里？》。这篇散文发表于一九九三年三月二十八日的《羊城晚报》，我是在予以转载的《散文选刊》上读到的。现在回忆起来，当时我的激动如晤其面，仿佛感受到面对面的气息脉动；竟然倒了满满一杯白酒，为这位五四散文泰斗的健康干杯。激动之外，更多的是惊诧。惊诧她足不出户，居然感同身受“现代人无家可归”的精神困境；惊诧她还能面对太“物质”而产生的文化悖论作出如此“真我”的呼唤；惊诧她居然用超现实的荒诞与错谬的方法，创作了一个“现代主义”的文本；惊诧她在九十四岁的高龄还能有如此美妙创造的大手笔。所以，书写我惊诧和感佩的《生命的焦虑与渴望》一文，不久发表于《名作欣赏》杂志上，算是我对冰心老人的喝彩。她是弱小的然而又是非常强大的。由此我不无偏颇地颖悟：爱可以创造一切，她伟大的爱，不仅使她的散文拥有永远的人格魅力去感动一代代读者，而且她的爱，也神奇地滋养和永葆她的才情禀赋。

关于朱自清。我在《文学评论》发表了《论朱自清的散文艺术》，这篇论文在学术界传播了一阵子，我也自满了一阵子。关于此文写作的原委，我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珍藏记忆》里有过较详细的叙述，这里不再赘述。十年后反思这篇文章，自觉只是限于文本研究，对朱自清的认识还是混混沌沌，不够深入；说到底，我还没有真正走进朱自清的精神世界与艺术世界。我真正认识与理解朱自清，是我后来的两次发现。我给研究生与本科生讲析《绿》的时候，忽然灵感来复：颖悟到作者的感觉是一个无处不在的“精灵”，在这篇文章的字里行间舞蹈；颖悟到是由于作者审美的感觉机制，最终完成了对梅雨潭“女儿绿”的追捉、构思与感觉化的呈现。当我怀着质疑“自定义”的忐忑，把这种审美的发现写成分析文章的时候，没有想到我的解读，得到了《语文月刊》主编江凯波的认可。他写满整整两页十六开信笺的肯定与激赏，平添了我进一步去研究朱自清审美心理等等问题的勇气与信心。

再一次的发现，是在学术界讨论关于《荷塘月色》“性”意识问题的时候。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余光中在《名作欣赏》上发表《论朱自清的散文》，提出研究朱自清意象描写的“意淫说”。后来有几位学者发展余光中的“意淫说”，甚至认为《荷塘月色》“有强烈的性渴望”，是出于“满月时分生命的一种‘没来由的盲动’”，是潜意识中的“性”意识、“爱欲”的抒写与表现，故而才有了作者夜游的寻寻觅觅。我也主张对文学作品进行“性”意识分析，但“性”的精神分析不可滥用，更反对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那里走》写于《荷塘月色》的次年，应该作为《荷塘月色》互文的佐证来读。朱自清在这篇杂感说得很明确，在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在“革命”与“反革命”两条道路中间，他表示自己拒绝二者而愿意走躲进“亭子间”做学问的第三条道路。他用这篇杂感对《荷塘月色》做了很明白的自我诠释。原来，朱自清在荷塘里踯躅与彷徨，是寻找“出淤泥而不染”之莲荷的精神寄托。显而易见，朱自清在荷塘寻找象征人格理想的“美人”，才是正确的、吐属人格的精神分析之结论。朱自清逝世之后，被同时代的诸多学者李广田、郑振铎、冯至、吴晗、叶圣陶等等称颂为现代知识分子“最完整的人格”，一种金钱、权势与淫威买不动的文人操守。我重读《荷塘月色》，是在儒家人格修炼的意义上重新发现朱自清散文风格的铸成。而且也几乎是同时，我在朱自清对儒家诗教的研究中发现了他对“温柔敦厚”诗教传统的继承，一种执拗的继承。于是，我对他散文的认识从十年前皮相的文本研究，进入到其散文内里的本质，一种人格理想与诗教理想整合的本质底蕴。我把这两方面的发现写成了论文，这就是后来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论朱自清散文的美学风格》。也是因为我认识的提升与研究的深入，后来才有了我与学弟张王飞、林道立三人联袂的著述《朱自清散文艺术论》之成果，最终完成了对其“真我”人格与文格的描述。

关于巴金。新时期之初我读巴金，是读他的“总主题”反思“文革”的“随想录”。学术界把散文回归“真我”最早的呼吁，认定是巴金，自然没有错。其实，在巴金之前，叶至诚的呼吁见之于《雨花》上发表的《假如我是一个作家》。之所以认定巴金，因为他围绕着“说真话”这一“子主题”写了好几篇“随想”；加之他用一百五十篇的“随想”，证明着真我的存在，表现出一个卓然独立的巴金。

我对巴金最大的感动，是他的平中出奇。《随想录》里的杂感，没有精致的构思、没有智巧的结构，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哗众取宠的招法，只是靠“说真话”与“无技巧”这最简朴的两条，创造了老骥伏枥的传奇，打动了我等千万读者。这中间究竟有什么隐秘？

这个问题的追问与揭秘，于我是一种痛苦。一九八三年我在《齐鲁学刊》上发表的《论巴金的散文近作》，是隔靴抓痒之作，没有追问和揭秘，等于什么问题也没解决。我带着这份自责和惭愧，跟踪阅读“随想录”，直到他全部完成与五卷本的问世。再三读《随想录》，是持续的“山重水复”。终于有一天我在重读《野草》的时候“柳暗花明”。我的发现是，巴金是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位“精神界之战士”。同样是“真我”解剖，同样是自我救赎，同样是绝望反抗，同样是对国民性的批判，但巴金的文化批判有自己不同于鲁迅的时代特征。他把“文革”时期的“阿Q性”，归结为“盲从，驯化”，“说假话，相互瞒和骗”，“趋炎附势，阿谀奉承”，“服从长官意志”，“逆来顺受，缺乏自尊与人格”等五个方面进行批判。巴金的振聋发聩在于，这些表现是“文革”现代迷信与造神运动所带来的“集体无意识”（群体），是“阿Q性”的实质，是几千年“官本位”沿袭下来的“国民性”。我的这个发现是我个人的感悟。在这个意义上，巴金形上与理性的批判，是否可以说超越了形下与感性批判的鲁迅？

我把感悟《随想录》的论文，定名为《自我涅槃与一个时代的终结》。我仿佛与巴金一样，怀着悲剧心理定势。他在写《随想录》的时候同时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他就像赫尔岑在十九世纪俄罗斯尼古拉一世的暗夜里行路，诅咒着“文革时代”的噩梦及“四人帮”极左政治。而我，则是像巴金那样，在他诅咒的文字里，也像在暗夜里去摸索，去解读他一颗燃烧的、为未来中国平安和谐祈祷的心灵。感谢台湾的郭枫，他理解巴金也理解我，在他主编的《新地文学》上发表拙作；那时我很迷茫，一时还找不到合适刊物发表这篇原创见解的文章。

关于杨朔。我对杨朔是有些偏爱的，因为大学读书时就偏爱，所以我的第一本散文研究的书就是写他的，即一九八四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杨朔散文的艺术》。我决定对杨朔进行研究，是读了丁宁发表于《人民文学》一九七八年第十二期的《幽燕诗魂》，才知道他年少时在老家有过青梅竹马的恋人，那个姑娘为两人的山盟海誓而死，杨朔也为此终生未娶。由此我联想起俄国作家康斯坦丁•巴乌斯托夫斯基在《金蔷薇》一书里描述的安徒生，他一生未婚，生命的最后他对一位青年作家说：“我为我的童话，付出了一笔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无法估计的代价。为了童话，我放弃了自己的幸福……”安徒生自信以拒绝叶琳娜•瑰乔莉的爱情会产生全部才能的正能量。杨朔也是执意在文学创作上有所作为而拒绝女军医的情爱，而抉择自己一种特殊的个人生命形式。我对杨朔的发现源于这种联想。而这种联想又使我发现，杨朔创作本身是一个悖论。十七年间的文学创作是一个很特殊的、颂歌时代的政治文化，散文也不例外。作家们别无选择，必须服从政治文化功利的需要而掩藏自我，因此也就难以避免创作上图解化、公式化的说教和一统的艺术思维，也就是常说的那般带着脚镣手铐跳舞的困惑。我发现了杨朔在困惑中上下求索的痛苦和孤独。对政治功利的旨意无法逃避，但他决意在政治文化审美中寻求规避与逆袭“一统的艺术思维”；于是他要自我选择与再造自我，借用、活用“古典诗章”的诗的意境，艰难地营造自己散文的诗性。在悖论中去创造悖论意味的文本形式，这是我解读杨朔的迷结，也是认识他的意义与价值所在。他为了自己的信仰与自己的祖国，可以放弃爱情甚至生命；为了散文解脱颂歌思维及其艺术表达的困境，而执著于散文诗性的寻觅与创新，这是杨朔立德与立言的人格，也是人们很难理解的一个“真我”的杨朔。因此，我也决意用一部小书，对杨朔孤独艺术诉求进行我的解读。这就是拙著《杨朔散文的艺术》成书的原委。

然而，因为评论界持续地批评“杨朔模式”，使我对杨朔的思考没有终结，也就使我对杨朔的发现与思考没有终结。近期我读相关史料，发现六十年代的“杨朔热”，在某种意义上是政治文化必然中的偶然。党史资料表明：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杨朔《樱花雨》，毛泽东阅后批：“江青阅，好文章。阅后退毛。”显然，毛主席对杨朔的赞誉以及此消息的传播，故而使杨朔的另一篇散文《雪浪花》，打破不发文学作品的惯例，发表在一九六一年第二十期的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上。这篇散文的发表成为一个“御批”的暗示信号，注定了杨朔散文命运的走红，使他日后成为十七年散文出类拔萃的代表人物；其实他自己则在全然的昏冥之中。枪打出头鸟？八十、九十年代反思思潮中之抓住杨朔进行批评，这很难理解。事实很明白，十七年散文创作“左”的历史局限，不是一个杨朔，而是包括杨朔在内“杨朔们”的一个群体，批评者只抓一个被“四人帮”迫害致死、无遗孀无亲生儿女干预的杨朔说事，是很欠缺道德的善良与学术研究的公正；执意地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是认识方法论的形而上学，倒是一个反常研究的症结现象，或者说倒是个别研究者误读杨朔的势利与偏执。作家常常被误读，是司空见惯的事情。由此我想起司汤达。当年写出他出版《红与黑》的时候，甚至连大作家雨果都不看好，说“勉强只读到四页”；可到了左拉时代它终于得到了作为不朽世界名著的确认。所以，杨朔的“诗化”散文的精神永远不会死的。对这些思考，我与林道立教授合作写成《“毛批”杨朔与“诗化”思潮的二十一世纪价值》，发在二〇一四年第四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上。

还有很多“关于……”。我无法在一篇学术研究的随笔里，一一描述前辈散文大家给我的发现与感悟。他们与我同行。当我用史识去读他们及其作品的时候，总觉得他们是人格大师，正如胡梦华、吴淑贞在《絮语散文》里所描述的：“他的人格的动静描画在里面，他的人格的色彩渲染在里面，他的人格的声音歌奏在里面。”为着表现自己的那个“真我”人格，他们创造了未完形的散文“格式塔质”而任你评说，以此永远为读者、为研究者、为文学史留下来言之不尽的、眩惑不已的话题——这就是我以为的未完形的散文“格式塔”审美，更简洁地说，是永远的“格式塔”的人格审美。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初稿

二〇一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完稿

二〇一五年改定于苦茶书斋

（责任编辑刘浏）

【作者简介】吴周文，扬州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等学术刊物发表论文二百余篇，出版《散文十二家》、《散文艺术美》等著作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