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南方局对青年运动的领导

刘旭雯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抗战后期南方局对青年运动的领导

刘旭雯

（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抗战后期，中共中央南方局重视对青年运动的领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建立“据点”，团结青年；建立秘密外围组织，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广泛动员青年，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等。这不仅使进步青年受到爱国主义的洗礼，宣传了党的思想理论，而且还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增强了广大青年的民主意识，有力推动了抗日民族运动的发展。

抗战后期；南方局；“据点”；青年运动；领导

一、抗战后期南方局对青年运动重要性的认识

自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从1939年起，国民党开始有机会地限共、反共，并不断掀起反共高潮，对日方则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政策。国民政府的软弱无能引起了很多进步人士，特别是进步青年的强烈不满。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自安徽泾县云岭出发，奉命北移，准备绕道苏南，待机北渡长江。但6日行至泾县云岭时，突遭国民党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指挥的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攻击。新四军被迫进行抵抗，冒着生死奋战了七天七夜，却因为弹尽粮绝，最终寡不敌众，除去2000人突围成功外，其余6000余人要么被俘虏，要么被杀害。副军长项英、副参谋长周子昆在突围中被叛徒杀害，军长叶挺也在同国民党谈判时被扣押。这就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加紧了镇压国统区的青年学生运动的步伐，国统区内的空气顿时变得很紧张。一些进步的报纸被迫停刊，大后方报刊全部受到国民党的控制，国民党军警宪特四处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青年。桂林、贵阳等地的八路军办事处或交通站受到国民党军警包围并撤销，在桂林出版的《救亡日报》由于拒绝刊登国民党军委会的“通报”和发言人的“谈话”而遭到查封。同时，很多进步学生也被以“共产党嫌疑分子”的罪名开除。而且国民党的特务还经常在校园附近出没。一切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都遭到猖狂破坏和取缔。全国学联、民先队都先后被迫解散，大批爱国人士和革命青年被捕，被杀害。在西安、重庆、贵州、上饶等地，设立了及其残忍的法西斯的青年劳动营。据有的材料统计，有一二十万男女青年被囚禁在集中营里。为了将国民党的反动意识形态强加给青少年学生，贯彻“一个主义（三民主义）、一个政党（国民党）、一个领袖（蒋介石）”的专制思想，国统区封闭了进步书店和报馆，还在学校建立法西斯的“训导”制度。例如，对学生的书信、壁报等一律要经过检查，不许学生会客和出校等，限制青年学生的言论和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国民党还操控着由特务统治的“三民主义青年团”，强迫和欺骗不少青年学生加入这个反动组织，来达到国民党一党独裁的目的。

1938年7月三青团成立之初，是以联合全国各地抗日的青年为标榜，并也曾做了一些为抗战和青年服务的工作。为了实现青年运动的统一，中国共产党曾一再建议和三青团实行合作，并打算把三青团变为全国青年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想通过它把中国广大青年团结起来。但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一党控制全国青年运动的反动政策，没有实现我们的主张，而后来三青团也完全变为受复兴社特务系统所操纵的反动组织。1939年后，国民党利用自己的权势，大力发展三青团组织，1940年就由原来的一万多人，发展到二十多万人。中国共产党在学校所掌握的公开阵地，如学生会、系会、级会等，大都被三青团夺去了，进步学生受到监视、逮捕的威胁。

三青团的反动活动，使党在组织学生工作的难度加强了，原来党组织在学校所掌握的公开阵地大都在反动当局支持下被三青团夺取，很多青年失踪。为了避免更大的损失，党组织决定将已经暴露的党员和学生运动骨干转移到外地避难。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很多公开的学生救亡运动就这样停止了，进步青年们都情绪低落，苦闷彷徨。许多人因此又重新钻进了书堆里，互不往来。为了振奋广大爱国青年，使他们继续保持对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情，为争取日后情况好转并最终获得胜利，1940年5月4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写给东南局的指示《放手发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中指出：“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方针，和战争区域、敌后区域不同，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急性和暴露。”[1]南方局依照中共中央提出的“隐蔽精干”等“十六字方针”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把工作由校内转到了校外，从单纯政治性的活动转向学术性、福利性活动，强调将政治活动和福利性、学术性活动相结合。强调“三勤”“三化”。“三勤”，即“勤学、勤业、勤交友”。勤学，就是努力学习；勤业，就是好好工作；勤交友，就是好好交朋友。“三化”，即“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即共产党员要取得合法的社会地位，有合法的赖以生存的社会职业，这样既利于自己站稳脚跟，在经济上能独立生存，又可以以合法的职业和社会身份为掩护，维持革命的火种。依据党的这些方针和措施，国统区的青年工作就由过去轰轰烈烈的救亡方式转向了隐蔽、分散的活动方式。

二、南方局党组织加强对青年运动领导的主要措施

中国的进步青年历来具有革命传统。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进步青年发扬了高度爱国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精神，影响所及，无处不在。进步青年无疑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一支基本的进步力量。抗战时期，西南抗战大后方聚集着中国那个时代大多数的著名学者和文化知识精英，其密度之高，前所未有。

（一）重视对进步青年的保护

南方局对进步青年的工作，首先是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十分关怀爱护他们，在危难和困境中极力保护帮助他们。皖南事变后，为了保护进步文化力量免遭摧残，周恩来领导南方局文化组逐个研究进步青年的具体情况和他们所处的环境。对一些很有名望的知识青年，如郭沫若、冯乃超、阳翰笙等，估计国民党不敢轻易逮捕他们，可以留下坚持工作。而另外一些也有名望，但政治色彩太浓有危险的党内外进步知识青年，则全力说服疏散，为他们筹划路费，分别安排去延安、苏北、香港、新加坡、仰光及内地各县。如欧阳山、艾青、草明、罗峰、白朗等送去了延安，田汉、张光年等去昆明；石灵鹤、李凌等经昆明去了缅甸；夏衍、茅盾、胡绳、张友渔、韩幽桐、胡风、宋之的、叶以群、金山、凤子等去了香港。为了这些疏散到各地的进步青年，周恩来不仅作了缜密的思考，而且还加强了对这些进步青年的关心和关怀，为他们做了很多细致而周到的工作。为保证他们都能安全到达目的地，每个人的撤退路线都是周恩来同文化组一起具体研究确定。在南方局严密周到的安排下，1941年1月至5月期间，从重庆紧急疏散的文化知识界有名青年达四百多人。撤退工作组织得非常成功，没有一个人落入国民党特务手中。

（二）建立“据点”，团结青年

在实施“三勤”“三化”的过程中，南方局根据国统区当时斗争的实际情况，创造了一种新的团结进步青年的秘密组织。南方局当时的领导人周恩来对当时负责青年组工作的刘光指示，用一种新形式把进步青年组织起来，说：“干脆就叫‘据点’吧！我们在敌后安插了几个“据点”，在这里也应该安插几个‘据点’。”[2]据点是一个非党的群众组织，它是由三五个相互信任的人组成，以友谊和共同的政治见解为基础，没有固定的形式和正式的名称，但却也有秘密且严格的工作原则。周恩来在青年组的《1942年度工作报告》上作了许多批注，主要内容是：建立“据点”，顺其自然为好；据点不能超过五个人，多则需要分开，应建立“据点”、分散“据点”、平行“据点”，应加紧职业青年工作；向中层发展，要有计划地提高现有青年朋友的觉悟；经过较长时间联系的青年要求入党，可将其申请书与履历书收下登记并报延安中央青委，但加入则不必；要创造新的工作方法和学习方法，对青年的教育要有各方面的知识；《青年生活》要联系青年现实问题，要表示态度，也要有思想斗争。[3]

在“据点”建立和发展过程中，《新华日报》的《青年生活》专刊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皖南事变后，《新华日报》出版受到了很多限制，被迫减少篇幅，《青年生活》专刊停刊一年。在这段时间里，青年组组长刘光仍发表了许多文章指导青年工作。这些文章都紧密联系青年的思想实际，引导进步青年不断改造世界观，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青年生活》也与青年朋友建立了广泛联系，许多青年向它投寄稿件，反映情况，提出问题，提供意见，讨论《青年生活》上发表的文章。《青年生活》成了国民党统治区进步青年自己的园地。

“据点”的创建，是组织青年形式上的重要突破，也是南方局工作创造性的生动体现。它为抗战后期国民党统治区民主运动兴起中建立党的秘密外围组织，以及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三）建立秘密外围组织，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

由于对国民党政治独裁和腐败的失望、不满，中国共产党关于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在大后方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青年中的先进分子在中共组织和“据点”的引导下，开展反对国民党法西斯统治、争取实行政治民主的斗争，以青年学生为先锋，大后方的爱国民主运动开始从低潮逐步走向新的高潮。在民主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党在隐蔽时期的一些组织方式和形式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迅速发展。南方局顺应时代潮流，开始在一些条件比较好的地区逐步恢复党的组织活动，并在“据点”的基础上建立中共秘密外围组织和公开的进步团体。从1944年春开始，昆明、重庆、成都、乐山、桂林、遵义等地的大学和部分中学校内的青年学生，发扬五四爱国主义传统，关心时局，讨论国事，思想日趋活跃，出现了不少有进步倾向的政治性社团，他们出版壁报，经常举行一些讨论时事政治、活跃学术与思想的集会。以纪念五四运动为契机，重庆的复旦大学，乐山的武汉大学、成都的燕京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等，先后举行了一些座谈会、讲演会，对国家大事发表意见。特别是在云南党组织的推动下，昆明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师生和爱国民主人士，以西南联大为主要阵地，发起五四纪念周活动，呼吁争取民主。召开了3000多名师生参加的五四纪念大会，号召复活民主、科学救国的“五四”精神，打破了大后方青年运动几年来沉闷的空气。

(四)广泛动员青年，反对国民党独裁专制

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已经提上了议程，国民党渴望一党专政的政治野心日渐暴露。国民党这种专政思想已经远远落后于现实抗战的需要。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广大进步青年，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公开提出了“废除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口号，由此点燃了青年民主运动的烈火。在南方局青年组的领导下，重庆各大学的据点开展了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工作，如大量分发党秘密出版的小册子、文件和传单，陆续成立一些壁报社。加强社团活动，成立一些公开的或秘密的团体，并打入国民党、三青团所控制的《大公报》和《大学新闻》。为了适应瞬息万变的群众斗争局面，1945年开始，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两校先后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随后重庆青年工人又成立了“工人民主工作队”，在职业青年中又成立了半秘密半公开的“陪都青年联谊会”“中国职业青年社”等组织。这些进步社团日常通过组织一些科学研讨会、青年运动座谈会、文艺晚会、诗歌朗诵会、书画展等形式使广大青年受到了民主教育。1945年5月4日，1万多名爱国学生和民主进步人士在云南大学操场举行纪念大会，通过了《昆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举办五四纪念大会通电》。通电指出：“非取消一党专政，不足以争取友邦提早胜利，非取消一党专政，也不能团结力量挽救局面。”[4]这是国统区群众第一次通过街头公开宣传的方式宣传中共的政治主张，意义十分深远。

三、国统区党组织加强对青年运动的领导取得的成就

抗战后期，尽管国民党的顽固分子强硬推行法西斯的专制统治和反共政策，暴力摧残党组织，丧心病狂地迫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然而，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国统区的党组织还是不断扩大，党员的质量也不断提高，组织也更加坚强有力。经过党员不断深入群众、发动群众的努力，尤其是在发动进步青年上的努力，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扩大，党的思想理论不断深入人心，中国共产党也因此获得了很多党外朋友的认可和支持。

（一）使进步青年受到了爱国主义教育的洗礼

爱国主义精神是具有国家归属感之人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最深沉、最自然的情感流露，是实现人生价值的群动力，同时也是维护民族尊严、促进民族进步的源泉。共产党在这个时期领导的青年运动历史就是一部爱国主义史。广大进步青年为了同一个目标，即拯救这个陷入水深火热的祖国和空前的民族危机而聚集在一起，高举着爱国主义旗帜，响应党的号召，跟随着党的脚步，把国家的未来、国家尊严和个人价值紧密结合在一起，形成了广泛而又深刻的爱国主义民主运动。正如毛泽东所说：“现在的抗日战争，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新阶段，而且是最伟大、最活跃、最生动的一个阶段。青年们在这个阶段里，是担负了重大的责任的。”[5]南方局党组织通过加强青年运动的领导，动员了更多爱国主义进步青年团结在一起，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共同努力。同时，也启发了更多青年人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情怀，使他们关心和为国家独立不懈地努力奋斗。

（二）宣传了党的思想理论

毛泽东曾经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制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6]只有做好了思想理论工作，就为争取更多的群众，并最终赢得最后的胜利打下了基础。国民党一党专政，对内肆意杀害共产党人，实行恐怖统治，对外则消极抗战，使得在与日本的战争中接连失利，丢失了大量国土，已经不得人心。共产党在这样的形势下仍然积极联系党外进步青年，并建立了新的斗争形式——“据点”，宣传了共产党的“结束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得到了大量爱国者和进步青年的同情和支持。抗战时期国民党一直控制着社会舆论，而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处在非法政党的状态，人民由于受到国民党的舆论导向，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和理解非常有限，甚至不相信中国共产党，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如何在国统区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论的任务显得十分繁重和紧迫。南方局根据当时的情况，在帮助进步团体和进步青年建立“据点”的同时，还组织青年的民主运动，同时促进党的思想理论的宣传。在党组织的努力下党的政治思想逐步被大众所接受，这为以后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成为执政党奠定了基础。

（三）团结了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青年是最纯洁、最忠诚、最勇敢、最能牺牲奋斗的。尤其是半殖民地的中国青年是一切救国工作，一切革命运动的急先锋。”[7]青少年是祖国的未来，代表着广泛的利益诉求，具有创造性，勇于追求真理和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优良传统。他们很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观念，容易通过宣传、动员和武装促进广大青年人对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的认同和政治参与，使其成为爱国主义民主运动的重要力量。但由于青年“虽有几许热心侠气，究竟还是团体的训练不大充足，其中缺陷甚多”，因此需要有先进组织来凝聚、组织和武装青年。先进组织是武装青年的最好号召者，是塑造青年培养集体价值观念的最好摇篮。在这一时期，南方局党组织通过建立“据点”、进步团体和组织民主运动等形式，把青年培养成为了最精干的社会革命力量，形成了以进步青年为主的爱国统一战线。

（四）增强了广大青年的民主意识

党总是将自己的实践立足于广大进步青年的利益，注重将思想政治工作与青年的利益结合起来，从青年利益的实际出发，坚决地与青年群众站在同一立场，把帮助青年群众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作为重要任务，倾听他们的意见，关心青年群众的学习、生活和工作，及时回应青年群众所关心的事情，最大限度地满足群众所提出的需求，并不断调整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和策略，引导青年合理表达自身诉求。这也体现了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们党是在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共同战斗中诞生、发展、壮大、成熟起来的，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党充分尊重进步青年的民主权利，为培养进步青年的民主意识作出了巨大贡献。我们党靠着这样的工作方法，赢得了青年群众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赢得了革命的最终胜利。

[1]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C].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51.

[2]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南方局党史研究论文集[C].重庆：重庆出版社,1993:151.

[3]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中央文件选编（关于南方局部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15.

[4]卓人政.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M].北京：中央党史出版社, 2009：132.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67.

[6]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9.

[7]胡锦涛.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重要讲话[N].人民日报, 2009-05-04.

[8]陈云.陈云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8.

The Leadership of the Southern Bureau of CPC of Youth Movement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Liu Xuwen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 541006,China)

The Southern Bureau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the leading of the youth movement in the lat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uniting the youth through constructing“stronghold”,strengthening the leading of the youth through constructing the secret periphery organization and combating with autarchic ruling of the Kuomintang.Those measures not only helped the progressive youth accept patriotic education,publicized the ideology and theory of CPC,but also united all forces that could be united,increased the awareness of democracy of the majority of the youth,and promoted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movement.

the late period of the Anti-Japanese War;the Southern Bureau;stronghold;the youth movement;leadership

K265.1

A

1001－7070（2016）01－0031-04

（责任编辑：彭志雄）

2015-10-21

201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西南抗战文化人中的共产党员群体作用研究”(项目批准号：11BDJ011）。

刘旭雯（1990-）,女，广西南宁人,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2014级中共党史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