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公开与地方政府公信力关系研究

王世娟　李海港



信息公开与地方政府公信力关系研究

王世娟李海港

摘 要：当前我国地方政府公信力存在弱化趋势，不利于政府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本文从地方政府公信力现状着手，分析了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原因，并相应提出了从地方政府信息公开与记录两方面双管齐下的解决措施。

关键词：地方政府；公信力；信息公开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的形象，直接关系到民心向背。只有不断地提高政府公信力，才能赢得民心，化解社会矛盾，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和基础，因此研究政府的公信力问题具有很强的政治意义。

一、对地方政府公信力现状分析

当中国进入改革深水期时，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与社会大众思想意识价值观转向多元化两大难题并行，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急剧增多。这种社会现实，考验着政府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风险的能力。当政府对社会问题解决失当，就会恶化社会矛盾，降低政府公信力。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信息光速传播、流言易起，如果政府在信息披露上存在瑕疵，就会成倍地放大公众对政府的不信任度，导致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一旦公众对政府不再信任，无论政府说真话还是说假话，无论是形象工程还是真正的惠民工程，老百姓都不会再信任政府。

因此，当前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现象值得关注。这里有地方政府官员在管理中越位、错位和缺位，使百姓对政府产生不信任感的因素，也有互联网时代，“流言”的助推。 互联网舆论事件不断涌现，甚至有网友制作了“流言生成器”。互联网正成为“不明真相”的大众“流言创意”聚散的重要手段和扩散平台，由于向上传播不畅而在基层急速放大，地方政府遮遮掩掩反而催生反方向解读，引发更进一步的不信任。流言止于智者，流言也会在政府采取迅速而透明的应对措施中逐渐消散，从而提升政府公信力。

二、转型期地方政府公信力弱化的成因

1.地方政府改革的目标宗旨认同感缺乏

由于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在信息发布与公开方面缺乏主动性，间接要求中央政府施加足够大的压力督促地方政府改变。而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信息公开的案件资料中往往扮演处置不力的角色，甚至自身就没有做到应有的洁身自好。在个别案例事件中从现有的官方披露信息看地方政府的行为时，地方政府的一系列涉及经济议题的改革错综复杂，一旦有个别议题案例出现问题，被高层将信息披露，民众就会普遍感觉所有的地方政府的改革举措都有可能出现问题。特别是近些年，中央在反腐力度加大的同时，信息披露的力度也在空前加大。这些案例多少都会触及地方政府以改革的名义对辖区内涉及经济利益的改革实际上偏离了改革初衷。这也许是个别地方政府人员的腐败问题，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地方政府在处理改革议题时，缺乏经验的结果。而普通民众很难从事情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他的主观感受不会认为这是个别例外，而是一开始改革的宗旨目标就是被地方政府故意更改的，只是保护了个别人或团体的利益，那么所有由地方政府推动的举措就都是值得怀疑的。地方政府的改革认同感不存在，公信力自然不断下降。

从矛盾的主要方面看，改革就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分配的执行者地方政府如何取信于民，让公众意识到改革的利益最大限度地重新回归到公众，并且让他们体会到获得了改革的利益，地方政府的公信力才会得到加强。

2.转型期普通民众的价值观多元化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政治层面的价值观达到了高度的一致性。这个一致性在于国家利益高于一切，普通民众的价值观被塑造成追求无限制的崇高，崇高被规定为唯一价值。随之而来的任何以国家名义、国家利益为目的的改革举措都是可以损害个人利益的。也就是说在这个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任何改革都是得到所有人拥护的，是没有人发出异样的声音的。随着改革的步步深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这时改革再推进就需要使得其他人收到改革的好处，而此时先富起来的人的利益则有可能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或者缺乏保证。价值观会随着对改革利益的重新分配而被不断潜移默化地调整与改变，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思想上的转变使得价值观在先富起来与后富起来之间发生裂变，进而形成价值观多元化的起点。而思想的自由与解放，使得民众有勇气为自己的利益和价值观出来发声，地方政府应该在改革中考虑不同群体的需求和利益。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就是取最大公约数。而这些多方利益的博弈与诉求的发声都需要地方政府创造信息公开的条件，铺设互动交流平台，让相关利益方各抒己见，取得各方共识，进而形成公共政策决策建议，使得各方都可以在改革中取得各自的利益，满足自身的诉求。尽量避免不经讨论暗箱操作，搞突然袭击宣布改革举措。最后，政府公共政策执行的力度与进度公开情况，不同程度地影响着政府的公信力的形成。

三、信息记录与公开同等重要

传统的公共权力动作体系是一个封闭的、缺乏沟通的体系，在这种体系下，政府行为信息不对外公开，仅仅记录于内部档案，公众缺乏知情权。而现代的公共权力运作，要求相关利益方公开博弈互动，决策透明、全程记录与信息公开，这也是政府提高公信力策略中最底层的基础性工作。为了适应现代管理的需要，政府就不能按照传统习惯模式工作，而是要双管齐下，既要信息记录，又要即时全面公之于众，只有这样政府才能在公开中约束自己的行为，防止用权上的不正之风，同时防范各种流言的产生，不断提升政府的公信力。

1.地方政府行政改革“师出有名”

地方政府行政话语权运作应当从“封闭”转向“公开”。准备以改革的名义做任何规章制度修订，以及处理关系公共利益的“蛋糕”，都应该首先公布此项改革工作的意义与目的。例如：从司法系统（监狱）以往出现的案例看，在押嫌疑人非正常死亡的记录资料要么“奇迹般地消失”，要么监控设备知趣地“准时坏掉”。信息不做记录是一个常态。根据这个现实情况以及案例做这方面的工作或者规章制度的设计以及修订，就需要先公开改革的目的与意义。

2.鼓励利益方参与互动博弈

唤醒大众以及利益方参与的欲望与互动的想法，搭建平台让相关利益方公开博弈。如果地方政府发现民众参与热情不高，往往说明民众对于地方政府的改革诚意或者信任程度不足。这个时候宣传公关部门应该找出类似的与更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案例公布于众，甚至拿出自身也存在的问题自我批评。例如抛出地方政府网站存在的信息不公开问题，引起更多人的共鸣。让民众随便点开一个地方政府网站，用熟悉的新闻热点关键词输入到地方政府网站的搜索栏里，往往没有任何公开记录。再例如：择校问题，学区房问题，这些本来是地方政府教育部门应该讨论的问题，官网的贴吧里却只言片语，少有官方回复，甚至只有留给你的咨询电话，似乎官方网站不过是一个电话号码簿。只有当地方政府真正做到敢于自我批评与接受民众质疑的诚意被民众感知到，相关利益方的博弈与互动才有可能展开。地方政府放下架子邀请利益相关方参与参加讨论会议，表达自身诉求。将这种讨论会议制度化做成案例，加大宣传政府公共平台建设力度，使普通民众做到随时可以登录平台畅所欲言参加讨论与互动，只有这样地方政府鼓励利益方参与互动的意图才能有所保证。

3.博弈过程公开可查询

多方博弈的过程必须被记录并且公开可随时查询。以往地方政府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现象层出不穷，严重侵蚀着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会议记录的证据文件找不到了”“官方发帖已删除”“现场录像丢失”这些回复经常出自地方政府发言人，给大众的观感往往是：要么地方政府与利益方沆瀣一气，要么是地方政府的文件记录一塌糊涂、管理十分混乱，总之，对于地方政府的印象只会越来越坏。要么不记录，要么记录不公开。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就是在这些新闻事件的回复中一点一点被销蚀掉的。那么恢复地方政府的公信力也只能是从细化会议记录管理，公开决议规章制度的产生过程，多方博弈的互动过程，并且保证这些记录会议之后不会被束之高阁，并且输入地方政府网站方便普通民众以及相关利益方人员查询。当相关的新闻事件发生时，地方政府不但不应该删除这些信息，还应该主动出示这些信息，展现政府认真反思、知错必改、解决问题的诚意。在这些公开信息的过程中，对自己不利的信息的公开是最能体现政府公开信息的勇气与魄力的，地方政府的公信力就是在自我批评以及网民查询政府信息针砭时弊中不断成长起来的。

4.执行与监督同行

“三分策略，七分执行”，政府公信力与执行力历来都是相辅相成、互相制约。公信力差的地方政府，朝令夕改，无法取得辖区内民众的信任，必然是“令难行，事难办”，当然就不可能有强有力的执行力。执行力差的地方政府政令不通，难以维护中央政府在地方的尊严与号召力，既损害自己的执政能力，又产生了公信力越来越差的局面，难以自拔。过去的地方政府自己制定的政策，自己或者下属政府部门执行，社会大众知情权很弱，情况了解很少。政府自己搭台，自己唱戏。制定的信息记录与公开政策执行到什么程度，只有自己知道。没有群众监督，效果如何，群众也不知情。普遍的感觉是地方政府又在拿纳税人的钱做“宣传”。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地方政府在制定信息公开与记录的工作时，首先，可以将信息记录文件数据公布在政府网站上，同时利用广播、电视、报纸宣传政府网站的信息公开平台，讲解使用规范与方法。其次，将职能部门每天工作状态的实时监控画面链接到网站上，做到公开办公时间、地点、人物。甚至将政府办公室内人员工作状态链接到广场大屏幕上，做到上班、下班办公室人员情况一目了然。再次，将不同科室正在进行的工作内容公布在政府网站的信息公开平台上，做到“有令在行，事在人为”。将政府办公室内、外出办事人员过去处理的案件、正在处理的案件以及即将处理的案件逐一登记对外信息公开公布，做到“事事可查、事实可查、执行进展可查”。最后，将内部事物监督责任人与相关代办事情公开挂钩，做到有人办事有人监督监管，投诉有门，有人处理，结果公开。信息公开的政策执行与监督必须有法可依，有据可查，同时提高执行人员的综合素质，做到有令必行，令行禁止。防止教条主义机械化地按部就班照搬照抄执行，使得政策执行无法尽如人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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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中共鹤岗市委党校公共与社会管理教研室、齐齐哈尔大学教育与传媒学院）

DOI:10.16653/j.cnki.32-1034/f.2016.09.005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项目编号:15XWB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