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邓小平勇于担当的政治品质

赵志峰

(吉林医药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　吉林　132013)



论邓小平勇于担当的政治品质

赵志峰

(吉林医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吉林吉林132013)

〔摘要〕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邓小平身上有着鲜明的勇于担当的优秀品质和精神。他勇于担当，深刻思考，担负起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些紧要关头开创历史的新局面和新阶段；襟怀坦白，实事求是，对于曾经的挫折与失误，勇于承担自己的那份历史责任；坚持真理，无惧重压，一生中“三落三起”， 从而缔造了不朽的历史传奇。

〔关键词〕邓小平；勇于担当；政治品质

邓小平作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伟人，终生追求真理，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襟怀坦荡，勇于担当，为中华民族立下了不朽功绩，也谱写了自己壮丽的人生篇章。

一、勇于担当，深刻思考

邓小平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积极探索，深刻思考，担负起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历史使命。

20世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获得了重大突破，许多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实现了革命的成功，成为了国家的执政党，并带领着国家和人民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阵营。随着社会主义时期的到来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全方位展开，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摆在无产阶级执政党面前的一个亟需解决的时代课题、一个必须用马克思主义做出科学回答的理论难题。

马克思主义是迄今为止最为科学地阐释了人类社会演变发展的学说，它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构成。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缔造者，马克思和他的战友恩格斯由于时代和实践条件的限制，对于科学社会主义只是提出了一些作为行动指南的基本理论和原则。马克思、恩格斯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果然突破了他们生前关于革命的一些具体设想，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在几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爆发，而是在资本主义势力最薄弱的俄国及后来的一些贫穷落后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获得了成功。“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书本里找不到现成答案。十月革命不久，列宁有个著名论断：“对俄国来说，根据书本争论社会主义纲领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深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今天只能根据经验来谈社会主义。”〔1〕“现在一切都在于实践，现在已经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理论在变为实践，理论由实践赋予活力，由实践来修正，由实践来检验。”〔2〕列宁从本国实际出发，不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条条框框，制定符合当时情况的政策，提出了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科学思想。天不假年，1924年列宁因病去世，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建设，并最终形成了以高度集权和计划经济为主要特征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

在我国，经过2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通过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西方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战略，在构建新中国的过程中，斯大林模式对我们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斯大林逝世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弊端也逐渐地被暴露出来。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轰动一时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此，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采取维护斯大林的立场，另一方面开始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由于在对斯大林的历史评价、前苏联大国沙文主义及对当时世界形势的分析主张上产生了一系列的战略分歧，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关系陡然紧张。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题，坚持独立自主走自己发展道路的前南斯拉夫也被视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异类。与此同时，在国内，围绕着这一主题也是风波分歧不断。如反右扩大化、“三面红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运动)，乃至“文化大革命”。“文革”结束后，这一时代课题并没有得以解决，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本身需要得到与时俱进的发展，中国乃至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也都呼唤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对此做出最为科学的回答。

1977年7月，复出后的邓小平面对着思想僵化、教条主义严重的政治形势，支持和推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大讨论，重新恢复和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现在的方针政策，就是对‘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的结果。最根本的一条经验教训，就是要弄清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4〕邓小平在国际共产主义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命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新实践活动中，邓小平忠实于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则，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的历史教训和中国新的实践经验，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从社会主义本质、“三个有利于”等角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并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积极广泛的影响。

二、挺身而出，勇挑重担

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一些紧要历史关头，总能够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开创历史的新局面和新阶段。

中国有句古话，“疾风识劲草，板荡识忠臣”，就是说，越到艰难困苦的时刻，越能检验出一个人的忠诚和担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起起伏伏，艰难险阻不断。回顾邓小平一生的征程，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紧要历史关头，总能挺身而出，勇挑重担，开创历史的新局面和新阶段。

1947年3月，在解放战争的第一个阶段里，我军以根据地为依托，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歼灭了国民党军70万的有生力量，粉碎了其军事上的全面进攻。面对军事上的受挫，蒋介石改变手法，采取从华东和西北重点进攻，企图将革命武装力量挤压到华北，从而实现聚而歼之的目的。在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之下，党中央所在的西北战场上险象环生。经过一年的战争消耗，解放区军民疲惫有加，出现了人力物力供给方面的巨大困难。为扭转革命战争的不利局面，粉碎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毛泽东决定反其道而行之，策划了刘邓野战大军挺进中原的战略决策。当时毛泽东亲自起草了标有AAAA字样的最紧急绝密的电报，“现陕北情况甚为困难。如陈赓、谢富治及刘伯承、邓小平不能在两个月内以自己有效行动调动胡宗南军一部”，“陕北不能支持”。几十年后，邓小平在给子女回忆到当时的情景时，还无不动情地说：“我这一生，这一个时候最紧张。听到黄河的水要来，我自己都听得到自己的心脏在怦怦地跳！只有我和(你)刘伯伯看了这份电报，看完后立即就烧毁了。当时，我们真是困难哪，但是，我们二话没说，立即复电中央，说半个月后行动。用十天作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准备，时间已经很短了，但我们不到十天就开始行动了。当时，真正的是二话没说，什么样的困难也不能顾了！”〔5〕“大别山是一个战略上很好的前进的基地。它靠近长江，东面一直顶到南京、上海、西南直迫汉口，是打过长江的重要跳板，敌人时时刻刻受到我们过江的威胁。往南一下就走一千里，下这个决心，真了不起，从这一点也可看出毛主席战略思想的光辉。而这个担子落在二野身上，整个解放战争最困难的是挑这个担子，是挑的重担啊。不是说消灭敌人九个半旅是挑了重担，主要的是撇开一切困难，坚持地挺进一千里，挑的就是这个重担。”〔6〕面对中央的战略部署，邓小平不是从小单位乃至个人的成败得失考虑，而是着眼于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以自己高度听从命令服从组织的党性原则做保证，挺身而出，勇挑重担，领导组织了十二万野战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历史大剧，犹如一把匕首直插国民党的统治心脏，带动了全国各个战场的战略进攻，使整个战争的格局从此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中国革命解放战争史上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军事奇迹。刘邓大军挺进中原，站稳脚跟的消息传到陕北后，毛泽东无比感慨和欣喜地说：“我们终于熬出来了！”并称此举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7〕

1976年10月，“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但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在政治上坚持“两个凡是”，中国社会仍然处于停滞徘徊的发展状态。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面对这种情况，心急如焚，急切盼望在这紧要关头，有人能够挺身而出，指引正确的前进方向，开辟发展的建设道路，推进中国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在叶剑英、陈云等一批老同志老战友的努力下，在广大党员和人民的热切期待中，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一致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对于这次复出，邓小平深有感触地说：“我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8〕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战略家，邓小平洞察形势、审时度势，先是组织推动了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后又在1978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做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并最终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的全面拨乱反正，从而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阶段。改革开放的道路也不是一帆风顺的，1992年，国内刚刚经历了1989年政治风波，国际上苏联东欧纷纷改旗易帜，一时之间，一些人对社会主义丧失信念，主张走全盘“西化”道路；一些干部群众也对改革开放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模糊认识，出现了姓“资”姓“社”的思想争论。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身份，不顾88岁的高龄之身和长途舟车旅途的劳累之苦，一路南行，就改革开放和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吹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的层层迷雾，坚定了党和人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信念，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不断向前推进。

三、襟怀坦白，实事求是

对于曾经的挫折与失误，从不回避或诿过与他人，而是襟怀坦白，实事求是，勇于承担自己的那份历史责任。

主权、契约与道义权源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矛盾，是搜救国协调权竞合的直接体现。如果搜救国之间并没有通过演习或是其他方式形成一种相互的默许，那么协调权的行使必然会产生一定的冲突，从而阻碍海上救助的进展，延误黄金救助时间。

邓小平波澜壮阔、艰难曲折的一生之中，立下了丰功伟绩的同时也不乏探索挫折、遗憾失误乃至错误。但他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总是襟怀坦白，实事求是，直面人生，勇于承担起自己的那份历史的责任。

1980年8月，邓小平在回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提出“你对自己怎么评价”的问题时说到：“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9〕众所周知，由于邓小平的杰出领导才能，1952年即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调到北京工作，1954年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56年党的八大上被选为党的总书记，成为了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1957年，中国政治舞台上发生了令人遗憾的反右扩大化运动。作为直接领导和部署这场政治运动的总书记邓小平从不避讳自己的历史责任。1980年2月29日，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谈到：“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10〕对于其后的“大跃进”和三年困难，邓小平也是襟怀坦白，多次强调不能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建国后十七年这一段，有曲折，有错误，基本方面还是对的。社会主义革命搞得好，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难道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那时的错误，大家都有责任，主要是因为当时我们没有经验。”〔11〕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真心拥戴和国际上的高度评价。面对这一切，邓小平依然保持着一颗谦逊之心，多次谈起改革开放中的某些遗憾和不足。1989年的一次讲话中，邓小平深刻地指出：“十年来我们的最大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抓得不够，教育发展不够。知识分子的待遇太低，这个问题无论如何要解决。”〔12〕1992年在上海，他又不无遗憾地谈到：“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13〕

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邓小平是一个世纪伟人，但不是圣人，他也有这样或那样的人生挫折和失误。对于这些历史的遗憾，邓小平有句名言：“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14〕“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只是可以说，也是好心犯的错误。”“我一生问心无愧。”〔15〕其实，也正是因为邓小平这种一切为了国家、一切为了人民的崇高信念，才铸就了他那无欲则刚、襟怀坦白、无所畏惧、勇于担当的高尚人生。

四、坚持真理，无惧重压

邓小平的一生多次身处逆境，重重压力之下，层层困难之中，都能够站稳脚跟，处变不惊，坚持真理，永不妥协，一生中“三起三落”， 缔造了不朽的历史传奇，在他的身上鲜明地体现了一种伟大气节和崇尚人格的人生担当。

1979年1月29日，在卡特总统欢迎邓小平的国宴上，邓小平不乏感慨而又充满幽默地说：“如果对政治上东山再起的人设立奥林匹克奖的话，我有资格获得金牌。”邓小平的一生多次遭遇不公正的对待，“三落三起”，被誉为“打不倒的小个子”。20世纪30年代初，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部长时，因执行毛泽东正确路线遭到掌握中央权力的“左”倾机会主义者的批判，被撤销所任职务并受到党内“最严重警告”处分，贬为区委巡视员。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文化大革命”刚开始，邓小平就被指责为“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当时担任的党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等职务，未经任何正当程序便被撤销。接着，随着林彪“一号令”的发布，已经65岁的邓小平又被发配至江西拖拉机修造厂劳动改造。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北京许多干部群众为悼念周恩来逝世，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自发地掀起了“天安门运动”。为此，邓小平又被指责为“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总后台”，并被撤销了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等党内外一切职务，只“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面对逆境，有人要么一蹶不振，消沉不起；要么看风使舵、曲意逢迎，变成趋炎附势的小人；甚至有的还因此而心理失衡、精神崩溃，结束自己的生命。对于给予自己的不公正对待和打击，邓小平总是怀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乐观的人生态度，无所畏惧，站稳脚跟，犹如大雪之中挺且直的一颗劲松。邓小平的女儿曾问逆境中的他是如何走过漫漫长征路的，邓小平轻松地回答：“跟着走。”1984年3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华时曾问邓小平，你最痛苦的是什么时候？邓小平说：“我一生最痛苦的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其实即使在那个处境，也总相信问题是能够解决的。前几年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能度过那个时期，我说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16〕1973年第二次复出时，毛泽东问他如何渡过“文革”中的困难时期，邓小平又是一句简洁轻松的话语：“等待。”1975年11月2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看法是“文化大革命”基本正确，有所不足。对此，邓小平坚决而巧妙地拒绝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17〕美国著名学者戴维·W·张评价说，“邓小平冒着遭到毛泽东指责的风险，从为怎么对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最有利就怎么做，他似乎一生都遵循这种方式”〔18〕。20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西方国家掀起的围堵封锁中国的反华恶浪，邓小平提出要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在历史上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对于他个人的一次次重大挫折和打击面前，邓小平总是从不气馁消沉、畏缩退让，而是坚持真理、心怀坦荡、顽强坚韧、勇于担当、愈挫愈奋，表现出了一个伟大政治家的宽广气度和崇高情怀。

参考文献：

〔1〕列宁.列宁全集：第3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66.

〔2〕列宁.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1.

〔3〕〔4〕〔12〕〔13〕〔15〕〔1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223，287，376，353，54-55.

〔5〕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上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560.

〔6〕赵晓光，刘杰.邓小平的三落三起〔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1.

〔7〕踏着伟人的足迹：大别山，小平戎马跃千里〔N〕.解放日报，2004-08-03.

〔8〕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20.

〔9〕〔10〕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53，277.

〔1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研究组.邓小平自述〔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9：231-232.

〔17〕《李选念传》编写组.李先念传〔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880.

〔18〕向洪.邓小平治国、经济、军事、人才谋略〔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

(责任编辑王生胡学举)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6)01-0130-07

〔作者简介〕赵志峰(1971)，男，吉林医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