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斯大林模式说“不”的第一人

林蕴晖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　政工教研室，北京　100091)



邓小平：对斯大林模式说“不”的第一人

林蕴晖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工教研室，北京100091)

〔摘要〕戈尔巴乔夫说邓小平是他最敬佩的人，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是“没有个邓小平”。对邓小平的研究理应超越中国范围，从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中去考察和研究。从十月革命到苏联解体这一历史时期，世界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改革，但因囿于斯大林模式，所有市场趋向的改革都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复辟而导致失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中国改革开放之路，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以及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理论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成功地突破斯大林模式，走出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邓小平也因之成为对斯大林模式说“不”的第一人。

〔关键词〕世界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改革；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

邓小平的贡献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来看，邓小平是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说“不”的第一人。

一、从戈尔巴乔夫的评说谈起

李肇星在他的回忆录中讲了下面这样一段故事：

“对于我们这些外交官来说，最难弄懂也最该弄懂的一个事件就是苏联解体。一个超级大国竟在短短几年内土崩瓦解，不禁令人感慨万千。”

2004年6月，李肇星作为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的特使代表中国政府前往华盛顿出席美国前总统里根的葬礼。到了华盛顿后才知道，参加里根葬礼的来宾还有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等。

华盛顿的活动结束后，李肇星为赶回去继续参加胡锦涛主席的欧亚之行，就坐了国际航班。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把包放好，坐下来一抬头，发现戈尔巴乔夫也坐在里面。他显然也看到了我。1989年5月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访华会见邓小平同志时，我也在场。他好像对我还有点儿印象，通过翻译主动与我打招呼。”“我当然很高兴与这位前苏联领导人聊天。开始几分钟，我们聊了一些轻松的话题。我心里想，当年的超级大国苏联那么快分崩离析，冷战就那么稀里糊涂地结束了，难得有机会与直接当事人见面。我很客气地对戈尔巴乔夫说：‘我很荣幸与阁下见面，不想失去今天这个请教机会。多年来，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中国朋友一直特别想知道，为什么那么大的苏联，那么强的社会主义大国，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解体了？主要原因是什么？’为了避免让对方尴尬，我特意补充了一句：‘这个问题不太外交，您可以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戈尔巴乔夫犹豫了片刻，面色凝重地说：‘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告诉你的是，在各国领导人当中，我最敬佩的是邓小平先生。而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说完，戈尔巴乔夫再也没有往下说什么。他这句话有什么含义？只能让人们去猜测了。”〔1〕

“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戈尔巴乔夫这句话给我们什么启示呢？它是不是告诉人们，对邓小平的研究，不应该只局限于从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去研究，还应该从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中去进行考察和研究。

二、未能跳出斯大林模式陷阱的改革

那末，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历史又是怎样的呢？这就得追溯到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历史。

大家知道，十月革命后列宁在1920年前实行的是叫“战时共产主义”，1920年后转向实行“新经济政策”。所谓“战时共产主义”，是消灭一切私有制度，对农民实行“余粮征集制”(除了口粮以外，统统上交国家)，结果不只是遭到农民的反对，而且所有人民生活必需品样样都短缺，于是不得不改变政策，改用“粮食税”取代“余粮征集制”，开放市场，允许自由买卖，这样使经济逐步恢复和活跃起来。1924年列宁逝世以后，对于因“新经济政策”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在苏联共产党内就出现了不同意见。布哈林的意见是：“应当对全体农民，对农民的所有阶层说：发财吧！积累吧！发展自己的经济吧”，“我们恰恰是要通过市场关系走向社会主义”。斯大林却认为这是在鼓励人们发展资本主义，他主张在实行国家工业化的同时，实行农业全盘集体化。最后，布哈林的主张被歪曲成：炮制“阶级斗争熄灭论”，鼓吹“富农和平长入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布哈林则被诬蔑为“投机的耐普曼和富农的保护人”、“富农代言人”、“右倾投降主义集团”，以至“人民公敌”〔2〕，于1938年2月倒在了斯大林的枪口之下。在这以后，包括中国在内，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照搬的苏联模式——斯大林模式——单一公有制和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并被共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历史形成的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对立，就成为现实社会主义难以超越的界碑。市场趋向的改革本是布哈林坚持的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路，但从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几乎一概被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是复辟资本主义。

1953年，纳吉取代拉科西任匈牙利部长会议主席，开始纠正拉科西照搬苏联优先发展重工业、强制推行农业集体化、夸大阶级斗争和滥用无产阶级专政等错误，强调要发展人民民主，应遵循列宁新经济政策的思想建设社会主义。纳吉认为，“害怕自由市场，害怕农民经济的发展，害怕由于新经济政策而引起资本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复活，……这是极端‘左’倾的农业政策的代表者的特点。”〔3〕然而，1955年3月，在苏共赫鲁晓夫等领导人的支持下，纳吉被拉科西指责为宣传反马克思主义观点，执行右倾路线，被开除出匈党中央委员会，撤销一切职务。1956年10月，纳吉再度出任总理，试图推动自由化与退出华沙条约的计划，遭苏联红军镇压，于同年11月22日被捕，1958年在秘密审判后以“叛国”罪名被处决。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也曾作过某些改革。但如苏联史专家陆南泉教授指出的： 赫鲁晓夫执政11年中推行的主要政策与路线，基本上亦是斯大林的那一套。〔4〕

1968年春，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了“布拉格之春”。苏联所以出兵镇压,据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原所长阿尔巴托夫分析：除了对所发生的事件的虚假报导和不真实的描绘之外，在这种致命的决策中起巨大作用的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模式，根据这种模式，任何背离你自己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观念，就等于是背叛，是犯罪。” 阿尔巴托夫认为，勃列日涅夫确信，如果不干预事态的进程，就是背叛社会主义事业。〔5〕

应该说，卡达尔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在匈牙利主持的改革，曾经显现过一段生机，但也始终囿于传统的苏联模式的框架，把计划经济和国家所有制的形式当成社会主义的固有本质，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民经济开始滑坡，增长率下降，每年只在1%上下浮动。政府不得不用大量的财政补贴来维持居民的生活消费，这类补贴占每年国民总收入的32%～35%；同时，又错误地将大量资金用于拯救经营不善的企业，20世纪80年代起，政府每年都得拿2000亿福林补贴这类亏损企业，结果不仅没有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产停滞，整个国民经济陷入绝境。〔6〕匈牙利共产党的倒台，正是由于经济危机而引发的政治危机。

1989年冬，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易帜以后，保加利亚共产党前领导人日夫科夫对社会主义在本国的失败有过如下反省。他说：最使我失望的是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仍没有完全弄清楚。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仍旧像在斯大林著作中已定型的那样。而这种情形，总的来说，在斯大林死后也一直保留下来。问题越来越紧迫，却没有找出那种决定社会主义本质的东西。这里指的是社会主义的原则。“几十年来，社会主义就是按照那些为它后来的垮台奠定了基础的‘原则’建立起来的。”〔7〕这就明白无误地向人们说明，所有这些原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赫鲁晓夫在内，都曾想进行改革，但谁也没有能跳出斯大林模式的陷阱。

三、邓小平的智慧、胆略、气魄

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步的改革开放，所以能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全在于经历过十年“文化大革命”灾难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反思。

早在1978年12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讲话中，就明确提出要打破把平均主义当成社会主义的禁锢——允许一部分人由于辛勤努力先富起来。他强调指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8〕。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向全党指出：“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9〕这就否定了把苏联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当作“必须遵循的共同规律”的观念和做法。

在当年的中共高层，对原有的社会主义要进行改革，无人反对，但就绝大多数人来说，改革的基本思路，仍囿于中共八大通过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思想：生产经营以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为主，允许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作补充；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允许按照市场变化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的自由生产作补充；国家市场是主体，允许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作补充。〔10〕也就是后来颇有影响的 “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鸟笼子思想。因此，伴随改革开放进程始终笼罩着一个阴影，这就是要问一个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1989年东欧各国共产党先后失去政权以后，国内就曾掀起一阵反“和平演变”之风，甚至有人提出阶级斗争和经济建设两个中心的主张。1991年，被称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垮台，姓“社”姓“资 ”的争论更趋激烈，并尖锐地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问题上突出出来。实践证明，要彻底从斯大林的陷阱中解脱出来，并非易事。

1990年12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权威人士的文章《社会主义必定代替资本主义》说：“市场经济，就是取消公有制，这就是说，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搞资本主义。”

1991年6月15日，邓力群在《人民日报》发表《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反对和防止“和平演变”》一文中提出：全党和全国人民现在有“双重任务——阶级斗争和全面建设”。文章说，只有“正确处理两大任务的关系，才能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只有正确估量和进行阶级斗争，才能保证现代化建设事业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并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1992年1月5日，北京的一家杂志刊登了《反和平演变三论》的长文，强调说：“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阶级矛盾还存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斗争还存在，各派政治力量的斗争还存在，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资产阶级的思想、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我们要进行反对和平演变的斗争，要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这里所说的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指搞市场经济。

可以认为，这时中国的改革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能不能“突破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牢笼，成了能否跳出斯大林模式陷阱的关键。

邓小平在1992年春发表南方谈话，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再次阐述了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道理。鉴于东欧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倒台的严重教训，邓小平强调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这一点，我讲过几次。”〔11〕

为了回击把有利于发展生产力的改革措施诬称为是搞资本主义的论调，邓小平在当年6月的谈话中激动地说：“我叫一些人把帽子工厂快些关闭，帽子拿来给我戴。如果说把经济建设列为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心工作，就是走资派，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而且是走定了的。如果学习和借鉴工业国家的先进管理、先进经验、先进技术，扩大和搞活市场经济是搞资本主义，那我就是最大的走资派。其实，我是马克思主义信仰者，是学资本主义来搞好自己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是抽象的。落后、贫穷的社会制度是不能长期生存下去的，是要垮台的。我要请教那些‘马列主义理论权威’、‘经济学权威’、‘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思想捍卫者’，你们到底读了多少马列的书，研究了多少马列主义理论？为什么不走出圈子看一看整个国家、整个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为什么不回顾一下建国以来我们党犯的那些极严重的错误？”〔12〕

正是邓小平这铿锵有力的声音，使中国改革的总方向在中共的元老和最高核心层达成了完全一致。党内高层认识的统一为中国共产党十四大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框架由此基本形成。

总之，把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心由消灭私有制转向发展生产力，把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是布哈林屈死在斯大林枪口下之后无人敢碰的禁区，是社会主义经过七十 多年的艰辛也未曾有人敢于迈出的死胡同。戈尔巴乔夫之所以感叹：“我们那里没有个邓小平”，就是因为要从斯大林模式中突破出来，对斯大林模式说“不”，不仅在党内要享有崇高的威望，更要有极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智慧、政治胆略、伟大气魄，这是当年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中没有人可以达到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失败，七十多年的年社会主义苏联的顷刻倒塌，深层原因就在于此。

我们在环顾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以后，再来看邓小平的贡献和历史地位时，不难看出，他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是改变世界社会主义历史的第一人。

参考文献：

〔1〕李肇星.说不尽的外交〔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

〔2〕联共(布)中共特设委员会.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匈〕纳吉·伊姆雷.为了保卫匈牙利人民〔M〕.南晓，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4〕陆南泉.赫鲁晓夫有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J〕.同舟共进，2010，(8).

〔5〕〔俄〕格·阿·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M〕.徐葵，张达楠，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

〔6〕阚思静.卡达尔与匈牙利〔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

〔7〕〔保〕托多尔·日夫科夫.日夫科夫回忆录〔M〕.吴锡俊，王金柏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1.

〔8〕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52.

〔9〕〔1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370-371

〔10〕陈云.陈云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

〔12〕吴江.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沟通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12-13.

(责任编辑肖雪莲王丽娟)

〔中图分类号〕A84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0921(2016)01-0082-06

〔作者简介〕林蕴晖(1932)，男，江苏丹阳人，当代中国史学者，国防大学教授，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当代中国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