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航：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祝彦教授

姜卉

启航：中国共产党的创立
——访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祝彦教授

姜卉

祝彦，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毛泽东思想教研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共海南省委党校兼职教授，中共辽宁省委党校、鄂尔多斯市委党校客座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中共党史、毛泽东思想的教学与研究，造诣深厚，专著有《晚年陈独秀 （1927—1942）》《救活农村——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陈独秀思想评传》《民国乡村建设思想研究》《学习毛泽东》等。2016年5月18日，祝彦教授做客“一校两院”大讲堂，本刊采访了他。

本刊：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创立95周年和长征胜利80周年，95年前，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发展的需要应运而生了。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20世纪初，在那样的时间节点，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我们为什么会最后选择马克思主义，选择共产党，选择社会主义道路？

祝彦：这就需要介绍一下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历史背景。第一，近代中国革命的不成功，呼唤着一个可以领导中国人民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这样一个伟大的政党的诞生。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1840年以来，当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一步一步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被西方帝国主义蹂躏的情况越来越惨重的时候，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仁人志士都在探索各种道路。有我们熟知的传统的流血革命，其中尤以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为典型，应该说，辛亥革命的一个极大的成功就是结束了统治中国267年的清朝封建政权，结束了几千年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从这个层面讲，革命成功了，但是从文化觉醒，从思想改造这个层面上来看，辛亥革命并没有成功。袁世凯称帝，直接葬送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历史回到了原点。毛泽东主席在1949年6月30日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道，“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除了流血的革命，在近代史上还有不流血改良运动，更多是体制内的群体，他们也是出于振兴中华民族的这样一个愿望，来进行各式各样的改良运动，比如戊戌变法，但是最后也失败了，因为改革无法在封建王朝的控制下实现。革命、改良的失败，就让吴玉章等那些当时投身于资产阶级旧民主革命的人感觉到，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

第二，有了革命的主观和客观的要求，还要有一个客观的条件。近代以来，到我们党成立前夕，中国社会有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客观的条件，最直接的表现就是，近代工人阶级的成长壮大。我们了解一下，到1919年，中国工人阶级队伍已经有260多万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不是一个小数字，俄国共产党诞生的时候，工人阶级是179万人，日共产生的时候，日本的工人阶级是150万人，所以，如果从整个世界当时的局势来分析，应该说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具备了这个条件。

第三，有了客观的条件，还需要思想的武装。思想上需要把人民引导到这方面来，这个时候陈独秀就应运而生。早期，陈独秀曾组织过暗杀团搞暗杀活动，还组织过岳王会，武汉以下，长江中下游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基本上是陈独秀领导的岳王会发动的。经历了这样一些早期的革命活动之后，陈独秀认识到，一定要先通过思想文化运动的宣传鼓动，让国民性得到改变，如果我们的国民性仍然还沉迷于封建的小农经济状态中，是很难走向近代化的，因此他开始创办杂志，1915年9月15日，他创办了《青年》杂志，次年的9月1日改名为《新青年》，一到两年之间，这个杂志就影响到全中国，《新青年》吹响了中国现代史上解放思想的号角，许许多多的人冲破了过去思想的牢笼。从历史的角度来讲，这场思想解放运动，对我们整个民族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青年》像春雷惊醒了整个时代的青年，这个杂志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铸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这是一代真正有别于传统文化熏陶出来的救世士大夫的新人，其中包括我们后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本刊：您经常说在我们党的创建过程中，有两个我党自己的祖宗是不能忘记的，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有一种说法“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二者在建党的工作中确实珠联璧合，请您谈谈他们二人对我们建党的贡献。

祝彦：我首先讲一下李大钊同志。李大钊同志是河北乐亭县人，他父母亲去世很早，他由祖父一直养大到18岁，然后到天津上学。1907年暑假，李大钊进入天津法政学堂，1913年毕业，后东渡日本，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学习。1916年，李大钊同志从日本回国，1917年底受聘于北大。他先是当行政干部图书馆主任，1920年，才被聘为政治学系教授，1921年改聘为史学系教授。李大钊同志对我们建党的贡献，我认为应该突出地体现在这样几点：

第一，对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我们党的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或者说理论构建，南陈跟北李两个人相比，应该说李大钊同志在这个方面比陈独秀要做得多、做得好。以《新青年》杂志和《每周评论》等为阵地，李大钊同志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些文章的发表，不仅标志着李大钊同志本人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甚至可以这样说，标志着以李大钊同志为代表的那一批先进分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他1919年5月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旗帜就非常鲜明，向社会上、向知识界、向方方面面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李大钊同志通过他的这些文章，使绝大多数的青年倒向我们，倒向马克思主义学说。我认为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李大钊同志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二，在建党的过程中，可以这样说，从“五四运动”开始，李大钊同志就在做建党的准备工作，或者说即使没有从组织上这么有意识，但是实际上他平常的一些工作上的影响，直接为他人从事建党的工作创造了很好的条件，那就是爱护和培养年轻人。比如说，李大钊同志安排毛泽东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员，而且介绍他加入少年中国学会。比如出资帮助蔡和森出版《俄国社会革命史》，宣传马克思主义学说。资助北京大学的刘仁静等人读书等。李大钊同志当时的月薪是120块大洋，当时1块钱大洋相当于现在400块钱的购买力，工资不算低，但是每到月底他家里就捉襟见肘，因为李大钊同志的大部分开支都拿去帮助别人了。这是李大钊同志高尚的品德和人格风范的体现，也是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和情操的体现。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通过李大钊这样的同志得到非常生动的体现，从而使我们党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凝聚力。

第三，支持陈独秀的建党工作。陈、李之间确实是珠联璧合，在北京大学期间，李大钊大力支持陈独秀领导的爱国学生运动，积极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投稿，北京大学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等那些风云人物全部以《新青年》杂志为中心。正是因为有李大钊等这些杰出人士的帮助，同仁的理解支持，陈独秀才成为“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建党的过程中，陈独秀因为领导“五四运动”，受到当时北洋政府的通缉，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在1920年的2月份，亲自赶着马车，把受到北洋军阀政府通缉的陈独秀送往天津，然后从水路前往上海，进行实际的建党筹备工作。我们说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描述的就是这段历史。

第四，直接领导了北京党组织的建设。我们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区的党的工作，包括满洲省，应该说是李大钊同志建立起来的。北京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是1920年10月份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李大钊的办公室正式成立，李大钊同志任书记，张国焘任组织委员，罗章龙任宣传委员，这是直接由李大钊同志建立而且领导的北方区的党组织。很可惜，我们党的这样一位主要创始人李大钊同志，1927年4月28日牺牲。

接着讲讲“南陈”，也就是陈独秀。陈独秀1979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的安庆，原名庆同、官名乾生、字仲甫、号实庵，1896年参加科举，县试第一名，后来去考举人，没有考上，他对这种考试非常厌恶，因此产生了反清的革命思想。然后他东渡日本到早稻田大学，1904年回国，跟蔡元培、章士钊、蔡锷搞暗杀团，1905年创建岳王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担任安徽省都督府的秘书长，领导过局部地区的辛亥革命，尤其是安徽省。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同志就职北京大学校长，1 月13日蔡元培把陈独秀请来，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对建党的贡献，我概括有这么几点：

第一，关心爱护年轻人。为什么我把关心爱护年轻人放到建党的贡献里呢？因为从建党之初，我们的党组织，我们这支队伍，就要争取优秀的青年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所以，这应该是跟建党有关系的。毛泽东同志在湖南一师读书期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一万多字，就发表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杂志上。毛泽东同志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做助理管理员的时候，陈独秀与毛泽东同志的交流，给他思想的影响，后来毛泽东同志回忆说，他对我的影响，也许超过其他任何人。这种影响，从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在陈独秀的影响下，我们党后来的伟大领袖就这样慢慢地培养起来了。

第二，领导成立党的早期组织。1920年年初，陈独秀由李大钊同志护送，从天津经海上来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就迅速着手于党的创建工作，首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然后和李大钊就我们这个组织的名字进行书信商量。李大钊同志回信认为，干脆就叫共产党，所以我们的名字实际上非常旗帜鲜明，一开始就叫共产党。在陈独秀的领导下，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于1920年8月，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正式成立了，这是在上海陈独秀领导成立的我们党的早期组织，实际上是发起组织。为什么后来北京也叫支部，长沙也叫支部，就是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成立的，这个时候一共有8个人，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杨明斋、李达，陈独秀担任书记。

搜救国协调权并不专属于任何一个国家，同时任何一国也不会无故从国际法上获取更多的协调权以对其他国家合理从事救助活动而进行不正当的干涉。然而，基于平等状态下的搜救国之间可能会在执行某项具体的救助任务而同时行使这一协调权时产生一定的竞合。基于协调权权源的差别，这种竞合可以分化于3个范畴。

第三，指导各地建立党的早期组织。上海的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后，在上海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的指导下，指导各地有条件的地方，成立党的支部，长沙、广州、济南、北京、武汉都先后成立了党的组织。

第四，负责发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导各地成立了党的支部之后，由上海党组织函告通知各支部派两个同志来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个贡献是很大的了。由此，我们党就走到今天，95年了。中央党校党史部的老主任郭德宏教授曾撰文指出，没有陈独秀就没有中国共产党在1921年的成立。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口头报告中，对陈独秀的肯定，我认为评价得非常客观，当然也很高。这就端正了我们党内，包括社会上的群众，受过去的教科书的影响，认为陈独秀是叛徒、内奸、汉奸，是右倾投降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等等。

毫无疑问，在我们党的创建过程中，陈独秀应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李大钊同志在北京，因为党的创建工作主要是在上海，也就是具体的工作基本是由陈独秀来做的，或者说在陈独秀的领导下，李达、李汉俊等人开展的。正因为陈独秀在建党中的卓越贡献，以及从“五四运动”以来树立起来的崇高威望，因此，陈独秀在党的“一大”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之后，陈独秀担任了一至五届党的最高领导人：一大当选为中央局的书记。二大、三大当选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长。四大、五大连任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本刊：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们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毫无疑问，共产国际是绕不过去的，请您给我们讲讲，共产国际跟我们的关系及其对我们建党的贡献。

祝彦：共产国际是1919年成立的，1943年解散，正好24年。毛主席说，它两头好，中间坏。胡乔木同志也有一个评价说，共产国际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也帮了正忙，但是，恐怕帮的倒忙比帮的正忙要大得多，我们并不要把我们的错误推给人家，把我们的责任推给人家，但是，客观的历史的影响是不能否认的。也就是说客观是这样的，我们说大革命的失败，我们党内一而再、再而三的“左”倾错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对建党有什么贡献呢？

我先介绍一下学术界的观点，学术界有一种是别有用心的攻击的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扶助下，是共产国际的私生子。这一种，我们是旗帜鲜明地反对它，可以对它不屑一顾。另一种是我们国内的学者研究认为，党的成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到那个时候，1921年我们党必然诞生了。郭德宏老师也说过，即使没有共产国际的帮助，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20年代也会自己建立起来。这不是我们完全不顾历史事实，实际上，在共产国际还没有接触我们党的组织之前，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就已经就党的建立的工作在做计划，在做筹备。当然我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如果说源头，当然是欧洲，李大钊、陈独秀他们在日本留学期间都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主义学说，但是，接触了之后，具体的创建党的工作，就是我们自己的人在干，这个时候共产国际没有谁来，甚至包括毛泽东同志在湖南期间，跟蔡和森两个人通信，要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与之相比较，1920年2月份、4月份，维经斯基才来，6月份，共产国际的正式代表马林、尼克尔斯基才来。我觉得我们国内主流的学者这样认为，应该说是符合历史的。周恩来同志在1943年也做了这样一个论述，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及其发展，是得到了共产国际不少的指导和帮助，我们不回避，但中国共产党的靠山不是共产国际，而是我们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中国劳动人民中生长起来的，它存在于中国人民中间。我觉得周恩来同志这个讲得好。我们也不能把共产国际当做靠山，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正因为把共产国际当成靠山，我们犯了很多的错误，我们干了很多的蠢事，我们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后来毛泽东同志向党内的高级干部说，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要相信自己。到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三个自信”。我认为这就是历史的一脉相承。

这样说，我们并不是要完全否认共产国际对我们的帮助，首先是思想上的指导，这种指导也许不是有意识的，通过主义、学说的宣传，我们接受了，这是一种指导。还有具体工作上的帮助，还有经济上的援助，具体地表现在这三个方面。比如，具体工作上的帮助，我们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如果不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提议，我们可能不一定是在7月份召开，这个毫无疑问。因为开会的时候，陈独秀都走了，应该说从当时来看，陈独秀根本就没有把党的一大召开提到日程上来，这是工作上的帮助。经济上的援助，党刚刚创立，经费非常困难，李达同志回忆说，当时党的工作经费每月仅需要大洋200块钱，而大家却无力负担，因为当时在上海的党员，大多没有职业，不能挣钱。接受了共产国际的帮助之后，我们就有钱了，大家看，中央机关共产国际资助一项，16655块钱，我们党自己募捐的也就1000多块钱。后来陈独秀在大会上也公开承认，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从共产国际领来的。拿了共产国际的钱那就要听共产国际的，中国共产党就成为了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一方面接受共产国际物质的援助，另一方面在组织上成为共产国际领导下的一个基层支部。

本刊：请您简单概括一下，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特点及其伟大历史意义。

祝彦：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特点可以概括如下，首先，我们党创建的进程是比较快的，1919年到1921年。因为有榜样了，俄国的布尔什维克。其次，我们党的第一个党章非常强调纪律，而且是政治纪律。所以，我们今天再强调政治纪律，只不过是对我们党从诞生开始的优良传统的继承。再次，我们党组织上是独立自主的，后来加入了共产国际，这个问题大打折扣了，这几点是我自己研究的体会。

我们党创建过程中的不足，有这么几点：一是时间很短，没有长期斗争的锻炼。二是因为时间短，就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消化，尤其是没有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去运用，把中国革命的实际跟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三是理论上的不足就是没有理论主见，没有理论主见就找不到革命正确的道路，这样就容易被别人干预，指手划脚。从这个角度来讲，共产国际能够对中国革命产生那么大的作用，应该说这也是内因，没有理论主见。一直到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我们才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条正确的道路在党内一直到遵义会议因为事实上有了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才得以确立，这是不容易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的伟大的历史意义。在中国共产党最权威的历史著作里，做了这样很客观的描述，我认为这写得很好，党的诞生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近代中国革命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力量。

毛泽东同志1949年9月10日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的这两句话更是非常高度又很精辟地概括了我们党诞生的伟大历史意义。“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从此以后，中国改换了方向。”所以我们党走到今天，已经走过了95年辉煌的历程，我们党的事业将继续在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下去，我们全党同志毫无疑问，完全可以有理由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十八届党中央的领导下，我们将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将我们党的伟大事业推向更加辉煌。

［责任编辑：姜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