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虞行年考略

徐昌盛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

■年谱与传记

挚虞行年考略

徐昌盛

挚虞是西晋重要的礼学家、史学家和文学家。在礼学方面，他主持修订了荀顗的《新礼》，其议礼文字在《晋书·礼志》中占有重要的篇幅。他的史学著作，为《隋书·经籍志》著录或提及的有《族姓昭穆记》、《畿服经》、《三辅决录注》和《文章志》等。他还是贾谧“二十四友”的成员，参加尚书省同僚的诗歌唱和。他所编撰的《文章流别集》，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诗文总集，其中的文论部分，考镜源流、辨别文体，在文体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挚虞的生平行迹，《晋书》本传是唯一的参考，但本传多征引文章，传主事迹记载反失阔略，《晋书》成书于唐初，彼时史臣已难明其详。今人也做过一定程度的探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陆侃如的《中古文学系年》，发轫之功诚不可没；邓国光的《挚虞研究》，是首部全面研究挚虞的著作，钩沉索隐，用力良深；俞士玲的《西晋文学考论》，间有涉猎，亦颇多发明。拙文《挚虞生平补考》(《中国典籍与文化》，2015年第3期)，也就一些聚讼纷纭的重要问题粗陈鄙见。兹在前哲时贤的基础上，梳理挚虞的生平行迹，详于所略，略于所详，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挚虞生平的整体面貌，以期给魏晋文学、史学和礼学的研究提供参照。

魏正始六年(245) 一岁

挚虞出生。

结合皇甫谧的生平经历进行讨论，可以获得更加细密的结论。皇甫谧的生卒年，史有明书，生于215年，卒于282年。据《晋书》本传记载，皇甫谧是安定朝那人，出继给后叔父，故迁徙至河南新安。安定郡在雍州东北部，河南郡在司州中部，两地相距较远。挚虞是京兆长安人，在雍州的东南部，且新安县在长安与洛阳间，是雍州前往京城的必经之地，往来其间最为便利。又其父挚模在曹魏首都洛阳任职，《晋书》记其最后官职是太仆卿，挚虞或随父居于洛阳。本传称皇甫谧“年四十丧所生后母，遂还本宗”*《晋书》卷五一《皇甫谧传》，第1410页。，则应该在254年返回安定郡。本传又载“时魏郡召上计掾，举孝廉；景元初，相国辟，皆不行”(同上，第1411页)，三国时的魏郡在司州的东北部，皇甫谧不当在此举孝廉，雍州有下魏郡，且与安定郡相邻，似更合情理，故疑“魏郡”乃“下魏郡”之误。本传载“其后乡亲劝令应命”云，据此可以推断254年之后，皇甫谧当居于安定郡朝那县。挚虞师事皇甫谧，当以谧在新安县时最为方便，待谧返回安定，路途迢遥，很难慕名从学了。因此，挚虞从谧学习的时间应该在254年谧还本宗之前。

《世说新语·赏誉》刘孝标注引《赵吴郡行状》载司马越与赵穆、王承、阮瞻、邓攸之书说：“《礼》：八岁出就外傅，十年曰幼，学。明可以渐先王之教也。”*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521页。又《礼记·曲礼》曰“人生十年曰幼，学”*[清]朱彬：《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8页。，《内则》说“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同上，第440页)，则刘注所引“八岁”应是“十岁”之误。司马越活跃在西晋而修书征引《礼记》，说明当时人注意恪守礼仪规范。挚虞主要以礼学著名，那么少时自然笃学躬行礼仪。即使以下限计，将挚虞师从皇甫谧定于254年，他出生也不晚于245年。邓国光已指出挚虞称潘岳为后生，《尔雅·释亲》称“男子先生为兄，后生为弟”*[晋]郭璞注：《尔雅》卷上，《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第7-8页。，又潘岳生于247年，挚虞生年必早于247年。总之，挚虞的生年应该在245年之前，姑系于本年。

字仲治。

《晋书·挚虞传》：“挚虞字仲洽，京兆长安人也。”*《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19页。仲洽，或作仲治，盖形近而讹。邓国光引六朝诸书，证为“仲治”，这是正确的；但引杨明照在《文心雕龙校注拾遗》中的判断，即“钞本《御览》引作冶”，而否认“冶”是“治”的讹误，以为是阙笔之讳，恐有未当。*参见邓国光《挚虞研究》，第7页。《太平御览》始出于宋代，宋人焉得避唐讳；又影印南宋绍兴本的《艺文类聚》之卷三二中，有同时作“冶”与“治”的，盖造书者不慎，偏旁连笔而致误。程章灿的《挚虞字仲治考》*程章灿：《汉魏六朝文学五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4年第5期，第2-3页。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作者先引六朝至唐的文献，发现多作仲治；又判断产生讹误的原因或是各本《晋书》出于同一个祖本；后来唐修《晋书》和张溥的《挚太常集》成为人们的常用书，两书皆作“仲洽”，故这种错误意见为人们所沿用。程章灿又引王佩诤的“唐虞之治，殷周之隆”之意见来说明古人名与字之间，往往有对应的关系。当然这只能是补充论证，因为也有反例，比如吉常宏等在《古人名字解诂》中也从名和字的关系作过一番解释：“汉刘向《说苑·建本》：‘日以自虞。’《玉篇·虍部》：‘虞，乐也。’《诗·大雅·江汉》：‘矢其文德，洽此四国。’孔颖达疏：‘又施布其经纬天地之文德，以和洽此天下四方之国，使皆蒙德。’和洽、欢乐义相近，故相协。”*吉常宏、吉发涵著：《古人名字解诂》，北京：语文出版社，2003年，第239页。吉氏支持“仲洽”说，但其中联系略显曲折。

京兆郡长安县人。

京兆郡，汉时已置，因是帝王所都，时称京兆尹。京兆与扶风、冯翊并称“三辅”。汉武帝置司隶校尉时，京兆尹为其管辖；东汉光武于关中置雍州，后罢，复置司隶校尉，统辖三辅如故；光武都洛阳，因置河南尹，因“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与太守同”*[南朝宋]范晔：《后汉书·百官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3614-3615页。，则京兆尹未改名号，与扶风、冯翊同属司隶校尉统辖；至献帝时重置雍州，三辅又俱属雍州管辖。曹魏时设置司州统五郡(不含京兆)，三辅仍属司隶，因首都在洛阳，故改京兆尹为郡太守。晋初武帝仍居魏都洛阳，“于长安置雍州”*《晋书》卷一四《地理志》，第430页。，将“三辅还属雍州”(同上，第415页)，则京兆郡重属雍州，但分京兆郡的南部而新置上洛郡，归司州管辖。长安县是京兆郡的治所。

挚虞的《雍州诗》系赞美乡土之作，曰：“於皇先王，经启九有。有州惟雍，居京之右。土载奥区，上状神薮。嘉生惟繁，庶类伊阜。悠悠州域，有华有戎。外接皮服，内含歧丰。周馀既没，夷德未终。莫不慕义，易俗移风。”*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759页。

祖上颇有高风。

京兆挚氏知名者，西汉有挚峻，与司马迁交好，高尚不仕，号曰居士；东汉有挚恂，系挚峻十二世孙，皇甫谧《高士传》说他“明《礼》、《易》，遂治五经，博通百家之言。又善属文，词论清美。渭滨弟子扶风马融、沛国桓驎等自远方至者十余人。既通古今，而性复温敏，不耻下问，故学者尊之，常慕其先人之高，遂隐于南山之阴。初马融从恂受业，恂爱其才，因以女妻之。融后果为大儒，名冠当世，世以是服恂之知人。永和中，和帝博求名儒，公卿荐恂行侔曾闵，学拟仲舒，文参长卿，才同贾谊，实瑚琏器也，宜在宗庙，为国真辅。由是公车征，不诣，大将军窦宪举贤良，不就，清名显于世。以寿终，三辅称焉”*[汉]赵岐撰、[清]张澍辑：《三辅决录》，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又有挚茂，《三辅决录》：“以茂才为郡法曹，治财致大富，悉散以分宗人，先从贫始，以寿终。”(同上)则挚峻、挚恂洵为高士，挚茂之人品也有先祖之遗风。

父挚模，官至魏朝太仆卿。

《晋书·挚虞传》：“父模，魏太仆卿。”*⑦ 《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19页。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王隐《晋书》：“祖茂，秀才。父模，太仆卿。”*《世说新语笺疏》，第301页。挚虞的祖父挚茂仅是秀才，地位不高，史无记载；父亲虽位至二千石，事迹不显，史不立传。太仆卿的品级，洪饴孙《三国职官表》：“太仆卿一人，中二千石，第三品。”*[清]洪饴孙：《三国职官表》，《二十五史补编》，中华书局影印开明书店本，第25-26页。而太仆卿的职掌，《后汉书·百官志》载东汉的情况是“掌车马，天子每出，奏驾上卤簿用，大驾则执驭”*《后汉书·百官志》，第3581页。，魏因之，职掌如故。又太仆卿寺地址及其建置情况，传为张载所注的《魏都赋》里有详细说明，在“其府寺则位副三事，官逾六卿，奉常之号，大理之名，厦屋一揆，华屏齐荣”*[梁]萧统撰、[唐]李善注：《文选》卷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02页。句左，注曰：“当司马门南出，道西最北东向相国府，第二南行御史大夫府，第三少府卿寺；道东最北奉常寺，次南大农寺；出东掖门正东，道南西头太仆卿寺，次中尉寺。”(同上)知太仆卿寺是在东掖门外南首第一处。又说“建安十八年始置侍中、尚书、御史、符节、谒者、郎中令、太仆、大理、大农、少府、中尉”(同上)，知太仆卿始置于建安十八年。洪饴孙考出黄初以来担任此职的共有十四人，挚模为殿军。

兄挚育，凉州刺史。兄子挚瞻，有气节，死于王敦之手。

《世说新语·言语》：“挚瞻曾作四郡太守，大将军户曹参军，复出作内史，年始二十九。尝别王敦，敦谓瞻曰：‘卿年未三十，已为万石，亦太蚤。’瞻曰：‘方于将军，少为太蚤；比之甘罗，已为太老’。”*《世说新语笺疏》，第121-122页。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挚氏世本》曰：“瞻，字景游，京兆长安人，太常虞兄子也。父育，凉州刺史。瞻少善属文，起家著作郎。中朝乱，依王敦为户曹参军。历安丰、新蔡、西阳太守。见敦以故坏裘赐老病外部都督。瞻谏曰：‘尊裘虽故，不宜与小吏。’敦曰：‘何为不可？’瞻时因醉，曰：‘若上服皆可用赐，貂蝉亦可赐下乎？’敦曰：‘非喻，所引如此，不堪二千石。’瞻曰：‘瞻视去西阳，如脱屣耳！’敦反，乃左迁随郡内史。”(同上，第122页)《挚氏世本》又曰：“瞻高亮有气节，故以此答敦。后知敦有异志，建兴四年，与第五琦据荆州以距敦，竟为所害。”(同上，第122页)

魏正元元年(254) 十岁

挚虞师事皇甫谧。

《晋书·挚虞传》：“虞少事皇甫谧，才学通博，著述不倦。”⑦《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说：“虞少好学，师事皇甫谧，善校练文义，多所著述。”*《世说新语笺疏》，第301页。挚虞师事皇甫谧的时间，见前述“挚虞出生”条。

魏咸熙二年(265) 二十一岁

挚虞为郡主簿。

《晋书·挚虞传》：“郡檄主簿。”*⑤ 《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19页。京兆郡征召挚虞为主簿，这是他第一次出仕。古时男子一般二十岁出仕，挚虞出身高级官僚家庭，此年开始出仕合情合理。因为是郡主簿，故知此时仍在长安。主簿之职，自太子、三公到郡县皆有设立，《文献通考·职官考》说：“盖古者官府皆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监以至州、郡、县皆有之，所职者簿书，盖曹掾之流也。”*[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六三，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912页。《通典·职官典》说州郡主簿的职掌是“主簿一人，录门下众事，省署文书，汉制也。历代至隋皆有”*[唐]杜佑：《通典》卷三二《职官典》，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891页。。州郡主簿虽是书记性质的官员，但属近侍之官，颇为尊崇，因此所选者多是年轻的知名人士。挚虞出仕之初，即获此任，当受益于其父的福荫。晋武帝改元泰始是在十二月份，此时挚模已不担任太仆卿(论据详下)，因此挚虞出仕应该在改元之前。邓国光将挚虞任主簿定为泰始二年，依据是“晋武帝泰始元年二月始封，则京兆名郡并置雍州，亦应于是年”*《挚虞研究》，第29页。。查《晋书》所载，该年并无改郡名之议，《晋书·地理志》载魏文帝即位，改京兆尹为太守，则已名郡。

晋武帝泰始二年(266) 二十二岁

挚虞作《思游赋》。

《晋书·挚虞传》：“虞尝以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作《思游赋》。”⑤挚虞的《思游赋》，接受了《楚辞》的影响，以骚体赋的形式，表达了信天任命的消极人生态度。末句云“乐自然兮识穷达，澹无思兮心恒娱”，挚虞属少年得志，这种情调不符合他的经历。细究起来，史书追录其父最高官职是魏太仆卿，入晋之后行迹未见，《晋书·武帝纪》载泰始元年登基的次日，武帝即“遣太仆刘原告于太庙”*《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1页。，则此时太仆已是刘原，挚虞父亲挚模已失官，则挚虞对新朝应该有所怨望。泰始改元是在该年的十二月份，此赋很可能是作于次年,故系于泰始二年。陆侃如以为泰始元年，但称“假定在师事皇甫谧后五年左右”*《中古文学系年》，第625页。，并未提供理由。俞士玲根据赋中的隐喻，结合挚虞丁母忧的史实，认为写于太康四、五年间*《西晋文学考论》，第180页。。

晋武帝泰始三年(267) 二十三岁

挚虞作《迁宅诰》。

《迁宅诰》曰：“惟大始三年九月上旬，涉自洛川，周于原阿，乃卜昌水东，黄水西，背山面隰，惟此良。”*[宋]李昉等：《太平御览》卷五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72页。既称“涉自洛川”，迁移路线当从东向西经过洛水；“周于原阿”不详，可能指环绕在平原山地之间。昌水，俞士玲引《水经注》卷一五“洛水”条以为“昌涧水”即“昌水”，原文是“洛水又东，有昌涧水注之，水出西北宜阳山而东南流，迳宜阳故郡南，旧阳市邑也，故洛阳都典农治，此后改为郡，其水又南注于洛”*《西晋文学考论》，第179页。。黄水，据《汉书·地理志》：“析。黄水出黄谷，鞠水出析谷，俱东至郦入湍水。”*[东汉]班固：《汉书》卷二八《地理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549页。“昌水东，黄水西”，盖在司州南部地区。

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 二十四岁

武帝下令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

《晋书·武帝纪》：“(泰始四年十一月)己未，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十二月，班五条诏书于郡国：一曰正身，二曰勤百姓，三曰抚孤寡，四曰敦本息末，五曰去人事。”*⑥ 《晋书》卷三《武帝纪》，第58页。武帝下诏时已是十一月，待铨官斟酌名额、布置考试、衡量品级再到武帝亲自策问，不是短时间之内所能完成的，因此挚虞的《贤良对策》必作于其后。

挚虞当是在京兆郡主簿任上，由郡中正负责荐举的。

荀顗《新礼》完成。

荀顗咸熙元年(264)受命制订《新礼》，但具体的完成时间史无明载。《晋书·应贞传》：“后迁散骑常侍，以儒学与太尉荀顗撰定《新礼》，未施行。泰始五年卒，文集行于世。”*《晋书》卷九二《应贞传》，第2371页。则在应贞去世前，《新礼》已经完成，只是未付诸实施，那么完成时间至迟在泰始五年(269)。羊祜是《新礼》制订的参与者，泰始五年二月，武帝“以尚书左仆射羊祜都督荆州诸军事”⑥，说明此时《新礼》已经制竣。《应贞传》已指出荀顗时为太尉，挚虞《讨论新礼表》说“臣典校故太尉顗所撰《五礼》”*《晋书》卷一九《礼志上》，第581页。，而顗迁太尉是在泰始四年(268)十一月，那么《新礼》完成的时间很可能在泰始四年(268)十一月到五年(269)二月间。姑系之本年。

晋武帝泰始七年(271) 二十七岁

挚虞作《贤良对策》。

《晋书·挚虞传》：“举贤良，与夏侯湛等十七人策为下第，拜中郎。武帝诏曰：‘省诸贤良对策，虽所言殊途，皆明于王义，有益政道。欲详览其对，究观贤士大夫用心。’因诏诸贤良方正直言，会东堂策问，曰：‘顷日食正阳，水旱为灾，将何所修，以变大眚？及法令有所不宜于今，为公私所患苦者，皆何事？凡平世在于得才，得才者亦借耳目以听察。若有文武器能有益于时务而未见申叙者，各举其人。及有负俗谤议，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虞对曰：‘臣闻古之圣明，原始以要终，体本以正末。故忧法度之不当，而不忧人物之失所；忧人物之失所，而不忧灾害之流行。诚以法得于此，则物理于彼；人和于下，则灾消于上。其有日月之眚，水旱之灾，则反听内视，求其所由，远观诸物，近验诸身。耳目听察，岂或有蔽其聪明者乎？动心出令，岂或有倾其常正者乎？大官大职，岂或有授非其人者乎？赏罚黜陟，岂或有不得其所者乎？河滨山岩，岂或有怀道钓筑而未感于梦兆者乎？方外遐裔，岂或有命世杰出而未蒙膏泽者乎？推此类也，以求其故，询事考言，以尽其实，则天人之情可得而见，咎征之至可得而救也。若推之于物则无忤，求之于身则无尤，万物理顺，内外咸宜，祝史正辞，言不负诚，而日月错行，夭疠不戒，此则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期运度数，自然之分，固非人事所能供御，其亦振廪散滞，贬食省用而已矣。是故诚遇期运，则虽陶唐、殷汤有所不变；苟非期运，则宋卫之君，诸侯之相，犹能有感。唯陛下审其所由，以尽其理，则天下幸甚。臣生长蓽门，不逮异物，虽有贤才，所未接识，不敢瞽言妄举，无以畴答圣问。’”*《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23-1424页。

挚虞当堂策问的时间，学者多定为泰始四年，实际上是泰始七年十月。《晋书·阮种传》中武帝策问时提到“朕应践洪运统位，七载于今矣”*《晋书》卷五二《阮种传》，第1444页。，《郤诜传》中说“朕获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载”*《晋书》卷五二《郤诜传》，第1439-1440页。，俱是显证，再将挚虞对策文章与当年水旱灾异比照，即可得知。详细考证参见拙文《挚虞生平补考》。

晋武帝泰始九年(273) 二十九岁

挚虞为太子舍人。

《晋书·挚虞传》：“擢为太子舍人。”*《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24页。据《晋书·职官志》载太子僚属：“舍人十六人，职比散骑、中书等侍郎。”*《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742页。陆侃如假设挚虞担任此职“在拜中郎后五年左右”*《中古文学系年》，第657页。，故系于本年。邓国光以陆侃如所说不合本传，认为挚虞任太子舍人在举贤良之后，说“始擢为太子舍人”，又举夏侯湛例说他累年不调，写了《抵疑》后才选补太子舍人，挚虞不用“选补”而用“擢”，说明贤良对策之后即获此任。*《挚虞研究》，第30页。笔者稽之《晋书》本传，未见“始”字，则未必在举贤良之后即获此职；夏侯湛在贤良对策中位列中第，而挚虞是下第，如果太子舍人需从贤良中选出，也应该是夏侯湛更有机会；又“擢”有提拔的意思，“选补”也有遴选的意思，只是迁官方式的不同，其中不必有所轩轾。

挚虞作《连理颂》。

《连理颂》曰：“东宫正德之内，承华之外，槐树二枝，连理而生。二干一心，以蕃本根。”*[唐]欧阳询等：《艺文类聚》卷八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517-1518页。文章写的是东宫内的连理槐，陆侃如以“疑亦作于舍人任上”*《中古文学系年》，第661页。而系于泰始十年，因无实据，姑系于迁太子舍人之年。

晋武帝泰始十年(274) 三十岁

挚虞作《答杜预书》。

《晋书·挚虞传》：“元皇后崩，杜预奏：‘谅闇之制，乃自上古，是以高宗无服丧之文，而唯文称不言。汉文限三十六日。魏氏以降，既虞为节。皇太子与国为体，理宜释服，卒哭便除。’虞答预书曰：‘唐称遏密，殷云谅闇，各举事以为名，非既葬有殊降，周室以来，谓之丧服。丧服者，以服表丧，今帝者一日万机，太子监抚之重，以宜夺礼，葬讫除服，变制通理，垂典将来，何必附之于古，使老儒致争哉。’”*《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26页。《晋书·礼志中》与《通典·礼四十二》所载此事甚详，交待了杜预、张靖、陈逵、魏舒等人的不同观点，但《礼志》未录挚虞的观点，本传又流于简略，而《通典》则记载了挚虞对杜预奏议的答复，曰：“仆以为除服诚合事宜，附古则意有未安。五服之制，成于周室。周室以前，仰迄上古，虽有在丧之哀，未有行丧之制。故尧称遏密，殷曰谅闇，各举其事而言，非未葬降除之名也，礼有定制，孝景之即吉，方进之从时，皆未足为准。盖圣人之于礼，讥其失而通其变。今皇太子未就东宫，犹在殿省之内，故不得伸其哀情。以宜夺志，何必附之于古，钦以旧义哉！”*《通典》卷八二，第2225页。与本传比较，《通典》所载更接近于挚虞著作的原貌。

又《通典》明言“晋武帝泰始十年，武元杨皇后崩”(同上，第2224页)，而挚虞参与太子谅闇之议，应该是太子僚属，故陆侃如认为此时挚虞正在太子舍人任上*《中古文学系年》，第661页。，本传将《答杜预书》置于“元康中，迁吴王友”*《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26页。后，误。

晋武帝太康元年(280) 三十六岁

挚虞除闻喜令，作《太康颂》。

《晋书·挚虞传》：“除闻喜令。时天子留心政道，又吴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颂》以美晋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24页。闻喜在晋代属司州河东郡(《晋书·地理志》)，是春秋曲沃故地，汉时始置，武帝行经此处恰闻南越被攻克的喜讯，遂赐名闻喜(《通典·州郡典》)。邓国光注意到《通典·职官典》所述的晋代县令情况，即“晋制，大县令有治绩，官报以大郡。不经宰县，不得入为台郎”，认为曾任大县之令长，方具资格擢次为尚书郞。*《挚虞研究》，第31页。挚虞前任太子舍人，属于京官，下放到基层任职，有锻炼治能的性质，然后再迁回朝廷掌管实权，因此不久得补尚书郎。又挚虞《赠李叔龙以尚书郎迁建平太守一首》说：“我有良朋，时惟李生。拊翼岐蜀，翻飞上京。明试以功，聿骏有声。三载考绩，剖符建平。”*《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58页。则以尚书郎转地方长官属常例，是京官外任锻炼的途径，又说“三载考绩”，则任期应是三年，然后进行考核，治绩出色者可能回迁升职。

挚虞表论封禅。

晋武帝太康三年(282) 三十八岁

挚虞解职丁母忧。

《晋书·挚虞传》：“以母忧解职。”*《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25页。陆侃如只是假定丁母忧在补尚书郎前三年，确切时间难以考证。挚虞是礼学家，议礼多用王肃，则服丧时间应为二十五个月。当时其父挚模尚在，因为挚模是曹魏最后一任太仆卿，入晋后事迹泯然，但挚虞出仕后并无守丧的记载，说明挚模在妻子去世时仍然在世。按照古礼，父亲若在，儿子只需为母亲服丧期年。母亲去世时，挚虞尚在县令任上，服阙期满后，得以重新任用，因而补为尚书郎，姑系于本年。

晋武帝太康五年(284) 四十岁

挚虞补尚书郎，作《三日曲水对》。

邓国光根据《晋书·礼志》所说的“太康初，尚书仆射朱整奏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认为挚虞太康初年已补尚书郎。又以同年除闻喜令，旋丁母忧，太康三年即可以除服，履任新职。*《挚虞研究》，第31页。但陆侃如已根据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指出，朱整为仆射，始于太康九年二月，至次年四月止，则太康初确系误记。*《中古文学系年》，第722页。《晋书·礼志》又记载了太康八年的婚礼之议，朱整时为尚书，应属列曹尚书，次年转尚书仆射。太康九年，挚虞已为尚书郎则无疑问，而选补尚书郎的时间应该更早。傅璇琮《潘岳系年考证》认为“(挚虞)召补尚书郎，最早也当在太康四、五年间”*傅璇琮：《潘岳系年考证》，《文史》第十四辑，第249页。，虽说是推论，但大体时间差不多，姑系于本年。

《艺文类聚》卷四引《续齐谐记》：“晋武帝问尚书郎挚虞曰：‘三日曲水，其义何指？’答曰：‘汉章帝时，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俱亡。一村以为怪，乃相携之水滨盥洗，遂因水以泛觞，曲水之义，起于此。’帝曰：‘若如所谈，便非好事。’尚书郎束晳曰：‘仲治小生，不足以知此，臣请说其始。昔周公城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诗云：“羽觞随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见有金人出，奉水心剑曰：“令君制有西夏。”及秦霸诸侯，乃因此处立为曲水祠，二汉相缘，皆为盛集。’帝曰：‘善。’赐金五十斤，左迁仲治为阳城令。”*《艺文类聚》卷四，第63-64页。阳城属司州河南郡。《晋书》不载挚虞左迁阳城，《续齐谐记》属小说家言，“三日曲水”之义容有多说，武帝又岂能因一言而废人？因此唐初史臣编纂《晋书》时不予采信。

关天三月三日祓禊的情况，《晋书·礼志下》介绍说：“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洗濯祓除去宿垢。而自魏以后，但用三日，不以上巳也。晋中朝公卿以下至于庶人，皆禊洛水之侧。”*《晋书》卷二一《礼志下》，第671页。《北堂书钞》卷一五五载：“《韩诗》云：三月桃华水下之时，郑国之俗，三月上巳，士女秉兰，雨水之上，招魂续魄，祓除不祥。”*[唐]虞世南等：《北堂书钞》卷一五五，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影印版，第715页。又周处《风土记》云：“汉末郭虞三女，一以三月上辰，一女以上巳产，亡。时俗以为忌，至是月日妇女皆适东流就远地祓禊，自表濯也。”(同上)纵观当时关于三月三日的说法，挚虞与同时代的周处比较接近，应是当时流行的说法，其他如招魂续魄之说，也见于经传记载，可以推测当时应有多种相关的解释，因此挚虞回答武帝的那席话是有依据的。恰恰束晳所言，倒像是迎合武帝的无根之谈。如果说挚虞因此左迁阳城令，于理实有未通。

晋武帝太康六年(285) 四十一岁

挚虞参预尚书台诗文唱和。

挚虞在太康年间任尚书郎，到永宁元年(301)转少府前，这十多年的时间内，史书上没有记载挚虞官职的变迁，应该一直担任尚书郎。根据《文馆词林》所收的三首赠答诗，我们发现挚虞与尚书省同僚之间存在着诗歌唱和，而挚虞所惜别的褚武良和李叔龙诸人，也与傅咸同样存在着诗歌赠答。因此，尚书台同僚们的唱和绝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潜藏着一个文人群体，集体参与、彼此唱和，蔚然形成了一股文学风气。

又傅咸在尚书台任职应该在太康六年之前，因为太康六年，他已经出为冀州刺史，而在此之前还担任过尚书右丞。而挚虞太康元年除闻喜令，旋丁母忧，期满释褐为尚书郎，具体时间不详，但不会晚于太康六年。因此，姑将此次唱和系于太康六年。

挚虞作《赠褚武良以尚书出为安东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58页。。

傅咸有《赠褚武良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05页。。

挚虞作《赠李叔龙以尚书郎迁建平太守一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58-759页。。

傅咸有《赠建平太守李叔龙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07页。。

挚虞作《答伏武仲一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758页。。

傅咸有《赠崔伏二郎诗》*《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06页。。

晋武帝太康九年(288) 四十四岁

挚虞受命修订《新礼》。

挚虞讨论《新礼》的开始时间应该是太康九年(288)。《晋书·礼志》说“太康初，尚书仆射朱整奏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新礼》)”*《晋书》卷一九《礼志》，第581页。，《晋起居注》载“太康四年八月，诏曰：‘选曹铨管人才，宜得忠恪寡欲、抑华崇本者，尚书朱整周慎廉敬、以道素自居，是其人也。其以整为吏部尚书。’”*《太平御览》卷二一四，第1020页。据此，太康初，朱整为尚书仆射，太康四年，迁吏部尚书。据《晋书·职官志》，列曹尚书位在尚书仆射下，朱整既得武帝赞赏，奈何贬官？而太康八年(287)朱整以尚书身份参议嘉礼，而他由尚书转尚书仆射，《武帝纪》明载为太康九年(288)二月。《挚虞传》又载“除闻喜令。时天子留心政道，又吴寇新平，天下乂安，上《太康颂》以美晋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24页。，则太康初挚虞已除闻喜令，旋丁母忧，而转任尚书令在太康中期以后，因此太康初挚虞不可能参与讨论新礼，《晋书·礼志》的“太康初”应为“太康末”。

挚虞作《驳潘岳古今尺议》。

《晋书·挚虞传》：“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徵。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徵，皆絓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亦有改而致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不失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当以时釐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宜如所奏。’”*② 《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25页。挚虞与潘岳讨论古尺的时间，颇多异说，太康八年(287)，礼学家、音乐家荀勖接任尚书令，当年太庙地陷。太康九年(288)，陈勰为将作大匠，新营太庙，掘地得古尽，与流行今尺不同，引起争议，尚书奏以古尺为正，时荀勖为尚书令，又“善解音声”，应是出于他的意见。据此可以考定挚虞与潘岳讨论古尺的时间是太康九年，详见《挚虞生平补考》。

挚虞作《族姓昭穆》十卷。

《晋书·挚虞传》：“虞以汉末丧乱，谱传多亡失，虽其子孙不能言其先祖，撰《族姓昭穆》十卷，上疏进之，以为足以备物致用，广多闻之益。以定品违法，为司徒所劾，诏原之。”②《族姓昭穆记》作于挚虞补尚书郎之后，陆侃如定在太康九年后，姑系之本年。可以补充的是，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载魏舒太康七年致仕后，石鉴始继任司徒一职。魏舒有长者之风，《晋书》本传载其“不修常人之节，不为皎厉之事，每欲容才长物，终不显人之短”*《晋书》卷四一《魏舒传》，第1185页。，而继任的石鉴为人謇谔，《晋书》本传说他“多所纠正，朝廷惮之”*《晋书》卷四四《石鉴传》，第1265页。。西晋司徒的职能，祝总斌指出“司徒府的政务最主要的便是按照九品中正制度，评定全国人才优劣，作为官吏作用、黜陟的一个根据”，任务有两个，一个是“选用和黜免全国州郡中正”，另一个任务是“对州郡中正所评定的人才品级进行审核”*祝总斌：《两汉魏晋南北朝宰相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64页。。既然石鉴“多所纠正，朝廷惮之”，挚虞私撰谱传而“定品违法”，正在他职权范围内，当然要力行弹劾。

《史通·书志》说：“谱谍之作，盛于中古。汉有赵歧《三辅决录》、晋有挚虞《族姓记》、江左有两王《百家谱》，中原有《方司殿格》。盖氏族之事，尽在是矣。”*《史通通释》卷三，第68页。挚虞为赵歧《三辅决录》作注，又撰有《族姓昭穆》，对南朝谱谍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晋武帝太康十年(289) 四十五岁

挚虞议迁神主于新庙。

《晋书·礼志上》：“(太康)六年(按，应是八年)，因庙陷，当改修创，群臣又议奏曰：‘古者七庙异所，自宜如礼’。诏又曰：‘古虽七庙，自近代以来皆一庙七室，于礼无废，于情为叙，亦随时之宜也。其便仍旧。’至十年，乃更改筑于宣阳门内，穷极壮丽，然坎位之制犹如初尔。庙成，帝用挚虞议，率百官迁神主于新庙，自征西以下，车服导从皆如帝者之仪。”*《晋书》卷一九《礼志上》，第603页。

宋代的类书，如潘自牧《记纂渊海》卷二八、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均引《职类》云：“晋改立太庙，挚虞为祠部郎职其事。”*此条材料系俞士玲所辑，但用元代富大用的《事文类聚新集》，不是目前所见最早的出处。结合挚虞诸多议礼的文字，应该担任过负责礼仪的尚书祠部郎。

晋惠帝永熙元年(290) 四十六岁

挚虞上表谏改除普增位一等。

《晋书·挚虞传》：“时太庙初建，诏普增位一等。后以主者承诏失旨，改除之。虞上表曰：‘臣闻昔之圣明，不爱千乘之国而惜桐叶之信，所以重至尊之命而达于万国之诚也。前《乙巳赦书》，远称先帝遗惠余泽，普增位一等，以酬四海欣戴之心。驿书班下，被于远近，莫不鸟腾鱼跃，喜蒙德泽。今一旦更有主者思文不审，收既往之诏，夺已澍之施，臣之愚心窃以为不可。’诏从之。”*《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26页。

《晋书·惠帝纪》：“夏五月辛未，葬武皇帝于峻阳陵。丙子，增天下位一等，预丧事者二等，复租调一年，二千石已上皆封关内侯。”*《晋书》卷四《惠帝纪》，第89页。陆侃如据此认为增位事在本年五月，但“以主者承诏失旨，改除之”，也就是说在实行过程中，主事者执行有偏差，惠帝又决定取消“普增位一等”，则与五月颁布命令时相隔有日了，但史无明文，姑系之本年。*《中古文学系年》，第733页。又惠帝大赦在太熙元年四月己酉武帝驾崩当日，诏“增天下位一等”在五月丙子，但挚虞所言的是《乙巳赦书》，太熙是庚戌年，故不知乙巳日具体所指？在四月己酉与五月丙子间，有己巳日，不知是否为乙巳之误？

曹道衡说：“《武帝纪》载，泰始二年秋七月，营太庙。其建成当在稍后数年间。太康元年三月，吴平，孙皓降，五月丁卯，‘荐酃渌酒于太庙’，竣事必在此前。太康八年，太庙殿陷。虞表中有‘前乙巳赦书’语，乙巳为太康六年。于此可见‘太庙’初建为误记，当是太康八年后重建事。”*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152页。其实泰始二年十一月太庙已经建成，因为该月辛卯已经“迁祖祢神主于太庙”(《武帝纪》)。俞士玲亦以为“乙巳”是太康六年*《西晋文学考论》，第203页，但史书未载该年有“普增位一等事”。尤其是挚虞说“前《乙巳赦书》远称先帝遗惠余泽”，这里的先帝应该是晋武帝，因此不宜将此事系在太康八年，应该以惠帝永熙元年武帝新逝时为妥。至于“时太庙初建”，或指迁武帝神主至太庙。

晋惠帝元康元年(291) 四十七岁

挚虞献上修订的《新礼》。

《晋书·礼志上》：“虞讨论《新礼》讫，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陈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诏可其议。后虞与傅咸缵续其事，竟未成功。中原覆没，虞之《决疑注》，是其遗事也。”*《晋书》卷一九《礼志上》，第582页。

挚虞本传载：“元康中，迁吴王友。时荀顗撰《新礼》，使虞讨论得失，而后施行。”*《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26页。荀顗卒于泰始十年，《新礼》早在晋受禅前已着手制订，《晋书·荀顗传》说：“及蜀平，兴复五等，命顗定礼仪。顗上请羊祜、任恺、庾峻、应贞、也颢共删改旧文，撰定晋礼。”*《晋书》卷三九《荀顗传》，第1151页。陆侃如认为挚虞讨论荀顗的《新礼》，“于元康中则太晚，元康元年已讨论完毕而奏上了”*《中古文学系年》，第722页。。曹道衡亦指出：“顗与元皇后均卒于泰始十年，传文叙事置于元康中迁吴王友后，相去近二十年而谓之‘时’失次甚明。”*《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第152页。

晋惠帝元康三年(293) 四十九岁

挚虞作《释奠颂》。

《释奠颂》曰：“如彼泉流，不盈不运。讲业既终，礼师释奠。升觞折俎，上下惟宴。邕邕其来，肃肃其见。”*《初学记》卷一四，第226页。《太平御览》卷五三五，第2427页。《晋书·礼志上》：“《礼》：始立学必先释奠于先圣先师，及行事必用币。……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晋书》卷一九《礼志上》，第599页。西晋共举行了四次释奠礼，分别是泰始七年(271)、咸宁三年(277)、太康三年(282)和元康三年(293)。挚虞《释奠颂》应作于元康三年，正是愍怀太子司马遹讲《论语》通时的释奠礼。据潘尼《释奠颂小序》知此次释奠礼盛况空前，挚虞、潘尼、傅咸等都参加了诗文唱和活动，详见《挚虞生平补考》。

晋惠帝元康四年(294) 五十岁

挚虞作《册陇西王泰为太尉文》。

《初学记》卷一一载：“朕惟君行为时表，亲则宗臣，论道经邦，保乂皇家，是用进登上台，其上清三光，下宁九域，永钦洪范，以康宇宙，敬哉！”*《初学记》卷一一，第171页。《晋书·高密文献王泰传》说司马泰是在武帝受禅时封陇西王，则在265年左右。司马泰于永熙初代石鉴为司空，时为290年。楚王司马玮因矫诏被杀后，“乃以泰录尚书事，迁太尉，守尚书令，改封高密王”*《晋书》卷三七《高密文献王泰传》，第1094页。。据《惠帝纪》元康元年，“六月，贾后矫诏使楚王玮杀太宰、汝南王亮，太保、菑阳公卫瓘。乙丑，以玮擅害亮、瓘，杀之。曲赦洛阳。以广陵王师刘寔为太子太保，司空、陇西王泰为录尚书事”*《晋书》卷四《惠帝纪》，第91页。，则元康元年六月，司马泰为录尚书事。又说“四年春正月丁酉朔，侍中、太尉、安昌公石鉴薨”(同上，第62页)，则石鉴死后，司马泰始为太尉，挚虞《册陇西王泰为太尉文》当写于元康四年的的正月。陆侃如所依据的万斯同《晋将相大臣年表》，也以司马泰转太尉在本年正月，可从。

傅咸去世。

傅咸与挚虞共同受命讨论《新礼》，未竟去世。《晋书·礼志上》：“虞讨论《新礼》讫，以元康元年上之。所陈惟明堂五帝、二社六宗及吉凶王公制度，凡十五篇。有诏可其议。后虞与傅咸缵续其事，竟未成功。”*《晋书》卷一九《礼志上》，第582页。傅咸家传礼学，其父傅玄曾在泰始五年与荀勖、张华造正旦行礼，又有《周官礼异同评》十二卷，则傅咸礼学本有渊源。傅咸的礼学造诣，史书也多处提及，如议立二社之奏，朝廷接受了他的意见；又对惠帝行谅闇之礼表达了异议，他对辅政的杨骏说：“事与世变，礼随时宜，谅闇之不行尚矣。由世道弥薄，权不可假，故虽斩焉在疚，而躬览万机也。逮至汉文，以天下体大，服重难久，遂制既葬而除。世祖武皇帝虽大孝烝烝，亦从时释服，制心丧三年，至于万机之事，则有不遑。今圣上欲委政于公，谅闇自居，此虽谦让之心，而天下未以为善。”*《晋书》卷四七《傅咸传》，第1325页。他还敦促权势煊赫的杨骏不要以周公自居，要求还政于惠帝，应该说颇有胆魄，而且确实引起了杨骏的恐慌，史称“骏甚惮之”，但傅咸“复与骏笺讽切之”，最后引起了杨骏的忌恨，险些被外放京城。傅咸躬自实践礼制，亦可从他丁继母忧一事可以看出。按照礼制，丁忧期满，可以释褐，朝廷欲征他为议郎，但遭到了一而再的拒绝，理由是“身无兄弟，丧祭无主”(同上，第1328页)，最后要求在官舍设灵坐才勉强赴任。从上述的礼仪细节上可以看出，傅咸是相当重视礼制的，不仅敦促他人遵从，而且躬自践行，其刚直持正，在当时也颇有清誉，史书说他“刚简有大节。风格峻整，识性明悟，疾恶如仇，推贤乐善”(同上，第1323页)，因此朝廷委托他与挚虞共同删订《新礼》。

晋惠帝元康五年(295) 五十一岁

挚虞预贾谧“二十四友”。

挚虞与“二十四友”诸人的交往，能够得到史料佐证者仅有潘岳和杜育，详见《挚虞生平补考》。

晋惠帝元康九年(298) 五十五岁

挚虞作《新婚箴》。

晋惠帝永宁元年(301) 五十七岁

挚虞迁少府。

《晋书·张轨传》：“永宁初……秘书监缪世徵、少府挚虞夜观星象，相与言曰：‘天下方乱，避难之国唯凉土耳。张凉州德量不恒，殆其人乎！’”*《晋书》卷八六《张轨传》，第2221-2222页。则永宁初年挚虞任少府一职，邓国光系之本年*《挚虞研究》，第32页。，可从。

少府，属于列卿，《晋书·职官志》载其职掌曰：“统材官校尉、中左右三尚方、中黄左右藏、左校、甄官、平准、奚官等令，左校坊、邺中黄左右藏、油官等丞。”*《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737页。

挚虞称王接“应和鼎味”。

《晋书·王接传》：“永宁初，举秀才。友人荥阳潘滔遗接书曰：‘挚虞、卞玄仁并谓足下应和鼎味，可无以应秀才行。’接报书曰：‘今世道交丧，将遂剥乱，而识智之士钳口韬笔，祸败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荣斯行，欲极陈所见，冀有觉悟耳。’”*《晋书》卷五一《王接传》，第1435页。阎步克指出“应和鼎味”大约是指就任公府之掾属僚佐。应征辟而为公府掾，在魏晋南北朝亦是士族高门子弟习惯性的入仕方式之一。由此入仕，地位亦较秀孝察举为高，则知应举在时人眼中已非入仕之荣途*阎步克：《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2页。。

挚虞作《致齐王冏笺》。

《晋书·张华传》：“后伦、秀伏诛，齐王冏辅政，挚虞致笺于冏曰：‘间于张华没后入中书省，得华先帝时答诏本草。先帝问华可以辅政持重付以后事者。华答：‘明德至亲，莫如先王，宜留以为社稷之镇。’其忠良之谋，款诚之言，信于幽冥，没而后彰，与苟且随时者不可同世而论也。议者有责华以愍怀太子之事不抗节廷争。当此之时，谏者必得违命之死。先圣之教，死而无益者，不以责人，故晏婴，齐之正卿，不死崔杼之难；季札，吴之宗臣，不争逆顺之理。理尽而无所施者，固圣教之所不责也。’”*《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1076页。齐王司马冏击败司马伦，迎取惠帝辅政，正在本年。

晋惠帝太安元年(302) 五十八岁

挚虞迁秘书监，作《皇太孙薨服议》。

曹道衡考证：“《晋书·挚虞传》载虞于惠帝元康中，迁吴王友，后历秘书监、卫尉卿，从惠帝幸长安。朱希祖《汲冢书考·汲冢书校理人物考》疑虞为秘书监在惠帝永平元年二月复置秘书监官之时，其证为《张华传》‘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又贾谧在元康末为秘书监，与张华同时被杀，故挚虞为此官当在贾谧前。说可参。《杜预传》记预专心《左传》，‘秘书监挚虞’赏之。预卒于太康五年(284)此亦一证也。然列传所记职衔，往往以后为前，未可尽据。《礼志中》记惠帝太安元年(302)三月，皇太孙薨，议礼，散骑常侍谢衡、中书令卞粹、博士蔡克、秘书监挚虞与议。谢衡无考；《惠帝纪》载中书令卞粹于太安二年(303)为长沙王乂所杀；《宣五王传》载永康二年(301)博士陈留蔡克议梁王肜谥，皆可证《礼志》所记职衔为有据，则其时挚虞正任秘书监。如《杜预传》、《张华传》所记不误，秘书监品位高于吴王友，挚虞当于吴王友之后迁转秘书监。吴王晏以太康十年(289)封，虞于太康中以吴王友迁秘书监，至早当在太康五年左右，稍后贾谧即居是职，则又与朱考不合。故疑虞于太康中未尝为官，《晋书》本传及《礼志》所记可靠，挚虞当于永康元年(300)贾谧被杀后继谧居秘书监，迁卫尉卿，永兴元年(304)冬随惠帝至长安。”*曹道衡、沈玉成：《中古文学史料丛考》，第152-153页。曹先生以为挚虞在永康元年继贾谧为秘书监，恐不妥，因为《张轨传》说“永宁初……秘书监缪世徵、少府挚虞夜观星象”*张轨也是天文学家，《魏书·张寔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193页)载“轨颇识天文”。，则继贾谧的应是缪世徵，挚虞时任少府。又讨论皇太子薨服的太安元年(302)，挚虞已为秘书监，则判断挚虞迁秘书监不晚于太安元年最为妥当。

魏晋的秘书监或是史学巨擘，或是文坛领袖，或是儒学名宗，也有宗室贵戚，地位尊崇，主要负责图书的典藏与整理、大型书籍的编纂和国史的修撰，西晋时期秘书监可考的有庾峻、荀勖、华峤、何劭、虞濬、贾谧、司马略、缪徵、挚虞、潘尼等十人。

《晋书·张华传》：“秘书监挚虞撰定官书，皆资华之本以取正焉。”*《晋书》卷三六《张华传》，第1074页。挚虞和张华有过交往，张华曾赠诗给挚虞：“君子有逸志，栖迟于一丘。仰荫高林茂，俯临渌水流。恬淡养玄虚，况精研圣猷。”*《艺文类聚》卷三一，第547页。“况”，逯钦立《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第621页)作“沈”，是。

挚虞赏杜预《春秋左氏经传释例》。

《晋书·杜预传》：“既立功之后，从容无事，乃耽思经籍，为《春秋左氏经传集解》。又参考众家谱第，谓之《释例》。又作《盟会图》、《春秋长历》，备成一家之学，比老乃成。又撰《女记赞》。当时论者谓预文义质直，世人未之重，唯秘书监挚虞赏之，曰：‘左丘明本为《春秋》作传，而《左传》遂自孤行。《释例》本为《传》设，而所发明何但《左传》，故亦孤行。’时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聚敛，预常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晋书》卷三四《杜预传》，第1031页。

《晋书》以挚虞欣赏杜预《春秋释例》在秘书监任上，邓国光作了驳正，说挚虞转秘书监时，杜预已去世十八年，又引王隐《晋书》认为挚虞时任尚书郎*《挚虞研究》，第15页。，这是正确的。尚可补充的是，《三国志·魏书·杜畿传》裴注引《杜氏新书》称“尚书郎挚虞甚重之”*《三国志》卷一六《魏书·杜畿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508页。，挚虞任尚书郎应在太康五年(284)至永宁元年(301)间，杜预卒于太康六年(285)，时间相接，则《杜氏新书》记载可靠，《晋书》所载乃后人追述。挚虞将杜预为《左传》作《释例》与左丘明为《春秋》作传相提并论，赞赏《释例》颇多发明，无需附骥《左传》而能孤行传世。

挚虞编纂《文章流别集》、撰《文章志》。

《晋书·挚虞传》：“虞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辅决录》，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25页。《隋书·经籍志》史志“簿录类”载《文章志》四卷，集志载《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梁六十卷，论二卷)。《文章流别集》与《文章志》本是两书，但关于它们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文章志》即《文章流别志》，是《文章流别集》的作者小传部分。但根据《文章志》和《文章流别集》涉及的作家和作品来看，至少有三大差别：一是两书断限不同，《文章志》截至曹魏，《文章流别集》截至东汉；二是作家差别较大，《文章志》提及15位，《文章流别集》提及27位，重复的仅有史岑、傅毅、陈琳、王粲等4人；三是作品全部不同，《文章志》提及7篇，《文章流别集》提及48篇，竟无一相同。因此说《文章志》是独立著作，不是《文章流别集》的组成部分，也不存在《文章流别志》这部书，详见拙文《挚虞史著考》*徐昌盛：《挚虞史著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6年第2期，第49-50页。。

傅刚《萧统评传》说：“挚虞编纂《文章流别集》，时间不详，但可推测为其任秘书监时。因为编纂各体总集，需要大量图书，非据有国家藏书不可当此论。这就是说挚虞编纂《流别集》很可能出自秘书监职份，其后李充编《翰林论》，也是在著作郎任上。从这个意义上说，总集的产生，原来是与政府机构的职能相关联的。”*曹道衡、傅刚：《萧统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9-220页。无论是编纂《文章流别集》还是撰写《文章志》，都需要参考大量图书，秘书监典校中秘图书，此时最为便利，本年挚虞始迁秘书监，姑系于此。

挚虞编纂《畿服经》。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 六十岁

挚虞迁卫尉卿，从惠帝幸长安。

《晋书·挚虞传》：“后历秘书监、卫尉卿，从惠帝幸长安。及东军来迎，百官奔散，遂流离鄠、杜之间，转入南山中，粮绝饥甚，拾橡实而食之。”*⑦ 《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26页。《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也说：“(挚虞)从惠帝至长安，遂流离鄠、杜间。性好博古而文籍荡尽。”*《世说新语笺疏》，第301页。《惠帝纪》：“冬十一月乙未，(张)方请帝谒庙，因劫帝幸长安。”*《晋书》卷四《惠帝纪》，第103页。因此陆侃如认为惠帝于本年十一月一日被张方逼赴长安。*《中古文学系年》，第812页。《高光传》又说：“惠帝为张方所逼，幸长安，朝臣奔散，莫有从者，(高)光独侍帝而西。迁尚书左仆射，加散骑常侍。”*《晋书》卷四一《高光传》，第1198-1199页。据此可知，挚虞时任卫尉卿。《晋书·职官志》载卫尉卿的职责是“卫尉，统武库、公车、卫士、诸冶等令，左右都候，南北东西督冶掾”*⑨ 《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736页。，实际上统管武装保卫之责，挚虞一介文臣，应属临危受命。他随惠帝一起被张方劫往长安，到了长安后，“东军来迎”，“东军”指司马越的军队，张方属司马颙的军队，光熙元年春两军交战，导致“朝臣奔散，莫有从者”，挚虞也流离鄠、杜间，后入南山，粮尽以橡实充饥。

晋惠帝光熙元年(306) 六十二岁

挚虞还洛为光禄勋。

《晋书·挚虞传》：“后得还洛，历光禄勋。”⑦《惠帝纪》载光熙元年春正月，“司马越遣其将祁弘、宋胄、司马纂等迎帝”*《晋书》卷四《惠帝纪》，第106页。，则还洛当在此时。光禄勋，《晋书·职官志》记其职掌曰：“统武贲中郎将、羽林郎将、冗从仆射、羽林左监、五官左右中郎将、东园匠、太官、御府、守宫、黄门、掖庭、清商、华林园、暴室等令。”⑨邓国光根据《通典》记载的汉代光禄勋职能，认为“光禄勋又称为光禄大夫，主郎官进退，故甚尊贵”*《挚虞研究》，第33页。。光禄勋是列卿，有具体的职掌，光禄大夫是优崇之官，属于荣誉性岗位，两者性质不同。

晋怀帝永嘉元年(307) 六十三岁

挚虞迁太常卿，进行礼仪考正工作。

《晋书·挚虞传》：“后得还洛，历光禄勋、太常卿，时怀帝亲郊。自元康以来，不亲郊祀，礼仪弛废。虞考正旧典，法物粲然。”*《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26页。《北堂书钞》卷五三引刘道荟《晋起居注》称“元康六年以后，不常亲郊，经杂事难，制度废弛。太常虞松考正旧仪，无不悉备”(第199页)，虞松是魏晋之际人，不得到元康后期任太常，应是挚虞之误，初唐史臣改成挚虞，是正确的。《隋书·礼仪志》：“唯晋太常卿挚虞，独疑大辂，谓非玉辂。挚虞之说，理实可疑，而历代通儒，混为玉辂，详其施用，义亦不殊。”*《隋书》卷十《礼仪志》，第204页。应是此时产物。

《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说：“历秘书监，太常卿。从惠帝至长安，遂流离鄠、杜间。”*《世说新语笺疏》，第301页。陆侃如以为“虞为太常始于从惠帝至长安前，与本传不合”，又“自太安元年皇太孙卒，至永兴元年惠帝西迁，仅三十一月，遍历秘书、卫尉、光禄、太常四职，似乎不太合常理”*《中古文学系年》，第821页。。陆侃如所言颇有道理，但乱世兵燹之中，官员们或离散、或死亡，朝廷人手紧缺，两年半四次迁官，也不是没有可能，前引《高光传》即称“朝臣奔散”，因此高光因独侍而获得升迁，而挚虞基本在列卿位置上轮换，其实没有明显的升迁。

挚虞在光禄勋任上不久即转迁太常卿，很可能是出于考正礼典的需要。太常卿的职责，《晋书·职官志》：“太常，有博士、协律校尉员，又统太学诸博士、祭酒及太史、太庙、太乐、鼓吹、陵等令，太史又别置灵台丞。”*《晋书》卷二四《职官志》，第735页。那么怀帝亲自参与郊祀，发现经过乱离之后，礼仪荒废，而挚虞曾经修订过《新礼》，具备丰厚的礼学修养，自然是不二人选。因此命其任太常卿，负责考定礼仪。于是挚虞根据旧典，将郊祀礼仪和礼器法度整理清楚。

晋怀帝永嘉四年(310) 六十六岁

挚虞遗书与张轨。

张轨与挚虞同为皇甫谧门人，两人应当闻名，但挚虞长张轨十岁，没有同时受业，后来相知应是在太子舍人任上，据考证，他们在咸宁二年(275)至太康元年(280)间同为太子舍人，详见《挚虞生平补考》。

晋怀帝永嘉五年(311) 六十七岁

挚虞以馁卒。

《晋书·挚虞传》：“及洛京荒乱，盗窃纵横，人饥相食。虞素清贫，遂以馁卒。”*《晋书》卷五一《挚虞传》，第1426-1427页。陆侃如定于本年，依据是《世说新语·文学》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所说的“永嘉五年，洛中大饥，遂饿而死”。*《中古文学系年》，第829页。

挚虞去世的地点应在栢谷，《魏书·常景传》：“友人刁整每谓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业，虽俭约可尚，将何以自济也？吾恐挚太常方馁于栢谷耳。’”*《魏书》卷八二《常景传》，第1805页。

(作者单位：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