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可雇佣性影响因素研究

张炳明

（阜阳师范学院　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农民工可雇佣性影响因素研究

张炳明

（阜阳师范学院计算机与信息工程学院，安徽阜阳236037）

摘要：农民工是我国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从智能、技能、体能和心能四个维度构建农民工可雇佣性模型，根据调查问卷收集数据，运用结构方程验证了农民工可雇佣性模型的合理性，研究了农民工可雇佣性及其各维度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各维度对农民工可雇佣性影响程度依次为：技能、心能、智能和体能；农民工因年龄、文化程度不同，在可雇佣能力、技能、心能和智能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但是在体能上没有显著差异.

关键词：农民工；可雇佣性；结构方程；人力资源

1　引言

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的流动是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出现的必然趋势.农民工是我国“二元制”结构下形成的特殊群体，他们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根据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3年我国农民工总量2.69亿人，比上年增加633万.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只有32.7%，而2012年只有30.8%.袁志刚(2005)等以上海为例进行实证研究，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结构转型虽然会提高外来劳动力的总量需求，但是更多地是促进劳动力素质整体提高及其就业结构演变,必然会增加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促使经济增长模式摆脱依靠低成本、高投入的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业，转变到依靠提高技术水平和加大人力资本投入的模式上来.[1]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和劳动技能偏低已经不能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近年来，学者把农民工作为人力资源来展开研究，主要研究内容包括农民工的素质能力及其结构、影响农民工发展因素和促进农民工人力资源发展对策等方面.胡同泽、文莉(2006)研究了我国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落后的原因及对策；[2]童宗红(2011)认为对农民工进行人力资源开发时往往忽略农民工的语言能力，应改善语言环境，加强农民工听说读写等语言能力的培养.[3]胡豹（2011）研究了农民工创业能力评价指标体系，认为农民工创业能力应该包括思维能力、行为能力和语言能力三个层次.[4]方丰，蒲平分析了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的制度障碍，认为政府应建立专门机构、改革户籍制度、完善社会保险制度等.[5]柳森、王丽(2011),赵本涛、肖泽群（2004)研究了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中就业培训问题.[6][7]顾永红（2014）、张芳（2008）分析了农民工的能力结构并提出相应对策.[8][9]

综合现有研究文献，发现很少从可雇佣性的角度研究农民工的可雇佣能力.

20世纪初，可雇佣性研究在国外开始广泛进行，加拿大会议委员会(1994)将可雇佣性定义为：个体为实现自己在劳动市场的抱负和潜能而应该具备的品质与能力.[10]Hillage & Pollard(1998)认为可雇佣性是指个人所具有的获取岗位、维持就业以及重新就业，并且在工作岗位上获得一定程度优异绩效的各种素质.[11]目前国内外对可雇佣性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但是普遍认为可雇佣性首先是一种能力，此外还包括劳动者个人特征或属性.农民工是我国二元制经济结构下的一个特殊群体，是我国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仅要关注农民工就业问题，还应该重视农民工长期职业发展的可雇佣能力.在国内外，学者主要研究大学生和公司雇员的“可雇佣性”.基于此，本研究拟以农民工为研究对象，结合其特点，在现有农民工研究和可雇佣性研究理论基础上，实证农民工的可雇佣性及其各维度之间的关系，为国家“三农”问题提供借鉴.

2　农民工可雇佣性模型的构建及调查情况

2.1农民工可雇佣性模型的构建

国内外学者关于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构成展开了研究.Fugate,etc（2004）认为就业能力是一个心理社会建构，包括职业识别、个体适应性、人力和社会资本三个构成维度.[12]王云飞、李远行（2011）认为制约农民能力发展的因素包括精英人物缺乏、整体素质不高、传统文化、农村制度等因素.[13]孙泽厚等（2012）研究认为农民工的人力资源结构除体能和技能外还应包括心能和意能.[14]李新杰等（2013）研究认为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源能力不能仅包括体能、技能、智能等方面，还应将心能（心理素质、进取态度）因素考虑进去.[15]根据前人的研究，由于国内外没有农民工可雇佣性的成熟量表，本研究就从体能、心能、智能和技能四个方面构建农民工可雇佣性模型.其中，技能是指农民工可雇佣性中的专业技能和素养，通过任职资格、工作技能和工作搜寻能力来衡量.智能是指农民工可雇佣性中的知识储备和工作中的学习能力，通过文化常识、专业知识和学习能力来衡量.心能是指农民工可雇佣性中反映心理素质的部分，通过心理抵抗能力、积极乐观态度和自我价值追求来衡量.体能是指农民工可雇佣性中反映身体素质部分，是农民工可雇佣性的载体，也是技能、智能和心能的物质基础，通过身体素质、抗病能力和职业病情况来反映.

表1农民工可雇佣性量表模型

2.2调查样本概况

本研究采用的调查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所在行业、文化程度、目前薪资水平、工作满意度、是否经常调换工作及其原因、是否有学习和培训机会等.第二部分为农民工可雇佣性量表部分.量表采用Likert五级量表的形式，从1到5分别表示“非常满意”“比较满意”“一般”“不太满意”“非常不满意”五种情况.见表2.

样本采用的数据来源于对来自中部六省农民工实地问卷调查.中部六省是我国农民工输出大省，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现实意义.

表2调查样本分布表

2.3农民工可雇佣性模型的实证分析

2.3.1因子分析.本研究采用SPSS20.0对调查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由表3可知，KMO值为0.876，一般认为KMO值大于0.9最佳，0.8附近非常好，因此调查样本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Bartlett球形检验值为0.000，证明各矩阵均非单位阵，也说明适合用因子分析方法对相关数据进行分析.

表3农民工可雇佣性量表KMO和Bartlett的检验

量表因子荷载如表4所示，其中V表示量表的相应指标.按照Michael等人的做法，量表的各指标项在同一个维度内的因子荷载值要大于0.5，本量表各指标项均满足要求.按照设计要求，将农民工可雇佣性分成四个维度：技能、智能、心能和体能，四个因子累计贡献率为78.056%，能比较好的解释农民工可雇佣能力.而且四个因子中，技能对农民工可雇佣性影响最大，其次是心能.

表4农民工可雇佣性因子构成

2.3.2信度检验.根据上面因子分析的结果和设计需要，对可雇佣性量表进行信度检验.通常量表的信度采用Cronbach’s alpha值来验证.量表可靠性分析如表5所示，Cronbach's Alpha值为0.860大于0.8，说明量表可信度较高.量表各指标项的信度检验如表6，量表项已删除的Cronbach's Alpha值均大于0.8，且变化较小，说明量表各指标项内部一致性较高，均可保留，无需调整.

表5量表可靠性检验

表6量表内部一致性检验

2.3.3模型评价.为了验证在探索性因素分析中得到的农民工可雇佣性模型是否与实际数据适配，本文采用AMOS17.0软件，利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进行一阶验证性计算分析.验证结果如表7.可雇佣性四个因子相互间的协方差显著不等于0，表明四个因子相互之间存在显著共变关系.六组因子相关系数全部大于0.5，可以看出六组因子高度相关，所有适配指标都达到良好水平.因此，农民工可雇佣性划分为技能、智能、心能和体能四个因子，该模型与实际调查样本数据适配度较高.

表7量表一阶验证性结果

2.4可雇佣性模型研究结果分析与讨论

利用AMOS17.0软件对可雇佣性模型进行二阶验证性分析，得到模型中每个变量的路径系数，如图1.

图1农民工可雇佣性模型二阶验证图

从农民工可雇佣性各维度的路径系数图看，各维度对可雇佣性影响程度的重要性依次为：技能(0.98)—心能(0.82)—智能(0.70)—体能(0.58).

从上图可以看出，技能是影响农民工可雇佣性最大的能力因子.农民工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接受技能培训的比例低.《2013年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的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2.8%，大部分是初中或高中毕业，而老一代农民工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只占1.8%.接受技能培训的只占32.7%，比上一年高1.9%.本研究调查数据结果与之基本吻合（见表2）.根据迈克尔.史潘斯(1973)的教育筛选理论,个人受教育年限能传递出个人能力信息.农民工人力资本存量的显著不足，必然会影响到农民工就业、收入、城市融入等问题，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目前，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存在供给不足、开发主体缺位、教育培训体系不完备、缺乏长效管理机制等问题.

在农民工可雇佣性维度中，心能是仅次于技能的影响因子.农民工由于生活环境差、长期远离亲人、缺乏社会关爱、工作压力大、自我疏导能力差等因素很容易出现心理亚健康状态，表现为焦虑、自卑、人际关系冲突、爱情婚姻失调、抑郁等形式.心理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具有协调作用，心理资本水平会影响到人力资本的形成,心理资本也会影响到组织绩效,是组织价值创造的重要来源,可以为组织带来可持续的竞争优势.[16]

本文通过F检验研究年龄和文化程度对农民工可雇佣性及其各维度是否存在显著的差异.验证结果如表8和表9.

1.不同年龄阶段的农民工可雇佣性及在技能、心能和智能三个维度上具有显著差异，而在体能方面不具有显著性.农民工长期在外务工，身体素质都基本满足工作需求，对自身的雇佣性不构成明显的影响.20岁以下的农民工的技能和心能相比20岁以上的农民工偏低，主要原因是他们接受的专业培训和社会实践还很缺乏，导致技能偏低；他们外出打工时间不长、社会经历少、心理不够成熟，因此心能也比较偏低.另外，20—30岁年龄阶段的农民工的智能相比其他年龄阶段偏高，主要原因可能会是他们接受教育程度比30岁以上的要高，而社会阅历比20岁以下的要丰富，在知识、技能和心理等方面都达到比较稳定成熟的状态，因此他们的可雇佣性相对要高一些.

2.有F检验可知，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可雇佣性及技能、心能和智能三个维度方面具有显著差异性，在体能方面的差异性不显著.根据表8，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农民工可雇佣性逐渐增强，智能也有明显的提高.大专以上学历的农民工可雇佣性最高；小学文化程度的农民工的可雇佣性及技能、心能和智能最低.

3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从智能、技能、体能和心能四个维度构建农民工可雇佣性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了农民工可雇佣性及其各维度间的关系，以及农民工可雇佣性在年龄和性别方面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各维度对农民工可雇佣性影响程度依次为：技能、心能、智能和体能.其中，技能、心能和智能对不同年龄段及不同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可雇佣性均存在显著的差异，而体能则不具有显著性.第二，20岁以下农民工的技能和心能相比20岁以上的农民工偏低.第三，随着文化程度的提高，农民工的技能、心能和智能逐渐增长，可雇佣能力增强.

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需要逐步完成工业化的进程，其中关键要素之一就是实现农业劳动力向现代产业工人的转变.政府应该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来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而农民工的可雇佣性开发正好提供了这样一种战略思维.可雇佣性开发是从国家层面去寻找农民工人力资源开发的着力点，而传统的人力资源开发是从企业和个体的角度出发.政府在农民工可雇佣性开发的责任是立法、制定政策、采取措施以及监督检查.必须进行国家干预，经过长期的立法和行政努力来建立能够长远发挥作用的系统性服务体系和机制.

首先，政府在农民工可雇佣性开发方面的政策责任主要通过立法来完成，这也是政府最有意义的角色.美国于1973年颁布了《全面就业和培训方案》，其服务对象开始是结构性失业者，后来受益人群扩展到少数民族、妇女、老年人等劳动群体.[17]我国政府应该把农民工的可雇佣性开发付诸立法实践，通过立法来确立各利益相关方在农民工可雇佣性开发过程中的角色和责任，使全社会形成一种合力.除立法外，政府应该进一步完善针对外来劳动力的社会保障政策，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

表8可雇佣性年龄差异F检验表

表9农民工可雇佣性的文化程度差异

其次，政府还应直接参与到农民工可雇佣性开发中.企业是雇佣农民工劳动力的直接受益者，由于劳动力长期供过于求，使不少企业没有将劳动力作为一种资源来看待，而是消耗性、掠夺性地使用.[1]农民工文化程度低、技能素质不高，主要就业于众多中小企业.而这些中小企业一方面由于大多以低成本作为竞争战略，自身资源有限，他们没有能力来开发农民工可雇佣性；另一方面，农民工流动性强，企业增加投入提高农民工的可雇佣性等于为自己的竞争对手培养员工.面对企业的“左右为难”境况，政府需要直接参与到农民工可雇佣性开发过程.许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政府应该对这些企业在农民工可雇佣性开发方面予以刺激和支持.比如，新加坡20多年前就推行了技能开发基金（Skill Development Fund）项目，不仅促使企业对员工进行培训，而且也对那些提供培训项目的供应商（第三方力量）进行培训.这些供应商的培训项目得到认证后即可推广，雇主在使用供应商的培训项目后可得到补偿.该项目对新加坡劳动力技能的增长做出了很大贡献.[18]政府可以借鉴经验，设立农民工可雇佣性开发基金，推动和扶持中小企业对农民工可雇佣性的开发，同时培养第三方市场力量.

最后，关注农民工的心理问题及其疏导策略.城乡“二元制”结构，形成中国独有的“二元”城乡劳动力市场和“二元”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使得他们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因农民工身份受到歧视而难以融入城市.他们对现实生活大多不满，对城市有抱怨情绪，心理抵抗能力差.他们的工作流动性很大，缺乏职业认同感和成就感.农民工的心理健康问题，不仅影响农民工的幸福生活，还会影响企业的绩效和社会的和谐.因此，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都要加强对农民工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心理疏导机制，完善社会心理救济体系.同时，社会各界也要对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加大援助与支持力度，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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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社科项目“农民工可雇佣性研究”（SK2013B361）；全国统计科研计划项目“面向大数据的高性能数据挖掘算法研究”（2014LZ32）

收稿日期：2015年10月19日

中图分类号：C939；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60X（2016）02-01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