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毛泽东战略决战阶段的战役决策

朱建堂

毛泽东通过组建战役总前敌委员会（简称总前委）和战役前线总指挥部，统筹战区的党政军全盘工作和统一指挥作战，其指挥机构灵活便捷，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大大提高，这为科学决策打下了基础。

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决战阶段，是我军作战决策最为科学、最为灵活、最为民主的成熟期。随着我军作战力量的迅速扩大，兵种增多，武器装备改善，都为战略决战的作战决策遂行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我军作战决策实践主要是指挥大型野战兵团进行大规模平原村落阵地攻坚战和夺取城市和战略要点的城市攻坚战。

一、战略决战期间的决策模式

（一）解放军指挥机构的发展和战时科学编组

在战略决战之前，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军委下设有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各大区设野战军、纵队、师、旅、团机构，各级机构设有司令部。指挥编制统一正规，指挥关系顺畅。随着炮兵、坦克兵、工程兵等兵种的发展，各野战军相继组建了特种兵司令部、炮兵司令部，使我军初步进入了合同作战指挥决策阶段。

为适应两个战区的野战军共同进行战略性战役的需要，毛泽东通过组建战役总前敌委员会（简称总前委）和战役前线总指挥部，统筹战区的党政军全盘工作和统一指挥作战。在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这种参战兵力和支援力量多，作战地域广的大规模战役中，建立统一的战役指挥机构，明确指挥关系，是确保部队协调一致行动的组织保证。毛泽东的主要作法一是建立总前委。战役发起前，仅在战略上相互配合的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和东北野战军、华北野战军不存在统一指挥问题。但随着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态势形成后，建立统一的指挥核心，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毛泽东先后决定成立两个战役的总前委，“临机处置一切”[1] 231。这在我军战史上也属创举。战役实践证明，成立战役总前委对保证战役顺利实施并夺取最终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二是临时调整指挥关系。淮海战役中，由几个纵队临时编成一个集团，共同执行一个作战任务的情况常常出现。在2个野战军只有2个兵团指挥机构，且作战编程经常因任务转换而变化的情况下，为解决野战军指挥员负荷过大的矛盾，采取了根据作战任务编组，并随之临时调整指挥关系的措施，收到很好效果。比如，令山东兵团指挥员指挥6个纵队围歼黄百韬兵团，由第10纵队指挥员统一指挥徐东阻击集团，围歼黄维兵团所组成的中、东、西突击集团，指挥关系也都是临时调整的。这种作法，适应了淮海战役作战空间大、战场情况变化快，战役力量经常临时编组的客观需要，弥补了指挥体系不够健全的缺陷，保证了战役集中统一指挥。

（二）解放军集中统一下的灵活指挥机构

这一时期毛泽东十分强调对战略全局实施统一筹划与指导，对各野战军的指挥主张高度集中决定权，同时“建立报告制度”，要求大区指挥员定期就当前情况向中央报告[2] 3，在9月会议中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3] 325。在此前提下，要求各级指挥员果断、灵活地处置紧急情况，不必事事请示。在实施集中统一下的灵活指挥时，我军非常强调军事民主，使作战决策更为科学化、民主化。毛泽东在作出重大决策时，常常先与前线最高指挥员交流意见，认识—致后再作决策。各级指挥员在决策形成之前，也很重视通过军事民主广泛听取下级的意见。

（三）解放军指挥员的指挥能力大大提高

经过长期战争实践锻炼，解放军指挥员作战指挥能力大幅提高。指挥员不仅能指挥一般诸兵种合同战役，还能指挥规模空前的战略决战；不仅能指挥大规模的运动战，还能指挥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以及大迂回、大包围的拦阻追击战。特别是在战略、战役指挥方面，更显示出高超的作战指挥艺术。三大战役的巨大胜利，充分显示了我军高级指挥员善于驾驭全局、掌握关节、灵活用兵、巧妙施谋、协调控制、迫敌就范的指挥能力。这一时期之前，毛泽东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还发表了大量的军事指挥方面的文章，使我军的指挥理论得到了极大地丰富和发展。其中包括毛泽东的《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4] 443及十大军事原则的确定和提出等等 [5] 527～528。

二、战略决战的决策指导

这—时期是我军作战决策的成熟期，形成了毛泽东战略决战思想，丰富和发展了此前的作战指挥思想。

（一）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成功的军事家都十分强调集中兵力，毛泽东则把集中兵力视为以弱胜强的根本战法。早在建军初期，他就指出：“红军以集中为原则，赤卫队以分散为原则。”[6] 747解放战争开始不久，毛泽东为党内制定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决策指导。他指出：“这是战胜蒋介石进攻的主要方法。实行这种方法，就会胜利，违背这种方法，就会失败。”[4] 443战争的实践反复证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战胜强敌的基本原则。为此，毛泽东很形象地将其概括为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而集中兵力是达成歼灭战的前提，各个歼灭敌人是集中优势兵力的手段，其中还包括积极创造和捕捉战机，周密地进行战役准备，战法的灵活运用，都对这一原则的运用起着重要作用，决不可忽视。兵出中原后，华东野战军主力兵分中原、山东和苏北三个战场，一方面达成了在蒋介石心脏地区开辟战场的战略进攻企图，但另一方面由于华东野战军主力不集中，大歼灭战难以遂行，而中原又是集中兵力与强敌决战的好战场，因此在毛泽东电示粟裕指挥三个主力纵队兵出江南，遂行第二次战略跃进的时候，粟裕建议集中兵力在长江以北打几个大歼灭战，而兵出江南则“势将分散我军兵力，增加我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7] 540。据此，毛泽东修正了华东野战军的出击方向，令其集中外线主力在江北打大歼灭战，华东野战军在开封、睢杞地区一举歼敌一个兵团，攻克河南省首府开封，创造解放战争开战以来的一次歼敌最高纪录，而后集中华东野战军主力揭开战略决战序幕，攻克重兵据守的中心城市济南，证明战略决战战机已经成熟，而后华东野战军全军主力开进徐淮战区，与中原野战军密切协同，遂行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

（二）在战略上藐视敌人的同时还要在战术上重视敌人

战略上藐视敌人与战术上重视敌人是辩证统一的。毛泽东指出：“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它，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它” [8] 24。毛泽东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是一个完整的战略和策略思想，任何孤立地强调哪一方面都是错误的。这就要求我们在战争指导决策上，要善于把革命胆略和科学认真的精神结合起来，把敢打必胜的信心和灵活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才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兵出大别山后，中原野战军损失较大，全军产生了极度厌战情绪，邓小平给中央的汇报电称全军“谈虎色变”[9] 124。王宏坤回忆道，济南战役结束后，毛泽东电示中原野战军以有力行动牵制中原蒋军，配合华东野战军的南下徐淮行动，可10月初的中原野战军方城会议开了1天“没有议出结果”，“第二天仍然没有决定打还是不打”[10] 296。当年8月，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在中原野战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介绍了华东野战军运用炮火突击的经验，特别强调未来大兵团作战中大炮的克敌作用，结果使中原野战军干部议论纷纷，据称“过分夸大了炮火作用”，陈毅给粟裕去电，批评参谋长大会发言所客观造成的中原野战军指挥员“炮弹少就信心不足”的后果。粟裕回电称，运用大炮突击对华东野战军来说同样是新课题，需要通过战争实践来摸索火力、爆破、突击三位一体的大规模攻坚课题 [11] 238～239，其中通过战争实践解决运用火炮突击课题的思想正是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生动典范，也是粟裕能够主动建议发起豫东和淮海战役的思想基础。

（三）慎重初战

初战也称“序战”，指战役的第一仗。毛泽东指出：“许多资产阶级军事家都主张慎重初战，不论在战略防御或战略进攻皆然，而以防御尤甚。我们过去，也曾经严重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2] 737毛泽东强调要重视初战问题是因为初战的胜负对战争或战役全局有着极为重大的影响，一有不慎就有可能给战争或战役带来不可收拾的结局。因此，毛泽东一再强调，对待初战问题，要慎之又慎，不可有—丝一毫的马虎鲁莽。在初战问题上，毛泽东继承和发展了前人关于慎重初战的思想，明确提出必须打胜；必须关照全战役计划；必须照顾下一战略阶段的三原则。毛泽东慎重初战思想不是消极避战。1948年2月，毛泽东起初提出东北以封闭锦州进而造成蒋军在东北被我军“加以各个歼灭”为我军最大利益[13] 391。林彪虽然赞同但认为夺占锦州将面临虎口拔牙之险，建议先以夺取长春为宜。遵循慎重初战原则，毛泽东同意了林彪的建议，但经过整整一个夏季的时间，长春并未拿下，毛泽东发现东北野战军大规模城市攻坚的关未过，命令华东野战军攻济打援，夺占济南，以善于组织连续爆破和具有丰富的中等城市攻坚经验的华东野战军来闯夺占中心城市这一关。原定半月的济南攻坚作战，经过华东野战军攻城兵团八天八夜的连续突击而告结束。此战表明，我军通过济南初战具备了突破任何一个有着坚固防守中心城市的攻坚能力，换句话说，“任何一个国民党城市已经无法逃脱人民解放军的攻击了”[7] 596。于是毛泽东与林彪结束了讨论，终于定下攻击锦州的决心，辽沈战役就此打响。

（四）周密地进行作战准备

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是达成战争目的的一条重要的战略战术原则。毛泽东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长期实践中，极其重视并一再强调作战一定要有准备、作战一定要建立在确有把握的基础上，要“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5] 528。这一原则，主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方面，作战行动事先必须有严密的计划，这就是一切军事行动要有尽可能充分的预先的准备工作。“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没有事先的计划和准备，就不能获得战争的胜利”[3] 232。另一方面，战争的准备要建立在确有把握取胜的基础上。在确有把握时还应从战争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预见和估计到战争情况的可能变化，要准备在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下有对付的办法。有准备与有把握是紧密相联的。有准备是把握歼敌的重要条件，有把握歼敌取胜是有准备的结果，多一分准备，就多一分把握，准备越充分，胜利的把握就越大。另外，对于战争准备的时机问题，毛泽东指出：“—般地说来，与其失之过迟，不如失之过早，因为后者的损失较之前者为小，而其利益，则是有备无患，根本上立于不败之地。”[12] 722战争准备的程度时限要具体情况灵活掌握，有时看来准备不够充分，只要能抓住战机，同样可以有把握取胜。毛泽东在分析各个因素对作战的影响时，特别重视各因素的内在联系，不仅看到总体力量对比的变化，而且看到战略态势和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不仅看到兵力总数的变化，而且看到战场机动兵力的变化，不仅看到全局的变化，而且看到局部的变化。所以，他们认为决战时机已经成熟，毅然提出与国民党军进行决战。三大战役的实践告诉我们，军力对比、战略态势、政治经济形势是确定决战时机的基本要素。但并非三者都完全具备才能进行决战。有时虽然某一因素尚不完全具备，但在其他因素作用下，总的形势也可能发生质的变化，出现决战的时机。

三、战略决战决策实践

三大战役之所以能在3个月的时间内，在武器装备敌优我劣的情况下，取得歼敌三个主要战略集团的巨大胜利，就战役的决策而言，主要是正确地选择了决战的时机和首歼目标；围绕实现战役目的，把握指挥重心，抓住了关键环节；结合运用阵地战和运动战两种作战形式，实施连续作战，周密组织战役准备等。毛泽东和各野战军指挥员，在决策方面创造了十分丰富的经验。

（一）从敌我双方质的变化上把握决战发起的时机

决战的时机是否成熟，是由若干因素决定的。从毛泽东提出决战的决策实践看，他是把军力对比、战略态势、政治经济形势等是否有利于己作为决战时机成熟与否的主要标志。

解放战争进行到第3年，毛泽东看到，全国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已经变得更加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敌强我弱的悬殊情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我军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120万人增加到280万人，国民党军总兵力则由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其中正规军198万人，能用于第一线者仅174万人），敌军虽在数量上仍稍占优势（敌我兵力对比为1.3：1），但其5个战略集团（卫立煌集团55万人、博作义集团50万人、刘峙集团60万人、白崇禧集团35万人、胡宗南集团30万人）已被我分割在东北、华北、华东、华中、西北战场上，难以进行战役配合，其能够用于第一线的机动作战兵力已明显少于我军。敌军内部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派系斗争更为突出，矛盾更加尖锐，陷入深刻的危机之中。我军则上下团结，斗志旺盛。国民党统治区经济恶化，通货膨胀，民族工商业大量倒闭；政治危机加深，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风起云涌。蒋介石也承认，他们无论军事、政治、经济都到了危急存亡的关头。

随着我军力量的发展壮大，解放区面积已达235万平方公里，人口1.68亿，占全国总面积的四分之一、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并在约1亿人口居住的地区实行了土地改革，我军后方进一步巩固，可以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较充裕的物资参加和支持我军进行大规模作战。毛泽东正是看到上述各方面已经发生了质的变化，才决定进行战略决战的。毛泽东认为，衡量决战时机成熟与否，主要应着眼于军力对比、战略态势、政治经济形势等三个基本因素的变化程度。其中，军力对比是决定性因素，但战略态势和政治经济形势有着深刻的影响作用。因此，高级指挥员在分析战略决战时机的基本因素是否成熟时，不仅要看到军力对比的众寡，还要看到支援战争力量的强弱和人心的向背；不仅要看到总兵力的数量，而且要看到机动兵力的数量。还应看到，优势的转化与形成是在作战进程中逐渐演变出现的，决战的时机也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变化而逐步形成的。因此，当决战时机成熟时，就应该不失时机地主动进行决战。

淮海战役的作战总方针是毛泽东和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指挥员，在战役发起后不久，根据全国军事形势的根本变化和华东、中原战局的发展，以及徐州之敌可能南撤的情况，为加速解放战争和全国胜利的进程而适时确立的。在辽沈战役即将结束时，国民党军面临如何扭转危局，避免遭到更大失败的局面，我军则面临如何发展、胜利的问题。粟裕提出与徐州敌军决战的建议，毛泽东认为，我军同刘峙集团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趋成熟，遂指示粟裕求歼徐州集团，“勿使南窜”[1] 184，将淮海战役扩大为南线的战略决战。在这一总方针的决策上，主要把握了以下几点：一是着眼于全国军事形势的根本变化；二是全面分析举行南线决战的有利条件；三是充分考虑到刘峙集团可能南撤的动向，在此种情况下，应全力抑留刘峙集团于徐州地区，将其就地歼灭，勿使南撤。为此，毛泽东要求粟裕要将自己的计划放在对付该集团可能南撤这个基点上，并按照敌人可能总退却的估计，一再指示中原野战军应不顾—切地攻取宿县，切断徐蚌联系，断敌退路，越快越好 [1] 182。实践证明，这是毛泽东投下的一着妙棋。

（二）着眼于加快战争进程选择决战的首歼目标

决战的主要作用与重大意义在于加快战争进程，但这是以选准决战的首歼目标为前提的。从实践看，毛泽东在选择决战的首歼目标时，重点把握了三条原则：一是立足于必胜，在敌我兵力对比敌仍占一定优势的情况下，只有打胜，一举吃掉首歼目标，才能使兵力敌消我长，彻底改变敌多我少的状况。二是着眼于对敌全局产生巨大的震憾和瓦解作用。使敌人军心涣散，丧失斗志，降低与我抗衡的能力，加快其灭亡的速度。三是能将局部胜利导向全局的胜利。在这三条原则下，对全国各个战场的条件和敌我情况进行了分析比较，最后把决战的首歼目标选定为东北战场上的卫立煌集团。在决定把东北的卫立煌集团作为首歼目标时，还考虑到以下三个具体因素：一是东北战场我军具有其他战场我军尚未具备的有利条件。二是歼灭卫立煌集团可给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对敌全局形成巨大的震撼作用。三是将卫立煌集团就地歼灭、解放东北全境后，我军就可获得一个战略上巩固的、有较强经济实力的后方，可以对全国解放战争给予更大的支援。此外，可使东北野战军变成一支强大的战略机动部队，有利于尔后转用于其他战场。这对于战局的顺利发展，将局部胜利导向全局胜利，将发挥巨大的作用。实践证明，毛泽东把决定中国命运决战的首歼目标选在东北卫立煌集团，不仅确保了首战胜利，而且推动了战局发展。这的确是毛泽东宏图大略，全局在胸投下的一着高棋。

淮海战役具有敌多我少、敌猬集成团、难以分割的特点，选择战役各阶段的歼敌目标成为获取战役胜利的关键。从首歼目标黄百韬兵团、次歼目标黄维兵团、终歼目标杜聿明集团来看，中央军委和粟裕、刘伯承等指挥员在选择歼敌目标时，十分重视所选目标与战役全局的关系及对转换战场形势所起的作用，并注意把握歼敌的先后顺序和根据战场情况的变化灵活地进行选择。根据战役全局需要，选择对转换战场形势起关键作用的要害目标。先打弱敌，后打强敌，历来是我军选择歼敌目标的基本原则。然而，淮海战役是我军与敌人进行的一次战略性决战，在歼敌目标的选择上既要力求拣弱敌打，更要从决战的目的出发，根据战局的发展和战役上一阶段与下一阶段的联系情况，选择那些既能多歼灭敌人，又能打乱敌人整个部署，从全局上震撼敌人的要害目标，起到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淮海战役之所以选择首歼黄百稻兵团，毛泽东和粟裕除考虑该敌处于刘峙集团“一点两线”部署的右翼，比较孤立突出，便于我实施南北夹击将其分割包围之外，更考虑到一旦该兵团被歼，就会既砍掉了刘峙集团的右臂，切断其由连云港海上南撤的退路和海上补给线，又可割裂敌“一点两线”的防御体系，使我山东、苏北解放区连成一片，形成包围徐州、兵临江淮之势，对我军尔后或打津浦路之敌，或打海州、两淮之敌，或打徐州援敌，都十分有利。此役在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同时，选择攻取宿县，毛泽东主要考虑宿县是徐州之敌与其战略后方蚌埠、南京相连接的要地，一旦被我攻占，就完全切断徐州之敌的陆上退逃江南之路，并将由蒙城调往徐州的黄维兵团，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2个兵团以及徐州的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分割成三大块，陷徐州之敌于完全孤立的境地。这样，我军下一步或打黄维兵团，或打李延年、刘汝明兵团，或打徐州之敌，都同样处于十分主动和有利地位。

（三）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把握战略意图的基本着眼点

着眼于战略需要，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考虑作战问题是华东野战军指挥员粟裕的可贵素质。早在1948年初，毛泽东提出粟裕率部遂行二次战略跃进之时，粟裕经过反复思考向中央军委建议在江北打大歼灭战，而后的豫东战役正是淮海战役的蓝图。所以其所提出的建议，大都与战略问题紧密相关。比如，粟裕在济南战役尚未结束时即建议提出的举行淮海战役的建议也从战略大局相关，正像粟裕所说的，是从有利于改善中原战局，孤立津浦路，为将来渡江作战创造条件这个大局出发的，粟裕之所以每每能提出事关战略全局的正确建议，是因为其战略意识很强，十分注意了解关系战略全局的有关情况，掌握中央军委的战略方针和决战阶段的作战恢复，并站在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这一点，从粟裕提出淮海战役建议随后又适时提出了把这一战役发展为在长江以北进行南线决战的大胆构想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毛泽东的某一战略意图，通常是根据战争发展的总趋势，针对全国的军事形势，着眼于解决某个基本问题而确立的。它体现着战略全局的根本利益，制约和规定着战役行动的走向。1948年2月，毛泽东就根据敌军可能全部撤至关内的情况电示林彪：“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虽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但在辽沈战役打响后林彪基本上按照毛泽东关于将敌军就地歼灭在东北境内这一基本着眼点来组织指挥作战，从而圆满地实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意图。

（四）从战场敌我态势出发，认识实现战略意图的关键所在

战略决战中，要实现毛泽东关于封闭蒋军于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意图，关键是东北野战军须以主力南下北宁线，截断敌军由陆上撤向关内的通路。为此，毛泽东多次明确提出，要置长、沈之敌于不顾，专顾锦、榆、唐一头。经毛泽东反复的批评教育，加之长春久攻未克、又无援敌可打的教训，终于使林彪认识到了主力南下北宁线，夺取锦州是封闭敌军于东北境内各个歼灭的关键所在，因而定下了以主力南下北宁线作战的决心。

淮海战役，战场范围广，可歼目标多，战场情况变化快，当同一时机内存在多个目标可供选择时，毛泽东和粟裕、刘伯承通常是从这些目标中预选数个，以便在战场情况变化时，灵活地进行选择。这一点，在战役第二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我军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下一个作战目标指向哪路敌人，从当时战场情况看，不仅可打由徐州东援黄百韬的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还可打北进的黄维兵团、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毛泽东最初曾考虑打邱、李2个兵团之数个师，将该敌打得不能动弹，然后再看形势，或者继续歼灭邱、李2个兵团再打徐州，或者先打徐州再歼邱、李2个兵团 [1] 230；也考虑过先打李延年兵团和刘汝明兵团，再歼黄维兵团[1] 215～216。总前委常委则主张打黄维兵团 [14] 175。黄百韬兵团被歼之后，东援之邱、李两个兵团开始向徐州收缩，北进的李延年和刘汝明2个兵团停止在任桥、花庄集地区，唯独黄维兵团由蒙城向宿县继续前进，孤立突出。鉴于此种情况，毛泽东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意见，先打黄维兵团 [1] 269。实践证明，上述歼敌部署是完全正确的。

（五）着眼于战场情况的变化，能动地实现战略意图

灵活、果断地转用兵力，始终保持主要方向对敌优势。能解决淮海战役中我军兵力不足问题，毛泽东和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指挥员，依据战场情况变化，曾多次灵活、果断地转用兵力于新的作战方向，对敌形成兵力优势，以确保作战胜利。特别是战役第二阶段，为解决兵力不足，一开始即将原担任徐东阻击任务的5个纵队，转用于阻击、求歼李延年、刘汝明2个兵团；将原担任围歼黄百招兵团的主力，转用于统制、阻击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从而阻止了敌人对黄维兵团的增援。当徐州之敌全力西逃时，又及时将南下阻击李延年、刘汝明2个兵团的5个纵队中的3个纵队转用于追击、合围杜聿明集团；对杜集团达成合围后，为确保歼灭黄维兵团，总前委按照“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15] 17的作战方针，果断从合围杜集团兵力中抽出2个纵队，转用于歼灭黄维兵团作战。歼灭黄维兵团后，总前委以中原野战军为总预备队，集中华东野战军全部兵力用于歼灭杜聿明集团。由于毛泽东和粟裕能够依据情况及时、灵活、果断地转用兵力，所以，在我总兵力虽然少于敌军或与敌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在主要作战方向上始终保持了对敌兵力优势，有效地保证了实现战役决心。

我军攻克锦州后，下一步作战目标的选择，是直接关系到能否将敌军全歼于东北境内的重要问题。毛泽东曾提出先打锦、葫之敌的方案。林彪鉴于东北敌军有实行全部总退却的可能，廖耀湘兵团可能继续向锦州前进，亦可能缩回沈阳，会同沈阳、铁岭、抚顺、本溪之敌向营口退却等情况，为求得全歼敌军于东北境内，向毛泽东建议先打廖耀湘兵团。毛泽东当即批准这个建议，利用敌人对于我军打下锦州后非有1月以上时间休整不能再战的错误判断，着眼于歼灭敌人主力集团，不顾部队疲劳、伤亡，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一举抓住并全歼了廖耀湘兵团，从而大大加速了辽沈战役的进程。这是林彪积极向毛泽东提出正确建议的结果，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十分宝贵的经验。

（六）有一个连续作战的完整构想

辽沈战役，东北野战军在52天时间内，连续攻克锦州、和平解放长春、歼灭廖耀湘西进兵团、攻占沈阳和营口等，基本上是按毛泽东和东北野战军指挥员的预先构想实施的。毛泽东在确定攻打锦州时就指出，我军在锦、榆、唐之线作战时，卫立煌有极大可能派兵增援，我可在运动中歼灭援敌，打下锦州后部队可向两冀机动作战。战役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料的那样，当我包围锦州后，敌人果然以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以11个师又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增援锦州之敌。敌西进兵团在黑山、打虎山地区遭我阻击，处于进退两难、欲逃无路的被动地位，为我军全歼锦州之敌后，不失时机地就近转用兵力，实施连续作战歼灭他部敌军创造了条件。

在辽沈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分析认为，抑留蒋、傅两系部队于华北地区就地歼灭，对全局最为有利。因为，其一，当时国民党军可用于机动作战的兵力，只有华北傅作义集团中的蒋系部队24个师（旅），别的战场则无机动兵力。如我将敌可机动兵力就地歼灭，必将加速战争进程，提前实现解放全中国的战略目标。其二，便于就近转用东北野战军投入华北战场作战。其三，可有力地配合华东、中原两野战军，在徐淮地区按既定计划继续歼灭刘峙集团。其四，便于东北野战军将来沿津浦路南下，直捣长江下游。其五，可使蒋介石因无机动力量而难以加强江南防线，为今后我军发起渡江战役，解放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南昌等地奠定基础。以上五点正是解放战争战略全局的需要，所以毛泽东在辽沈战役结束后立即提出将华北地区敌军就地歼灭。

另外也是基于敌人南逃或西撤都将增加我军今后作战的困难，当时毛泽东预计，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我军可歼敌18到20个师，在我胜利威逼下，蒋介石必将加强其长江防线而调华北地区之嫡系部队南下，一旦华北地区之敌海运到江南，不论他将其直接使用于防守江南，或先使用于协同黄维、李延年两兵团接出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然后集中约90个师的兵力，布防长江下游两岸，对于延缓蒋介石的统治，会起较大作用。但从当时华北地区敌我兵力对比情况来看，我军仅有华北军区所部3个兵团，其中1个兵团尚用于包围太原之敌，能用于平津战役的仅2个兵团18个师（旅）。在这种情况下，如蒋系24个师集中于津沽一线由海上南逃，我将无法阻止。如傅系16个师西撤，也将增加对其歼灭的困难，如蒋、傅两系部队同时南逃或西撤，我们都难以处置。因此，毛泽东决定将傅作义集团就地立即歼灭，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到达华北地区前，命令华北野战军二兵团稳住敌人，不使其西撤或南撤 [1] 237。

（七）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密切配合

平津战役中，毛泽东和前线指挥员，正确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的方式，争取北平守敌25万人放下武器，按照我军方式接受改编，对于推动战役进程和保护北平（京），减少我军与人民的损失起了巨大作用。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密切配合的宝贵经验，创造了有名的“北平方式”[1] 513。一是造成令敌望而生畏的军事压力。对于平津地区之敌，我军完全有力量有把握用战斗手段将其全部歼灭，但为了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保护北平文化古都，毛泽东和战役指挥员仍然力争用和平方法解决问题；二是在军事打击的基础上广泛开展政治攻势。平津战役之所以能够把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巧妙结合，运用自如，恰到好处，是因为他们能够辩证地处理二者关系。对于反革命已久、仍有力量与我对抗的敌人，在未解除其武装之前，军事打击是首要的、基本的。没有军事上的全面胜利，就没有迫敌接受和平谈判的可能。因此，政治争取必须以军事打击为前提，在该前提下，巧妙进行政治争取，才能充分发挥政治攻势的威力，起到瓦解敌军的作用，促进战局向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展。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选：第5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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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宏坤.再忆征战生涯[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1]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编辑部.陈毅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

[12]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3]毛泽东.毛泽东军事文选：第4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4]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淮海战役：第1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15]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淮海战役：第2册[M].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

[责任编辑：李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