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多伦路文化遗产保护性再利用研究

文/宋 颖(复旦大学 艺术教育中心）

上海多伦路文化遗产保护性再利用研究

文/宋 颖(复旦大学 艺术教育中心）

DOl编码：10.3969/J.lSSN.1674-4187.2016.06.012

一、多伦路文化街的保护性再利用意义

文化遗产不再是过去印象中的死气沉沉、徒留躯壳的“静态遗产”，它们是与时俱进、充满生活气息和当下时代特征的“动态遗产”。“静态遗产”是历史的化石而不可再生，“动态遗产”是存活在现实生活中的文化遗产，其生命历程需要保持在利用状态才能被延续，其文化意义只有被利用才能被传承。近代优秀历史建筑遗产的保护性再利用是保护建筑文化遗产的最好方式，处于空置或废弃状态的建筑反而颓败得更快，且没有给世人提供任何文化意义和历史意义。保存文化的目的是传承文化，保护近现代建筑并非是束之高阁，具有历史文化价值的建筑空间通过得当地保护性再利用，获得新的建筑意义，延续了建筑生命。“作为一种丰富我们的时间概念的方法——那么该运动的某些令人困惑的矛盾之处就会烟消云散。我们保护旧事物，既不是它们自身的缘故，也不是像唐吉珂德那样企图阻止变化，而是为了更好的传达某种历史感”。

北京大学博士张天新和日本的山村高淑博士联合撰文指出，“城市遗产保护，不仅要关注世界遗产，还要关注世间遗产。......近年来正在被使用的古城（丽江、平遥）和现代城市（巴西首都巴西利亚）被列入世界遗产，恰恰表明了世界遗产的范围和内涵正在向活的遗产，向生活空间不断扩大和渗透的趋势”。世间遗产是平民日常生活的记录，反映了大众文化，也就是通俗文化，而世界遗产，更多的是精英文化的载体，俗文化是对精英文化的补充和丰富，雅俗文化在不同时期也会发生相互影响，只有关注研究这两类文化遗产才可能获得相对真实完整的信息,构筑起完整的文化遗产类型体系和保护框架。

每一个历史时期都具有各自独特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义，“正如所有环境都是自然的一部分，所有事物都是历史的——它们都早已存在，都与某些人和事相关联，因此都具有某种历史意义”。就近现代而言，清末、民国、建国初、文革、改革开放初期，每个时代都在建筑中留下各具特色的烙印，建筑是每个时期生活方式的载体，也是时代特征的映射，优秀建筑遗产成为一个民族和城市的文化记忆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因为意识形态原因而把某个时期的建筑全部清除，不能割裂历史，认为制造断层，只有保留部分相对具有代表性的优秀建筑遗产，一个城市的记忆才会丰厚而完整，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演变序列才会完整，否则就像缺页的书，后人翻阅起来总会深感遗憾。

对于每个历史悠久的城市，近现代建筑遗产是宝贵的文化资源，城市的记忆，城市的个性，只有通过这些建筑才能展现出来，在各个城市努力发展都市旅游和文化旅游的当下，建筑文化遗产成为城市名片的重要组成部分。南京市就宣传“隋唐文化看西安，明清文化看北京，民国文化看南京”，如果以上城市各自引以为豪的历史建筑全部不再存在，也就不会有旅游的必要了。“历史建筑所保留的是一种历史空间，由于该空间犹存，历史就变得不容置疑，倘佯其中，历史好像被有血有肉地放大了，过往的生活形态仿佛随时都能被召唤回来。历史遗物并非历史的遗骸，而是作为历史的生命而存在”。

数十年前多伦路这里是荒僻的农村，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这里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巨匠、文化名人、社会名流的人文荟萃之地,它对近代上海文化的发展,甚至全国文化的发展,都具有极大的影响。在这一地区居住和活动过的文化名人包括：鲁迅、茅盾、郭沫若、叶圣陶、瞿秋白、丁玲、柔石、沈钧儒、史良、王造时及内山完造等。中国“左联”的成立大会也是在这里的中华艺术大学内召开的。此外，像孔祥熙、白崇禧和汤恩伯等的公馆，也位于此区域之中。因为多伦路文化遗产的存在，上海市的近代历史增添了浓厚生动的一笔。

20世纪90年代初,虹口区提出以鲁迅公园为中心,以多伦路一带名人故居和文化遗址为内涵的雅文化构想。三年后,列入上海市文化发展规划,在“有效保护,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保护原则下,提出将多伦路建为文化名人街的设想，得到市区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注。1999年10月22日,多伦路文化名人街首期工程竣工,中共上海市委在此举行文化名人街街牌揭幕仪式。

二、多伦路文化街的再利用现状

尽管多伦路改造的起步并不比新天地和田子坊晚，但其知名度、影响力要远远落后于新天地和田子坊，虽然人气旺不旺，并不能成为历史建筑改造项目是否成功的唯一要素，但是既然当初的定位是文化休闲街，那么是否达到了当初设定的功能目标，便可以判断改造是否成功。作为文化休闲街，基于文化产业的商业空间营造，就是其基本定位，如今的多伦路文化街，主要以古玩店为主，夹杂一些裱画店书店等，但是整条街的人流量稀疏，没有作为休闲街而获得应有的气氛。

国内部分学者认为是多伦路而不是新天地更符合历史建筑保护性再利用的“整体保护”思路，因为多伦路文化街周边还保留着原住民的生活区域，这种关联使多伦路更具有老上海城区市民生活的原真性。而强调原真性保护也是国际关于建筑遗产保护的基本原则，“整体保护”就是强调以整体方式实施城市保护，超越了孤立保存文物古迹的做法；不仅是对历史建筑遗产和城市空间肌理实施保护，更应包括整体历史环境的保护、文化原生态的维护、地方特色和场所精神的保持，要保证对历史地区实施全方位的整体更新或复苏；保护目标是要维持居民原有生活方式的稳定性，防止社会生活快速而频繁的变迁；除了考虑经济方面的利益，更要顾及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影响。

相对于新天地，多伦路文化街保持着与周边原住民日常生活融合性，并不是一个完全孤立或是与周边居民生活完全无关的场所，文化街周边大部分居民仍然以原来的方式生活在那里，并继续使用多伦路作为生活所需的通道，文化街公共空间也成为他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新天地的历史建筑改造模式一直以来被国内学者认为助长了绅士化空间的出现，从而加剧了社会的仇富心理。然而，如今对于时尚小资最具有吸引力的田子坊，同样是和周边原住民融合，甚至还部分地保留了原住民的生活空间，田子坊在上海世博会后迎来了爆发式的人流量增长，相比较冷冷清清的多伦路，这里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其中多伦路文化街自身的空间形态和空间功能方面的缺陷应该是部分的原因。

上海新天地和田子坊都早已成为中国城市更新和历史建筑保护再利用的成功典范，在全国各大城市也接连出现上海新天地的拷贝版本，田子坊的成功也不断被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学者剖析研究。相比较多伦路，新天地和田子坊是完全不同的历史建筑保护性再利用模式，由于改造理念手法不同，功能定位不同，周边环境不同，房屋产权不同，管理模式不同，彼此之间的成功经验不可能拷贝复制。简而言之，新天地的定位比较高端，且偏餐饮休闲消费类，历史建筑内外被整体重新包装整修，由私人公司统一开发并经营管理，淮海中路沿线办公楼和便捷交通提供了众多高消费人群。田子坊则定位中端，区域内商铺经营品类繁多，餐饮类商铺被控制在一定的比例内，其建筑空间由各家商铺自己谋划，商铺建筑产权属于原住民，但具体事务由原住民组成的委员会统一管理。多伦路则强调具有文化属性的休闲消费功能，尽管经营的文化商品和休闲消费品类较少，而且，作为管理机构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开发办公室”是政府机构，并非一个实体性的开发机构。

三、多伦路步行街空间功能定位不当

“对老建筑最有意义的保护就是找到再利用的方式。”这是获美国建筑师协会荣誉奖的加拿大建筑师P.M.歌德史密斯广泛强调并成为共识的观点。多伦路步行街的不及预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文化街空间的功能定位不当。在多伦路的整个改造规划和招商过程中，始终坚守着做好文化产业的理念，但由于对“文化产业”这一概念过于简单化甚至是有偏差的理解，导致了入驻的商铺清一色是古玩经营商，夹杂着零散的装裱店铺。尽管该地域过去曾是古玩商家的聚集地，但整体改造后的文化街不管是空间结构还是商铺租金，都完全不同于以往，过去的生意能否可以继续，这个事先应该需要经历调研和理论论证。

在曾经的大上海的文化名人聚居地做文化产业园区，这非常符合上海城市更新的策略，也极具可操作性，但如果事先缺乏对 “文化产业”概念进行深入发掘，以及在内涵、外延上的合理扩展，就会把园区的产业形态局限在一个不符合实际的狭小范围内，且由于管理机构的体制原因，也失去了自我纠错的可能性。由此导致了街区内商铺经营品类单，一休闲服务类品种单调乏味，多元化多层次的消费休闲活动无法形成，影响了消费意愿和口碑的传递。而且街区内各个商铺的商品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不少是粗制滥造或仿冒品，这也严重影响了文化街的整体形象和重复消费的形成。本来，古玩行业就是一个水深行业，具有很强的专业性和高门槛，每个历史名城的古玩商家聚集区，一般都是具有较悠久的形成历史，具有相对固定的商家群体和重复购买顾客群体，但是该群体毕竟是数量相对较少，而且基本不是休闲消费的主体人群，这个小众群体更喜欢专注于对藏品的研究和收集。

更重要的是，任何单一细分行业，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都会有周期性的兴衰交替，如果一个产业园区的入驻商家过度集中于一个类型的行业，就会让园区的经营和人气陷入一个大动荡，相比较田子坊和新天地，前者是不断地更换出那些付不起逐年增加的房租费的商家，加入新鲜血液，让田子坊的商品和消费服务一直尽可能满足消费者需求，因为，只有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商家才可能在田子坊立足。而新天地是主打餐饮，这是一个永远都具有巨大需求的行业，不必顾虑行业周期，通过高租金让商家自我淘汰，就能保持着新天地的活力。多伦路文化街的古玩行业，不仅面对着缺乏消费意愿的小众群体，而且本身要经历无法逃避的行业周期性兴衰。《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作者简.雅各布很推崇城市的多样性，她认为，城市是人类聚居场所，无论从经济角度还是社会角度，城市需要错综复杂且相互联系的功能多样性。作为休闲街区的多伦路文化街，同样需要功能上的多样性和多层次，满足不同文化背景和消费需求的消费者群体

文化产业的范围很广，除了影视、演艺、出版、新闻、网络文化外，旅游文化、娱乐文化和创意文化，都是大有作为的领域。基于多伦路的深厚历史底蕴，构建一个以创意产业为主，休闲娱乐为辅的文化产业园区，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至于具体选择哪个产业集群作为突破口，这个需要具体调研和论证。

四、多伦路步行街空间与功能错配

尽管古玩业是一个具有独特性和高护城河的业态，但不是一个理想的文化产业，尤其是单一发展该业态，业态的错配和过度集中，导致多伦路步行街缺乏人气和消费欲望。除了以上因素，多伦路文化街的空间形态也决定了文化街无法聚集人气吸金。在国内各大历史名城，都会有历史悠久的古玩市场，最著名的莫过于北京的潘家园旧货交易市场，上海也有个同样被称为“鬼市”的城隍庙老街旧货交易市场，这些吸引了淘旧货粉丝的市场，无一例外地都是以地摊的形式出现，而这种设摊方式是历史最悠久的交易方式，具有不可替代的符号意义，对于买卖双方都有一种语言难以言说的象征性。如果买卖双方隔着高高的柜台交易，那么，彼此的那种亲近感就会荡然无存，整个市场熙熙攘攘的接地气氛围也必然会消失。

多伦路文化街的古玩商店，尽管部分保持着类似“地摊”的原型，但那是在各自店铺的室内了，更多的还是增加了展示柜台。貌似精致的室内小规模地摊，实质上失去了原来的地摊形式的意义，并不会给整个文化街带来地摊市场那种喧嚣杂乱背后的原生性活力和旺盛人气。其实很多人去逛旧货市场，并非是去淘货，很多游客到了一个新的城市，往往也会去当地著名的旧货市场转转，因为在旧货市场可以最直接地看到本地最鲜活最有特色的生活用品，而这些实物商品也是一个窗口，承载着当地人独特的生活方式和地域文化。而这种窥探当地民俗文化的方式，最合适的空间形态，自然是无遮挡的大空间里，有无数的大大小小地摊，不仅有利于游客最直接地感受当地文化，接受尽可能多的信息量，而且也有利于比较不同摊位及其不同商品之间的差异，也保留了浏览不同摊位商品的连续性，从而让游客的思维持续不断地处于兴奋状态，激起强烈的求知欲和消费欲望。在那些店门森然，柜台高耸的精致店铺，游人的游览和消费体验必然是截然不同的，而这种不同的消费体验又会导致失去大半的淘旧货粉丝和喜好文化发掘的游客群体。即使某单一商铺内可能熙熙攘攘，但这人气并不会扩散到街上，最后，整条街的消费氛围还是无法被有效带动起来。

多伦路文化街的商业业态与空间形态结构的相关性没有被重视，是这些古玩店惨淡经营的重要因素之一。另外，精致化商铺也必然极大地增加了经营成本，其实大部分的商家是无需那么大的室内空间的，也无需冷冰冰的柜台的，这些需要花费巨大成本的反而增加了商家和消费者之间的距离，消解了古玩行业的地摊形式所特有的仪式感。

五、多伦路文化街空间形态单调

多伦路文化街的空间形态是典型的单一线性，它与复合线条交织的巷弄式空间形态有着根本的区别，而后者的代表便是田子坊和新天地。文化街的单调乏味的线性空间也极大地限制了文化街的发展繁荣。这种空间形态的差别不仅影响了视觉效果，也制约了游览消费体验。简.雅各布针对美国大城市的中心颓败问题，提出多样性城市和传统空间的混合利用之间的相互支持，并进一步提出四点补救措施：保留老房子从而为传统中小企业提供场所；保持较高的居住密度，从而产生复杂的需求；增加沿街的小店铺，从而增加街道的活动；减少街区的尺度，从而增加人群的接触。综合这四点措施，提高街市空间密度从而增加游客的接触，是提升商业空间人气的根本。

以新天地为例，新天地的整体布局是以南北两个街坊中的两个广场为核心，周边建筑的出入口直接开设在广场上，并在南区广场上设置了一些消费休闲项目。向心式小型广场具有包容性，可以容纳很多休闲娱乐类型，从而形成休闲活动的多样性，这也就为商家们滞留了足够多的后续消费人群。努力让更多的游客更长时间地滞留，应该是所有消费场所空间设计规划的目标，田子坊也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多伦路文化街的宽阔线性空间没有足够的共享空间汇聚人群，结果只能成为快速通道，游客没有停留驻足的欲望和理由。

田子坊和新天地的空间形态略有不同，新天地在联系两个广场的通道及其他空间部分尽量减少游客驻留，使其充分发挥通道的功能，强调疏导客流，让广场成为主要的游客活动区域和承载主体，因而，它是典型的中心发散式空间形态。田子坊则是复合交织式空间形态，没有单独的节点空间用来集聚游客，所有游客拥挤在那些狭窄悠长的巷弄里，巷弄宽窄不一，也夹杂着一些袖珍型院子，很多店铺的前后门可以贯通两条巷子。从某种意义上说，该空间形式更具有中国人熟悉的集贸市场意味。在田子坊，似乎每天都是集贸市场的开市日，从早到晚，熙熙攘攘，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们体验着老上海弄堂的逼仄狭窄幽深，领略着在人山人海中购物休闲的愉悦。

似乎要有意增加人流的拥挤，几乎所有餐饮类店铺都在室外设置颇具形式感的桌椅，挤占了本来就不宽敞的过道。其实，该手法有三大好处，首先，户外座椅为游客提供了即时休息场所，增加了游客逗留时间，也增加了游客消费该店铺商品的可能性；其次，为自己店铺增加了有效营业座位，直接可以增加营业额，同时也给顾客带来一定的亲近感和生活气息；最后，在室内外空间之间增加了灰色空间，即过渡空间，有利于在视觉上软化室内外空间的硬分割，带来空间形态上的丰富性和层次性，过渡空间形式在中国传统民居建筑中随处可见。

多伦路文化街既没有纵横交错、迂回交错的狭窄巷弄，也没有向心式小广场汇聚各家店铺，更没有温馨浪漫的临街桌椅，唯有一条宽阔肃然的大马路呈L型贯穿而过，街道两边则是整齐划一的商铺，就如不苟言笑的长辈正装端坐着，凛凛然拒人于千里之外。

空间纵深和空间层次的缺乏，让游客没有停留的可能性，也没有去探究空间的好奇心，让消费活动失去了连续性；所有空间只需一眼就全然看遍，而且建筑立面变化很少，则让摄影变得索然无趣，这在当今图像时代和网络时代，就已经失去了通过网络传播的可能性。

尽管在街道沿线展示的内容是逐步展开延伸的，但生硬的线形空间具有的通过性还是消解了游客的无目的性驻留，只有看到想逛的店铺，才会进去，而作为休闲场所，需要更多无目的性的闲逛，在这方面，文化街缺乏相应的空间形态和硬件支持。而且，线形空间是方向明确的通过，如果原路返回却没有新增的信息，则不会有返回的人流，因此具有明确的单向性。而在田子坊，迷宫般的错综复杂巷子让很多游客走回头路甚至走冤枉路，但大家乐在其中，本来就是来走走看看的，即增加了客流量，也增加了营业额。

而新天地的向心广场布局带来了游客对同一广场空间的反复使用，人们会多次地通过广场空间，广场上的人流量也就数倍的增加，带来人气爆棚的错觉，国人喜欢凑热闹，旺盛的人气会越来越旺，而冷清了只会更加冷清。

最后，在线形空间中，相同展示内容的重复出现，只会让参观者加速离去，过度的重复，让线形空间更索然无味，具有活力的商业街必须具有互补性的、有特色的、多样化的店铺组合，这不仅符合商业逻辑，也满足视觉和休闲的需要。多伦路文化街把相同类型的商铺相对集中的布置方式，也是让文化街失去吸引力的因素之一。

文化街上的古玩店都被集中在一段相当长的连续街面，咖啡馆则相对集中安排。步行街上数量有限的咖啡馆和餐饮店，尽管占据了黄金地段，但并没有提供消费层次的丰富性和内容的独特性，无法满足需求多样化的年轻一代，因此，也没有成为让游客驻留的有效手段。本来规划者是希望提供近距离选择古玩商家的便利性，但忽略了作为非古玩粉丝的绝大部分游客，不会长时间的一家挨一家不断的看货，他们需要的是边走边看、边玩边消费，需要的是多元化、多层次的商铺组合，需要探宝式的随处漫游所带来的惊喜和有趣，而非被规定的整齐划一。

六、结语

在城市更新背景下，拥有深厚城市文脉的城市具有先天的产业转型优势和资源基础，上海的大规模城市更新催生了多种模式的近现代建筑的保护性再利用模式，出现了田子坊、新天地、红坊、M50、1933老场坊等国内外知名的成功案例，为国内其它中小城市的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性再利用树立了标杆。多伦路文化街尽管也是早期开发项目，但其空间功能定位、空间形态配置和形态设计方面都有不容忽视的错位和缺陷，导致了多伦路文化街的整体开发未达到预期效果。如果放任这条著名的历史文化街区因为过度萧条而导致其文化价值逐年消失，那么等到该历史建筑空间承载的历史文化意义丧失殆尽，一切皆无可挽回，毕竟文化遗产是不可再生的。

与那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古代文化遗存相比，20世纪遗产在文化遗产大家庭中最为年轻，正因为如此，人们往往忽略它们存在的重要意义，使20世纪遗产在世界各地不断遭到损毁和破坏；由于在认定标准、法律保障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尚未形成成熟的理论和实践框架体系，使20世纪遗产充满了挑战；20世纪生态系统相对脆弱，特别是，一些新材料、新结构、新技术的尝试应用，使20世纪遗产更加易于受损。因此，应针对20世纪遗产的上述特点，研究20世纪遗产保护存在的问题，及时实施抢救性的保护。 多伦路文化街的现状需要相关的政府部门研究和反思，本文的空间研究或许还可以为今后城市更新过程中历史建筑的空间环境设计提供一些有益借鉴。

(责任编辑 童永生)

[1] [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84.

[2] 张天新，山村高淑.从“世界遗产”走向“世间遗产”.理想空间.2006（15）：12-13.

[3] [美]凯文.林奇.城市形态.林庆怡，陈朝晖，邓华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183.

[4]冯骥才.小洋楼的未来价值.建筑与文化.2005（2）:22.

[5] 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109.

[6] 张松.历史城市保护学导论—文化遗产和历史环境保护的一种整体性方法.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65.

[7] 单霁翔.从“文物保护”走向“文化遗产保护”.天津.天津大学出版社.2008：311.

Study on Protective Reuse of Shanghai Duolun Road Cultural Heritage

本文以上海多伦路文化街为研究对象，从文化街的保护性再利用意义及其现状，反思问题所在，对比田子坊和新天地空间再利用案例，具体分析了文化街的功能定位不当、空间与功能的错配和空间形态局限性的缺失。力图为今后城市历史建筑遗产保护性再利用的空间规划提供有益借鉴，也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城市近现代建筑的保护性再利用。

This paper conducts research on Culture Street Duolun Road Shanghai, on the basis of protective reuse signifcance and present situation of Culture Street, fnds problems and contrasts space reuse cases on Tianzifang and Xintiandi, andmakes a concrete analysis of improper function positioning,mispairing of space and function, and limitation of space forms in function of Culture Street. This paper tries to provides references for spaces of plan in historic building heritage cases, and has a vision of a society that is focusing on the protective reuse of modern buildings.

保护性再利用；空间形态；功能定位；线性空间

protective reuse; space form ; function positioning; linear space

宋颖，现任教于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研究方向：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建筑空间设计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