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性别差异理论简析电视剧《小姨多鹤》中多鹤的女性形象

姚 驰（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以性别差异理论简析电视剧《小姨多鹤》中多鹤的女性形象

姚 驰
（中国传媒大学 北京 100024）

【摘 要】本文旨在依据法国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伊里加蕾的性别差异理论的部分核心思想，分析电视剧《小姨多鹤》中多鹤的女性形象。通过探讨女性身份是如何被建构，估价，并参与到男性主宰的权力交换中去的，借以还原在男权社会中被他者化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性别差异；阳具中心；女性主体

电视剧《小姨多鹤》根据作家严歌苓的同名小说改编，主要讲述了日本女性多鹤在一个中国家庭中产生的情感纠葛。电视作为一种大众媒介，需要通过符合大众价值观、满足民族集体无意识的要求来获得大众的认可。因而，分析多鹤在电视剧中的人物形象定位，有助于了解本民族传统观念中对于女性的性别认知。

本文主要根据法国著名女权主义理论家伊里加蕾的性别差异理论的部分核心思想，对多鹤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借以还原在男权社会中被他者化的女性形象。

一、男权语境——被建构的女性身份

电视剧《小姨多鹤》中，由于妻子小环的存在，虽然多鹤在张家实际上承担了妻子、母亲的责任，然后她的身份却从来没有被明确承认过。甚至在多鹤生下一个女婴之后，母亲的身份依然没能获得。在男权制的语境之下，往往强调男孩才是有绝对意义的“一”[1]，因而女婴的出现等同于无。直到电视剧的第12集，多鹤生了一对双胞胎男孩后，才被赋予了一个隐晦的称谓：小姨。男孩的出生仿佛就意味着母亲获得了阳具，多鹤通过分享自己儿子的性征而拥有了在男权社会存活的“通行证”。虽然女性的身份地位和男性依然有天壤之别，但是，正是由于和男性性征产生了一定的关系，男孩帮助母亲成为家庭中一定程度的在场。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2]，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的经典表述揭开了对女性身份的思考。而伊里加蕾更加明确的指出，女性身份的被逐渐建构导致了女性社会地位的丧失，而这种身份的建构是始于性生理的差异。在男权制度的语境之下，拥有阳具成为权力的终极符号。由此，女性被定义为“非男”[3]。首先，她们的身份在男权社会是几乎不存在的；其次，当她们通过自身的努力而达到男性首肯时，她们的身份又是被建构的。因此，女性陷入了一种相当矛盾的境地：当她们寄希望于通过自身努力而被男性看见时，她们就已经陷入了男性的圈套之中。

从被“看见”到被“建构身份”，多鹤承担了在张家赡养长辈、抚育儿女的重担。她时不时还要隐忍小环对她发泄的怨气，然而在电视剧中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要离开。直到张石匠去世，多鹤才向张俭和小环下跪，希望能够搬出去和一直对他心存好感的小石一起生活。伊里加蕾认为女性“生活在黑暗之中，影藏在面纱背后，躲避在房间里”[4]。在男权社会，所谓的女性身份就是要隐藏自己的性征，在封闭的环境中承担家庭的重任，被男性压榨。女性的追求，女性的欲望，即使是希望获得一点点的满足，也是来自于他人的施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或许为了取悦观看电视剧的大部分女性观众，剧中张家的男性角色，诸如张俭和张石匠并没有被塑造为强硬的男性形象。而在家庭生活中多鹤遭受的主要压力则是来自于小环，每一次小环对多鹤施加压力，都意味她对自己被建构身份的珍视。在经历了漫长的男权社会之后，女性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应该有的身份，似乎认为摆在自己面前的就只有认同、争取自己被建构的身份一条路可走。

二、作为商品——欲望的隐忍和贩卖

女性作为商品，首先是有“价值”的。这其中一个重要的价值是是完成生育任务。虽然在孕育生命中，女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一点男性也不得不承认。可是女性并没有因此获得和男性平等的地位。正如上文指出的那样，多鹤必须生下男婴，才有可能稳定她在家庭里的地位。女性被贩卖的生育价值必须服务于男权社会的权利延续，而与女性主体性的获得毫无关联。作为商品，女性的价值完全依靠男性的“定价”，这就意味着，一旦女性完成了男性所期许的生育目的，女性也很可能就此贬值了。

同时，女性作为商品，往往是一个丧失主动权的筹码，被动地参与到男权社会权利的流通交易中去。伊里加蕾明确指出，“女性是男性使用和交换的‘产品’，女性的地位和作用同商品无异，她只有在男性间进行权力交换时才有意义。”[5]这种交换往往和性相联系。多鹤的形象是美丽的，她符合作为男性欲望客体的标准。电视剧第19集中，快过年了，小环给多鹤买了一件新的棉袄。多鹤的美丽让小石和小彭看傻了眼。因而，她的性就作为一个被进行交换的商品，可以在男权社会进行买卖。电视剧第29集和第30集，多年以后的小彭成为书记，手握权力。他用权力和多鹤进行交易，以获得多鹤所拥有的女性身体。根据男性的价值判断，小彭对于多鹤进行了估价，并同意多鹤参与到交易中去。在男权社会，女性想要获得对话的基本权利，往往离不开以性作为筹码。而这种对话的结果，是女性丧失尊严，沦为玩物。

不论是被男性判定的女性价值，还是由男性主导的交易活动，女性甚至都不能作为这个交易的参与者，只是成为“物”，被动卷入到对自己的出售。她完成男权社会施加给她的任务，以自己的身体满足男性的性欲望，却并没有获得应有的权利。不仅如此，“需要女人保持作为欲望对象的物质基础，但她自己从来无法获得欲望”[6]。男性不仅要求女性要满足自己的欲望，并且男性同时惧怕女性使用自己身体来危害男权社会的秩序。总之，女性作为商品被男性标价、交换，一方面女性的主体性进一步丧失；另一方面，还使得一部分女性产生了性别平等的错觉，满足于被支配的现状。

三、基于差异——自我书写和主体重构

当站在以性别差异为根基的女权主义理论面对电视剧《小姨多鹤》的主角多鹤的时候，我们不难发现根本无法和她展开对话。在电视剧文本中，多鹤以生下男婴来报恩，丧失了选择配偶的权利。她被冠之以“小姨”的身份，默默操持着一个自己几乎完全没有明确地位的家庭，还时不时受到这个家庭中以妻子为首的他人的误解。她隐忍自己的欲望，不敢追求自己的幸福，甚至只能通过下跪的方式希望获得他人的怜悯。她满足于一个并不完整的母亲角色，将自己的满腔心血给了自己的儿女，不求任何的回报。在第34集，多鹤为小环和自己儿女绑上保平安的红线。如果不是小环的坚持，多鹤甚至的不愿为自己绑上红线。她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一个本来和她毫无关系的家庭，没有丝毫怨言。只尽义务，不求权利、身份。

这个“完美”的女性形象如同《渴望》中的刘慧芳，再次出现在电视荧幕之上，或许也会赚取大量女性观众的眼泪。她们也许会哀叹多鹤的不幸，咒骂导致她不幸命运的众多角色，甚至生出形影相吊的哀伤。但是，她们恐怕不会质疑多鹤的选择。实际上，她们对于多鹤的同情是基于对多鹤角色的理解和对她行为的认同。同基于男权制度语境下的女性探讨女性平等、解放，也许这样的讨论会涉及重构女性主体地位，然而其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恢复一个在父权文化下变异、畸形了的“女性主体”。伊里加蕾的性别差异理论正是从性征差异这个可见的、同时被利用以建构男权制度的核心入手，一步一步引入到构建女性的话语体系中。毫无疑问，这将有助于全面的看待性别平等的问题。

参考文献：

[1]汪民安，陈永国，马海良.后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从福柯到赛义德[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

[2]刘岩.差异之美：伊里加蕾的女性主义研究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4.

[4]刘岩.法国女性主义思想的传承与超越[J].中外文化与文论，2007,(6):187-195.

[5]刘岩.建构性别差异的政治学——伊里加蕾对于西方政治话语的颠覆和重建[J].中外文化与文论，2009,(8):188-196.

[6]Luce Irigaray,Catherine Porter and Carolyn Burke.This Sex Which Is Not One,trans[M].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5.188.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6)02-012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