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随方毗尼的现代调适

孙桂彬



略论随方毗尼的现代调适

孙桂彬

摘要：汉传佛教到近现代面临如何与现代调适的问题。随方毗尼不同于自由主义，不等于废除声闻戒，在适应世俗的同时应避免被俗化。在倡导毗尼的弹性时，不能忽视毗尼的过度改动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随方毗尼不能只强调随方，要坚持以促进修行为宗旨，在修行原旨与传播教义需要之间寻求平衡，既适应世俗又避免被俗化。

关键词：佛教；律；随方毗尼；修行；佛教传播

毗尼又称毗奈耶，是佛教律的异称。随方毗尼，意指戒律并非一成不变，由于传播需要，可依据当地风俗作出调整，原来佛所废立的事项可随本土文化风情作适当的开遮（许可与阻止）。《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二十二：“虽是我所制，而于余方不以为清净者，皆不应用；虽非我所制，而于余方必应行者，皆不得不行。”《舍利弗问经》卷一：“舍利弗白佛言：云何世尊为诸比丘所说戒律，或开或闭？……后世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云何奉持？佛言：如我言者，是名随时，在此时中应行此语，在彼时中应行彼语，以利行故，皆应奉持。”这两处经文都提到了佛教中的随方毗尼问题。

与随方毗尼经常联系在一起的是“小小戒”是否可舍的问题。

阿难尊者在佛陀圆寂前，问佛陀以后如何修持。佛说：“我成佛以来，所说经戒，即是汝护，是汝所持。阿难，自今日始，听诸比丘舍小小戒。”（《长阿含经》卷四）在之后举行的第一次结集中，阿难传达了佛的旨意。在法会现场，对何为“小小戒”的问题出现了不同的看法。“有比丘言，世尊若舍细微戒者，止当舍威仪。有言：不止舍威仪，亦当舍众学。有言：亦舍四波罗提提舍尼。有言：亦应舍九十二波夜提。有言：应舍三十尼萨耆波夜提。有言：亦应舍二不定法。时六群比丘言：诸长老，若世尊在者，一切尽舍。”（《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关于“小小戒”的范围指向，僧团内部意见不一。有的认为只可以舍弃威仪戒，有的认为还可以舍弃众学戒，六群比丘甚至认为佛制定的戒律都可以舍弃。这时迦叶尊者作为结集的召集人，凭借个人权威给出了最终结论：“诸长老，若已制复开者，当致外人言：‘瞿昙在世仪法炽盛，今日泥洹法用颓毁。’诸长老，未制者莫制，已制者我等当随顺学。”（《摩诃僧祇律》卷三十二）迦叶尊者认为，如果舍弃一些戒律，会招致外界的妄议，以为佛在世时大家威仪具足严谨持律，而佛圆寂后戒法随之荒废。戒律关乎僧团日常行持，标准不同会带来僧团修持秩序的混乱甚至分裂。迦叶尊者作为当时德高望重的长老，对由佛制定的戒律的神圣性给予了充分的重视，认为之前佛未制定的戒律以后也不能随便制定，已有的律条不应违犯，应该谨慎学习佛的律法。他力求稳固佛陀所制戒律，避免出现轻妄和抛弃戒律的行为。迦叶尊者的决定在当时起到了稳定僧团的关键作用，但并未解决当时僧团存在的分歧。这时佛已圆寂，僧团很难达成让全体成员皆遵守的规定，“小小戒”的取舍问题也难以达成共识。部派佛教时期，不同部派常与不同律法联系在一起，这些支分性的差异反映了对戒律的不同理解。王邦维先生甚至认为部派差异实际上就是所持戒律的差异［1］。

佛教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世界性宗教，形成了南传佛教、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等多个支脉。不同自然和社会环境孕育的文明，在对话过程中有冲突，也有相融。佛教在向外传播的过程中，如何处理与当地文化的关系问题，关乎佛教能否在当地立根。律学作为佛教教义重要内容，是佛教传播中需要自身重点观察的内涵要素。佛教传到世界各地，毗尼如何随方，佛教的不同支脉给出的解答也不一样。南传佛教被认为是保守地贯彻了迦叶尊者的政策，至今仍然保留原始佛教的风貌，在戒律行持上也是如此。汉传与藏传佛教的发展则有大乘气象。以前者为例，汉地律典翻译较晚，唐道宣律师用大乘思想诠释小乘戒律的方法创立律宗。在汉地小乘戒与大乘戒是并行不悖的。佛教七众中，出家比丘、比丘尼守持具足戒，身份最为高贵，而具足戒正是小乘声闻律。汉地也流行菩萨戒等大乘戒。大乘戒注重发心的动机。如果发心是为利人，而行为事相上有所违犯，以菩萨戒的标准来说是不犯戒的。由此可知，菩萨戒的戒相已具有更大的涵容性，这为佛教毗尼在中国的随方提供了较大的弹性。到了六祖慧能则提出了无相戒的思想，强调戒相是无相之相，心上安立。戒行与戒相之间的张力变得更大，禅门中甚至出现了呵佛骂祖的看似大逆不道的行为。后百丈禅师制定禅规，融入了大量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如肃众方式中的杖打，在律藏中并不存在甚至被反对，这时已被纳入惩罚犯规行为的方式之中。禅宗清规是随方毗尼在中国发展到高峰的表现，与最初的戒律相比已有明显的变化，这正是印度佛教传到中国后与当地文化相撞、相融的结果。分析汉传佛教随方毗尼的过程，会发现戒律中国化的过程是大乘戒、儒道伦理、小乘戒等多样伦理文化互相交融的结果。但需要注意的是：毗尼戒相发生明显变化的同时，其以戒发定进而求慧，寻究竟解脱的内在精神旨趣并没发生动摇。

20世纪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佛教传播所依靠的外界人文环境变了，汉传佛教面临如何与现代调适的问题。建国初，有人提出仿照日本方式允许出家人结婚生子，遭到佛教界的许多大德的强烈反对。近年来，台湾等地区又出现了“八敬法”（律典规定比丘尼应尊重恭敬比丘的8种法）是否需要废弃的讨论。这些其实都有指向随方毗尼如何把握尺度的问题。

随方毗尼是毗尼为适应佛教传播而进行的自身调整，目的是为新的环境下的佛教徒提供适宜的行为规范，其原则是不变更佛所制戒律的精神要旨。讨论现代环境下的随方毗尼问题，首先应明确戒律制定的原始精神。这种精神是戒律的根本要义所在。不管外界实际情况如何改变，精神不能改变，这也是随方毗尼应该把握的最根本原则。戒律是防非止恶的，一切有损于七众修行的规定皆是不合适的。

随方毗尼不同于自由主义。

以万法无常的法印来为戒律的松绑开脱，看似合理，其实隐藏危机。因为本着随方毗尼的精神，想找到戒律与现代社会的契合点，很容易陷入非理性革新的误区。虽然万法无常，但佛性的特质与精神是不变的。佛陀制定戒律是为了规范僧团，导约个人的言行以使得修行增上。从个人角度考虑，戒律是工具性的，它为行者的身口意划定一个合理的空间。在心相续尚未真正获得稳定的阶段，这一空间可以保护行者的身心不偏离轨道，不致走上迷途。戒律不是用来死死束缚人的身心的。如小孩未经世事，出外玩耍，大人会提前给他一些建议甚至限制性的规约，让其行为活动空间和方式在安全界限之内。高明的父母可以给出适合孩子的建议。这种建议应兼有限制性和开放性，通过限制保护其安全，而开放性又使得小孩的选择具有弹性。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小孩的玩耍和成长会是开心而有成效的。

佛陀具有圆满的世间和出世间的智慧。他制定的戒律是保护行者行为的安全阀，松紧适度，体现中道精神。这可以从佛教与耆那教严苛戒规的比较中看出。佛陀提出随方毗尼原则，允许在一些枝节性的非根本的戒律问题上做适度的调整，目的仍然是为促进修行者的身心修行服务。在不同的时空，这种随方的调整是多样的甚至无常的，但又不是任意的。作为未获解脱而尚处于烦恼中的凡夫来说，要避免将随方毗尼当作为自身烦恼开脱的令牌。对于众生来说，每个人都有各式各样的烦恼，而修行者如轮回战场的战士，要时刻与不好习气作斗争。习气与智慧相战时，局面常是胶着的；如果意志不坚定，自己就会自我开脱。戒律在此时就显得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判断是非的标准，划出了行为不可逾越的红线。之前发下誓言守持戒律，这时誓愿力会帮助行者作出果断的选择。如果一味给戒律松绑，就很容易将自己陷入世俗的洪流中，失去与自己的不良习气搏斗的良机，不利于修行。因此，随方毗尼要避免陷入自由主义误区，坚持以促进修行为宗旨，在修行原旨与传播教义需要之间寻求平衡。

随方毗尼不等于废除声闻戒。

声闻戒是律藏的重要内容。佛教传到中国，随着大乘精神的提倡，声闻戒在戒法体系中更多的扮演了基础性角色，但这绝不意味着它不再重要。《毗尼止持會集》卷一：“若有上根禀戒，机非中下，本为志求佛果，不似耽乐寂灭，由遵圣制，楷定律规，不躐僧宝，以故先秉息慈，次入僧数，然后方圆菩萨三聚净戒。是知声闻身戒即菩萨心戒之基，菩萨心戒即声闻戒之本。未有身戒不净，而欲心戒清净者也。”声闻戒是菩萨戒的基础，心戒是声闻戒的根本。声闻戒重身，菩萨戒重心。身行做不好，更谈不上心地功夫。《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卷二：“今时不知教者，多自毁伤云，此戒律所禁止，是声闻之法，于我大乘弃同粪土。犹如黄叶木牛木马诳止小儿，此之戒法亦复如是，诳汝声闻子也。”如果以声闻戒繁琐细碎为由，提倡废除声闻戒，这是未看清声闻戒的重要性。至今，五戒在居士的日常修持中仍占据重要地位。万丈高楼从地起。总得先念小学、中学，打好根基，才能上大学。随方毗尼，是对戒律的某些枝节性问题，根据实际情形加以调整，而非对大枝大节的无原则的修改。

适应世俗的同时应避免被俗化。

戒律细节与当地习俗有冲突的，在把握佛教根本要义的前提下，可对律条作一定调整。这种调整的界限与标准该如何把握，仍值得探讨。佛教讲求出世修行，其伦理价值以世间伦理为基础而又高于世间伦理。因此，戒律细节的调整要适应世俗，又要避免被俗化。戒律准则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主要针对个人修行，它们不是修行者在与社会大众接触时所遵循的规范。这个部分只要是不与当时当地人的认知与习俗有根本性的冲突，便无需改变。另一部分戒律规范适用于修行者与他人日常接触的行为，适用时需要权衡对方的接受度。戒律制定时很重要的考虑因素是避免僧团被讥嫌。因此，这部分规范可在不违背修行要旨的前提下作一定调整。当然，这种调整需要僧团羯磨决定，不能单凭个人意志。另外，与外界接触也可分两种情形。外界人员可分为2类：第一类是居士、喜好三宝或至少对三宝不排斥的人；第二类为社会上的其他人员。与第一类人接触时，修行者自己执行戒律的行为不大可能会受到他们的讥嫌，而且容易得到理解，甚至能让对方对僧团产生信心。这时，相关戒相无需修改。与第二类人接触，如果某些枝节性的戒条容易引发他们对佛教的不理解甚至质疑，那么，应该对这些戒条进行一定调整，但不能违背修行的根本精神。根据接触对象的不同，僧众行为进行弹性调整，也可能制造出随机教化的契机。同样，这种调整应经过僧团羯磨决定，不能出自某个人的决定。

佛教是实践哲学，随方毗尼立足于佛教传播时的文化相融。在倡导毗尼的弹性时，不能忽视毗尼的过度改动可能对修行带来负面影响。戒律是修行的根基，身戒是心戒的根本。如果以随方毗尼为借口，一味放宽行为准则，无疑会影响到修行的质素。这是从个人修持层面谈随方毗尼的限度问题。从僧团组织来看，毗尼实质是僧团日常运行规则，所保证的是僧团运转的秩序。良好的僧团组织为个人修持提供了良好的修行环境。不理性地推行随方毗尼，破坏原来推行已久的僧团制度，容易产生一些不可控因素。因为僧团的运行生态已与原来的毗尼制度形成一定的适应度，现代研究也证明僧团制度具有民主性和科学性，蕴含科学的管理因素。如果不注重吸收传承这些优良的制度层面的内容，盲目地去谋求与世俗接轨，就容易破坏原来僧团运行的生态。

另外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是：事物的特异性并不总成为其与周围环境相融的障碍，有时其鲜明特征反而能够促成其更好地切入当地的文化语境中。如与儒、道相比，佛教属于个性线面的异质文化，但其传入汉地后，却并未因其陌生怪异的面孔而被生硬隔离，反而得到了中国信众的追捧。正是由于与当时当地文化的差异性，佛教吸引了外界的关注。在与当地文化的碰撞过程中，佛教逐渐地调适自己。调适过程中，有对自身特征的坚持，也有对当地文化元素的接纳。正是这种有机的扬弃，让佛教在汉地立足并生根。如果佛教只是选择迎合当地的风俗，也就不会有古今多次的佛道之论战，也不会有当今既有个性又俨然中国化的佛教了。

总之，随方毗尼不能只强调随方，还应注意到毗尼之所以为毗尼的独特因素，即佛教制定戒律的初衷及戒律的根本精神。新中国建国之初，虚云法师等大力疾呼，反对随学日本佛教的某些成规，也正是为了保证随方毗尼中毗尼的特色不丢。禅宗的历史上，在某些禅宗祖师勇于打破名相束缚、演绎自由风格的同时，禅宗内部也一直存在严持戒律的主张，并传承延续至今。过去的虚云法师、当今的妙祥法师，都是严持毗尼的典范。对毗尼的坚守，并没有使僧团失去大众的拥护；相反，僧团因此获得了更多人的支持。众多佛教信徒对虚云法师的追慕、对妙祥法师的敬仰，就是明证。

参考文献：

[1]王邦维.略论古代印度佛教的部派及大小乘问题［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4）.

（编辑：米盛）

收稿日期：2015-10-24

作者简介：孙桂彬（1984-），男，山东大学（山东济南250100）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2012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宗教学。

中图分类号：B9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999（2016）01-0012-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