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时尚符号在现代社会的生成与流转

2016-04-04 15:35任莎莎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学报 2016年2期
关键词:符号时尚意义

任莎莎



浅议时尚符号在现代社会的生成与流转

任莎莎

时尚是一种潮流、一种趋势,它可以是一个物品也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但最终它以一种“符号化”的物的形式展现在大众面前。本文针对“时尚符号”在现代社会的产生与流转进行论证,尝试从社会根源上去挖掘“时尚符号”产生和流转的原因,目的在于从本质上把握“时尚符号”与现代社会的关系,从而更好地认识“时尚符号”在现代社会的意义。

时尚符号;现代社会;商品;现代设计

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到,今天,在我们周围,存在着一种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惊人的消费和丰盛现象,它构成了人类自然环境中的一种根本变化。恰当地说,富裕的人们不再像过去那样受到人的包围,而是受到物的包围。[1]在极度丰盛的物质面前,感到迷惑的不仅是消费者,设计师们同样感到迷惑。如何能够在这个同质化严重的市场上成功地打响自己的设计?“时尚感”无疑是很多设计师在进行设计时不可或缺的重点之一。在现代设计发展史上,设计与时尚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时尚不断演进,构成时尚的元素“时尚符号”也随之不断出现,它们与商品结合,成为吸引消费者的一种手段。

当今社会,时尚已经不是一个稀有词汇,从广义上说,时尚存在于世界上的各个领域,从政治、经济到艺术、文化、生活方式。本文所提及的是仅仅限定在服装、身体、物品的时尚,“时尚符号”则是附着于商品的时尚表征。时尚是符号的产出者,它建立在取消过去的基础上,它可以是iMac G3的半透明多彩外壳,可以是亚历山大・麦昆的骷髅头设计元素,它们出现前没有任何征兆,而出现后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拥有广泛的赞美和众多的拥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时尚符号”是一种巨大的刺激消费的力量,它让每个追随它的人变得时髦而与众不同,笔者认为,物品的“时尚符号”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它在消费环节的作用,也不仅在于它是设计师的艺术表达,它的产生与流转根植于现代社会,是现代社会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本文的目的在于讨论“时尚符号”的产出与流转过程,只有对它的产生与流转有基本的理解,才能够真正把握它,创造它。

1.“时尚符号”的生成机制

“时尚符号”产生于对同质化、去个人化的环境的反叛。现代社会中,网络与通信设备畅通无阻,人们的活动日益趋同。人们通过网络了解新闻,全球商品都可以通过网络买到,好莱坞大片在全球各地同时上映,星巴克、必胜客等连锁机构全球开花,这些现象构筑了一个倾向于同质化的世界:人们穿着雷同的服装穿梭在相似的场合之中。这一切看似有条不紊,但其中所蕴含的单一与枯燥令人感到乏味。从生理学上来看,人类需要运动,也需要安宁。波德里亚在“消费社会”中提到,作为封闭的日常生活,没有世界的幻影,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需要这种超越所产生的一些形象和符号。[2]时尚,是对同质性的生活的超越,“时尚符号”代表了一种全新的、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

二战之后,迪奥“新风貌”女装设计影响了当时的妇女,合体束腰,如同花瓣一样的裙摆与战后妇女的单调、朴素的穿着形成对比。尽管大部分女性无法承担迪奥高级时装的价格,但“新风貌”体现出来的美与优雅被当时的妇女所憧憬、期待。1998年苹果公司生产的iMac系列电脑,机型采用半透明的机壳与雕塑般的外观,各种鲜亮的色彩与当时古板、单一的台式机截然不同。地球成为一个村庄,人们却越来越要求个性的彰显,利用差异来保持独立和个性,吸引社会的注意。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综合社会调查结果表明,对“时尚消费”影响最大的是自我认同阶层,消费方式成了自我阶层建构的一个重要指标。[3]

就“时尚符号”自身而言,它具有象征性、非理性的特点。“时尚符号”与功能领域并不相关,更多的是象征性意义。正如罗兰・巴特所说,“时尚没有内容,于是它成为人们给予自己的表演,它们所具有的使无意义产生意义的这种能力的表演”[4]。时尚作为一种激情的表现,针对的是对趋同的社会的反叛。“时尚符号”不需要具备特定的含义和功能,甚至也不必具有美丑的判断,它是一种手段,是社会个人的自身形象的关照与展现。时装周上声势浩大展示的每件价格高达数十万人民币的高级时装,从剪裁、缝制到装饰完全手工量身订作,全球只有寥寥数千人的顾客人群。高级时装对于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是否无意义?显然,如果腰身裁剪多出一公分,对于时装的功能来说似乎没有什么改变,但它所象征的“量身定做”“精工细作”是上流社会的象征,将他们与普通阶层区分开来。“时尚符号”是表达个性的符号,通常来说,时尚符号与它的象征意义相关。骷髅头作为死亡、恐怖的象征为人所知,亚历山大・麦昆将骷髅元素加入他的设计当中,他设计的骷髅头戒指、丝巾带有一丝暗黑风格但并不恐怖,引发了许多追求别具一格的人群的追捧,迅速成为一种流行时尚。时尚又是非理性的,最过时的服装往往会在某一个时段卷土重来——曾经20世纪70-80年代风靡一时的喇叭裤在2015年末又重新回到了时尚媒体的视野,而同时,也伴随着“时尚符号”曾经的意义的消解——它不再具备往日的那种叛逆、个性的特点,而是作为流行的休闲服饰而存在。

2.“时尚符号”的流转机制

“时尚符号”的流转起源于基于模仿的心理基础。齐美尔以模仿作为时尚的心理学基础,他认为“模仿可以被视作一种心理遗传,以及群体生命向个体生命的过度。”“时尚符号”的产生是设计师对于趋同化产品的突破与自身艺术构思相结合的结果,但设计的物品作为商品需要通过商品流通来实现它们的价值。最初接触“时尚符号”的人总是一些时尚敏锐者,他们通常是名人、明星,通过他们的影响,时尚风潮一层一层地向外传播,而当大部分人接受了或者默认了这种时尚的时候,这轮时尚就宣告了它的死亡。“时尚符号”在时尚传播的过程中就如同DNA一般,只不过它并不是依照血缘关系,而是一种自上而下,自内而外的模仿过程。但是,时尚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个性的标榜,同时它也表现了一种群体团结,正如伊丽莎白・威尔逊所说,“在不断的变化中,时尚只能是产生出顺从……要穿着入时就既要如众不同又能融入人群,既要独一无二又能顺应大众”[5]。“时尚符号”是一个团体的标榜,没有谁能够脱离时尚而存在,即使是最不关心时尚的人,他们也自然成为一个团体,而他们在街边随意买到的廉价T恤上也会印着当季最流行的LOGO。

“时尚符号”的流转同样依靠于传媒科技的发展。“时尚符号”是一种视觉艺术形式,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们留着邋遢的长发、穿着奇装异服,骑着哈雷摩托招摇过市,他们蔑视传统,鄙视主流社会的生活,但他们的一切——包括他们的“反叛”行为,都在大众传媒的巨大力量下融入了主流文化,包括反核战符号在内的、具有强烈嬉皮士意味的符号也被主流文化收编,成为了一种“时尚符号”。在20世纪之前,印刷媒介是主要的传播媒体,它的时效性不强,而且受到文化程度的制约,文盲和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不能充分使用这种媒介,因而时尚所流行的圈子只在所谓的上流阶层,比较狭窄。20世纪以来,随着电视等电子媒介的诞生和发展,大众传播推动了时尚的发展,推动了“时尚符号”的传播。最先将时尚流行文化融入主流文化的媒介无疑是电影和电视,它们造就了熠熠生辉的明星,而电影明星们所穿着的时尚的服装成为大众理想中美的范式——奥黛丽・赫本就对纪梵希的时装情有独钟,尽管这些高级服装对于大部分人来讲是遥不可及的。

“时尚符号”流转的本质在于它的不可颠覆性。时尚提供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平衡,具有自我毁灭的性质。时尚的壮大会导致自己的死亡,因为一件事物的广泛发展会抵消它的独特性。正因为时尚是流动的,不是僵硬的,每一轮时尚都有它的生存周期,而当这一轮的时尚走向死亡的时候,下一轮的时尚早已出现。正如研究学者所言,“时尚的本质存在于这样的事实中:时尚总被特定人群中的一部分人所运用,他们中的大多数只是在接受它的路上,一旦一种时尚被广泛地接受,我们就不再把它叫做时尚了”[6]。时代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审美,如今更是一个审美多元化的时代,不同的时尚在不同的场合应用。马塞尔・达内西在《香烟、高跟鞋及其它有趣的东西》里提到,一个青年,在少年时候喜欢将自己打扮成哥特青年,但当他在一家银行获得面试机会后,他抹掉了身上的“哥特”符码,而穿上了一套得体的装扮——西装、领带、白衬衫。两种截然相反的“时尚符号”在这里交替,可以说正是时尚的冲突感造成了时尚的活力,对时尚敏感的人而言,时尚是用来追逐的,而有些人对时尚反感,这些人同样也是一种追求时尚的人——“反时尚”也是一种时尚。“如果摩登是对社会样板的模仿,那么,有意地不摩登实际上也表示着一种相似的模仿,两者的差别仅在于是以积极的方式或消极的方式依赖社会潮流的力量,……,时尚是不可能被颠覆的,因为它没有可以与之形成矛盾的参照物”[7]。现代社会中,无论个人对于时尚是持何态度,都不免受到“时尚符号”的裹挟,融入到时代发展的洪流当中。

3.小结

时尚是对同质化的反叛,它要求个性和差异,但它又是对既定模式的模仿,将个人的行为引向一个群体;时尚符号建构意义,但它也可以将意义消解。正如波德里亚所说“时尚既可以被当成最浅薄的游戏,也可以被当成最深刻的社会形式”[8]。时尚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一种循环,它建构意义又消解意义,超越美与丑、有用与无用,“时尚符号”周而复始的出现,其象征意义却在不停的变化。

对于“时尚符号”的研究根源于现代社会,设计师的奇思妙想与大众的接受是“时尚符号”在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环节,但它的产生与流转从本质上说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的同质性使“时尚符号”脱颖而出,大众传媒又使它广为人知。它没有明确的指向,这使它能够一再建构并消解自身的意义,在现代社会周而复始地轮回。

注释:

[1][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1

[2]同[1],12

[3]胡荣,陈斯诗.时尚消费的符号意义与社会阶层建构[J].社会科学研究,2008(6)

[4][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M].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203

[5][英]伊丽莎白・威尔逊.时尚与现代性[J].白玉力译.艺术设计研究,2012

[6][法]齐奥尔特・齐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77

[7][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0.132

[8]同[7],113

1.[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刘成富,全志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

2.[法]让・波德里亚.象征交换与死亡[M].车槿山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00

3.[法]罗兰・巴特.流行体系[M].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4.[法]齐奥尔特・齐美尔.时尚的哲学[M].费勇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

5.胡荣,陈思诗.时尚消费的符号意义与社会阶层建构[J].科学社会研究,2008

6.[英]伊丽莎白・威尔逊.时尚与现代性[J].白玉力译.艺术设计研究,2012

任莎莎 鲁东大学艺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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